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教授:女性主义不是抽象的“政治正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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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tiao
最新回复:2019年11月3日 12点37分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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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

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张屏瑾的新书名为《我们的木兰》,封面上,明眸善睐的女子双手交叉,宁静地望着远方,穿着V字领的T恤,露出优美的脖颈曲线和白暂皮肤。

“这个封面就像一个实验。”张屏瑾说,“我对女性主义不是特别紧张,如果特别紧张的话,就不会用这个封面。一个真正自信的女性,不会在意你是否消费我。”

《我们的木兰》是张屏瑾近年所作的文化评论合辑,“这里所收录的短小书评、影评、剧评,虽然体量不大,和学术批评的洋洋长文却是来自同一个思想装置,在那万吨马力的头脑齿轮运转处飞出的火花细屑,亮度也并不减弱。”在书中,张屏瑾这样写道。借新书出版之际,澎湃新闻专访了张屏瑾。



《我们的木兰》书封

【对话】

不愿意把女性主义标签化

澎湃新闻:这本书为什么叫“我们的木兰”?

张屏瑾:书名来自一篇文章《别动我们的木兰》,文章本身说的是,花木兰是我们的故事,但在好莱坞的“镜像”里变成了完全不同的景观,因此“我们的木兰”里有一种中国式的女性话题的独特命运,可能应该是我们讨论女性话题的起点。

在“木兰”形象上存在一个有趣的问题,木兰要用女扮男装的方式才能参与家国大事,这与我长期以来的写作状态有点类似,我在写作、使用这些理论概念、做历史分析时,当然并没有刻意用男性的口吻说话,而是自然地使用了学术和理论语态,你可以说它是更男性化的,那么,除非我不讨论这些宏大的问题,否则有没有不“女扮男装”的表达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书名也是一个自我呈现与反思。



澎湃新闻:你被很多人评价为“女性主义”的写作者,你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张屏瑾:我的很多话题与女性有关,但未必是“女性主义”的。我总是希望把“女性主义”所指认的男权问题,与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压迫结构放在一切讨论,这样就可以避免女权主义被标签化和本质化。本质化是极端错误的,实际上,很多女性参与了男权压迫,无论是对待自己还是对待他人。女性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而不是抽象的“政治正确”。这么说并不是否认女性话题的重要性。

澎湃新闻:你说许多女性参与了男权的压迫,并用男权压迫的方式对待其他女性,你觉得为何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张屏瑾:男权问题当然存在,但它是结构性的,不是个人性的,当我们讨论权力压迫,也包括微观权力时,性别就应当被视为一种建构性的存在,(性别)压迫两级的特定位置上存在的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这已无关紧要。女权主义曾经是非常有效的权力分析的武器,而一旦它把自身本质化,就陷入了虚无,这很遗憾。

澎湃新闻:你是如何看待当代的婚姻的?如何定义婚姻的幸福,女性在婚姻中应该如何获得幸福?

张屏瑾:从直觉来说,我觉得婚姻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我们希望在这个高度理性化和契约化的社会里,保留一点“自然人性”,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也总是在考虑这个问题,于是我们会说他们俩“遇见——恋爱——婚姻”,总是这样的三部曲,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在当代生活里,偶然性和自发性已经越来越少了,人们都在高度“计划经济”中度日,有时在校园里散步,听到非常年轻的学生也在讨论买房子之类的话题,人从出生开始一切都是被规定好的,这才是“我能想到最残酷的事”。由此当代婚姻太不自然了,不是自发热情的产物,而是焦虑的产物,社会的原子化又使得小家庭的压力变得极大,在这种状态下只能在婚姻中重新强调角色感,保持稳定与分工,所谓“求生欲”,在我看来这个要求真是太低了。

关于婚姻幸福嘛,很难讲,我想了三句话都不是我的,两句是我导师说的,他说:看人要看大体。他对另外一位同学说的是:人生不止养大一个孩子。第三句话是张爱玲的,张写《半生缘》里的曼桢,“一样东西一旦属于她了,她总是越看越好,以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记得最初看到此处小小震动了一下。

澎湃新闻:你如何看待养育孩子这件事,当养育孩子变成全民性的焦虑,这是正常的,还是非理性的,如何面对这样的压力?

张屏瑾:中国有两种症候式人群,都与“家”这个字有关,一是学校里的“家长”,二是医院里的“家属”,这两个词用英语都很难翻译,我是指捕捉到其深远的含义。所以我觉得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家庭观念,这些现象如此突出,几乎将人人都卷入在内,在这方面我却没有看到好的社会学研究。

澎湃新闻:曾有说法说“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张屏瑾:可能自古以来男人都配不上女人,因为女人是“地母”,女人的活动性低,故此自我毁坏较少,包容性较强。至于中国男人,好的还是有的。

“文学是一条河流,经典就在上游”

澎湃新闻:你在《我们的木兰》里特地讲了村上和莫言,怎么看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张屏瑾:诺贝尔评委为什么老是不把奖给村上春树,我觉得可能因为他过于畅销了。如今文学阅读正趋于一个逐渐小众的趋势,但是诺贝尔文学奖始终坚持一种精英主义的标准,一方面是坚守,另一方面也是提醒人们,有这样一种不为人熟知、也不那么畅销,却是很优秀的文学存在,或者在某些其它的形式(如歌词)中也有“文学性”的存在。

现在是一个媒体信息的时代,人们是把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媒体事件而不是文学来接受的。对中国来讲,我们对这个奖的关注里边,又特别带有一层民族国家在普遍性意义上获奖的焦虑,跟我们的电影要不要得奖、国足要不要冲进世界杯类似一种心理。

澎湃新闻:最近过世的文学批评家布鲁姆有一个观点,文化日益衰落,大家都越来越不看书了。你觉得这是一个事实,大家好像现在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是很够,然后也对经典的阅读确实是不够的?

张屏瑾:是这样的,人们只要生活在这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其实也要经常要想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在现有的生活中,尽量召唤回一些人们对阅读的日常性感受。

文学就像一条流淌的河流,经典可能在上游,你在下游,在上下游之间有很多的作家,若干个世纪,包括现在新世纪的作家。他们都在这条河里边,可能已经望不见了上游的位置,但是他们的作品里面,你仍然可以追溯上游有一些什么样的风景,一个人真正热爱文学,自然会上下求索。

澎湃新闻: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话,哪些文本会进入你的视野,让你觉得有特地为他做一番批评或者评论的必要?

张屏瑾:可能跟我的专业有关,我一直比较关注城市文化的研究和批评。城市化的进程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主流,流向城市研究的资源和话语权越来越多,这当然是一个好的现象。

但是这也会引起一定的问题,和女性一样,城市也会被抽象地来看待,“城市文学”,这个讲法背后隐含着一个对立面“非城市的”,或者“乡土中国”式的,稍微有点历史知识就能知道,中国的城乡无法分开看待,它们在同一个结构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也是我自己警醒的,是不是需要把城市问题不断地历史化。

澎湃新闻:《巨大的灵魂》里面有一集是文学与人民,怎么样真正能够做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

张屏瑾:我想一个是保持人文关怀,这个不用多说了,还有一点是保持现场感,这是一个知识的时代,但知识也会让人变得封闭。我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求作为批评家实践的空间,文学和文化批评听起来就是一件很有活力的事,而实际上如果不自我警惕,同样会变成标签和外套,变得空洞。

既然要在学院之外再做文学批评,就要尽量的去多想几种形式发言,让更多的人听到,这可能是我这两年在思考的。所以我就把我的小文章拿出来,这小文章不一定都写得很好。但是我想尝试一下,是否能让批评家和学者的意见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当文学变成集团,批评的生态就发生变化”

澎湃新闻:你觉得什么样的批评是好的文学批评?

张屏瑾:一个批评家,要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时间和历史位置上发言,也要知道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发言。自我认知是文学批评的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但是自我认知是有限制的。

澎湃新闻:现在的文学批评不够犀利,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张屏瑾:你说的完全对,有一个朋友开玩笑说,现在只有文学表扬,没有文学批评。不管是文学批评杂志,还是报纸、新媒体,表扬的声音比批评多,这几乎成为了共识。另外也有朋友认为,这是因为属于文学的地盘越来越小了,大家要报团取暖。我觉得这说出了一种现在比较典型的现象,过去文学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可能在皇宫里发生,也可能在监狱里发生,文学相对是比较个人的,是弥散无稽的状态。

而现在“文学紧缩”,大家的地盘就不像以前那么广了,这地盘里面的人会挨得很近,慢慢地集团化了,彼此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

关系的变化导致批评的生态发生了变化,也出现所谓的批评和表扬的比例的变化。我觉得这是批评家需要共同面对的。

澎湃新闻:有作家评论说,现在因为文学批评太温和,作家都躺在功劳簿上。

张屏瑾:是的,文学批评总还是得犀利一些,但在当代文学的这块地盘里,作家就住在你隔壁,昨晚刚和你喝了酒。我刚才讲了批评家需要思考的问题,作家可能也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面对批评,如果确实有了非常犀利的,不讲人情的批评出现,作家能不能真的从中吸取到能为自己所用的东西?

澎湃新闻:你研究的是左翼文学,我突然想起,左翼时期作家之间的批评就很激烈。

张屏瑾:左翼文学时期的文化纷争背后存在巨大的政治纷争,但我们现在只把它作为文学和艺术作品来接受,忽略了它背后的历史与政治博弈。今天的社会文化空间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了,所以今天的批评在这个意义上无法与当时的批评相比,但今日有今日的精神状况与问题意识,我觉得并非不可搭建这个舞台。

澎湃新闻:看到“底层文学”这个概念还是觉得蛮惊讶的,它似乎很少在文学批评的领域当中被提出来。

张屏瑾:“底层”这个概念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被提出了,很多人觉得已经过时了,只不过我还没有简单地抛掉它,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学术研究关涉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他们所表述的对象,就是工人、劳动者、女性等等被侮辱与损害者,当然他们的表述中有很大的问题,我研究这些动机与问题。可能是这样的研究视野,使我在做当代文学批评时也会有类似的眼光。

文学批评有审美教育的作用,这当然是极为重要的,但它不光有这一面,还应该有另外一面,即考虑如何把更多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生活联系到一起,这同样应该是文学批评的作用。

“我有点刻意地避开张爱玲”

澎湃新闻:你其实在《追随巨大的灵魂》那本书中也说了,你对左翼时代的那些作家的作品是有一种比较欣赏和向往的,是觉得他们的一些作品确实是不仅是你的研究方向,而且是你觉得是自己比较欣赏的那样的一种风格?

张屏瑾:我欣赏的是他们的写作动机,二十世纪初的白话文学普遍还不成熟,但正是这种不成熟,反而暴露了许多种处于试验状态的灵感与动机,成为了一种探索自我的重要手段,几乎所有的左翼作家,都在历史中经历一轮又一轮的自我挑战,承担这种挑战带来的坎坷命运。在我看来,这样一种自我与世界剧烈碰撞的方式,不退缩,不犬儒,是我比较欣赏的。

如果我们说左翼文学是不成功的,而他们很多人在成为左翼作家之前,在写作上已经有过更“成功”的实验,所以,他们并非选择安全,而是选择不安全,选择用自己其实不擅长的方法去做一件不保证成功的事?这是为什么呢?一个作家为什么要去选择自己不擅长的写作方式?我想,是因为他们最擅长的写作已经无法解决灵魂中的问题,也是一种新的灵魂性在历史中被召唤出来了,这是我所敬佩的。

澎湃新闻:如果用几句话或者几段话来说,这种灵魂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张屏瑾:巨大灵魂中都有对普遍的美的向往和追求,正是出于终极美好的向往,才会对身处的世界产生强烈的不安,以及由此而来的观察与批判的动力。

澎湃新闻:现在对左翼作家的研究出现哪些新的倾向?

张屏瑾:一个是把左翼作家出现的环境看做是综合性的文学场域来研究,我个人就是这样做,另外一个是追踪他们在二十世纪的不同年代所起到的不同作用,进行再解读,比如延安时期,“十七年”时期,还有当代,对他们身上的一些矛盾性,过去是采用政治和文学的二元对立来解释,但这种理解是比较简单的。

最近十年以来,尤其是一批80后、85后的青年学者,开始对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做更为复杂的思考,一个一个左翼作家都获得了重读,有许多新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范式出现,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我们通常说的鲁郭茅巴老曹、丁玲赵树理柳青等,对他们的全新研究正在逐步复活。

澎湃新闻:说到城市书写、左翼和女性,张爱玲是逃不过的话题。但我看到你的书中却没有谈到她太多,是因为张爱玲的研究和讨论太泛滥了吗?

张屏瑾:是的,我其实是不太愿意多谈张爱玲,可能有点刻意地避开她,张爱玲有点像刚才讲的村上春树,因为过度畅销而被扭曲了。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作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回归。从她回归的那一刻开始,就有一个特定的含义赋予了她的作品,我最近在谈海派文学的一篇文章中讲到这个问题。要把她的作品重新打开的话,可能是需要比左翼文学做更多的工作,建立更多的中介,现阶段还没有这个打算。

澎湃新闻:你是觉得她过于复杂,难以完整地分析?

张屏瑾:那倒不是,她本人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她恰好占据了那样的一个时空的位置,牵动了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你不清理那些重大的问题,你不可能对这样的一个文学现象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所以倒不是说张爱玲作品有多复杂,而是它们处在历史的漩涡当中,两种旋涡,一是四十年代,二是九十年代,这是我们需要严肃对待的。

澎湃新闻:你觉得目前对上海的城市书写当中是否有缺位的地方?

张屏瑾:提到上海的文学作品,总是想起《繁花》、《长恨歌》这几部,我自己写文章也是在不停地分析这几部,我们对城市有一个比较固有的想象,好像城市就应该是很巨大,有很多可以写的东西,实际上城市生活是把我们每个人都限定在单一的生活轨道上,每个人都像城市蚂蚁一样,有既定行为逻辑,未必和其它族群有交流。

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又带有一种单调性,我们写作还是多面对这种单调性,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把城市想象得很丰富,那么你一定会失败,反而如果你有勇气面对这种单调性,可能你就知道什么是城市文学了。伟大的作家都是面对单调的,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说的拉丁美洲的孤独,都是如此。

但我们也可能掉入另外一个陷阱,就是觉得人必须不断地个体化才能捕捉到城市的趣味,实际上如果你过于强调个体性,陷入到自己的单独一个世界,那么最多产生一些小清新,还是无法打破城市生活带来的区隔。我比较强调空间这个概念,空间就是生产意义,要在隔膜的、冷酷的、危险的城市生活里生产、创造新的意义,作家不就是应该为此而工作么?为了达成这一点,要好好看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澎湃新闻: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关于上海的书写到底缺少了些什么?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一些新的书写的主题?

张屏瑾:注意到一些90后的作家开始书写自己的成长经验,他们已经懂得城市文学的陷阱是什么了,所以不再去表现那些特别消费主义的符号,而把目光转向特定的人群,街道,有限的日常生活。这总体来说是一件好事,我个人只要看到这样的作品就会去关注一下,也指导过我的学生去研究这方面的写作。

总体来说,这些青年作家都还在成长之中,有很多东西会影响作家,未必就能终其一生写出非常理想的作品,但是从他们新的选择里,可以看出一种挣扎和努力,摆脱种种陷阱。这样的现象多了,就有可能成为一代人的写作,我也努力去寻找这种踪迹,看能不能把它们重新编织成一种书写上海的方式。

我觉得就是批评家应该做的工作。现在好的作家绝对数量实在不多,为什么文学批评会变成文学表扬也与之有关,就这么几个人,一出来,大家都一拥而上,实际上对一个年轻作家来讲,无论是探索期还是失败的经验都是很宝贵的,不必很快固定,年轻人不会有太强的抵抗力,这样就会存在被捧杀的可能了。当然,这样的人如果能多出现一些,可以把大家的注意力分散一些,但在这个时代,写作毕竟不是大多数人会选择的生存方式。

澎湃新闻:作为文学批评家,你如何看待在传统的文学范式之外的一些文学表达,比如微信、微博、自媒体等等,其中有一些非常受到大众欢迎的书写,也可以被称为是当代文学的一种。

张屏瑾:为什么很多人都不读小说了?不得不承认,当今有很多东西,也包括文字的东西,比小说要精彩,小说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是提供信息的渠道,后来这个功能被电视代替了,现在又被网络的流量自媒体所取代。小说已经不提供信息了,那么小说能干什么呢?小说能训练人的思维逻辑,让人主动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被填鸭式地信息灌输。批评家能做什么呢?批评家要告诉读者,从小说理解世界,和从流量理解世界,究竟有什么不同。

今天的网络里有很多自发写作,很贴近日常生活,博取了许多眼球,但这些几万加的作者恐怕没有一个想成为正儿八经的作家,也不求发表、评奖等我们通常理解作家要干的事情,它们以弥散的形式存在于网络上,方生方死。

这些写作里边可能有更加打动我们的东西,让人觉得非常真实,它又是一闪而过的,与我们过去所理解的“作品”的形态完全不同。在我看来,这是技术时代所特有的,而技术还在不断发展,文学的状态也会改变,若干年以后,文学会被技术改变成什么样子?很难预料,但我深深地感到当代文学研究如果不把媒介研究纳入进来,将很难再产生说服力,这对每一位研究者都是极富挑战力的。

l
lllwww
1 楼
装得一手好B
老冷
2 楼
没有批评的文学,何来文学的批评?
s
smart321
3 楼
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很低,和许多穆斯林国家差不多
锦西
4 楼
就这教授?越教越瘦得了,,。“女性主义是什么?什么叫”抽象的政治正确?胡咧咧。首先,是不好看。眼睛,像得了甲亢,脸上嘬腮没肉,脖子像骷髅,神态萎靡,,,。就这,病秧子样。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没有健康的思维。
L
LaBrisa
5 楼
这位作者在访谈中很频繁地使用了哲学和社会学概念。如果是旨在与同行作学术探讨,这很正常;如果目的是让大众理解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可能就会有些难度一一深入深出的理论远比不上深入浅出的表述能影响群众。 看到楼下有网友不就事论事评论作者的理论,却用攻击她的外貌来否定她的学术,感觉很幼稚。
t
tuxy1
6 楼
现在渣女泛滥,霸道话语权。
美美安
7 楼
扯淡
读者L
8 楼
中国女性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长期被压迫,呵呵。
M
May_加拿大
9 楼
这个叫锦西的评论太逗乐了,是学医的吧
z
zzbb-bzbz
10 楼
政治正确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不允许的笔名
11 楼
明肿眼泡善睐。
问题哥
12 楼
除了最初一小部分,她大部分都是谈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感觉问与答比较到位。 然而,我想问与答都特意避免谈及的是,政治氛围太差了,一方面噤若寒蝉,一方面又有名和钱的诱惑,能写出什么呢?100年后回头看,小说这一块,近70年的作品几无价值,极少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