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蔓延中国，各地为“抗疫”以邻为壑之际，北京政府突然出台“全国统一大市场”文件， 似乎剑指“地方保护主义”。而中国经济学者沈凌认为，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需要重拾本届政府上任伊始就着重提出来的“把行政权力关进笼子”的思路。
中国疫情再起，地方保护主义也顺势抬头（资料图片）
最近，新冠疫情如火如荼地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蔓延之际，不太有预兆的，中国高层出台了一个《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让人一下子联想到了十年前那个混合制改革。这两者当然都没有错，它们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要之举，只不过都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两位经济学者：一位叫吴敬琏，外号“吴市场”；还有一位是厉以宁，外号“历股份”。他们的绰号代表了其理论的偏重，但无论是市场制度建设，还是股份制改造，都是整个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如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过去了，本届政府重提这两个话题，实际上既说明了中国在市场制度建设和股份制改造的未尽之业，也说明了中国高层试图继续克难攻坚，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向纵深发展的决心。只是，这项事业越来越难。
笔者2006年从德国毕业回国，任教于上海，生活在杭州，十几年来，“双城记”生活让我能够直观感受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演进和改善。无论是交通硬件还是金融软件，行政区划的限制似乎越来越少，让人以为一个“长三角统一大市场”水到渠成，直到疫情来临，一切忽然改变。
疫情让“地方保护”再度猖獗
2020年新冠疫情首先袭击中国武汉，一时间各地纷纷画地为牢，彼此以邻为壑，试图用这样的封锁措施消灭病毒。如果说在疫情爆发初期这样的应对方式还算是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大家都对这个病毒的特性一无所知，手忙脚乱一阵子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两年过去，新冠病毒在中国大陆若隐若现，此起彼伏，各地一直在动态清零。比较奇怪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始终如影随形，没有在那一阵子的忙乱之后逐步被全国统一的对策所取代，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比如笔者去年底就因为上海不承认杭州的核酸检测报告，而不得不下岗待业，无法跨省授课；而最近上海新冠疫情爆发，长三角各地纷纷关闭高速通道，不仅对隔绝病毒的流传影响不大，反而迅速阻碍了物流的畅通，对上海抗疫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国务院不得不对这样的地方保护严词训斥。
地方保护主义实际上在各个行业，各个时期一直存在，平时的表现弱一点，到了疫情这样的特殊情况和时间点，会比较激烈地表现出来。笔者不太能揣摩上意，但是如果中国行政高层真的是从抗疫中看到了地方保护主义流毒，痛下决心对停滞的中国市场制度建设加以推动和加快，也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有助于改善生产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配置，有助于提高整个中国的生产效率，也有利于降低中国全体消费者的负担，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在中国厂商中的权重，有利于构建国内大循环，抵御国际风云的冲击。不过，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需要重拾本届政府上任伊始就着重提出来的“把行政权力关进笼子”的思路，至少应该把地方的行政权力好好关起来，不能任由地方行政权力染指跨区域的市场运作。否则，每次都是地方政府任意伸手干预，等到后果显现舆情汹汹，再由上级行政机构出面“打补丁”，行政运行的效率就会下降，补丁也打不胜打。
说到底，市场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自然资源，而是由政府通过制度建设勾勒出来的一个交易场所，是一个人为的公共产品。制度的存在原因就是为了教会经济主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是一套“红绿灯”制度。不过，对不同的经济主体，权利义务的划定原则是不一样的。在一个统一市场内，厂商和消费者应该“法无禁止皆可为”；而对地方行政机构来讲，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意味着告诉他们哪些事情可以做，除此之外都不能做，这就是“法无授权皆不可为”的基本原则。如果按照这样的制度行事，就不可能出现高速公路被地方政府堵截从而物流不畅的情况。因为没有一个制度规定了地方政府可以关闭高速公路的出入口，除非它得到法律的授权。而怎么样才能得到这样的授权呢？要么上级行政机构，要么立法机构。唯有如此，统一市场才有可能。
沈凌，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在疫情蔓延中国，各地为“抗疫”以邻为壑之际，北京政府突然出台“全国统一大市场”文件， 似乎剑指“地方保护主义”。而中国经济学者沈凌认为，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需要重拾本届政府上任伊始就着重提出来的“把行政权力关进笼子”的思路。
中国疫情再起，地方保护主义也顺势抬头（资料图片）
最近，新冠疫情如火如荼地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蔓延之际，不太有预兆的，中国高层出台了一个《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让人一下子联想到了十年前那个混合制改革。这两者当然都没有错，它们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要之举，只不过都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两位经济学者：一位叫吴敬琏，外号“吴市场”；还有一位是厉以宁，外号“历股份”。他们的绰号代表了其理论的偏重，但无论是市场制度建设，还是股份制改造，都是整个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如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过去了，本届政府重提这两个话题，实际上既说明了中国在市场制度建设和股份制改造的未尽之业，也说明了中国高层试图继续克难攻坚，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向纵深发展的决心。只是，这项事业越来越难。
笔者2006年从德国毕业回国，任教于上海，生活在杭州，十几年来，“双城记”生活让我能够直观感受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演进和改善。无论是交通硬件还是金融软件，行政区划的限制似乎越来越少，让人以为一个“长三角统一大市场”水到渠成，直到疫情来临，一切忽然改变。
疫情让“地方保护”再度猖獗
2020年新冠疫情首先袭击中国武汉，一时间各地纷纷画地为牢，彼此以邻为壑，试图用这样的封锁措施消灭病毒。如果说在疫情爆发初期这样的应对方式还算是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大家都对这个病毒的特性一无所知，手忙脚乱一阵子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两年过去，新冠病毒在中国大陆若隐若现，此起彼伏，各地一直在动态清零。比较奇怪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始终如影随形，没有在那一阵子的忙乱之后逐步被全国统一的对策所取代，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比如笔者去年底就因为上海不承认杭州的核酸检测报告，而不得不下岗待业，无法跨省授课；而最近上海新冠疫情爆发，长三角各地纷纷关闭高速通道，不仅对隔绝病毒的流传影响不大，反而迅速阻碍了物流的畅通，对上海抗疫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国务院不得不对这样的地方保护严词训斥。
地方保护主义实际上在各个行业，各个时期一直存在，平时的表现弱一点，到了疫情这样的特殊情况和时间点，会比较激烈地表现出来。笔者不太能揣摩上意，但是如果中国行政高层真的是从抗疫中看到了地方保护主义流毒，痛下决心对停滞的中国市场制度建设加以推动和加快，也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有助于改善生产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配置，有助于提高整个中国的生产效率，也有利于降低中国全体消费者的负担，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在中国厂商中的权重，有利于构建国内大循环，抵御国际风云的冲击。不过，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需要重拾本届政府上任伊始就着重提出来的“把行政权力关进笼子”的思路，至少应该把地方的行政权力好好关起来，不能任由地方行政权力染指跨区域的市场运作。否则，每次都是地方政府任意伸手干预，等到后果显现舆情汹汹，再由上级行政机构出面“打补丁”，行政运行的效率就会下降，补丁也打不胜打。
说到底，市场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自然资源，而是由政府通过制度建设勾勒出来的一个交易场所，是一个人为的公共产品。制度的存在原因就是为了教会经济主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是一套“红绿灯”制度。不过，对不同的经济主体，权利义务的划定原则是不一样的。在一个统一市场内，厂商和消费者应该“法无禁止皆可为”；而对地方行政机构来讲，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意味着告诉他们哪些事情可以做，除此之外都不能做，这就是“法无授权皆不可为”的基本原则。如果按照这样的制度行事，就不可能出现高速公路被地方政府堵截从而物流不畅的情况。因为没有一个制度规定了地方政府可以关闭高速公路的出入口，除非它得到法律的授权。而怎么样才能得到这样的授权呢？要么上级行政机构，要么立法机构。唯有如此，统一市场才有可能。
沈凌，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