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小星是美中两国关系开始交恶下，较早受到牵连的华裔学者之一。
2024年11月2日
差不多过去十年了，华裔物理学家郗小星依然清楚记得2015年5月的一天发生的事。
那是早上7点左右，他和太太以及两个女儿还在睡觉，突然听到急促的敲门。 “敲的非常用力，声音非常大，是一种你从来没听过的敲门声，感觉门就要应声倒下了”。匆忙中，他只穿上短裤就去开门。
他看到约十几人站在门口，有些人带着枪。这些人自称是联邦调查局人员，在确认郗小星的身分后，他们用手铐将他铐起来。紧接着，几个人冲进来房子，大声叫喊发出命令。郗小星的太太从卧室走出，举着枪的调查员命令她举起手走出来。随后他的两个女儿也走出房间。
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涉嫌经济间谍活动逮捕了这位在中国出生的超导技术领域的知名学者，指控他犯下四项电信诈欺罪，涉及帮助中国发展超导领域的竞争力。
几个月后，司法部撤销了指控。但这件事对他和他的家人留下了挥之不去阴影。
“我觉得明智的做法是，不要再与中国有任何瓜葛，”郗小星对BBC说。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长大的他说，被捕时脑海浮现文革中人们被诬陷、迫害和骨肉分离的情景。“我是一个科学家，我对司法系统完全没有经验，我真的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再次见到家人，文化大革命一次又一次在我脑海中出现。”
中美关系降温，华裔科学家倍感寒意
欧巴马（奥巴马，Barack Obama）时代后期，美中关系降温，两国在南海等问题上开始出现重大分歧，美中之间的互信转差。于此同时，欧巴马政府加快“重返亚洲”的部属，以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进入川普（特朗普，Donald Trump）时期，美中在贸易、科技等领域持续冲突，双边关系急转直下。2018年，美国司法部启动了“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目标是透过阻止向中国转移资讯和技术，打击经济间谍活动。华裔科技人员首当其冲。
在拜登（Joe Biden）任期内，双边关系依然紧张，但2022年，美国司法部承认“中国行动计划”带来种族偏见，终止了该项目。
不过，在双边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令人担忧该项目有可能重启。
“光是今年就有多次立法努力试图恢复‘中国行动计划’，它再次被列入拨款法案中。因此不幸的是，这是一场持久的抗争”，亚裔学者论坛（Asian American Scholar Forum）执行董事吉塞拉·佩雷斯·草川（Gisela Perez Kusakawa）对BBC说。
今年9月，众议院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恢复“中国行动计划”。这项法案不太可能在目前由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取得进展，但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有可能改变这种情况。
“这次的大选对华裔科学家来说至关重要”，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对BBC说。他解释，过去“中国行动计划”是行政措施，现在是推动立法，如果通过，意味着更严格的监管措施，例如对与中国机构的合作加强监督。
受访科学家表示，政府有必要担心国家安全，打击间谍活动；只不过，打击的手法出现问题，令他们成为地缘政治紧张下的替罪羊。
在郗小星的办公室里，至今还摆放着北京大学聘请他的证书。
郗小星1957年出生于中国北京，在获得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后到德国从事研究。1989年移居美国，后来加入美国国籍，也成为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物理系的教授。
和许多华裔科学家一样，郗小星怀抱美国梦来到这里，认为可以更好地发展科学研究。但他没想到的是，如今美国的科学研究环境已经不是原先想像的那样。
他目前仍在天普大学任职。被捕那年，有两位研究教员、两位博士后研究助理、11名研究生和一些本科生，以及９个由联邦赞助的研究计划。目前，他只剩下两位研究教员和一个研究计划。
在学术界，研究人员参与全球合作并从国际机构获得资金很常见。与许多科学家一样，郗小星也曾招收不少中国学生，与中国科研机构合作进行超导技术领域的研究。2005年至2007年期间，他自己还被聘请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不过，现在这些合作往往受到更严格的审查，各机构都在努力平衡开放研究与安全问题。
多年来，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估计受到的经济损失将达到数百亿美元，甚至高达千亿。在欧巴马政府执政后期，执法力力度开始大幅提升。2014年5月，美国司法部指控五名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对美国进行网路攻击，窃取商业机密，这是美国以商业间谍罪名控告外国公职人员的罕见之举。
到了川普时期，对华强硬成了华盛顿共识。“中国行动计划”推出后，中国实施多年的高科技人才计划“千人计划”受到美方的关注，被认爲通过科学家把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研发的技术转移到中国。该计划下，数以百计的顶尖科学家，包括许多华裔学者加入中国的科研机构，以全职或兼职聘用方式参与中国研究项目科研机构。
根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从2019年开始，“中国行动计划”专注于重点转向学术界，多起案件以“研究诚信”（research integrity）问题为由对科学家提出指控，其中最突出的是在申请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等联邦基金时，未有全面揭露与中国科研机构的关系及收入来源。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对77个案件和150多名被告（接近90%是中国移民）做了调查，其中有23起（30%）涉及“研究诚信”议题，涉及健康医学、人工智慧等领域。不过，有些工作与国家安全或窃取商业机密没有明显关联。
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说，“中国行动计划”实施前后的本质差异在于，之前调查行动限制在技术层面，实施后扩大到资讯披露层面。
“这意味着可以无限扩大对中国科学家的调查，这本身带有主观性。”
科学家妻子:“我才应该是第一个控诉的人”
前堪萨斯大学化学系副教授陶丰是在计划该实施后第一位被起诉的华人教授。他曾申请中国福州大学的“长江学者”——中国教育部下的一项人才项目，之后出现的一系列事情成为被调查的关键。
2019年，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告诉法官，表示收到消息指陶丰被中国政府利用，转移美国的智慧财产权。当年8月，陶丰被逮捕。检察官称，他对堪萨斯大学和两个为他的研究提供资助的联邦机构隐瞒了他与中国一所大学的关系。2020年6月，陶丰被指控犯下十项罪行，包括电信诈欺和虚假陈述。
2022年4月，陪审团裁定他犯有三项电信诈欺罪和一项虚假陈述罪。9月，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推翻了前三项，保留了最后一项。政府律师要求判处陶丰30个月监禁和10万美元罚款，但2023年1月，堪萨斯州地方法院法官做出了最低量刑缓刑的裁决，除了100美元“特别评估”费用外，无需缴纳罚款。在这段期间，陶丰总共在监狱待了一个星期。
堪萨斯州地方法院的法官当年称，陶丰教授没有接受中国大学的任职，也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不过，法官的确指责他未能在堪萨斯大学2019年的一份利益冲突表格中披露此行。
后来，陶丰对最后一项定罪提出上诉。今年7月，联邦上诉法院推翻了该判决，法院宣布陶丰无罪。
陶丰被堪萨斯大学停职，目前仍在与大学交涉复职事宜，因此没有接受访问。
堪萨斯大学在截稿前没有回覆BBC的查询。
陶丰和他的妻子彭鸿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一定要证明陶丰的清白。
陶丰的妻子彭鸿在接受BBC访问时说，陶丰教授每天至少工作16个小时，一个星期几乎每天都在工作。“他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纯粹的热爱科学的科学家，不在乎钱，也不在乎自己付出了多少，我不敢相信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他身上。”
“我觉得如果这辈子谁要控诉他，我才应该是第一个控诉的人，”彭鸿说。
身为陶丰的妻子，彭鸿这位来自中国四川的超音波技师，为了多赚点钱打官司，她每周至少工作6天，每天12个小时，都是晚班。过去四年多耗费了这个家庭230多万美元，透过到处借钱和群众募资等方式筹集，至今仍欠着100多万美金。
一次，彭鸿在连续工作了24小时后，开车在一个路口的红绿灯停下，突然忘了自己在哪里。而那条路是她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
“那种感觉真的特别害怕，我觉得如果我倒下了，我先生、我孩子、我们整个家就都完了，太可怕的感觉，”彭鸿哽咽地说。
匆匆收场的“中国行动计划”
“中国行动计划”实施后，校园里的象牙塔也成为调查间谍的地方。
2022年2月，美国司法部宣布终止备受争议的“中国行动计划”。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马修‧奥尔森（Matthew Olsen）当天宣布了这项变更。
奥尔森表示，司法部此前对该计划进行了为期数月的审查，并得出结论：亚裔美国人和学者社区长期以来对该计划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他们一直认为该计划不仅助长了歧视，还损害了美国吸引顶尖人才和追求尖端研究的努力。
根据麻省理工技术评论，“中国行动计划”启动三年后，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被告被定罪。在148名被指控的人中，只有40人认罪或被判有罪，而定罪比最初提出的指控要轻。相较之下，根据皮尤研究中心，联邦刑事案件中约90%都以认罪告终。
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今年7月发表了一项调查，发现在2010年至2021年期间，总共有将近2万名华裔科学家离开了美国。在这十多年中，每年离开科学家的数目稳定成长，从900名增加到2,621名，几乎增加了两倍。
这项调查还显示，在美国司法部于2018年实施“中国行动计划”以后，离开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比之前增幅加大，达到了75%，其中三分之二的科学家去了中国。离开的科学家涉及不同领域，其中遭遇最严重出走的是生命科学领域，光在2021年一年，就有超过1,000名该领域的科学家离开美国。
加拿大籍华裔科学家胡安明说，他没有考虑离开美国，因为他仍然相信，美国拥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能够确保他的安全和清白。
胡安明在中国出生长大，读完第一个博士学位到了加拿大工作，并加入该国国籍。
后来，他移居美国，任职田纳西大学机械、航太与生物医学工程系的副教授，研究重点是如何使用比人类发丝宽度小1000倍以上的材料。2016年，他寻求获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的拨款，开发一种金属连接技术，帮助太空舱将样本从火星送回地球。
2020年，联邦调查局将他逮捕，指控他在申请研究经费时隐瞒了在北京的工作，误导了他所在的大学和美国政府。
加拿大籍的胡安明是“中国行动计划”下首位经历刑事审判的学者。
胡安名在监狱待了八个晚上，期间不停地对自己过去的选择提出质问，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来美国？为什么我要选择做科学？”
“那是非常、非常深刻而痛苦的记忆”，他对BBC回忆。“我从来没有像那天一样感到如此绝望，我失去了一切，除了我的家庭。”
胡安明被控电信诈欺与虚假陈述的罪名，面临最高20年监禁。2021年9月，法官宣布所有指控都不成立，裁定被告无罪。田纳西大学在2022年恢复了他的教职。
他失去了所有的项目资助，许多合作受到影响。此前他曾招收了八名中国学生，也帮助其他美国教授评估有中国背景的学生；但现在，他避免接收任何中国学生，不再和中国有任何合作关系。
胡安明说，他之前不问世事，全心投入研究上；但事情发生后，他开始在倡议方面采取行动。今年9月，他去了美国国会，与几位民意代表交谈，强烈反对任何恢复中国行动计划的动议。
“他们已经证明这是建立在种族歧视的基础之上，为了应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把华裔美国学者当作替罪羊。从长远来看，这将破坏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
郗小星已经反诉政府，虽然打赢的机会不大，但他还是要做下去。
亚裔学者论坛（Asian American Scholar Forum）执行主任吉塞拉·佩雷斯·草川（Gisela Perez Kusakawa）对BBC说，司法部宣布终止“中国行动计划”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他们听到了亚裔美国人社区的担忧，并且将不再采用司法起诉方式，而是转向许多联邦资助机构，决定如何在行政和民事方面解决其中一些问题。
不过她认为，终止相关计划只是缓解了紧张情况，但许多亚裔美国学者仍然仍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他们被雇主调查，被联邦机构调查。
“郗小星博士这样的案例提醒人们，这种审查并不是从‘中国行动计划’开始的。然而，‘中国行动计划’使这种审查恶化，正规化成一项大规模调查，使亚裔容易受到种族偏见的影响，”草川说。
2017年5月，郗小星提起联邦诉讼，起诉美国政府和主导此事的FBI探员，质疑其行为的合法性，并就此事造成的损害提出行政赔偿，2021年4月诉讼被驳回。同年9月，郗小星提出上诉。2023年5月，联邦上诉法院裁定诉讼可继续进行，案件回到地方法院，继续一场漫长的法律战。
郗小星知道打赢政府的机会不大，但他还是要做下去，即便耗费巨大的时间和金钱。他得到了家人的支持，“我们必须学会在案件审理期间生活下去，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他认为，比否胜诉更重要的是，法庭的审理能让案件更透明，并揭露当局如何运用权力针对个人。
“至少我们希望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出庭作证，回答问题。回答为什么这样对我，依据是什么，我需要知道每件事的每一个细节，”他说。
郗小星是美中两国关系开始交恶下，较早受到牵连的华裔学者之一。
2024年11月2日
差不多过去十年了，华裔物理学家郗小星依然清楚记得2015年5月的一天发生的事。
那是早上7点左右，他和太太以及两个女儿还在睡觉，突然听到急促的敲门。 “敲的非常用力，声音非常大，是一种你从来没听过的敲门声，感觉门就要应声倒下了”。匆忙中，他只穿上短裤就去开门。
他看到约十几人站在门口，有些人带着枪。这些人自称是联邦调查局人员，在确认郗小星的身分后，他们用手铐将他铐起来。紧接着，几个人冲进来房子，大声叫喊发出命令。郗小星的太太从卧室走出，举着枪的调查员命令她举起手走出来。随后他的两个女儿也走出房间。
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涉嫌经济间谍活动逮捕了这位在中国出生的超导技术领域的知名学者，指控他犯下四项电信诈欺罪，涉及帮助中国发展超导领域的竞争力。
几个月后，司法部撤销了指控。但这件事对他和他的家人留下了挥之不去阴影。
郗小星是美中两国关系开始交恶下，较早受到牵连的华裔学者之一。
“我觉得明智的做法是，不要再与中国有任何瓜葛，”郗小星对BBC说。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长大的他说，被捕时脑海浮现文革中人们被诬陷、迫害和骨肉分离的情景。“我是一个科学家，我对司法系统完全没有经验，我真的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再次见到家人，文化大革命一次又一次在我脑海中出现。”
中美关系降温，华裔科学家倍感寒意
欧巴马（奥巴马，Barack Obama）时代后期，美中关系降温，两国在南海等问题上开始出现重大分歧，美中之间的互信转差。于此同时，欧巴马政府加快“重返亚洲”的部属，以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进入川普（特朗普，Donald Trump）时期，美中在贸易、科技等领域持续冲突，双边关系急转直下。2018年，美国司法部启动了“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目标是透过阻止向中国转移资讯和技术，打击经济间谍活动。华裔科技人员首当其冲。
在拜登（Joe Biden）任期内，双边关系依然紧张，但2022年，美国司法部承认“中国行动计划”带来种族偏见，终止了该项目。
不过，在双边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令人担忧该项目有可能重启。
“光是今年就有多次立法努力试图恢复‘中国行动计划’，它再次被列入拨款法案中。因此不幸的是，这是一场持久的抗争”，亚裔学者论坛（Asian American Scholar Forum）执行董事吉塞拉·佩雷斯·草川（Gisela Perez Kusakawa）对BBC说。
今年9月，众议院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恢复“中国行动计划”。这项法案不太可能在目前由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取得进展，但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有可能改变这种情况。
“这次的大选对华裔科学家来说至关重要”，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对BBC说。他解释，过去“中国行动计划”是行政措施，现在是推动立法，如果通过，意味着更严格的监管措施，例如对与中国机构的合作加强监督。
受访科学家表示，政府有必要担心国家安全，打击间谍活动；只不过，打击的手法出现问题，令他们成为地缘政治紧张下的替罪羊。
在郗小星的办公室里，至今还摆放着北京大学聘请他的证书。
郗小星1957年出生于中国北京，在获得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后到德国从事研究。1989年移居美国，后来加入美国国籍，也成为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物理系的教授。
和许多华裔科学家一样，郗小星怀抱美国梦来到这里，认为可以更好地发展科学研究。但他没想到的是，如今美国的科学研究环境已经不是原先想像的那样。
他目前仍在天普大学任职。被捕那年，有两位研究教员、两位博士后研究助理、11名研究生和一些本科生，以及９个由联邦赞助的研究计划。目前，他只剩下两位研究教员和一个研究计划。
在学术界，研究人员参与全球合作并从国际机构获得资金很常见。与许多科学家一样，郗小星也曾招收不少中国学生，与中国科研机构合作进行超导技术领域的研究。2005年至2007年期间，他自己还被聘请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不过，现在这些合作往往受到更严格的审查，各机构都在努力平衡开放研究与安全问题。
多年来，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估计受到的经济损失将达到数百亿美元，甚至高达千亿。在欧巴马政府执政后期，执法力力度开始大幅提升。2014年5月，美国司法部指控五名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对美国进行网路攻击，窃取商业机密，这是美国以商业间谍罪名控告外国公职人员的罕见之举。
到了川普时期，对华强硬成了华盛顿共识。“中国行动计划”推出后，中国实施多年的高科技人才计划“千人计划”受到美方的关注，被认爲通过科学家把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研发的技术转移到中国。该计划下，数以百计的顶尖科学家，包括许多华裔学者加入中国的科研机构，以全职或兼职聘用方式参与中国研究项目科研机构。
根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从2019年开始，“中国行动计划”专注于重点转向学术界，多起案件以“研究诚信”（research integrity）问题为由对科学家提出指控，其中最突出的是在申请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等联邦基金时，未有全面揭露与中国科研机构的关系及收入来源。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对77个案件和150多名被告（接近90%是中国移民）做了调查，其中有23起（30%）涉及“研究诚信”议题，涉及健康医学、人工智慧等领域。不过，有些工作与国家安全或窃取商业机密没有明显关联。
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说，“中国行动计划”实施前后的本质差异在于，之前调查行动限制在技术层面，实施后扩大到资讯披露层面。
“这意味着可以无限扩大对中国科学家的调查，这本身带有主观性。”
科学家妻子:“我才应该是第一个控诉的人”
前堪萨斯大学化学系副教授陶丰是在计划该实施后第一位被起诉的华人教授。他曾申请中国福州大学的“长江学者”——中国教育部下的一项人才项目，之后出现的一系列事情成为被调查的关键。
2019年，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告诉法官，表示收到消息指陶丰被中国政府利用，转移美国的智慧财产权。当年8月，陶丰被逮捕。检察官称，他对堪萨斯大学和两个为他的研究提供资助的联邦机构隐瞒了他与中国一所大学的关系。2020年6月，陶丰被指控犯下十项罪行，包括电信诈欺和虚假陈述。
2022年4月，陪审团裁定他犯有三项电信诈欺罪和一项虚假陈述罪。9月，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推翻了前三项，保留了最后一项。政府律师要求判处陶丰30个月监禁和10万美元罚款，但2023年1月，堪萨斯州地方法院法官做出了最低量刑缓刑的裁决，除了100美元“特别评估”费用外，无需缴纳罚款。在这段期间，陶丰总共在监狱待了一个星期。
堪萨斯州地方法院的法官当年称，陶丰教授没有接受中国大学的任职，也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不过，法官的确指责他未能在堪萨斯大学2019年的一份利益冲突表格中披露此行。
后来，陶丰对最后一项定罪提出上诉。今年7月，联邦上诉法院推翻了该判决，法院宣布陶丰无罪。
陶丰被堪萨斯大学停职，目前仍在与大学交涉复职事宜，因此没有接受访问。
堪萨斯大学在截稿前没有回覆BBC的查询。
陶丰和他的妻子彭鸿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一定要证明陶丰的清白。
陶丰的妻子彭鸿在接受BBC访问时说，陶丰教授每天至少工作16个小时，一个星期几乎每天都在工作。“他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纯粹的热爱科学的科学家，不在乎钱，也不在乎自己付出了多少，我不敢相信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他身上。”
“我觉得如果这辈子谁要控诉他，我才应该是第一个控诉的人，”彭鸿说。
身为陶丰的妻子，彭鸿这位来自中国四川的超音波技师，为了多赚点钱打官司，她每周至少工作6天，每天12个小时，都是晚班。过去四年多耗费了这个家庭230多万美元，透过到处借钱和群众募资等方式筹集，至今仍欠着100多万美金。
一次，彭鸿在连续工作了24小时后，开车在一个路口的红绿灯停下，突然忘了自己在哪里。而那条路是她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
“那种感觉真的特别害怕，我觉得如果我倒下了，我先生、我孩子、我们整个家就都完了，太可怕的感觉，”彭鸿哽咽地说。
匆匆收场的“中国行动计划”
“中国行动计划”实施后，校园里的象牙塔也成为调查间谍的地方。
2022年2月，美国司法部宣布终止备受争议的“中国行动计划”。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马修‧奥尔森（Matthew Olsen）当天宣布了这项变更。
奥尔森表示，司法部此前对该计划进行了为期数月的审查，并得出结论：亚裔美国人和学者社区长期以来对该计划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他们一直认为该计划不仅助长了歧视，还损害了美国吸引顶尖人才和追求尖端研究的努力。
根据麻省理工技术评论，“中国行动计划”启动三年后，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被告被定罪。在148名被指控的人中，只有40人认罪或被判有罪，而定罪比最初提出的指控要轻。相较之下，根据皮尤研究中心，联邦刑事案件中约90%都以认罪告终。
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今年7月发表了一项调查，发现在2010年至2021年期间，总共有将近2万名华裔科学家离开了美国。在这十多年中，每年离开科学家的数目稳定成长，从900名增加到2,621名，几乎增加了两倍。
这项调查还显示，在美国司法部于2018年实施“中国行动计划”以后，离开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比之前增幅加大，达到了75%，其中三分之二的科学家去了中国。离开的科学家涉及不同领域，其中遭遇最严重出走的是生命科学领域，光在2021年一年，就有超过1,000名该领域的科学家离开美国。
加拿大籍华裔科学家胡安明说，他没有考虑离开美国，因为他仍然相信，美国拥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能够确保他的安全和清白。
胡安明在中国出生长大，读完第一个博士学位到了加拿大工作，并加入该国国籍。
后来，他移居美国，任职田纳西大学机械、航太与生物医学工程系的副教授，研究重点是如何使用比人类发丝宽度小1000倍以上的材料。2016年，他寻求获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的拨款，开发一种金属连接技术，帮助太空舱将样本从火星送回地球。
2020年，联邦调查局将他逮捕，指控他在申请研究经费时隐瞒了在北京的工作，误导了他所在的大学和美国政府。
加拿大籍的胡安明是“中国行动计划”下首位经历刑事审判的学者。
胡安名在监狱待了八个晚上，期间不停地对自己过去的选择提出质问，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来美国？为什么我要选择做科学？”
“那是非常、非常深刻而痛苦的记忆”，他对BBC回忆。“我从来没有像那天一样感到如此绝望，我失去了一切，除了我的家庭。”
胡安明被控电信诈欺与虚假陈述的罪名，面临最高20年监禁。2021年9月，法官宣布所有指控都不成立，裁定被告无罪。田纳西大学在2022年恢复了他的教职。
他失去了所有的项目资助，许多合作受到影响。此前他曾招收了八名中国学生，也帮助其他美国教授评估有中国背景的学生；但现在，他避免接收任何中国学生，不再和中国有任何合作关系。
胡安明说，他之前不问世事，全心投入研究上；但事情发生后，他开始在倡议方面采取行动。今年9月，他去了美国国会，与几位民意代表交谈，强烈反对任何恢复中国行动计划的动议。
“他们已经证明这是建立在种族歧视的基础之上，为了应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把华裔美国学者当作替罪羊。从长远来看，这将破坏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
郗小星已经反诉政府，虽然打赢的机会不大，但他还是要做下去。
亚裔学者论坛（Asian American Scholar Forum）执行主任吉塞拉·佩雷斯·草川（Gisela Perez Kusakawa）对BBC说，司法部宣布终止“中国行动计划”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他们听到了亚裔美国人社区的担忧，并且将不再采用司法起诉方式，而是转向许多联邦资助机构，决定如何在行政和民事方面解决其中一些问题。
不过她认为，终止相关计划只是缓解了紧张情况，但许多亚裔美国学者仍然仍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他们被雇主调查，被联邦机构调查。
“郗小星博士这样的案例提醒人们，这种审查并不是从‘中国行动计划’开始的。然而，‘中国行动计划’使这种审查恶化，正规化成一项大规模调查，使亚裔容易受到种族偏见的影响，”草川说。
2017年5月，郗小星提起联邦诉讼，起诉美国政府和主导此事的FBI探员，质疑其行为的合法性，并就此事造成的损害提出行政赔偿，2021年4月诉讼被驳回。同年9月，郗小星提出上诉。2023年5月，联邦上诉法院裁定诉讼可继续进行，案件回到地方法院，继续一场漫长的法律战。
郗小星知道打赢政府的机会不大，但他还是要做下去，即便耗费巨大的时间和金钱。他得到了家人的支持，“我们必须学会在案件审理期间生活下去，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他认为，比否胜诉更重要的是，法庭的审理能让案件更透明，并揭露当局如何运用权力针对个人。
“至少我们希望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出庭作证，回答问题。回答为什么这样对我，依据是什么，我需要知道每件事的每一个细节，”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