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接近过去一半，距中共二十大还有4个多月——假如它如期召开的话。虽然年初北京当局设想了最坏情况，但是时局的发展恐怕仍然超出了他们的预判。最近一段时间，“习下李上”的传言盛嚣其上，海外反对派对推翻习乃至中共信心倍增，都在微妙塑造20大前中国社会的氛围，为这次广受关注的党代会平添了变数，有观察家认为，习在二十大的连任已无完全胜算。
习近平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但权力地位似乎依然稳固（资料图片）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对外部环境带来的改变之大，冬奥会过后中国疫情的泛滥特别是上海两月的封城所引发的民怨及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之严重，都是习近平未曾料到的。这种时局突变带来中国社会人心和中共高层内部至少是外界想象的某种裂变。
对坐镇中南海的习近平来说，中国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压力最终都会汇集到他这儿，变成对他个人的压力和危机。有理由相信他这段日子不好过。2020年初武汉爆发疫情后，习遭遇了他上台以来的第一次严重的权力危机，现在是第二次。未来几月，如果内外压力进一步增强，他又作何选择，能否挺过危机？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因为中国的重要性，已经大到让每个人都不能完全无视。
北京当下最严峻的挑战，不是还在延续的疫情，而是确保经济在接下来的半年，不至于跌得太难看，至少保持全年3%的增速，以稳定社会，避免因经济的躺平导致在二十大前出现局部或全局性的社会震荡。
经济下滑危及政权合法性
尽管习近平依然在强调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不动摇，不会像多数国家一样选择和病毒共存，但抗疫不是中国的头等大事。当局通过上海两个多月的封控以及北京对疫情的处理，已经摸索建立了一套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新机制。在动态清零总方针下，经济被提升到最重要位置。此乃因为，此轮全国疫情特别是上海封控对中国经济的伤害程度太大，再这样下去，恐会威胁中共统治的合法性，造成习的地位不稳，影响二十大召开。
自中共意识形态不再对人民有感召力后，党把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上。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及普遍的收入水平提高和福利改善确实让中共得到民众支持，然而，这种情况在习的第二任期有了逆转。一方面是长期高增长有一个自然的回落；另一方面是习近几年采取对资本敌视和打压平台企业、教培行业以及加强监管的做法，损害了资本权益，严重挫伤私人投资的积极性。疫情不过是在这个伤口上再撒把盐，所以资本和企业家在这几年能逃能走的都逃都走了，经济在今年上半年的瘫痪，疫情的回潮固是重要因素，但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背景。
虽然中国看似很富裕，但是它的人均国民所得远不像它表面呈现的那样，很多社会问题包括习倡导的共同富裕必须通过经济发展和做大蛋糕才能解决。然而经济沉沦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已经显现，GDP一季度不达预期，二季度可能负增长，各地财政普遍吃紧，公务员大幅降薪，失业潮涌现，尤其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20%，上海的投资和外贸4、5两月几乎腰斩，民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未来失去信心，对习政权的抱怨和不满在网络快速发酵，并蔓延到线下，京津等多地大学生出现骚动情绪。所以必须尽快稳住经济大盘，否则在未来几月民心很可能哗变，为不测事件的发生准备民意基础。北京当局终于明白这一点，4月底着手调整经济政策，放松对资本的强监管。可资本家信心的恢复不是短期能够做到的，因为他们尚不清楚这是否当局的权宜之计。
紧随经济的第二个严峻挑战，是中国的外部环境继续在恶化，未来几月，拜登政府很有可能加大对台湾议题的操弄，诱使习失去定力，从而让中美的摊牌提前到来。
美中关系在过去一年并未因拜登的上台有所改善。今年2月俄乌战争的突然爆发导致中国的战略环境变得空前严峻，虽然北京否认普京提前告知中方俄军将攻打乌克兰，可华盛顿没有因此放松对北京警戒，反而将中俄捆绑，并加大对台湾的支持。拜登5月的东亚行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在亚洲加紧部署多层次的印太战略，以遏制和围堵中国。美国务院修改美台事实清单，删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和不支持台独的表述，拜登在答记者问时表态美国会军事保卫台湾，国务卿布林肯对华政策演讲发出重塑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新冷战宣言，等等，都让中美关系变得更为紧张。
美国以台制中
尽管也许在中国的抗议和威胁下，美国国务院重又恢复了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但这个动作恰恰表明，拜登政府完全是从美国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出发，将台湾当作制衡中国的棋子使用，认为有必要用台湾来刺激北京时，就在支持台独上往前走一步，而假如引发北京的反弹过于强烈会损害美国和民主党的利益，又往后退半步。这种完全视美国国家利益和政党的利益与需要而定，会造成当台湾牌有助于共和或民主两党，都会争相打这张牌的结果。
目前美国国内的形势正对执政的民主党不利。普遍预计，年底美国的中期选举民主党的失败是大概率的，问题是只输掉众议院还是两院都输，拜登将会提前跛脚，这会让他遭遇党内问责。为摆脱此不利处境，争取2024年总统大选翻盘，甚至为确保中期选举民主党不输，拜登政府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发难，让选情有利民主党。抗中是两党主神牌，共和党不能反对，只能跟着拜登政府走。鉴于台湾是中国最敏感的问题，在此问题上挑动北京当局的神经效果最好，同时也就意味着最危险。
因此，今年下半年和明后两年，北京当局在台湾问题上会遇到最严峻的考验。习会努力避免台海情形失控影响二十大，除非极端情况发生，否则北京当局会言语强硬但行动克制，把双方的对垒拖到二十大后。换言之，二十大前习会将管控台湾问题作为外交的重中之重，日前杨洁篪和苏利文的再会谈就是对台海危机的管控。然若拜登为救选举行情拿台湾冒险，习也只能以硬对硬，届时是否擦枪走火，或引发哪些连锁反应，对北京当局都构成严峻挑战。
经济的萧条和美中台湾博弈加剧，加上疫情时不时捣乱，相互影响并强化，导致各自问题的严重性进一步放大，不可避免地在中国社会内部特别是中共党内引发对习的不满，各种反共和反习势力在目前这个时刻有某种程度合流的可能。对反共尤其反习势力而言，现阶段是倒习的难得时机，民意和大环境都不利习，因此必须在中共二十大前，阻止他连任，这是留给他们的最后时间窗口。可在习看来，这是一股反对他的潜流，能否挫败这股潜流，扭转民意对他的不利评价，成了他的第三道关口。
过去九年，习的反腐、对政敌的政治清洗和对党的整肃，打碎或者至少搅动了党内旧的权力结构，一批旧权贵落马或靠边站，新权贵把持朝政，这虽然并未为中共带来进步，可却使习在党内和精英阶层制造了许多对手甚至敌人。与此同时，习对维权群体、异议人士和民间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以及对大资本利益集团的打压，也为他在党外制造了大量对手和敌人。这两股力量的多数其主要目标是要把习赶下台。尤其对党内政敌来说，习下台，他们可以掌控中共大权。但是北京当局的严密控制特别是数字监控技术，让党内反对力量难成气候，当然，部分原因也在反对者自身道德形象差，难得民间响应；反习力量潜在水面下，无人敢公开打出反习旗号，更无一个有号召力的标志人物；反习者之间各怀鬼胎，彼此争权夺利。故只要习祭起党的大旗，以党的名义发号施令，反习者乖乖就范，容易被各个击破。而民间的各种反习力量，更被当局打得无还手之力。
此种状况如果不被这波疫情搞得天怒人怨，估计还会持续一段时期，然而当局的清零政策尤其上海封城出现的乱象，将习去年较早控制疫情而建立起的权威葬送掉了，加之经济一落千丈，充分暴露出习的统治能力低下，以致原先支持他的一些小粉红现在也觉醒了。种种不满都指向习，使得党内外的反习力量看到了曙光，认为推翻习的机会就在眼前。海外反对派抬出李克强，襃李贬习，制造两人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他们意识到，要反习就需要在中共内部推举一个标杆人物，而李作为总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的角色和地位，以及相对开明的形象，在中国经济困难的当口，推李代习是最有可能得到全党和全社会共鸣的。
习近平权力依然稳固
稳经济、稳台海、稳党内，是习二十大前要解决的三道难题。客观来说，当下确是习的行情低迷之时，不过也要看到，尽管有疫情特别是经济的陷落、美国的战略挤压以及党内和社会的诸多不满，习的权威因此受到很大损害，但他对中共的掌控并未受到实质性的冲击，权力依然牢牢抓在手上。官方舆论一如致往地宣传他的英明领导，强力部门和军队没有显示任何异动，二十大前频繁的人事调动还是在他的主导下，地方的党代会和“诸侯”照例对他谄媚和喊忠。民间和海外的换习舆情现在看来可能只是一阵泡沫。笔者因而还是维持之前的判断：习二十大连任不会有太大问题。
但这不表示习没有危机感，更不等于他可以胡来，当下他每走一步都会小心翼翼，避免踏雷区。习接下来的内外政策，会以二十大为界分两个阶段：二十大前，以稳为主，经济求稳，社会维稳，外交忍稳，一切以二十大的顺利召开为最高原则，为此北京当局在经济上会放松管控，加大刺激力度，让经济在下半年有个恢复性反弹；在外交上，尽量规避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重点经营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保持周边环境的稳定。二十大后，习要寻求突围，打破目前对中共和他本人的不利局面。内政上的突围将会选在三个方面，一是重新将经济作为党的工作中心，一定程度休养生息，减少折腾；二是强化“全过程民主”的宣传攻势，宣称中共民主执政，中国是民主国家，和西方争夺民主话语权；三是弱化反腐力度，让官员和衷共济，集中力量搞建设。外交上的突围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台湾问题上反守为攻，提出新的对台方略，制定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加强统一台湾的准备和部署；二是和俄罗斯深度结合，抗衡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进逼。
最后，党内反习势力成功阻止习二十大连任的概率虽然不高，但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是一个值得观测的指标。以上海这次疫情的失控造成的后果和恶劣影响言，尽管李是其亲信，也不该做常委。习的政敌一定会拿这个做文章，反对李入常。这就看习如何评估。假如他认为党内反李就是反他，不会退让，将强行安排李入常；假如他认为不让李做常委能一定程度平息党内不满，则会牺牲李，让李做他抗疫决策失误的替罪羊。不管李强如何安排，习很可能在二十大让出政治局的更多名额，给其他派系，以达成党内权力的新平衡。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2022年接近过去一半，距中共二十大还有4个多月——假如它如期召开的话。虽然年初北京当局设想了最坏情况，但是时局的发展恐怕仍然超出了他们的预判。最近一段时间，“习下李上”的传言盛嚣其上，海外反对派对推翻习乃至中共信心倍增，都在微妙塑造20大前中国社会的氛围，为这次广受关注的党代会平添了变数，有观察家认为，习在二十大的连任已无完全胜算。
习近平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但权力地位似乎依然稳固（资料图片）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对外部环境带来的改变之大，冬奥会过后中国疫情的泛滥特别是上海两月的封城所引发的民怨及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之严重，都是习近平未曾料到的。这种时局突变带来中国社会人心和中共高层内部至少是外界想象的某种裂变。
对坐镇中南海的习近平来说，中国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压力最终都会汇集到他这儿，变成对他个人的压力和危机。有理由相信他这段日子不好过。2020年初武汉爆发疫情后，习遭遇了他上台以来的第一次严重的权力危机，现在是第二次。未来几月，如果内外压力进一步增强，他又作何选择，能否挺过危机？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因为中国的重要性，已经大到让每个人都不能完全无视。
北京当下最严峻的挑战，不是还在延续的疫情，而是确保经济在接下来的半年，不至于跌得太难看，至少保持全年3%的增速，以稳定社会，避免因经济的躺平导致在二十大前出现局部或全局性的社会震荡。
经济下滑危及政权合法性
尽管习近平依然在强调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不动摇，不会像多数国家一样选择和病毒共存，但抗疫不是中国的头等大事。当局通过上海两个多月的封控以及北京对疫情的处理，已经摸索建立了一套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新机制。在动态清零总方针下，经济被提升到最重要位置。此乃因为，此轮全国疫情特别是上海封控对中国经济的伤害程度太大，再这样下去，恐会威胁中共统治的合法性，造成习的地位不稳，影响二十大召开。
自中共意识形态不再对人民有感召力后，党把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上。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及普遍的收入水平提高和福利改善确实让中共得到民众支持，然而，这种情况在习的第二任期有了逆转。一方面是长期高增长有一个自然的回落；另一方面是习近几年采取对资本敌视和打压平台企业、教培行业以及加强监管的做法，损害了资本权益，严重挫伤私人投资的积极性。疫情不过是在这个伤口上再撒把盐，所以资本和企业家在这几年能逃能走的都逃都走了，经济在今年上半年的瘫痪，疫情的回潮固是重要因素，但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背景。
虽然中国看似很富裕，但是它的人均国民所得远不像它表面呈现的那样，很多社会问题包括习倡导的共同富裕必须通过经济发展和做大蛋糕才能解决。然而经济沉沦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已经显现，GDP一季度不达预期，二季度可能负增长，各地财政普遍吃紧，公务员大幅降薪，失业潮涌现，尤其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20%，上海的投资和外贸4、5两月几乎腰斩，民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未来失去信心，对习政权的抱怨和不满在网络快速发酵，并蔓延到线下，京津等多地大学生出现骚动情绪。所以必须尽快稳住经济大盘，否则在未来几月民心很可能哗变，为不测事件的发生准备民意基础。北京当局终于明白这一点，4月底着手调整经济政策，放松对资本的强监管。可资本家信心的恢复不是短期能够做到的，因为他们尚不清楚这是否当局的权宜之计。
紧随经济的第二个严峻挑战，是中国的外部环境继续在恶化，未来几月，拜登政府很有可能加大对台湾议题的操弄，诱使习失去定力，从而让中美的摊牌提前到来。
美中关系在过去一年并未因拜登的上台有所改善。今年2月俄乌战争的突然爆发导致中国的战略环境变得空前严峻，虽然北京否认普京提前告知中方俄军将攻打乌克兰，可华盛顿没有因此放松对北京警戒，反而将中俄捆绑，并加大对台湾的支持。拜登5月的东亚行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在亚洲加紧部署多层次的印太战略，以遏制和围堵中国。美国务院修改美台事实清单，删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和不支持台独的表述，拜登在答记者问时表态美国会军事保卫台湾，国务卿布林肯对华政策演讲发出重塑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新冷战宣言，等等，都让中美关系变得更为紧张。
美国以台制中
尽管也许在中国的抗议和威胁下，美国国务院重又恢复了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但这个动作恰恰表明，拜登政府完全是从美国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出发，将台湾当作制衡中国的棋子使用，认为有必要用台湾来刺激北京时，就在支持台独上往前走一步，而假如引发北京的反弹过于强烈会损害美国和民主党的利益，又往后退半步。这种完全视美国国家利益和政党的利益与需要而定，会造成当台湾牌有助于共和或民主两党，都会争相打这张牌的结果。
目前美国国内的形势正对执政的民主党不利。普遍预计，年底美国的中期选举民主党的失败是大概率的，问题是只输掉众议院还是两院都输，拜登将会提前跛脚，这会让他遭遇党内问责。为摆脱此不利处境，争取2024年总统大选翻盘，甚至为确保中期选举民主党不输，拜登政府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发难，让选情有利民主党。抗中是两党主神牌，共和党不能反对，只能跟着拜登政府走。鉴于台湾是中国最敏感的问题，在此问题上挑动北京当局的神经效果最好，同时也就意味着最危险。
因此，今年下半年和明后两年，北京当局在台湾问题上会遇到最严峻的考验。习会努力避免台海情形失控影响二十大，除非极端情况发生，否则北京当局会言语强硬但行动克制，把双方的对垒拖到二十大后。换言之，二十大前习会将管控台湾问题作为外交的重中之重，日前杨洁篪和苏利文的再会谈就是对台海危机的管控。然若拜登为救选举行情拿台湾冒险，习也只能以硬对硬，届时是否擦枪走火，或引发哪些连锁反应，对北京当局都构成严峻挑战。
经济的萧条和美中台湾博弈加剧，加上疫情时不时捣乱，相互影响并强化，导致各自问题的严重性进一步放大，不可避免地在中国社会内部特别是中共党内引发对习的不满，各种反共和反习势力在目前这个时刻有某种程度合流的可能。对反共尤其反习势力而言，现阶段是倒习的难得时机，民意和大环境都不利习，因此必须在中共二十大前，阻止他连任，这是留给他们的最后时间窗口。可在习看来，这是一股反对他的潜流，能否挫败这股潜流，扭转民意对他的不利评价，成了他的第三道关口。
过去九年，习的反腐、对政敌的政治清洗和对党的整肃，打碎或者至少搅动了党内旧的权力结构，一批旧权贵落马或靠边站，新权贵把持朝政，这虽然并未为中共带来进步，可却使习在党内和精英阶层制造了许多对手甚至敌人。与此同时，习对维权群体、异议人士和民间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以及对大资本利益集团的打压，也为他在党外制造了大量对手和敌人。这两股力量的多数其主要目标是要把习赶下台。尤其对党内政敌来说，习下台，他们可以掌控中共大权。但是北京当局的严密控制特别是数字监控技术，让党内反对力量难成气候，当然，部分原因也在反对者自身道德形象差，难得民间响应；反习力量潜在水面下，无人敢公开打出反习旗号，更无一个有号召力的标志人物；反习者之间各怀鬼胎，彼此争权夺利。故只要习祭起党的大旗，以党的名义发号施令，反习者乖乖就范，容易被各个击破。而民间的各种反习力量，更被当局打得无还手之力。
此种状况如果不被这波疫情搞得天怒人怨，估计还会持续一段时期，然而当局的清零政策尤其上海封城出现的乱象，将习去年较早控制疫情而建立起的权威葬送掉了，加之经济一落千丈，充分暴露出习的统治能力低下，以致原先支持他的一些小粉红现在也觉醒了。种种不满都指向习，使得党内外的反习力量看到了曙光，认为推翻习的机会就在眼前。海外反对派抬出李克强，襃李贬习，制造两人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他们意识到，要反习就需要在中共内部推举一个标杆人物，而李作为总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的角色和地位，以及相对开明的形象，在中国经济困难的当口，推李代习是最有可能得到全党和全社会共鸣的。
习近平权力依然稳固
稳经济、稳台海、稳党内，是习二十大前要解决的三道难题。客观来说，当下确是习的行情低迷之时，不过也要看到，尽管有疫情特别是经济的陷落、美国的战略挤压以及党内和社会的诸多不满，习的权威因此受到很大损害，但他对中共的掌控并未受到实质性的冲击，权力依然牢牢抓在手上。官方舆论一如致往地宣传他的英明领导，强力部门和军队没有显示任何异动，二十大前频繁的人事调动还是在他的主导下，地方的党代会和“诸侯”照例对他谄媚和喊忠。民间和海外的换习舆情现在看来可能只是一阵泡沫。笔者因而还是维持之前的判断：习二十大连任不会有太大问题。
但这不表示习没有危机感，更不等于他可以胡来，当下他每走一步都会小心翼翼，避免踏雷区。习接下来的内外政策，会以二十大为界分两个阶段：二十大前，以稳为主，经济求稳，社会维稳，外交忍稳，一切以二十大的顺利召开为最高原则，为此北京当局在经济上会放松管控，加大刺激力度，让经济在下半年有个恢复性反弹；在外交上，尽量规避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重点经营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保持周边环境的稳定。二十大后，习要寻求突围，打破目前对中共和他本人的不利局面。内政上的突围将会选在三个方面，一是重新将经济作为党的工作中心，一定程度休养生息，减少折腾；二是强化“全过程民主”的宣传攻势，宣称中共民主执政，中国是民主国家，和西方争夺民主话语权；三是弱化反腐力度，让官员和衷共济，集中力量搞建设。外交上的突围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台湾问题上反守为攻，提出新的对台方略，制定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加强统一台湾的准备和部署；二是和俄罗斯深度结合，抗衡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进逼。
最后，党内反习势力成功阻止习二十大连任的概率虽然不高，但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是一个值得观测的指标。以上海这次疫情的失控造成的后果和恶劣影响言，尽管李是其亲信，也不该做常委。习的政敌一定会拿这个做文章，反对李入常。这就看习如何评估。假如他认为党内反李就是反他，不会退让，将强行安排李入常；假如他认为不让李做常委能一定程度平息党内不满，则会牺牲李，让李做他抗疫决策失误的替罪羊。不管李强如何安排，习很可能在二十大让出政治局的更多名额，给其他派系，以达成党内权力的新平衡。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