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中）和儿子习近平（右）。
我们《夜话中南海》的上篇文章《人民日报白纸黑字：习仲勋坚决拥护六四镇压》向听众和读者们回顾了，当年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准备接掌中共政权的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和他上台之后的头两年里 ，海内外一直在传播的“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在中共党内反对六四镇压”的说法，本来仅仅是个找不出事实根据的“民间故事”，好多年来一直被一炒再炒，就被炒成了寄希望于习近平主导平反“六四”的依据。
但事实的真相，其实就存留在中共《人民日报》1989年6月14日和6月15日第一版的白纸黑字里。本来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处在居家休养状态的习仲勋，“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全国人大第一副委员长身份率领其他十几位副委员长和人大党委会的其他组成人员走上北京街头，“亲切慰问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并去３０５医院看望了伤员”。
在慰问现场，习仲勋还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讲话，高度表彰戒严部队“坚决执行中央的英明决策，采取果断措施，取得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重大胜利；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保卫人民政权，保卫首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立下丰功伟绩”。
三十二年之后，由习近平亲身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为那场“政治风波”的定性，基本上就是在重复习仲勋当年在天安门广场，面对戒严部队官兵的讲话内容：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于 6 月 4 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北京和其他大中城市很快恢复正常秩序。这场斗争的胜利，捍卫了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维护了社会正常秩序和人民根本利益。”
习仲勋。（Public Domain）
“六四”镇压已经过去三十二年了，参与决策的当事人，包括其中最年轻的李鹏也都已经陆续去了另一个世界，去接受先他们而去的那场镇压冤死者们的灵魂审判了。不过虽然镇压决策的许多内幕，邓小平等人至死都未能允许接班人们留下文字或者影音记录，但我们外界仅凭已经得以公开的信息，加之合乎逻辑的判断，至少应该相信当年开枪镇压之前的习仲勋，应该是没有可能参与邓小平等党内决策层对学潮处理的讨论。正如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已经提及的，“六四”镇压之前的习仲勋因为身体原因，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人大上班，“常务副委员长”的角色是由彭冲扮演的。习仲勋他老人家只是在“六四”一声枪响之后才从病床上爬起来，精神矍铄地走上街头慰问戒严部队。
至于在镇压成功，“取得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之后，特别需要习仲勋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身份出面，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到天安门广场慰问戒严部队官的形式表态坚决拥护“平暴”，并在现场讲话中声称，戒严部队镇压“反革命暴乱”的行动是“坚决维护宪法”，盖是因为在邓小平决定采取武力镇压行动之前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曾一度存在一股“中共党内民主健康力量” 。
当时在中共决策层外围出现的，被及时传达至外界，自然也及时传到邓小平耳朵的反对戒严、反对镇压的声音主要有两股：一股是张爱萍等七位老将军反对“人民的军队向人民开枪”的声音，以“致戒严部队的公开信”形式公之于众；另一股是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中以胡绩伟先生为代表，副委员长中以同时兼任秘书长、当时代习仲勋主持人大常委会日常工作的彭冲和也名列七位老将军之内的叶飞副委员长为代表，一度企图利用宪法赋予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否决李鹏以国务院名义发布的戒严令。招致的后果是，邓小平下令将计划回国主持人大常委会“非常会议”的万里委员长软禁在上海。日后万里身边人士的回忆材料中，已经有所透露：当时的邓小平通过杨尚昆，将万里专机在上海着陆的命令传达给空军专机师，并立刻转达给执行运送万里任务的机组。包括万里本人在内的所有代表团成员都是在回国的专机起飞之后，才被专机组长传达了不飞北京，在上海着陆的“军委命令”。所以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的常委会的委员长万里，事实上是被邓小平和杨尚昆下令用空军专机劫持到上海，交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手上的。
至此，当时人大常委会中的民主健康力量，意欲利用法制的力量左右政局的努力宣告失败。而这个努力的过程，自始至终都没有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习仲勋的参与。
前年李鹏去世之前，曾有海外有媒体以《赵紫阳、吴学谦、彭冲互相推诿 胡启立成替罪羊》为题，摘要了《李鹏六四日记》中的一段，内容是：李鹏在其所著《李鹏六四日记》中写道，在会上，就发电报让万里回国一事，吴学谦、彭冲、赵紫阳三人互相推卸责任。但胡启立对彭冲、赵紫阳揭发他的事，一时不知所措、沉默不语，未作任何解释。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并不是第一副委员长习仲勋，而是兼任秘书长的第二副委员长彭冲。
当然，我们外界完全可以认为，在慰问戒严部队的场合露面甚至发表支持镇压举措的讲话， 并不代表着习仲勋内心已经信服邓小平的镇压决策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在镇压之前，一直被视为和胡耀邦一样开明的习仲勋，在自己有资格、有权利有所作为的人大常委会的场合，并没有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包括李鹏本人日后，主动以“日记”形式披露给外界的相关内容，也证明当时代表人大常委会向中央递交通知，万里提前结束访问回国主持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人大常委会党组动议的人，不是时任第一副委员长、依照惯例应该是在委员长出访期间主持人大常委会日常工作的习仲勋，而是排名在他习仲勋之后的兼任秘书长职务的副委员长彭冲。六四镇压之后，彭冲因此而向政治局呈递了他在人大常委会党组内部宣读过的书面检查。而习仲勋则是无功无过。
当然，假如当时的习仲勋敢于为天安门广场的和平请愿发声，充其量也只能扮演当时彭冲所扮演的角色，从人大常委会层面提出召开“非常会议”的动议，甚至质疑李鹏的“戒严令”之合法性问题。至于通过人大常委会之外的渠道表达对邓小平镇压决策的不满，对当时的习仲勋来说几乎没有可能。从一九八七年赵紫阳正式当选总书记的十三届一中全会开始，他习仲勋先是在党内、党外都没有任何职务，直到次年三月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四、五个月时间里，他的全部政务活动就是被邀请列席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在习仲勋网上纪念馆里，是有年谱内容可以证明的。而到六四镇压前夜，本来就已经对人大常委会的所作所为愤怒到了极点的党内大家长邓小平，怎么可能会听取在政治局和书记处内都已经没有位置的区区一个党内副委员长的意见？当时的宋时轮和张爱萍老将军都是在位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按照当时的内部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是和党内一线岗位的政治局委员同等待遇的。但即使如此，张爱萍、宋时轮等人也还是苦于其“真正的爱党爱军之情”无法上达，情急之下，才采取了公开信的形式表达“人民军队绝不能向人民开枪”的紧急呼吁。
总之，八九学潮过程中，习仲勋在党内反对邓小平镇压决策的说法，真的是找不到事实依据。而最早传播这则故事的人士，很可能是基于对习仲勋早在一九八五年十月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之前，趁自己还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内有发言权的时候，鲜明反对过对学潮采取强硬措施的事实基础上，主观判断他在八九镇压决策过程中，肯定会投邓小平的反对票。殊不知，八九学潮时期的习仲勋除了已经没有了就党内决策发表意见的资格和权利而外，自己也许对前台政治的兴趣也和自己的健康状况一样严重退化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习仲勋当时率领的那十几位参与慰问戒严部队的副委员长中，也包括了在戒严前夜还公开表示支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但在“致戒严部队的公开信”上签名落款的七位老将军之一叶飞，却没有跟随习仲勋露面。
习仲勋（右二）和他的两个儿子，右为习近平。（Public Domain）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事件之后，直到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及一九九三年三月的中共第八届全国人大和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之前的那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先后好几位时任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被内部闲置，但其表面职务仍还继续保留。全国人大方面是仍然挂名第一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国务院里则是仍然挂名副总理的吴学谦。而当时的吴学谦与习仲勋之间的区别是，吴学谦是因为自己的儿子在中央电台国际台的直播新闻节目里，披露了“六四”镇压真相受到李鹏和李先念的政治打击和迫害，而被迫赋闲在家；而习仲勋在“六四”镇压之后，到底是因为彻底看破了共产党的政治“红尘”，还是健康原因而主动要求退休，可能连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都揣摸不透。但肯定不是因为犯了政治错误，不然就无法解释他习仲勋为何在副国级岗位上退休后，却能够被恩赐正国级的退休待遇。
关于习仲勋一九九零年曾经在人大会议场合，公开斥责邓小平和杨尚昆导演的“六四”镇压事件之传闻毫无可信度。事实上，恰恰是当时的摄政王杨尚昆分别向邓小平和江泽民提议，应该给习仲勋党和国家一级领导人的退休待遇。
当年邓小平去世的时候，已经赋闲在家的杨尚昆正在海南休养。他的长子杨绍明的回忆文章里，不经意地透露了当时的杨尚昆外出和回京都是专机接送的。这就是因为，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休的杨尚昆是要终生享受正国级待遇的。而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位置上退休的习仲勋，不但有资格被特别安排在深圳定居，而且无论是在一九九九年回京参加建国六十周年庆典，还是病重被接回北京抢救，都是专机来、专机去。按照中共内部规定，无论是在位还是退位之后的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只能享受民航机上头等舱的“专区待遇”，而不是“专机待遇”。
自中共政权实行了干部退休制度之后的这四十多年时间里，但在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岗位上退位之后，被内定在政治和生活待遇上被官升一级的绝对只有习仲勋一人。与之相反的是，凡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位置上犯了政治错误后被降级使用者，其政治和生活待遇都会被随之下降。比如，已经去世的芮杏文先生曾经在中央书记处书记位置上追随赵紫阳，不同意用镇压手段对付学潮，并因此而随赵紫阳离开了权力核心层；日后复出工作，也只是个部长级的职位。所以他去世时，官方刊登的讣文中特别强调他只是享受正部长级待遇。这个例子也从反面证明，习仲勋退休之前绝没有犯过严重的政治错误。如果他当时“鲜明反对六四镇压”的话，当然是最严重的政治错误了。
习仲勋当年被批准提前退休并到深圳定居的两个月之后，第一个前往探望的中共政要就是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一个月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前往。万里到访的两个月之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前往探望，并特别说明是代表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和李鹏及其他政治局常委们。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当时在位的政治局常委们凡是有到深圳的机会，都会前往拜会习仲勋。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先后两次到深圳，都专门安排时间到习府请安，李鹏则是带夫人一同前往请安。至于当时去过深圳的重要政治元老们，只有邓小平未亲自到习府探望，但也委托杨尚昆到习府代他邓小平问好。其他如时任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等，只要在那段时间到过深圳的，都曾经前往拜会习仲勋并留下亲密合影为证。
综上所述，习仲勋在“六四”问题上没有血债是不争的事实，但说习仲勋当年鲜明反对镇压决策，根本找不到事实根据。事实是，今年二月，习近平通过他亲自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简史》里对“六四”事件的定性，正是他父亲三十二年前在天安门广场慰问戒严部队，坚定支持“平暴”决策讲话内容的重申。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习仲勋（中）和儿子习近平（右）。
我们《夜话中南海》的上篇文章《人民日报白纸黑字：习仲勋坚决拥护六四镇压》向听众和读者们回顾了，当年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准备接掌中共政权的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和他上台之后的头两年里 ，海内外一直在传播的“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在中共党内反对六四镇压”的说法，本来仅仅是个找不出事实根据的“民间故事”，好多年来一直被一炒再炒，就被炒成了寄希望于习近平主导平反“六四”的依据。
但事实的真相，其实就存留在中共《人民日报》1989年6月14日和6月15日第一版的白纸黑字里。本来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处在居家休养状态的习仲勋，“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全国人大第一副委员长身份率领其他十几位副委员长和人大党委会的其他组成人员走上北京街头，“亲切慰问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并去３０５医院看望了伤员”。
在慰问现场，习仲勋还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讲话，高度表彰戒严部队“坚决执行中央的英明决策，采取果断措施，取得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重大胜利；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保卫人民政权，保卫首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立下丰功伟绩”。
三十二年之后，由习近平亲身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为那场“政治风波”的定性，基本上就是在重复习仲勋当年在天安门广场，面对戒严部队官兵的讲话内容：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于 6 月 4 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北京和其他大中城市很快恢复正常秩序。这场斗争的胜利，捍卫了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维护了社会正常秩序和人民根本利益。”
习仲勋。（Public Domain）
“六四”镇压已经过去三十二年了，参与决策的当事人，包括其中最年轻的李鹏也都已经陆续去了另一个世界，去接受先他们而去的那场镇压冤死者们的灵魂审判了。不过虽然镇压决策的许多内幕，邓小平等人至死都未能允许接班人们留下文字或者影音记录，但我们外界仅凭已经得以公开的信息，加之合乎逻辑的判断，至少应该相信当年开枪镇压之前的习仲勋，应该是没有可能参与邓小平等党内决策层对学潮处理的讨论。正如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已经提及的，“六四”镇压之前的习仲勋因为身体原因，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人大上班，“常务副委员长”的角色是由彭冲扮演的。习仲勋他老人家只是在“六四”一声枪响之后才从病床上爬起来，精神矍铄地走上街头慰问戒严部队。
至于在镇压成功，“取得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之后，特别需要习仲勋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身份出面，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到天安门广场慰问戒严部队官的形式表态坚决拥护“平暴”，并在现场讲话中声称，戒严部队镇压“反革命暴乱”的行动是“坚决维护宪法”，盖是因为在邓小平决定采取武力镇压行动之前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曾一度存在一股“中共党内民主健康力量” 。
当时在中共决策层外围出现的，被及时传达至外界，自然也及时传到邓小平耳朵的反对戒严、反对镇压的声音主要有两股：一股是张爱萍等七位老将军反对“人民的军队向人民开枪”的声音，以“致戒严部队的公开信”形式公之于众；另一股是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中以胡绩伟先生为代表，副委员长中以同时兼任秘书长、当时代习仲勋主持人大常委会日常工作的彭冲和也名列七位老将军之内的叶飞副委员长为代表，一度企图利用宪法赋予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否决李鹏以国务院名义发布的戒严令。招致的后果是，邓小平下令将计划回国主持人大常委会“非常会议”的万里委员长软禁在上海。日后万里身边人士的回忆材料中，已经有所透露：当时的邓小平通过杨尚昆，将万里专机在上海着陆的命令传达给空军专机师，并立刻转达给执行运送万里任务的机组。包括万里本人在内的所有代表团成员都是在回国的专机起飞之后，才被专机组长传达了不飞北京，在上海着陆的“军委命令”。所以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的常委会的委员长万里，事实上是被邓小平和杨尚昆下令用空军专机劫持到上海，交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手上的。
至此，当时人大常委会中的民主健康力量，意欲利用法制的力量左右政局的努力宣告失败。而这个努力的过程，自始至终都没有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习仲勋的参与。
前年李鹏去世之前，曾有海外有媒体以《赵紫阳、吴学谦、彭冲互相推诿 胡启立成替罪羊》为题，摘要了《李鹏六四日记》中的一段，内容是：李鹏在其所著《李鹏六四日记》中写道，在会上，就发电报让万里回国一事，吴学谦、彭冲、赵紫阳三人互相推卸责任。但胡启立对彭冲、赵紫阳揭发他的事，一时不知所措、沉默不语，未作任何解释。
习仲勋。（Public Domain）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并不是第一副委员长习仲勋，而是兼任秘书长的第二副委员长彭冲。
当然，我们外界完全可以认为，在慰问戒严部队的场合露面甚至发表支持镇压举措的讲话， 并不代表着习仲勋内心已经信服邓小平的镇压决策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在镇压之前，一直被视为和胡耀邦一样开明的习仲勋，在自己有资格、有权利有所作为的人大常委会的场合，并没有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包括李鹏本人日后，主动以“日记”形式披露给外界的相关内容，也证明当时代表人大常委会向中央递交通知，万里提前结束访问回国主持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人大常委会党组动议的人，不是时任第一副委员长、依照惯例应该是在委员长出访期间主持人大常委会日常工作的习仲勋，而是排名在他习仲勋之后的兼任秘书长职务的副委员长彭冲。六四镇压之后，彭冲因此而向政治局呈递了他在人大常委会党组内部宣读过的书面检查。而习仲勋则是无功无过。
当然，假如当时的习仲勋敢于为天安门广场的和平请愿发声，充其量也只能扮演当时彭冲所扮演的角色，从人大常委会层面提出召开“非常会议”的动议，甚至质疑李鹏的“戒严令”之合法性问题。至于通过人大常委会之外的渠道表达对邓小平镇压决策的不满，对当时的习仲勋来说几乎没有可能。从一九八七年赵紫阳正式当选总书记的十三届一中全会开始，他习仲勋先是在党内、党外都没有任何职务，直到次年三月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四、五个月时间里，他的全部政务活动就是被邀请列席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在习仲勋网上纪念馆里，是有年谱内容可以证明的。而到六四镇压前夜，本来就已经对人大常委会的所作所为愤怒到了极点的党内大家长邓小平，怎么可能会听取在政治局和书记处内都已经没有位置的区区一个党内副委员长的意见？当时的宋时轮和张爱萍老将军都是在位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按照当时的内部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是和党内一线岗位的政治局委员同等待遇的。但即使如此，张爱萍、宋时轮等人也还是苦于其“真正的爱党爱军之情”无法上达，情急之下，才采取了公开信的形式表达“人民军队绝不能向人民开枪”的紧急呼吁。
总之，八九学潮过程中，习仲勋在党内反对邓小平镇压决策的说法，真的是找不到事实依据。而最早传播这则故事的人士，很可能是基于对习仲勋早在一九八五年十月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之前，趁自己还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内有发言权的时候，鲜明反对过对学潮采取强硬措施的事实基础上，主观判断他在八九镇压决策过程中，肯定会投邓小平的反对票。殊不知，八九学潮时期的习仲勋除了已经没有了就党内决策发表意见的资格和权利而外，自己也许对前台政治的兴趣也和自己的健康状况一样严重退化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习仲勋当时率领的那十几位参与慰问戒严部队的副委员长中，也包括了在戒严前夜还公开表示支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但在“致戒严部队的公开信”上签名落款的七位老将军之一叶飞，却没有跟随习仲勋露面。
习仲勋（右二）和他的两个儿子，右为习近平。（Public Domain）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事件之后，直到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及一九九三年三月的中共第八届全国人大和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之前的那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先后好几位时任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被内部闲置，但其表面职务仍还继续保留。全国人大方面是仍然挂名第一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国务院里则是仍然挂名副总理的吴学谦。而当时的吴学谦与习仲勋之间的区别是，吴学谦是因为自己的儿子在中央电台国际台的直播新闻节目里，披露了“六四”镇压真相受到李鹏和李先念的政治打击和迫害，而被迫赋闲在家；而习仲勋在“六四”镇压之后，到底是因为彻底看破了共产党的政治“红尘”，还是健康原因而主动要求退休，可能连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都揣摸不透。但肯定不是因为犯了政治错误，不然就无法解释他习仲勋为何在副国级岗位上退休后，却能够被恩赐正国级的退休待遇。
关于习仲勋一九九零年曾经在人大会议场合，公开斥责邓小平和杨尚昆导演的“六四”镇压事件之传闻毫无可信度。事实上，恰恰是当时的摄政王杨尚昆分别向邓小平和江泽民提议，应该给习仲勋党和国家一级领导人的退休待遇。
当年邓小平去世的时候，已经赋闲在家的杨尚昆正在海南休养。他的长子杨绍明的回忆文章里，不经意地透露了当时的杨尚昆外出和回京都是专机接送的。这就是因为，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休的杨尚昆是要终生享受正国级待遇的。而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位置上退休的习仲勋，不但有资格被特别安排在深圳定居，而且无论是在一九九九年回京参加建国六十周年庆典，还是病重被接回北京抢救，都是专机来、专机去。按照中共内部规定，无论是在位还是退位之后的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只能享受民航机上头等舱的“专区待遇”，而不是“专机待遇”。
自中共政权实行了干部退休制度之后的这四十多年时间里，但在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岗位上退位之后，被内定在政治和生活待遇上被官升一级的绝对只有习仲勋一人。与之相反的是，凡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位置上犯了政治错误后被降级使用者，其政治和生活待遇都会被随之下降。比如，已经去世的芮杏文先生曾经在中央书记处书记位置上追随赵紫阳，不同意用镇压手段对付学潮，并因此而随赵紫阳离开了权力核心层；日后复出工作，也只是个部长级的职位。所以他去世时，官方刊登的讣文中特别强调他只是享受正部长级待遇。这个例子也从反面证明，习仲勋退休之前绝没有犯过严重的政治错误。如果他当时“鲜明反对六四镇压”的话，当然是最严重的政治错误了。
习仲勋当年被批准提前退休并到深圳定居的两个月之后，第一个前往探望的中共政要就是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一个月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前往。万里到访的两个月之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前往探望，并特别说明是代表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和李鹏及其他政治局常委们。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当时在位的政治局常委们凡是有到深圳的机会，都会前往拜会习仲勋。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先后两次到深圳，都专门安排时间到习府请安，李鹏则是带夫人一同前往请安。至于当时去过深圳的重要政治元老们，只有邓小平未亲自到习府探望，但也委托杨尚昆到习府代他邓小平问好。其他如时任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等，只要在那段时间到过深圳的，都曾经前往拜会习仲勋并留下亲密合影为证。
综上所述，习仲勋在“六四”问题上没有血债是不争的事实，但说习仲勋当年鲜明反对镇压决策，根本找不到事实根据。事实是，今年二月，习近平通过他亲自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简史》里对“六四”事件的定性，正是他父亲三十二年前在天安门广场慰问戒严部队，坚定支持“平暴”决策讲话内容的重申。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