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是个创造概念或者说法的“高手”，在他过去十年，不时提出一些所谓的新概念或新说法，让中共理论界和宣传口以及党政官员忙活。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建设”、“东升西降”、“百年大变局”等。此次二十大，习又兜售了一个新提法——“中国式现代化”，把它作为中共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使命任务。
我曾多次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共二十大的主题和主线，习提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要把它看作自己三连任乃至四连任或五连任的“合法性”根据，而且是要和西方争夺现代化的话语主导权，和美式资本主义竞争。如果中共在习的领导下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那么客观上就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定义的解释权以及现实中的现代化只能是西方化的这种状态，届时习可以宣称，中国为人类开辟了另一条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他有资格在中国继续行使统治权。
当局在二十大后的宣传中，把重点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上，毫不遮掩这背后的理论和话语野心，已显示了这点。例如，党的御用理论家张维为在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含义时，从政治叙事的角度，把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了区别，认为后者的侧重点是中国国内的现代化建设，而前者侧重国际视角，通过国际比较来确立中国的“四个自信”，有利中国的国际政治叙事和国际传播。“我们从来不愿意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但我们愿意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一整套做法、理念、制度安排告诉整个外部世界，并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与世界各国分享我们的经验”，张告诉他的听众，“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背后的许多理念，其意义远远超出中国国界，正激励非西方国家，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另一位官方学者亦直白地认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述，在理论和实践上，回应了西方现代化的缺陷和西方现代化理论对这些缺陷的掩盖。”
习在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论述，也不回避赋予它制度和文明史的价值。他将“中国式现代化”描述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又对“中国式现代化”提了九个本质要求，即坚持中共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这些表述来看，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特征中，除第一点是对事实的陈述外，其余四点都是要映衬西方现代化的缺陷。根据二十大报告的论述，如果给“中国式现代化”下一个准确定义，是中共领导的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这大概是习想要的中国的现代化。
虽然人们对什么是现代化有很多争议，在理论上也大体认同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是应该看到，人类迄今所走过的现代化是西式现代化，那些已经成功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不管是标准的西方国家还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传统上被认为是东亚文明圈的家，都是按照西方的模式走的，尽管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会根据本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进行调整，但根本的特征都相同。而那些以各种各样特殊论为借口，排斥西方模式的国家，虽然也号称要实现本国的现代化，可充其量在物质文明上取得了一定进展，在制度文明上尚处于前现代阶段。
习以他的认知水平，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不能走西式现代化，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只能在中共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否则现代化就走向邪路，非常正常。中国的发展道路似乎支撑着他对中国现代化的这种理解。用他在二十大报告的话说，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话虽然是要表达中国式现代化主要是他提出和开创的，但不能不把这个源头追溯到毛那儿，不敢割裂同毛邓的关系，否则中国式现代化成了无源之水，理论上交代不了，现实中也会引起党内不满。换言之，习为了不割裂党的历史，不得不间接承认中共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囊括了毛的道路，至少后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奏。
然而，如果把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看作毛对现代化的尝试和探索，结果表明这种尝试是失败的，其后遗症和破坏性作用至今还在影响中国。正因如此，邓接受毛的教训，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加上了“中国特色”的修饰词，依然强调党的领导，但邓式现代化没有完全封闭向西方普世文明转向的可能性，它的价值体系中有普世文明、普世价值的因子。可惜，由邓开创被江胡继承的这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到了习手上，又拐了个弯，尽管都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号，可此特色与彼特色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剔除了普世价值的成分，看不到西方文明的影子，有的只是被中共改造过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因素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专制成分的两者的叠加，习称它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人类创造的一种“文明新形态”，值得其他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效仿。这样的现代化倘若真行得通，它不会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而是新灾难。
事实上，即便按照习的这个叙述逻辑，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绕不开中共自身治理的现代化问题。因为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习把它作万年执政党看待，党国既然一体，以党领政，党自身就必须也有一个现代化问题。党的统治方式如果不能现代化，即政治制度现代化，中共要实现其他方面的治理现代化根本就无从谈起。然而，正是在党自身的现代化这点上，按照习现在的做法，注定无法实现。
现代化对执政党的本质要求，是以执政而非革命的逻辑去行使执政或者统治权，如果始终着眼于革命的要求而不是执政，就走不出治乱循环。邓江胡时期的有限进步，就是要让中共从过去的革命党的统治模式转向执政党的执政模式。但习又把这个有限的转变倒卷过来，让中共用革命党的思维和逻辑治理中国。中共迟迟不将革命党的标签扔掉，而且还在强化，也就不可能真正变成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从而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完全搞错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怎么可能推进？
检视人类历史，从来没有一个政党在已经取得执政权的情况下，还用革命党的思维和逻辑领导国家实现了现代化的先例。无论毛时代的中国、过去的苏联，还是现今的朝鲜、古巴、委瑞内拉、伊朗等，它们的执政党都是用一种“革命党”的行动逻辑在治理国家。这些国家都可以划为失败国家的行列，它们推进的“现代化”，更是和人们理解的人类已经走过的现代化搭不上一点边。凭什么习就认定他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能取得成功？
不难想象，当习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政治的肃杀和社会的严控会贯穿在他统治的下半场。其实这已不是一种想象，而是正在变成现实的走向。在他看来，唯有如此，才能让一个有着近亿万党员的党和14亿民众，按他指引的方向，万众一心，整齐划一，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道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然而，扼杀了人的最基本自由，哪有什么现代化可言，不过是假托中国式现代化的名号自欺欺人罢了。
习近平是个创造概念或者说法的“高手”，在他过去十年，不时提出一些所谓的新概念或新说法，让中共理论界和宣传口以及党政官员忙活。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建设”、“东升西降”、“百年大变局”等。此次二十大，习又兜售了一个新提法——“中国式现代化”，把它作为中共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使命任务。
我曾多次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共二十大的主题和主线，习提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要把它看作自己三连任乃至四连任或五连任的“合法性”根据，而且是要和西方争夺现代化的话语主导权，和美式资本主义竞争。如果中共在习的领导下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那么客观上就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定义的解释权以及现实中的现代化只能是西方化的这种状态，届时习可以宣称，中国为人类开辟了另一条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他有资格在中国继续行使统治权。
当局在二十大后的宣传中，把重点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上，毫不遮掩这背后的理论和话语野心，已显示了这点。例如，党的御用理论家张维为在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含义时，从政治叙事的角度，把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了区别，认为后者的侧重点是中国国内的现代化建设，而前者侧重国际视角，通过国际比较来确立中国的“四个自信”，有利中国的国际政治叙事和国际传播。“我们从来不愿意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但我们愿意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一整套做法、理念、制度安排告诉整个外部世界，并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与世界各国分享我们的经验”，张告诉他的听众，“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背后的许多理念，其意义远远超出中国国界，正激励非西方国家，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另一位官方学者亦直白地认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述，在理论和实践上，回应了西方现代化的缺陷和西方现代化理论对这些缺陷的掩盖。”
习在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论述，也不回避赋予它制度和文明史的价值。他将“中国式现代化”描述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又对“中国式现代化”提了九个本质要求，即坚持中共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这些表述来看，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特征中，除第一点是对事实的陈述外，其余四点都是要映衬西方现代化的缺陷。根据二十大报告的论述，如果给“中国式现代化”下一个准确定义，是中共领导的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这大概是习想要的中国的现代化。
虽然人们对什么是现代化有很多争议，在理论上也大体认同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是应该看到，人类迄今所走过的现代化是西式现代化，那些已经成功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不管是标准的西方国家还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传统上被认为是东亚文明圈的家，都是按照西方的模式走的，尽管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会根据本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进行调整，但根本的特征都相同。而那些以各种各样特殊论为借口，排斥西方模式的国家，虽然也号称要实现本国的现代化，可充其量在物质文明上取得了一定进展，在制度文明上尚处于前现代阶段。
习以他的认知水平，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不能走西式现代化，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只能在中共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否则现代化就走向邪路，非常正常。中国的发展道路似乎支撑着他对中国现代化的这种理解。用他在二十大报告的话说，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话虽然是要表达中国式现代化主要是他提出和开创的，但不能不把这个源头追溯到毛那儿，不敢割裂同毛邓的关系，否则中国式现代化成了无源之水，理论上交代不了，现实中也会引起党内不满。换言之，习为了不割裂党的历史，不得不间接承认中共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囊括了毛的道路，至少后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奏。
然而，如果把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看作毛对现代化的尝试和探索，结果表明这种尝试是失败的，其后遗症和破坏性作用至今还在影响中国。正因如此，邓接受毛的教训，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加上了“中国特色”的修饰词，依然强调党的领导，但邓式现代化没有完全封闭向西方普世文明转向的可能性，它的价值体系中有普世文明、普世价值的因子。可惜，由邓开创被江胡继承的这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到了习手上，又拐了个弯，尽管都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号，可此特色与彼特色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剔除了普世价值的成分，看不到西方文明的影子，有的只是被中共改造过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因素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专制成分的两者的叠加，习称它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人类创造的一种“文明新形态”，值得其他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效仿。这样的现代化倘若真行得通，它不会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而是新灾难。
事实上，即便按照习的这个叙述逻辑，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绕不开中共自身治理的现代化问题。因为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习把它作万年执政党看待，党国既然一体，以党领政，党自身就必须也有一个现代化问题。党的统治方式如果不能现代化，即政治制度现代化，中共要实现其他方面的治理现代化根本就无从谈起。然而，正是在党自身的现代化这点上，按照习现在的做法，注定无法实现。
现代化对执政党的本质要求，是以执政而非革命的逻辑去行使执政或者统治权，如果始终着眼于革命的要求而不是执政，就走不出治乱循环。邓江胡时期的有限进步，就是要让中共从过去的革命党的统治模式转向执政党的执政模式。但习又把这个有限的转变倒卷过来，让中共用革命党的思维和逻辑治理中国。中共迟迟不将革命党的标签扔掉，而且还在强化，也就不可能真正变成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从而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完全搞错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怎么可能推进？
检视人类历史，从来没有一个政党在已经取得执政权的情况下，还用革命党的思维和逻辑领导国家实现了现代化的先例。无论毛时代的中国、过去的苏联，还是现今的朝鲜、古巴、委瑞内拉、伊朗等，它们的执政党都是用一种“革命党”的行动逻辑在治理国家。这些国家都可以划为失败国家的行列，它们推进的“现代化”，更是和人们理解的人类已经走过的现代化搭不上一点边。凭什么习就认定他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能取得成功？
不难想象，当习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政治的肃杀和社会的严控会贯穿在他统治的下半场。其实这已不是一种想象，而是正在变成现实的走向。在他看来，唯有如此，才能让一个有着近亿万党员的党和14亿民众，按他指引的方向，万众一心，整齐划一，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道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然而，扼杀了人的最基本自由，哪有什么现代化可言，不过是假托中国式现代化的名号自欺欺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