今年三月，许知远主持的人文访谈节目《十三邀》，对话了当代著名史学大家——许倬云。也正是这期节目，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位先天残疾、饱经战乱，却一生孜孜不倦、著作等身的华人历史学家。
许知远评价他，“属于在新旧两个世界之间的人物。他触摸到旧文明系统的夕阳，同时又有中国文人中少见的西方式的知识训练。”
他一生治学，学贯中西。先后任台大历史系主任、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还曾是作家王小波的老师，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去年，《万古江河》这本书还被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作为赠书，随录取通知书寄给大学新生。在致新生的信中，他称此书为“一本视野开阔、见解独到的中国历史文化力作”。
他就像一个宝藏，在充满思想迷雾的当下，更是值得我们去“借智”的对象。
节目中，耄耋之年的许倬云老先生，直击当下浮躁、焦虑、缺少目标和意义的病症，提出了许多富有理性精神与现实情怀的观点，激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许倬云也对当下的教育，有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他毫不掩饰对今天大学教育的失望，并对网络时代的“检索式知识分子”充满担忧。
少年时求学的许倬云
节目播出后，栏目组又向读者征集了很多切中当下疫情和时代的提问，包括留学生的精神困境、信息爆炸时代的思考与学习、浮躁环境中个人的力量感等。
几天前，许倬云老先生通过视频的方式，也对这些问题，给予了悉心回复，不乏真知灼见。
外滩君整理了许倬云在节目中的对谈，和他给青年学生的最新回复，分享这位跨文化、通古今的大家学者，带给我们的智慧和抚慰。
著名历史学家 许倬云
“伤残之人，不败不馁”
命运对许倬云的捶打，是沉痛的。
他患有先天肌肉萎缩，出生时手脚都是弯的，手掌内屈，足背向地。8岁之前都不能走路，活动范围最多只能到家门口，不能玩耍，没有朋友。
之后，他就坐在竹筒做的凳子上，手拉着竹筒跳，半寸半寸地跳。直到13岁，他才可以拄了棍稍微移动。
童年许倬云（左一）
也因此，小时候，许倬云基本没上过学，就在家里看父亲书房里的书，主要是武侠小说、以及历史、地理方面的“闲书”。
抗战期间，父亲在前线工作，一家人经常要在前线附近躲避战乱，可是无论多难，父亲常常和他在灯下阅读，一起听BBC，给他念《大公报》的社评。
日后他回忆，“父亲给我的这套教育和别人不太一样，他给我的教育就像英国式的全科教育，他教我做一个懂得历史的人，教我战争史、地理、政治学、外交、文辞等。”
有段时间，许倬云迷上武侠小说，父亲劝他：“你别老看武侠小说，好好看看《史记》！”
于是，一个10岁的孩子，从《史记》《左传》到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再到《大公报》《时与潮》这样的时事报刊，读得不亦乐乎。
尽管先天伤残，未能像哥哥姐姐那样入学，他却感恩命运的机缘，让自己从父亲那里得到了充足的“人生养分”。
而母亲，带给自己的言传身教，最重要的是“诚实”，最着意培养的是“对别人宽厚”。他感激母亲的坚韧，让他在颠沛避难的战争岁月里，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
少年时期目睹战乱，也让许倬云始终对时代齿轮下的个体、百姓，有着最深切的关怀。时至今天，耄耋之年的他，在节目中谈起战争裹挟下个体的惨痛命运，还一度哽咽落泪。
因为对人的关怀，他致力于大众史学，不写王侯将相，不讲开疆辟土，只“为老百姓写史”。他的书里，也充满了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
抗战胜利后，15岁的许倬云就读无锡辅仁中学。
许倬云母校无锡辅仁中学
他回忆，这所学校给了自己很好的学术氛围。学校规模不大，师生之间的关系融洽，老师们都是饱学之士。教育是启发式的，除了上课，老师经常会让学生看很多课外的东西。
在随家人迁居台湾后，许倬云考取了台大外文系，杂读群书，并在台大校长傅斯年的建议下，走上了历史学的道路。
因为当时台大学生少，名师很多，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选择不同的课题。广阔的学习背景，也让他日后的历史研究，跨了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
许倬云回忆，学生时代和老师的联系相当密切，他不单单可以在课堂上学习，还可以到老师的研究室随时请教，甚至到老师的家里去讨论问题。
无论是一对一的研究探讨、没有上下课的概念，还是先生们授课的旁征博引，都让他感慨万分，“大概是现代的大学生很难碰到的吧。”
台大毕业后，经胡适推荐，他进入美国芝加哥攻读博士学位。留学期间，最让他受益匪浅的，就是要始终不忘独立思考。
青年时期的许倬云
在芝加哥大学课堂上，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威尔逊常说一句话，“我们不知道”。
有一位日本学生问：“究竟我们知道的是什么？” 威尔逊回答：“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
这句话让许倬云醍醐灌顶，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比追寻答案更重要的，是追寻问题”，这也成了他一生治学求索的方向。
最大的精神危机
是找不到目标和意义
因为在两种世界下成长，许倬云喜欢去关照和思考更辽阔的事物。
在最新出版的《许倬云说美国:一个不断变化的现代西方文明》一书中，许倬云结合自己客居美国60年的亲身经历，零距离观察美国的历史与现实。
书中，他以历史学、社会学相结合的敏锐视角，讲述从“五月花”号到特朗普的美国发展，以及近年来的衰败、冲突与问题。
这些思考，无不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致力于探讨中国和世界文明真谛的使命感。
这位跨文化、通古今的大学者，并非一味埋头历史研究，他也对时代和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
节目中，他直言对今天大学教育的失望，“尤其是美国式大学教育，最大缺陷是它零碎，像是吃自助餐一样。”为大问题做注脚的人越来越少，答案都是现成的，学习和研究就像在吃思想上的“麦当劳”。
而在许倬云看来，更为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是，“人找不到目的，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于是无所适从。”
尤其今天网络媒体上，人们都在被别人影响。在讯息的汪洋大海里，不知道怎么选择、判断，也不知道人生往哪个方向走，人生活着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
这也导致，患上“空心病”的学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追逐潮流文化，被消费主义绑架，找不到人生目标和意义的现状，感到忧心。
但是，“空心病”并非无解。
许倬云相信，这个时代的信息资源极大丰富，同样给了每个人“自救”的机会。“无论是书刊、信息、搜索工具，只要肯用心，一个人完全可以自己从基本的阅读能力、最起码的思考训练底子上，可以自己摸出道路来。”
当然，想要找到人生的目标和意义，还要“向内求”寻找归属，寻找自己的理想境界。
许倬云
先天的伤残经历，让许倬云从小就明白了“往里走，安顿自己”的可贵。
小时候，他曾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做任何事，只能坐在门槛上，看蚂蚁搬家；或是坐在凳子上，看哥哥姐姐们在奔跑跳跃。尽管不能参与游戏，他也以欣赏者的角色，自得其乐。许倬云将这称为“自我排遣，寻找安顿自己的地方。”
这份不争不抢、向内求的心境，正是他始终保持从容、无论怎样的困难坎坷里，都能挣扎站起来的力量之源。
他坚信：“无论何时，我们都可以获得自身的意义和价值。”
今天的教育
培养不出“知识分子”
许倬云对今天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也不无担忧。
在他看来，教育最大的功用，是能让人有一种超越未见的远见，激励我们去探索已知之外的未知。
的确，从黑洞照相，到卫星探月，人类正在借助科技、推理、理论、甚至是哲学，日益丰富人类的所见所闻和认知系统。
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教育，还应该让我们去设想，未来的社会将如何发展？未来的世界还可能是什么样？”
总结来说，就是超越具体的技术和工具层面，去思考专业背后的伦理和更深远的人文关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理学家张载所提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自我鞭笞的四个维度，正是许倬云心目中理想的“知识分子”该有的追求。
他感到遗憾是，在今天这个缺少理想的时代里，我们很难再培养一批像这样的知识分子。“今天的大学教育，已经不能再完成重建知识分子传统的使命。教育培养出来的，是过日子的凡人。”
今天的教育，正培养出有越来越多的“只问小问题，不问大问题”的专家、专业研究者，却缺少真正有批判精神、有独立之意志、思想之自由的知识分子。
当然，这和今天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资讯大爆发，也有关系。
每一天，我们都在被网络上各种信息所刺激，捕捉最新鲜、最热门的动态，“思考”的空间被挤压；另一方面，便捷的信息搜索工具，也让所有问题的答案变得唾手可得，“思考”的动力被削弱。
也因此，许倬云感慨，“今天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网络（Cyber）知识分子。他们更像是检索机器，而不是思考者。”
毕竟，真正的“掌握知识”和“搜索知识”是两回事。前者是全貌地学习、了解和思考，后者却是信息碎片的复制和搬运。
可是，在无穷无尽的知识面前，学习者的时间和精力却是有限的，该如何下手？
一位大三学生在给许倬云来信中，就表达了这一困惑。
“当代的压力迫使我们去学习更多知识和技能，可是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有限，什么都没有做到极致，导致自己碌碌无为。要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内心丰富且有力量的人？”
许倬云的建议是，要在资讯的海洋中，保持分析知识和综合知识的能力。
只有能懂得如何分析问题，对周遭的世界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人才能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判断力。他相信，人通过这样的知识训练，有了判断力，才能拥有真正的冷静和安定。
而我们每个人读书，就是为了取得一种判断世界的能力，它比学位重要的多。
后疫情的世界里
我们该如何自处
一直以来，留学生群体因为文化差异、社交隔阂、甚至是种族歧视，面临着一定的精神压力。
如今，全球疫情的爆发和不友好的留学政策，更加重了留学生的“精神困境”。
当现有的世界秩序正不断被瓦解，全球化和多元主义受到质疑和挑战，留学生们该扮演什么样的历史角色？他们该如何理解自己的多重文化背景，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面对留学生群体的疑惑，许倬云给的建议是，在文化背景里面守住自己，再找寻朋友。
许倬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期间的留影
什么叫“守住自己”？就是秉承自己的价值观，哪怕在陌生的国度和文化环境里，也要问心无愧地做事，坚守自己的处事原则和道德底线。
至于“找寻朋友”，他希望留学生们能够重建中国文化里人群互动的传统，不再做一个疏离的孤独者。想办法和周边的朋友、同学，建立起一个“彼此有联结，能互相帮忙”的小群体。
当然，这个小群体并不需要局限在华人或是亚裔社交圈。不管怎样，在和别人相处时，“彼此多一分尊敬，多管一点闲事，主动多付出一点，自己也就不会感到孤独。”
许倬云回忆自己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最好的朋友，既有有香港的，有犹太裔美国人，还有一个爱尔兰人。
虽然彼此之间的文化背景不同，但完全可以丢掉一切，互相帮忙，互相安慰，互相协作，培养出很深的友谊。
当然，对于任何一位学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人生目标的确定。越是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越是要坚定自己的人生目标。
在许倬云看来，人生目标的确定，应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那就是存在于这世界上，人要有尊严，不屈服自己去求取荣华富贵，甚至只是求取一个更好待遇。
因此，他建议青年学生，“假如你的兴趣不在做医生，你不要勉强自己做医生；你兴趣在学文学，你可能穷一点，也想办法学文学去，你自己选择自己生命发展的方向。”
总之，追寻自己的兴趣方向，而不是追逐外界的名声、财富、成功，这样我们才可能收获一份“世人不知余心”的安定。
什么是“世人不知余心”？“就好像我站在水池边，看到水面上漂了几片浮萍，天上的云彩在水池里飘过去，我享受此刻的安静，和内心世界的平静。这份安定甚至不需要别人的理解和认同。”
经历过新冠肺炎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灾难，当很多人都对疫情后的世界充满怀疑，担心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变得更加脆弱，而许倬云却对此抱有乐观。
他相信，灾难后大家会更懂得互相帮忙，互相关心，互相分忧、分享。它会让我们更感恩今天的所有，“就好像让你忽然觉得两条腿没有了，你才爱惜今天能走路。”
同时，这场疫情也必然将影响我们看待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只有失望之人，只有无可奈何之人，才会思考生活的意义。”许倬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人去思考，这些过去不曾去想、顺境里不会去想的问题。
回到许知远在节目中的提问：如果一个人不甘心，力量又很微薄，他怎么应对这样一个时代和潮流，怎么自我解救呢？
在某种意义上，思考生活的意义，正是许倬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今年三月，许知远主持的人文访谈节目《十三邀》，对话了当代著名史学大家——许倬云。也正是这期节目，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位先天残疾、饱经战乱，却一生孜孜不倦、著作等身的华人历史学家。
许知远评价他，“属于在新旧两个世界之间的人物。他触摸到旧文明系统的夕阳，同时又有中国文人中少见的西方式的知识训练。”
他一生治学，学贯中西。先后任台大历史系主任、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还曾是作家王小波的老师，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去年，《万古江河》这本书还被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作为赠书，随录取通知书寄给大学新生。在致新生的信中，他称此书为“一本视野开阔、见解独到的中国历史文化力作”。
他就像一个宝藏，在充满思想迷雾的当下，更是值得我们去“借智”的对象。
节目中，耄耋之年的许倬云老先生，直击当下浮躁、焦虑、缺少目标和意义的病症，提出了许多富有理性精神与现实情怀的观点，激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许倬云也对当下的教育，有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他毫不掩饰对今天大学教育的失望，并对网络时代的“检索式知识分子”充满担忧。
少年时求学的许倬云
节目播出后，栏目组又向读者征集了很多切中当下疫情和时代的提问，包括留学生的精神困境、信息爆炸时代的思考与学习、浮躁环境中个人的力量感等。
几天前，许倬云老先生通过视频的方式，也对这些问题，给予了悉心回复，不乏真知灼见。
外滩君整理了许倬云在节目中的对谈，和他给青年学生的最新回复，分享这位跨文化、通古今的大家学者，带给我们的智慧和抚慰。
著名历史学家 许倬云
“伤残之人，不败不馁”
命运对许倬云的捶打，是沉痛的。
他患有先天肌肉萎缩，出生时手脚都是弯的，手掌内屈，足背向地。8岁之前都不能走路，活动范围最多只能到家门口，不能玩耍，没有朋友。
之后，他就坐在竹筒做的凳子上，手拉着竹筒跳，半寸半寸地跳。直到13岁，他才可以拄了棍稍微移动。
童年许倬云（左一）
也因此，小时候，许倬云基本没上过学，就在家里看父亲书房里的书，主要是武侠小说、以及历史、地理方面的“闲书”。
抗战期间，父亲在前线工作，一家人经常要在前线附近躲避战乱，可是无论多难，父亲常常和他在灯下阅读，一起听BBC，给他念《大公报》的社评。
日后他回忆，“父亲给我的这套教育和别人不太一样，他给我的教育就像英国式的全科教育，他教我做一个懂得历史的人，教我战争史、地理、政治学、外交、文辞等。”
有段时间，许倬云迷上武侠小说，父亲劝他：“你别老看武侠小说，好好看看《史记》！”
于是，一个10岁的孩子，从《史记》《左传》到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再到《大公报》《时与潮》这样的时事报刊，读得不亦乐乎。
尽管先天伤残，未能像哥哥姐姐那样入学，他却感恩命运的机缘，让自己从父亲那里得到了充足的“人生养分”。
而母亲，带给自己的言传身教，最重要的是“诚实”，最着意培养的是“对别人宽厚”。他感激母亲的坚韧，让他在颠沛避难的战争岁月里，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
少年时期目睹战乱，也让许倬云始终对时代齿轮下的个体、百姓，有着最深切的关怀。时至今天，耄耋之年的他，在节目中谈起战争裹挟下个体的惨痛命运，还一度哽咽落泪。
因为对人的关怀，他致力于大众史学，不写王侯将相，不讲开疆辟土，只“为老百姓写史”。他的书里，也充满了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
抗战胜利后，15岁的许倬云就读无锡辅仁中学。
许倬云母校无锡辅仁中学
他回忆，这所学校给了自己很好的学术氛围。学校规模不大，师生之间的关系融洽，老师们都是饱学之士。教育是启发式的，除了上课，老师经常会让学生看很多课外的东西。
在随家人迁居台湾后，许倬云考取了台大外文系，杂读群书，并在台大校长傅斯年的建议下，走上了历史学的道路。
因为当时台大学生少，名师很多，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选择不同的课题。广阔的学习背景，也让他日后的历史研究，跨了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
许倬云回忆，学生时代和老师的联系相当密切，他不单单可以在课堂上学习，还可以到老师的研究室随时请教，甚至到老师的家里去讨论问题。
无论是一对一的研究探讨、没有上下课的概念，还是先生们授课的旁征博引，都让他感慨万分，“大概是现代的大学生很难碰到的吧。”
台大毕业后，经胡适推荐，他进入美国芝加哥攻读博士学位。留学期间，最让他受益匪浅的，就是要始终不忘独立思考。
青年时期的许倬云
在芝加哥大学课堂上，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威尔逊常说一句话，“我们不知道”。
有一位日本学生问：“究竟我们知道的是什么？” 威尔逊回答：“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
这句话让许倬云醍醐灌顶，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比追寻答案更重要的，是追寻问题”，这也成了他一生治学求索的方向。
最大的精神危机
是找不到目标和意义
因为在两种世界下成长，许倬云喜欢去关照和思考更辽阔的事物。
在最新出版的《许倬云说美国:一个不断变化的现代西方文明》一书中，许倬云结合自己客居美国60年的亲身经历，零距离观察美国的历史与现实。
书中，他以历史学、社会学相结合的敏锐视角，讲述从“五月花”号到特朗普的美国发展，以及近年来的衰败、冲突与问题。
这些思考，无不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致力于探讨中国和世界文明真谛的使命感。
这位跨文化、通古今的大学者，并非一味埋头历史研究，他也对时代和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
节目中，他直言对今天大学教育的失望，“尤其是美国式大学教育，最大缺陷是它零碎，像是吃自助餐一样。”为大问题做注脚的人越来越少，答案都是现成的，学习和研究就像在吃思想上的“麦当劳”。
而在许倬云看来，更为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是，“人找不到目的，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于是无所适从。”
尤其今天网络媒体上，人们都在被别人影响。在讯息的汪洋大海里，不知道怎么选择、判断，也不知道人生往哪个方向走，人生活着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
这也导致，患上“空心病”的学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追逐潮流文化，被消费主义绑架，找不到人生目标和意义的现状，感到忧心。
但是，“空心病”并非无解。
许倬云相信，这个时代的信息资源极大丰富，同样给了每个人“自救”的机会。“无论是书刊、信息、搜索工具，只要肯用心，一个人完全可以自己从基本的阅读能力、最起码的思考训练底子上，可以自己摸出道路来。”
当然，想要找到人生的目标和意义，还要“向内求”寻找归属，寻找自己的理想境界。
许倬云
先天的伤残经历，让许倬云从小就明白了“往里走，安顿自己”的可贵。
小时候，他曾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做任何事，只能坐在门槛上，看蚂蚁搬家；或是坐在凳子上，看哥哥姐姐们在奔跑跳跃。尽管不能参与游戏，他也以欣赏者的角色，自得其乐。许倬云将这称为“自我排遣，寻找安顿自己的地方。”
这份不争不抢、向内求的心境，正是他始终保持从容、无论怎样的困难坎坷里，都能挣扎站起来的力量之源。
他坚信：“无论何时，我们都可以获得自身的意义和价值。”
今天的教育
培养不出“知识分子”
许倬云对今天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也不无担忧。
在他看来，教育最大的功用，是能让人有一种超越未见的远见，激励我们去探索已知之外的未知。
的确，从黑洞照相，到卫星探月，人类正在借助科技、推理、理论、甚至是哲学，日益丰富人类的所见所闻和认知系统。
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教育，还应该让我们去设想，未来的社会将如何发展？未来的世界还可能是什么样？”
总结来说，就是超越具体的技术和工具层面，去思考专业背后的伦理和更深远的人文关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理学家张载所提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自我鞭笞的四个维度，正是许倬云心目中理想的“知识分子”该有的追求。
他感到遗憾是，在今天这个缺少理想的时代里，我们很难再培养一批像这样的知识分子。“今天的大学教育，已经不能再完成重建知识分子传统的使命。教育培养出来的，是过日子的凡人。”
今天的教育，正培养出有越来越多的“只问小问题，不问大问题”的专家、专业研究者，却缺少真正有批判精神、有独立之意志、思想之自由的知识分子。
当然，这和今天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资讯大爆发，也有关系。
每一天，我们都在被网络上各种信息所刺激，捕捉最新鲜、最热门的动态，“思考”的空间被挤压；另一方面，便捷的信息搜索工具，也让所有问题的答案变得唾手可得，“思考”的动力被削弱。
也因此，许倬云感慨，“今天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网络（Cyber）知识分子。他们更像是检索机器，而不是思考者。”
毕竟，真正的“掌握知识”和“搜索知识”是两回事。前者是全貌地学习、了解和思考，后者却是信息碎片的复制和搬运。
可是，在无穷无尽的知识面前，学习者的时间和精力却是有限的，该如何下手？
一位大三学生在给许倬云来信中，就表达了这一困惑。
“当代的压力迫使我们去学习更多知识和技能，可是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有限，什么都没有做到极致，导致自己碌碌无为。要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内心丰富且有力量的人？”
许倬云的建议是，要在资讯的海洋中，保持分析知识和综合知识的能力。
只有能懂得如何分析问题，对周遭的世界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人才能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判断力。他相信，人通过这样的知识训练，有了判断力，才能拥有真正的冷静和安定。
而我们每个人读书，就是为了取得一种判断世界的能力，它比学位重要的多。
后疫情的世界里
我们该如何自处
一直以来，留学生群体因为文化差异、社交隔阂、甚至是种族歧视，面临着一定的精神压力。
如今，全球疫情的爆发和不友好的留学政策，更加重了留学生的“精神困境”。
当现有的世界秩序正不断被瓦解，全球化和多元主义受到质疑和挑战，留学生们该扮演什么样的历史角色？他们该如何理解自己的多重文化背景，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面对留学生群体的疑惑，许倬云给的建议是，在文化背景里面守住自己，再找寻朋友。
许倬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期间的留影
什么叫“守住自己”？就是秉承自己的价值观，哪怕在陌生的国度和文化环境里，也要问心无愧地做事，坚守自己的处事原则和道德底线。
至于“找寻朋友”，他希望留学生们能够重建中国文化里人群互动的传统，不再做一个疏离的孤独者。想办法和周边的朋友、同学，建立起一个“彼此有联结，能互相帮忙”的小群体。
当然，这个小群体并不需要局限在华人或是亚裔社交圈。不管怎样，在和别人相处时，“彼此多一分尊敬，多管一点闲事，主动多付出一点，自己也就不会感到孤独。”
许倬云回忆自己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最好的朋友，既有有香港的，有犹太裔美国人，还有一个爱尔兰人。
虽然彼此之间的文化背景不同，但完全可以丢掉一切，互相帮忙，互相安慰，互相协作，培养出很深的友谊。
当然，对于任何一位学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人生目标的确定。越是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越是要坚定自己的人生目标。
在许倬云看来，人生目标的确定，应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那就是存在于这世界上，人要有尊严，不屈服自己去求取荣华富贵，甚至只是求取一个更好待遇。
因此，他建议青年学生，“假如你的兴趣不在做医生，你不要勉强自己做医生；你兴趣在学文学，你可能穷一点，也想办法学文学去，你自己选择自己生命发展的方向。”
总之，追寻自己的兴趣方向，而不是追逐外界的名声、财富、成功，这样我们才可能收获一份“世人不知余心”的安定。
什么是“世人不知余心”？“就好像我站在水池边，看到水面上漂了几片浮萍，天上的云彩在水池里飘过去，我享受此刻的安静，和内心世界的平静。这份安定甚至不需要别人的理解和认同。”
经历过新冠肺炎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灾难，当很多人都对疫情后的世界充满怀疑，担心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变得更加脆弱，而许倬云却对此抱有乐观。
他相信，灾难后大家会更懂得互相帮忙，互相关心，互相分忧、分享。它会让我们更感恩今天的所有，“就好像让你忽然觉得两条腿没有了，你才爱惜今天能走路。”
同时，这场疫情也必然将影响我们看待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只有失望之人，只有无可奈何之人，才会思考生活的意义。”许倬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人去思考，这些过去不曾去想、顺境里不会去想的问题。
回到许知远在节目中的提问：如果一个人不甘心，力量又很微薄，他怎么应对这样一个时代和潮流，怎么自我解救呢？
在某种意义上，思考生活的意义，正是许倬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