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会谈后的北京公开外交声明中，布林肯说，“如果中国不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会的”(If China does not address the problem, we will)，显示美国在迫使中国做出二选一的战略选择的同时，美国将主动发动一场可能包含广泛制裁措施的经济战争，反击中国在援助俄罗斯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输出过剩产能两个领域的经济战。
It is an exciting time. It will go down in history as the moment that started the new U.S.-China relationship and the end of the chapter started by China’s reformist leader Deng Xiaoping.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中国的年度访问终于结束。人们只要认真观察他从上海到北京三天的全程交流，就不难感受各种诡异气氛，也能透过最后中国官方的所谓“五点共识”发现中国面临的外交困境。那就是红线的碰撞，美中之间围绕中俄经济关系和其他红线展开了面对面的交锋，仿佛一场大战将临前的紧张。
最后通牒？
类似的情形曾经出现在1941年。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轴心同盟成立，轴心国都意识到英美是他们试图建立所谓新秩序的障碍。到1941年6月德国突然入侵内心依附轴心国的苏联，促成了英美同盟，其历史性标志是1941年八月中的美英首脑会谈和随后公布的《大西洋宪章》。这一形式上有关战后秩序规划的政治声明，标志着世界两大阵营的形成，他们的对抗焦点即是对世界秩序的不同展望，也启动了全球反法西斯动员，尽管那时美国还未正式对任何国家宣战。
正是这一戏剧性的形势发展，即美国领导的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和太平洋地区反日同盟的建立，例如亚洲的ABCD同盟、以及美英首脑峰会后美英政府给予日本的联合声明，告诫日本“美国将采取各种手段”报复日本的进一步军事行动，迎来了日美谈判的关键时刻，也就是以美国时任国务卿赫尔的对日“赫尔照会”为中心的最后外交斡旋。
这份明知日本不可能接受的外交照会，一方面旨在为美国在欧洲战场优先的战略下努力通过谈判拖延时间，另方面也是迫使日本在要么回到现有国际秩序框架内的合作、要么陷入国际孤立的两难间做出选择。其结果，日本在战与和、南进与北伐的战略困境中被迫更换首相，也在日益加剧的绝望中做好了战争准备。
今天的美中关系、印太地区同盟形成和欧洲俄乌战争的背景发展，特别是美国国会新近批准了总额950亿美元对乌克兰、台湾、以色列的援助法案，以及耶伦在上月访问中发出的警告，都将布林肯国务卿的此次访华赋予了特殊又熟悉的外交使命，如同赫尔照会的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停止支持俄罗斯战争体系的经济输血。
在结束会谈后的北京公开外交声明中，布林肯说，“如果中国不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会的”(If China does not address the problem, we will)，显示美国在迫使中国做出二选一的战略选择的同时，美国将主动发动一场可能包含广泛制裁措施的经济战争，反击中国在援助俄罗斯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输出过剩产能两个领域的经济战。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未来的历史书将布林肯此行视为美国对中国外交的最后通牒并不过分。
国家焦虑
有趣的是，早在布林肯4月底踏上中国土地前夕，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他将带来美国的最后通牒。这恐怕是过去几十年美中外交互动中仅见的，似乎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终于集体清醒过来，仿佛闻到了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气息，陷入到一种国家焦虑中。
例如，北大俄罗斯问题专家冯玉军在4月11日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撰文，指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面临必败的结局，中国需要调整对俄、对美、对欧政策，呼应早前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要求中国严守中立避免中俄结盟的主张。在中国当下严密控制内部思想讨论的情形下，这种公开的政策建议转向无疑极具价值，至少显示中国的安全系统（也就是冯玉军等人的背景）已经意识到耶伦-布林肯的警告是认真、重大的。
毕竟，俄乌战场形势即将发生重大转变，一直陶醉在持久战幻想里的中国决策者也不得不面对可见的战后秩序重组，中国将不得不为自己在过去两年多伪中立、实策应的中俄特殊伙伴关系付出惨重代价。事实上，在布林肯访华前，G7外长峰会、美国国会领袖和北约秘书长相继对中俄紧密关系发出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警告，至少在战略认知层面粉碎了中国试图在中美欧和中俄欧两个三角关系上玩弄机会主义的迷思。
以至于，布林肯访华三天面对的是连串微小但颇具象征意味的变化迹象：首停上海站，布林肯不仅与美国商团见面，还对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谈了美中外交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俨然将陈视为李强总理的随时接班人；在与王毅外长的会见中，以亲俄派闻名的王毅面对布林肯几近语无伦次；类似言辞失当、身形紧张同样发生在中国最高领导人接见布林肯的时刻。
面对布林肯的强硬立场，中国领导人却避实就虚、大谈美中友好，颇有“太极外交”风度，却暴露了他们的慌乱动摇和进退失据，只剩下“美中友好”的言辞盾牌作为保住面子的话术。就在布林肯于北京大使馆召开记者会、继续阐述其强硬立场的同时，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迅速抛出布林肯访华的所谓“五点共识”，费尽心思用一些枝节性共识渲染美中关系的稳定，掩饰这场外交战的失利。
这与此前美中外交各说各话的情形大相径庭，也自我解构了此前被中国外交部夸耀的所谓主场外交优势。譬如，中国外交部门拒绝派出高阶官员迎候布林肯到沪，仅以地方外事官员接机，全程都无红地毯、阅兵安排等。甚至，中国官方还安排了一条大型先进驱逐舰以庆祝海军节的名义停泊在布林肯下榻的和平饭店一侧的黄浦江边，作武装示威状，全然不顾黄浦江水文复杂多变不适合大型舰只进出，与布林肯结束访华官方议程后造访798艺术区选购黑胶唱片的轻松形成鲜明对照。
红线碰撞
如此诡异气氛和反差，毋宁是1941年太平洋地缘政治格局的历史投射：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意图的美澳日菲同盟已经形成，AUKUS联盟扩大到日本。而中国不仅面临北方联盟和南进战略的双重失败，其最后一根稻草——中欧之间的经贸合作和战略牵制，还因中俄经济合作关系和“新质生产力”战略而面临双重破裂的危险。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面对布林肯的最后通牒，似乎除了强调所谓中国红线不能碰之外并无应对之法。因为，布林肯此番访华给予王毅以及中国管理层的最大冲击，恰在于他口头照会的结束中俄经济关系的警告，是更为具体的美国外交红线，意味着可操作、可评估、可协商的外交威慑，全然不同于王毅部长口中念叨、手中挥舞的红宝书一般的红线。
在历史层面，中国的所谓外交红线，与战前日本军部和外交所坚持的国体论高度相似，也就是日本天皇权威的不可质疑、不可动摇。对中国来说，所谓红线也分核心与次级，其核心就是中国自己强调的政治安全，即政权稳定，然后派生出次级红线，如台湾统一、南海主权等等。然而，在中国的外交语言里，所有红线均不可讨论，视为政治禁忌一般，拒绝了外交协商和解决。
更糟糕的，在这种僵硬自闭的红线论调下，中国领导人似乎意识不到红线的交换可能，拒绝与他国进行根本利益的交换，也就是红线的交换，只是一味以红线的名义扩张、蛮干。只有如此狂热，才有与美国红线冲撞时刻的国家焦虑，不亚于旧日本帝国在1941年底的绝望感。
恰恰是因为这种画地为牢、守土有责的红线论，自我制造了过去十余年的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和南海问题，自我否定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也否定了现有国际秩序，朝向追求所谓新秩序的超级威权主义道路狂奔，造就民主世界和亚太地区对中国的高度警惕和结盟应对。
当然，美中此时此刻的红线碰撞，并不会立即引发第二次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场经济战争的现实危险反倒更高一些。因为，虽然双方都需要为将来的新太平洋战争爆发做好准备、需要利用经济谈判来争取时间，但是中国对红线的僵硬坚持和不可谈判限制了诸多经济议题的谈判空间。例如，中国是否愿意接受谈判中俄经济关系问题并且妥协，这是既关乎中国联盟战略调整也关乎中国领导人面子的“要命”问题，进而关乎中国领导人地位稳固与否的政治安全问题。
如此一来，布林肯的最后通牒、抑或美中间的红线碰撞所冲击的，终究还是类乎旧日本帝国开战前的国体问题。那也是中国此刻的国家焦虑吧。华北雁塘：红线的碰撞-布林肯的最后通牒与中国的国家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