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在护理一名感染新冠的病人。（2022年12月28日）
台北 — 中国在放宽防疫措施后，感染人数呈几何式飙升，各地出现民众疯抢药物和医院挤兑的现象，暴露出政府并未为开放做好准备，这似乎跟一向强调“制度自信”的中国共产党形象不符，也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标志性话语“坚持底线思维”互相矛盾。分析人士说，缺乏方向与协调可能与领导层更替的政治周期尚未完成有关；但也有人说，疫情乱象显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无所适从，也反映了中共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失败。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是最后一个放开对奥秘克戎病毒防疫措施的国家。此前，中国已经实施了近三年的清零政策，理应有更多时间向其他国家学习如何与病毒共存。
与中共的宣传不一致
但过去20多天的情况表明，中国政府没有预案，严重缺乏计划、组织、协调与沟通。很多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可以看到各级医院大排长龙、发热门诊被挤爆、药店货架上的退烧药和快筛试剂被抢购一空、殡仪馆堆满尸体来不及火化等乱象。这些现象似乎跟中共时常宣称的组织与计划能力相违背。
事实上，就在上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署名发表的纪念中国宪法施行四十周年的文章中，还一再强调“制度自信”，宣扬中国的制度优于西方。但这一次，从防疫政策的转向，到开放后的混乱，都让民众感到困惑与不知所措。
前南华早报总编辑王向伟。（王向伟提供）
前南华早报总编辑王向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以其前瞻性规划而闻名，不论从经济、社会还是文化发展，几乎所有事情都有计划，五年计划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它按部就班地实现了很多目标；特别是中国领导人的风险管理理念，始终基于党应随时保持危机意识，并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因此习近平自2012年底上台以来，不断告诫干部要预见各种风险和挑战，要对各种尚不可测的“黑天鹅”，和显而易见但易被忽视的“灰犀牛”，制定应急预案。此外，“坚持底线思维”一直是习近平的标志性话语之一，意即做好最坏打算。
权力交接的真空期
他认为，中国这次会疫情如此严重，欠缺方向与协调，可能与领导层更替的政治周期未完成、以致有一个空窗期有关，因为中共二十大虽已经确定了官员的党内职位，但他们必须等待明年三月全国人大的确认，才能开始行使他们各自的行政职务。也就是说，即将在明年3月退休的现任官员可能只想走过场，而他们的继任者在等候上任前，却无能为力，所以造成了混乱。
王向伟说：“现在在政府里的这些高级官员3月份他们就退休了，那么新上来的、就是在二十大确定要在政府里担任高官的人还没有上来，所以中间有这么一个真空期。”
王向伟表示，这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仍不足以去解释为什么中国政府这一次没有一个应急方案，因为依照中国政府过去一直强调面对重大事情要有预案的习惯，这次很明显应该要有一个预案却没有，令人匪夷所思。
政治失败
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吴强提出另一种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将开放清零后的混乱归咎于政治权力交接的真空期，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鲜少发生。他认为，一切混乱的根源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本身下达的指令不够清晰，以致各级政府无所适从，这是根本上的一种政治失败，因此是一种管理层失败后的混乱。
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吴强。（吴强提供）
吴强表示，中共在过去十年一直到现在，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个人威权体制，所有的政府层面，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其实他们最后的决策依赖都是在于中国领导人个人，而这样的个人威权，很可能就是混乱的源头。
社会全面觉醒
他说：“出现一切混乱的根源，就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各个层面，其实都在一个很不清晰的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所发出的指示之下，在处于某种事实上的躺平状态，一种体制的躺平状态，然后呢，他们在体制的躺平、全员的躺平状态当中，再琢磨这个指示的背后的涵义，以及在因应民众的反应。”
他说，虽然中国的决策最终仰赖习近平一个人，但会促使清零政策转向的动因，则是来自于整个中国全面的社会觉醒，而民众过去一个多月的反应、抗议，则是真正导致各级政府部门相关政策变化的推手。
他说，中共庞大的官僚体系夹在最高领导人并不清晰的个人意志，和民众巨大、甚至激进的各种各样的需求之间，过去一直处在一种无所适从、被推着走的状态，直到最近才似乎逐渐变的清晰起来。他们开始明白，最终必须结束三年来孤立的清零政策，迎接政策转折期的到来 。
吴强说：“他们似乎沉睡了一个多月，甚至说沉睡了三年之后，才终于意识到一切都结束了，然后才开始了一个集体的一种清醒，那这个集体清醒也就是全国层面上的社会的觉醒。”
他说，从上海封城之后，经过了八个多月，官僚体制才开始真正复苏，才开始有意识地引进欧美的有效药物，开始让社区从监控封锁转到真正的社区服务，开始发放药品，“这些都是最近一周才发生的最新的变化”。也是到了本周，中国卫健委也才宣布将要在明年1月8日彻底结束对出入境的限制。
尽管中国宣布要取消入境隔离措施，但是鉴于突发性、大规模人群的可能感染，以及中国疫情通报的不透明等因素，一些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采取一些因应措施，比如美国要求从中国飞往美国的两岁及以上旅客，在登机前出示48小时内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意大利米兰的玛尔彭萨机场（Milan Malpensa Airport）对于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PCR采检等。
缺乏沟通
吴强说，中国现在开放了，国外反而很担心中国人的大量传播会导致新一波疫情的大流行，而他们都难以承受再一次如三年前的爆发，这种混乱也是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缺乏沟通的另一个证明。总之，中国从高层到民众、从官僚体制到民众，以及官僚体制跟高层之间的各个层面都缺乏沟通，这都是因为领导人单方面个人意志在做决定的缘故。
各种科学数据都显示，中国在放开疫情防疫措施后，可能将面临数百万人死亡的重大挑战。根据台湾大学公卫学院教授陈秀熙团队12月28日发布的最新模型预估，到明年3月底，中国将有5.5亿人感染，累积死亡人数恐达255万人，300万人中症住院，180万人重症。
再次收紧的可能性
庞大的感染与死亡数字也为中国是否可能再重新收紧防疫措施埋下不可测的因子。
台湾大学公卫学院教授陈秀熙。（取自采访视频）
陈秀熙表示，国际上其实反反覆覆的例子非常多，包括韩国、新加坡都曾经放宽后又收紧，这是因为疫情是动态的，所以也要用动态的防疫措施来面对，但不论选择哪一种措施，都必须建筑在防疫文明上，也就是要让中重症以及脆弱族群减少死亡，但同时也要兼顾“幸福解封”，包括减少经济层面和教育层面的冲击，也要减少人们恢复常态生活的阻碍。
他表示，从疫情的角度来看，有两个指标是判断开放后是否又收紧的因素。第一个指标是脆弱族群的重症与死亡是否持续在同个监测区间，比没有发生疫情之前的流行病死亡案例多很多，比如因为开放而死亡的案例超过了流行性感冒的两倍以上，那么可能就要重新考量收紧防疫措施。
陈秀熙说：“一般在疫情前，这个（疫情）前人口的死亡率以及疫情前重要流行病的这样的一个死亡率的相对比较，如果这些比较都比原来的高很多，那么就表示今天没有控制疫情，那么对这样的一个伤亡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陈秀熙表示，第二个指标就是医疗能量，如果太多的中重症超过医疗能量的负荷，那么也会成为再次收紧的一个重要因素。
分析人士表示，即使从政治层面解读，中国再次收紧的可能性也当然存在，就像中共在放宽防疫措施的前一夜，仍在坚持动态清零，当时外界也没有料到它会突然就放弃这个持续了大约三年的政策。
一场赌注
吴强说，中共的体制在面临政治失败的时候，它会迅速选用一种新的办法来抛弃旧的东西，毕竟意识形态和记忆是掌握在中共的宣传部门手上，它可以迅速地假装淡忘、不再提坚持动态清零，而迅速转向中共在二十大上所提的要坚持开放、深度开放与高质量开放，用这种名义来挽救掩盖意识形态的高调、经济破产、财政衰退和民众极大的不满。
不过，他表示，尽管理论上和现实上中国都可能做到再次收紧，但对于一个三年来已经躺平的官僚体系，他们坚持清零而拒绝用一切清零之外的资源来进行防疫，哪怕是双轨制并行，他们都没有做好准备，才会有今日混乱的景况。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要让这整个面临政治破产的官僚体制从放开再回到收紧，吴强认为，不管是对人民还是对各级政府与机关都是极大的侮辱。他说，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子的政治折腾，但对身为一个大国的中国来说，则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再掉头”。
他说，这样的反复是一场豪赌，是拿举国体制、国家和人民、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来做赌注，它的后果固然可能成功，但也不可预测，极其危险。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在护理一名感染新冠的病人。（2022年12月28日）
台北 — 中国在放宽防疫措施后，感染人数呈几何式飙升，各地出现民众疯抢药物和医院挤兑的现象，暴露出政府并未为开放做好准备，这似乎跟一向强调“制度自信”的中国共产党形象不符，也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标志性话语“坚持底线思维”互相矛盾。分析人士说，缺乏方向与协调可能与领导层更替的政治周期尚未完成有关；但也有人说，疫情乱象显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无所适从，也反映了中共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失败。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是最后一个放开对奥秘克戎病毒防疫措施的国家。此前，中国已经实施了近三年的清零政策，理应有更多时间向其他国家学习如何与病毒共存。
与中共的宣传不一致
但过去20多天的情况表明，中国政府没有预案，严重缺乏计划、组织、协调与沟通。很多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可以看到各级医院大排长龙、发热门诊被挤爆、药店货架上的退烧药和快筛试剂被抢购一空、殡仪馆堆满尸体来不及火化等乱象。这些现象似乎跟中共时常宣称的组织与计划能力相违背。
事实上，就在上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署名发表的纪念中国宪法施行四十周年的文章中，还一再强调“制度自信”，宣扬中国的制度优于西方。但这一次，从防疫政策的转向，到开放后的混乱，都让民众感到困惑与不知所措。
前南华早报总编辑王向伟。（王向伟提供）
前南华早报总编辑王向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以其前瞻性规划而闻名，不论从经济、社会还是文化发展，几乎所有事情都有计划，五年计划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它按部就班地实现了很多目标；特别是中国领导人的风险管理理念，始终基于党应随时保持危机意识，并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因此习近平自2012年底上台以来，不断告诫干部要预见各种风险和挑战，要对各种尚不可测的“黑天鹅”，和显而易见但易被忽视的“灰犀牛”，制定应急预案。此外，“坚持底线思维”一直是习近平的标志性话语之一，意即做好最坏打算。
权力交接的真空期
他认为，中国这次会疫情如此严重，欠缺方向与协调，可能与领导层更替的政治周期未完成、以致有一个空窗期有关，因为中共二十大虽已经确定了官员的党内职位，但他们必须等待明年三月全国人大的确认，才能开始行使他们各自的行政职务。也就是说，即将在明年3月退休的现任官员可能只想走过场，而他们的继任者在等候上任前，却无能为力，所以造成了混乱。
王向伟说：“现在在政府里的这些高级官员3月份他们就退休了，那么新上来的、就是在二十大确定要在政府里担任高官的人还没有上来，所以中间有这么一个真空期。”
王向伟表示，这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仍不足以去解释为什么中国政府这一次没有一个应急方案，因为依照中国政府过去一直强调面对重大事情要有预案的习惯，这次很明显应该要有一个预案却没有，令人匪夷所思。
政治失败
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吴强提出另一种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将开放清零后的混乱归咎于政治权力交接的真空期，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鲜少发生。他认为，一切混乱的根源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本身下达的指令不够清晰，以致各级政府无所适从，这是根本上的一种政治失败，因此是一种管理层失败后的混乱。
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吴强。（吴强提供）
吴强表示，中共在过去十年一直到现在，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个人威权体制，所有的政府层面，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其实他们最后的决策依赖都是在于中国领导人个人，而这样的个人威权，很可能就是混乱的源头。
社会全面觉醒
他说：“出现一切混乱的根源，就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各个层面，其实都在一个很不清晰的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所发出的指示之下，在处于某种事实上的躺平状态，一种体制的躺平状态，然后呢，他们在体制的躺平、全员的躺平状态当中，再琢磨这个指示的背后的涵义，以及在因应民众的反应。”
他说，虽然中国的决策最终仰赖习近平一个人，但会促使清零政策转向的动因，则是来自于整个中国全面的社会觉醒，而民众过去一个多月的反应、抗议，则是真正导致各级政府部门相关政策变化的推手。
他说，中共庞大的官僚体系夹在最高领导人并不清晰的个人意志，和民众巨大、甚至激进的各种各样的需求之间，过去一直处在一种无所适从、被推着走的状态，直到最近才似乎逐渐变的清晰起来。他们开始明白，最终必须结束三年来孤立的清零政策，迎接政策转折期的到来 。
吴强说：“他们似乎沉睡了一个多月，甚至说沉睡了三年之后，才终于意识到一切都结束了，然后才开始了一个集体的一种清醒，那这个集体清醒也就是全国层面上的社会的觉醒。”
他说，从上海封城之后，经过了八个多月，官僚体制才开始真正复苏，才开始有意识地引进欧美的有效药物，开始让社区从监控封锁转到真正的社区服务，开始发放药品，“这些都是最近一周才发生的最新的变化”。也是到了本周，中国卫健委也才宣布将要在明年1月8日彻底结束对出入境的限制。
尽管中国宣布要取消入境隔离措施，但是鉴于突发性、大规模人群的可能感染，以及中国疫情通报的不透明等因素，一些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采取一些因应措施，比如美国要求从中国飞往美国的两岁及以上旅客，在登机前出示48小时内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意大利米兰的玛尔彭萨机场（Milan Malpensa Airport）对于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PCR采检等。
缺乏沟通
吴强说，中国现在开放了，国外反而很担心中国人的大量传播会导致新一波疫情的大流行，而他们都难以承受再一次如三年前的爆发，这种混乱也是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缺乏沟通的另一个证明。总之，中国从高层到民众、从官僚体制到民众，以及官僚体制跟高层之间的各个层面都缺乏沟通，这都是因为领导人单方面个人意志在做决定的缘故。
各种科学数据都显示，中国在放开疫情防疫措施后，可能将面临数百万人死亡的重大挑战。根据台湾大学公卫学院教授陈秀熙团队12月28日发布的最新模型预估，到明年3月底，中国将有5.5亿人感染，累积死亡人数恐达255万人，300万人中症住院，180万人重症。
再次收紧的可能性
庞大的感染与死亡数字也为中国是否可能再重新收紧防疫措施埋下不可测的因子。
台湾大学公卫学院教授陈秀熙。（取自采访视频）
陈秀熙表示，国际上其实反反覆覆的例子非常多，包括韩国、新加坡都曾经放宽后又收紧，这是因为疫情是动态的，所以也要用动态的防疫措施来面对，但不论选择哪一种措施，都必须建筑在防疫文明上，也就是要让中重症以及脆弱族群减少死亡，但同时也要兼顾“幸福解封”，包括减少经济层面和教育层面的冲击，也要减少人们恢复常态生活的阻碍。
他表示，从疫情的角度来看，有两个指标是判断开放后是否又收紧的因素。第一个指标是脆弱族群的重症与死亡是否持续在同个监测区间，比没有发生疫情之前的流行病死亡案例多很多，比如因为开放而死亡的案例超过了流行性感冒的两倍以上，那么可能就要重新考量收紧防疫措施。
陈秀熙说：“一般在疫情前，这个（疫情）前人口的死亡率以及疫情前重要流行病的这样的一个死亡率的相对比较，如果这些比较都比原来的高很多，那么就表示今天没有控制疫情，那么对这样的一个伤亡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陈秀熙表示，第二个指标就是医疗能量，如果太多的中重症超过医疗能量的负荷，那么也会成为再次收紧的一个重要因素。
分析人士表示，即使从政治层面解读，中国再次收紧的可能性也当然存在，就像中共在放宽防疫措施的前一夜，仍在坚持动态清零，当时外界也没有料到它会突然就放弃这个持续了大约三年的政策。
一场赌注
吴强说，中共的体制在面临政治失败的时候，它会迅速选用一种新的办法来抛弃旧的东西，毕竟意识形态和记忆是掌握在中共的宣传部门手上，它可以迅速地假装淡忘、不再提坚持动态清零，而迅速转向中共在二十大上所提的要坚持开放、深度开放与高质量开放，用这种名义来挽救掩盖意识形态的高调、经济破产、财政衰退和民众极大的不满。
不过，他表示，尽管理论上和现实上中国都可能做到再次收紧，但对于一个三年来已经躺平的官僚体系，他们坚持清零而拒绝用一切清零之外的资源来进行防疫，哪怕是双轨制并行，他们都没有做好准备，才会有今日混乱的景况。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要让这整个面临政治破产的官僚体制从放开再回到收紧，吴强认为，不管是对人民还是对各级政府与机关都是极大的侮辱。他说，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子的政治折腾，但对身为一个大国的中国来说，则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再掉头”。
他说，这样的反复是一场豪赌，是拿举国体制、国家和人民、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来做赌注，它的后果固然可能成功，但也不可预测，极其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