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也许即将在夏天进入一个不用戴口罩的新常态。但在曼迪·林(Mandy Lin)位于费城唐人街附近的公寓内，封锁并未结束。
她九岁的儿子的许多同学都已返校，而他却在笔记本电脑上努力跟上四年级的最后几节课。他的祖母整天呆在家里。需要锻炼的时候，曼迪·林的家人会在他们大楼的停车场走一走，或者斗胆去附近的公园。
不过，阻止这家人重新走进熙熙攘攘的餐厅、学校和公共场所的并不是新冠病毒。
“在外面不安全，”43岁的曼迪·林说。“总有没完没了的暴力和骚扰。”
疫情期间反亚裔袭击的激增现在阻碍着许多亚裔家庭像其他美国人家那样恢复正常。
随着学校逐步取消远程学习、公司召集员工返岗以及人们摘下口罩，亚裔表示，美国竞相重开的步伐正在引发新一波担忧——不是担忧生病，而是他们外出坐公共汽车是否会受到袭击，或者回到他们最喜欢的咖啡馆或书店是否会遭到纠缠。
在全国各地的十多次采访中，亚裔美国人详细描述了他们对人身安全的担忧，以及即使在美国重新开放的情况下仍然要采取的一系列预防措施。有些人仍在避免乘坐地铁和公共交通工具。还有人则不去餐馆。有些人害怕恢复商务旅行或结束远程工作。
他们的恐惧来自袭击的继续。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组织(Stop AAPI Hate)是一个由社区和学术组织组成的联盟，从2020年3月到2021年3月，该组织追踪了6600多起针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攻击和其他事件。今年春天的一项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亚裔美国人担心成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根据联邦调查，虽然近五分之三的四年级白人学生现在重返课堂，但同年级只有18%的亚裔美国人回到教室。
亚裔美国人表示，他们希望随着更多人接种疫苗和疫情的消退，威胁会减少。但人们接连表达了同一个担忧：没有对抗偏见的疫苗。
“它深入人心，”30岁的莉莉·朱(Lily Zhu)说，她是得克萨斯州普夫卢格维尔的一名技术工作者。“这一年里，每个人的生活都静止了，当我们接种了新冠疫苗时，标志着这个奇怪的一年结束了。但仍然存在这种偏执。”
莉莉·朱已完成疫苗接种，但表示她不再乘坐公交车，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再次独自乘坐公交车。当她大着胆子回到公共场所时，奥斯汀的H Mart或99 Ranch Market这样的亚洲超市让她感觉更自在。
她担心在俄亥俄州的父母，他们已在克利夫兰市中心重新开始通勤和上艺术课，现在他们拥有一把枪来保护自己。他们曾向莉莉·朱表示担忧，在3月，在亚特兰大附近的按摩水疗中心有八人被枪杀，其中六名是亚裔女性，这促使许多亚裔美国人要求采取政治行动来解决反亚裔暴力事件激增的问题。
在费城，曼迪·林对她的微信群中出现的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和言语攻击的报道感到不安：一名孕妇被拳头击中面部。一名64岁的男子在离林家公寓不远的地方被一个高喊反亚裔字眼的人袭击。一名27岁的女子在没有任何警告或挑衅的情况下头部被打。
曼迪·林说，费城的新冠病例下降后，结束了对企业的可容纳人数限制，并宣布秋天恢复全日制面对面教学，即使如此，她的家人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保持着同样的戒备。
她在唐人街附近的市场购买食物。她的丈夫在超市工作，把他们需要的东西带回家。每个上学日，她都会坐在患有自闭症的九岁儿子旁边，协助他完成虚拟课程。
曼迪·林担心没有其他同学的陪伴，他会退步得更多，但她对送他回校表示深深的担忧：他的安全、去学校的两英里路程、他还不能接种疫苗的事实。
对于代表亚裔美国人家长的团体来说，返校方面的差异已成为迫切关注的问题。他们担心，如果他们的孩子继续感到不安全，明年会发生什么。教育部最近发布了一份指导家庭如何应对反亚裔霸凌的指南，并提醒学校，他们有法律义务应对这种骚扰。
但这对曼迪·林来说还不够。到目前为止还不够。
“我真的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支持我的孩子，”她说。
费城的社区组织者安娜·彭(Anna Perng)过去一年一直在唤起对反亚裔仇恨的关注，并呼吁人们接种疫苗。她说，她很难说服一些谨慎的华裔美国家庭参加该市上周末在罗斯福公园举行的年度花展。
安娜·彭说，这是一个在离唐人街几英里远的地方举行的大型活动，对于仍然感受到威胁的家庭来说，参加这个活动令人焦虑。她拿到了打折票，并事先安排了一次Zoom聊天来回答他们的问题。高居榜首的问题是：如果他们觉得不安全，需要匆忙离开，应该怎么做？
“我们必须努力帮助被针对的社区感到安全，”她说。
许多人表示，他们会尽量找到平衡，让自己在公共场合觉得舒服。仅仅是散步都可能成为一种痛苦的考量：戴口罩能够保护自己，还是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白天比夜晚安全吗？在主要居民为亚裔的社区会更安全，还是更容易受到袭击？
许多居民还呼吁警察增加巡逻，一些社区已经开始了自己的邻里值守。
一些亚裔美国人表示，他们对一项新的联邦法律感到鼓舞，该法律寻求加强执法力度，以应对反亚裔袭击增加了近150%的情况，其中许多针对女性和老年人。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感到害怕。“社会越开放，威胁就越大，”智库杜鲁门国家安全项目(Truman National Security Project)的政治合作伙伴杰夫·乐(Jeff Le)说。
杰夫·乐已经恢复了疫情前的大部分生活，但他说，2020年3月，在里诺—塔霍国际机场，有一名女子朝他吐口水，并说“从哪来的回哪去”，从那以后，他对坐飞机感到焦虑。
“那是一种我从没有过的无助感，”杰夫·乐说。“那是我无法摆脱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一种癌症或带辐射的东西。”
阵亡将士纪念日期间，大量美国人重新开始坐飞机旅行，但一想到要坐飞机，杰夫·乐就感到不安。他去过85个国家，经常出差，但从去年开始一直禁足。“我对这件事比我想象的要紧张一些，”他说。
凯西·刘·安田(Cathie Lieu Yasuda)说，她在自己的家乡加州福尔松市散步时感到很安全，但是带着九年级的女儿和五年级的儿子去看巨人队的棒球比赛还是太冒险了。每当她和孩子们外出时，他们都会遵循一条新的社交距离规则：不是相隔六英尺来阻止病毒，而是相隔一臂的长度，以防被推搡或是被打。
“人行道足够宽，”凯西·刘·安田说。“我们不害怕。我们不是畏缩。我们是安全的。”
接种疫苗后，奥古斯丁·徐(Augustine Tsui)又开始从新泽西通勤到他在曼哈顿中城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但他表示，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或通勤何时才能感觉正常。多年来他一直乘坐公共汽车和火车，现在则自己开车上班，并支付高达65美元的停车费——这是缓解家人担忧的代价。他的妻子凯西·孙(Casey Sun)呆在家里，为她的网上生意制作有机肥皂和化妆品，她说自己很少出门。
奥古斯丁·徐的办公室离5月中旬一名袭击者咬掉一名亚裔男子手指的地方不远。他戴着口罩，遮住自己的脸，匆忙走进办公楼。
“我没有听到过反亚裔的话，别人不太清楚我是谁，”他说。“我可以过自己的日子。”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也许即将在夏天进入一个不用戴口罩的新常态。但在曼迪·林(Mandy Lin)位于费城唐人街附近的公寓内，封锁并未结束。
她九岁的儿子的许多同学都已返校，而他却在笔记本电脑上努力跟上四年级的最后几节课。他的祖母整天呆在家里。需要锻炼的时候，曼迪·林的家人会在他们大楼的停车场走一走，或者斗胆去附近的公园。
不过，阻止这家人重新走进熙熙攘攘的餐厅、学校和公共场所的并不是新冠病毒。
“在外面不安全，”43岁的曼迪·林说。“总有没完没了的暴力和骚扰。”
疫情期间反亚裔袭击的激增现在阻碍着许多亚裔家庭像其他美国人家那样恢复正常。
随着学校逐步取消远程学习、公司召集员工返岗以及人们摘下口罩，亚裔表示，美国竞相重开的步伐正在引发新一波担忧——不是担忧生病，而是他们外出坐公共汽车是否会受到袭击，或者回到他们最喜欢的咖啡馆或书店是否会遭到纠缠。
在全国各地的十多次采访中，亚裔美国人详细描述了他们对人身安全的担忧，以及即使在美国重新开放的情况下仍然要采取的一系列预防措施。有些人仍在避免乘坐地铁和公共交通工具。还有人则不去餐馆。有些人害怕恢复商务旅行或结束远程工作。
他们的恐惧来自袭击的继续。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组织(Stop AAPI Hate)是一个由社区和学术组织组成的联盟，从2020年3月到2021年3月，该组织追踪了6600多起针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攻击和其他事件。今年春天的一项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亚裔美国人担心成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根据联邦调查，虽然近五分之三的四年级白人学生现在重返课堂，但同年级只有18%的亚裔美国人回到教室。
亚裔美国人表示，他们希望随着更多人接种疫苗和疫情的消退，威胁会减少。但人们接连表达了同一个担忧：没有对抗偏见的疫苗。
“它深入人心，”30岁的莉莉·朱(Lily Zhu)说，她是得克萨斯州普夫卢格维尔的一名技术工作者。“这一年里，每个人的生活都静止了，当我们接种了新冠疫苗时，标志着这个奇怪的一年结束了。但仍然存在这种偏执。”
莉莉·朱已完成疫苗接种，但表示她不再乘坐公交车，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再次独自乘坐公交车。当她大着胆子回到公共场所时，奥斯汀的H Mart或99 Ranch Market这样的亚洲超市让她感觉更自在。
她担心在俄亥俄州的父母，他们已在克利夫兰市中心重新开始通勤和上艺术课，现在他们拥有一把枪来保护自己。他们曾向莉莉·朱表示担忧，在3月，在亚特兰大附近的按摩水疗中心有八人被枪杀，其中六名是亚裔女性，这促使许多亚裔美国人要求采取政治行动来解决反亚裔暴力事件激增的问题。
在费城，曼迪·林对她的微信群中出现的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和言语攻击的报道感到不安：一名孕妇被拳头击中面部。一名64岁的男子在离林家公寓不远的地方被一个高喊反亚裔字眼的人袭击。一名27岁的女子在没有任何警告或挑衅的情况下头部被打。
曼迪·林说，费城的新冠病例下降后，结束了对企业的可容纳人数限制，并宣布秋天恢复全日制面对面教学，即使如此，她的家人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保持着同样的戒备。
她在唐人街附近的市场购买食物。她的丈夫在超市工作，把他们需要的东西带回家。每个上学日，她都会坐在患有自闭症的九岁儿子旁边，协助他完成虚拟课程。
曼迪·林担心没有其他同学的陪伴，他会退步得更多，但她对送他回校表示深深的担忧：他的安全、去学校的两英里路程、他还不能接种疫苗的事实。
对于代表亚裔美国人家长的团体来说，返校方面的差异已成为迫切关注的问题。他们担心，如果他们的孩子继续感到不安全，明年会发生什么。教育部最近发布了一份指导家庭如何应对反亚裔霸凌的指南，并提醒学校，他们有法律义务应对这种骚扰。
但这对曼迪·林来说还不够。到目前为止还不够。
“我真的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支持我的孩子，”她说。
费城的社区组织者安娜·彭(Anna Perng)过去一年一直在唤起对反亚裔仇恨的关注，并呼吁人们接种疫苗。她说，她很难说服一些谨慎的华裔美国家庭参加该市上周末在罗斯福公园举行的年度花展。
安娜·彭说，这是一个在离唐人街几英里远的地方举行的大型活动，对于仍然感受到威胁的家庭来说，参加这个活动令人焦虑。她拿到了打折票，并事先安排了一次Zoom聊天来回答他们的问题。高居榜首的问题是：如果他们觉得不安全，需要匆忙离开，应该怎么做？
“我们必须努力帮助被针对的社区感到安全，”她说。
许多人表示，他们会尽量找到平衡，让自己在公共场合觉得舒服。仅仅是散步都可能成为一种痛苦的考量：戴口罩能够保护自己，还是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白天比夜晚安全吗？在主要居民为亚裔的社区会更安全，还是更容易受到袭击？
许多居民还呼吁警察增加巡逻，一些社区已经开始了自己的邻里值守。
一些亚裔美国人表示，他们对一项新的联邦法律感到鼓舞，该法律寻求加强执法力度，以应对反亚裔袭击增加了近150%的情况，其中许多针对女性和老年人。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感到害怕。“社会越开放，威胁就越大，”智库杜鲁门国家安全项目(Truman National Security Project)的政治合作伙伴杰夫·乐(Jeff Le)说。
杰夫·乐已经恢复了疫情前的大部分生活，但他说，2020年3月，在里诺—塔霍国际机场，有一名女子朝他吐口水，并说“从哪来的回哪去”，从那以后，他对坐飞机感到焦虑。
“那是一种我从没有过的无助感，”杰夫·乐说。“那是我无法摆脱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一种癌症或带辐射的东西。”
阵亡将士纪念日期间，大量美国人重新开始坐飞机旅行，但一想到要坐飞机，杰夫·乐就感到不安。他去过85个国家，经常出差，但从去年开始一直禁足。“我对这件事比我想象的要紧张一些，”他说。
凯西·刘·安田(Cathie Lieu Yasuda)说，她在自己的家乡加州福尔松市散步时感到很安全，但是带着九年级的女儿和五年级的儿子去看巨人队的棒球比赛还是太冒险了。每当她和孩子们外出时，他们都会遵循一条新的社交距离规则：不是相隔六英尺来阻止病毒，而是相隔一臂的长度，以防被推搡或是被打。
“人行道足够宽，”凯西·刘·安田说。“我们不害怕。我们不是畏缩。我们是安全的。”
接种疫苗后，奥古斯丁·徐(Augustine Tsui)又开始从新泽西通勤到他在曼哈顿中城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但他表示，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或通勤何时才能感觉正常。多年来他一直乘坐公共汽车和火车，现在则自己开车上班，并支付高达65美元的停车费——这是缓解家人担忧的代价。他的妻子凯西·孙(Casey Sun)呆在家里，为她的网上生意制作有机肥皂和化妆品，她说自己很少出门。
奥古斯丁·徐的办公室离5月中旬一名袭击者咬掉一名亚裔男子手指的地方不远。他戴着口罩，遮住自己的脸，匆忙走进办公楼。
“我没有听到过反亚裔的话，别人不太清楚我是谁，”他说。“我可以过自己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