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这样一位“傻子”企业家，他曾是四川最年轻的副市长乃至市长，前程似锦、仕途光明，但他却辞职下海。 在商场纵横10多年，身价数十亿，他宁愿自己穿着鞋头已经脱胶的鞋子，却将钱都砸在收“破烂”上…… 有人叫他“樊哈儿”（意即“樊傻子”），但就是这个“傻子”，却做出了让无数人为之佩服、动容的事情。 70多座博物馆、30吨手写资料、40万封书信、两万本日记、百万枚像章、1000余万件藏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就有400多件。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大江南北，甚至走出了国门。他自己倾家荡产，却让无数的先烈因此不被遗忘，让日本的侵略者永远逃不掉历史的审判。 他自称自己是“馆奴”，但他做的事情却收藏了整个民族的苦难和精神。 他叫樊建川，是一个当代传奇人物。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一个凭一人之力让一群人不被遗忘的故事。 知青、当兵、老师…… 他的命运，从来不靠别人施舍 1957年，樊建川出生在四川宜宾市，父母都是军人。 樊建川是个传奇人物，其父亲樊忠义更是。 樊忠义是山西兴县人，按樊家规矩，男孩到了15岁就必须要自谋生路。 也正是15岁那年，樊忠义加入了阎锡山的晋绥军。后来队伍被打散，樊忠义被日本人抓去做了伪军。他不愿做伪军，于是就逃跑，逃了两次，每次都被抓回去。第三次，终于逃跑成功，途中遇到了八路军，八路军给了他几块大洋作为盘缠，让他回家好好过日子。 但在回家路上，樊忠义又被阎匪抢了，于是，樊忠义转头就加入了八路军，从普通战士一路干到炮兵连长，并在解放后转业到了四川宜宾。 而这也是樊建川名字的由来，意即：建设四川。 20世纪60年代末，运动席卷全国，樊建川父亲因曾在阎锡山部队当兵，又被抓去做过“伪军”，成为了被批斗的对象。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被批斗。” 出于愤怒和不解，樊建川开始偷偷收集和父亲有关的书信和传单，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樊建川迷上了收藏，收集报纸、书信等各种东西，成为了他人生的一大爱好。 1975年，樊建川高中毕业，跟随当时热潮，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 尽管是城里来的青年，他却继承了父亲在20年的枪林弹雨中养成的不服输的血性，丝毫没有对粗粝现实的害怕，因为玩命干活，他曾饿晕过两次。 后来，为了改变可能要一直留在农村的命运，樊建川决定去当兵。 但因为喜欢读书，樊建川13岁就近视了，近视眼是不能当兵的。 为此，樊建川耍起了小聪明，在体检前把视力表背了下来，顺利蒙混过关。 但未曾想，很快，樊建川视力有问题的事被揭发出来了。一个生产队只招一个兵，但11个知青都想当兵，竞争激烈，知青们都知根知底，樊建川因此失去了入伍的资格。 “我觉得特别丢人”，但樊建川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也被激发，他跑到另一个部队，找到招兵的副团长说，“我多才多艺，你们就招了我吧”。 说完没等副团长开口，樊建川就展示起了其做文青期间练就的“十八般武艺”：吹笛子、拉二胡、拉手风琴、唱歌、写毛笔字。 看着樊建川那一脸渴望的眼神和卖力的展示，副团长最终被打动，决定将他特招入伍。 命运不靠别人施舍，全凭自己努力争取。 年纪轻轻，樊建川就具备了这种不轻易言弃的态度，这似乎预示着他的人生不会在平淡乏味中度过。 1976年，樊建川被分配到遥远的内蒙古。在内蒙古当兵期间，他不仅成为特等射手，还当上了学雷锋标兵。也因为表现优异，樊建川被提名为连长。 但也就是这时，1977年，一个震动全国的消息传来：恢复高考。 如何抉择？留在部队，有一份保障；参加高考，前途未卜，如果没考上军校，再错过提干，未来可能两手空空。 樊建川想起了有次在自己打架打输了后，父亲对他说的话：做人要有股拼劲！ 那就拼一把！ 这一拼，让樊建川拼进了西安政治学院，整个六十九军数十人参加考试，只有樊建川一人成功考上。 从军校毕业后，樊建川进入位于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做了老师。 安稳的校园生活，稳定的收入，可以预见的上升通道，无疑令很多人羡慕。但就是这种令很多人羡慕的生活，樊建川在过了8年后就决定不干了，“不能再这样‘虚度’人生了”。 1987年，30岁的樊建川又报考了宜宾地委政策研究室，成为一名基层公务员。 一路干到市长， 他却辞职下海， 只为了这件事 除了不服输、不认命，樊建川还是个特别务实的人。 在宜宾地委政策研究室时，为了摸清宜宾的市情，樊建川几乎跑遍了宜宾每个村子，撰写了多个调查报告，并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 时任宜宾市委书记的孙文启觉得樊建川是个人才，就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只当了一年，樊建川又被提拔为宜宾市常务副市长。 这一年，樊建川年仅34岁，是当时四川最年轻的常务副市长。 在旁人看来，樊建川可谓春风得意，前途不可限量。 在做副市长之余，樊建川也没有放下以前就有的“收藏”爱好。工作之余，他就骑着辆自行车四处转悠找“破烂”。 和其他人的收藏不一样，别人收藏金银珠宝、古董玉器，樊建川收藏的却是近现代的“抗战历史”。 小到抗战时的报纸、书信、影像、日记，大到钢盔、指挥刀、留声机和军用脸盆，只要能证明抗战历史，没有他樊建川不肯收的。 曾经有一份跟抗战有关的报纸，是从厕所里捡出来的，但樊建川却一点都不觉得脏，清理干净就保存了起来。 在樊建川看来，这些藏品不仅客观地反映了历史，还能给人警醒：一个民族只有记住历史，才能吸取教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因为这个爱好，樊建川在当地也名气大增，十里八乡都知道宜宾有个“破烂王”副市长；也因为这个爱好，樊建川的家庭生活过得“一地鸡毛”。 在当时，副市长一个月100多块收入，按说可以满足一家人生活，但樊建川把大部分工资花在了收藏品上面，导致家里过得十分拮据。 甚至有一次，看着家里的存款日益减少，老婆有点慌，还提醒他：“建川，我们只有1000块钱了，你买东西的时候注意点。我们一家子还要生活。” 1993年，上级找樊建川谈话：“准备提拔你做市长。” 这种事对其他人来说简直是求之不得，但樊建川却为此失眠了。 “公务员的工资太低了，不能支撑我的收藏梦想，万一我把持不住，贪污了怎么办？” 樊建川和老婆商量：“要不我辞职算了。” 最终，樊建川真就辞职了。 这件事情一传出，樊建川立马得了一个外号：樊哈儿。 用普通话翻译，就是“樊傻子”的意思。 很多人想不明白，堂堂正处级的副市长，仕途一片光明，却不好好做官，辞职下海搞实业，就为了收藏文物？ 但樊建川没有做过多解释。 在他看来，历史不能被遗忘。 曾经的革命先烈们毁家纾难、战死沙场，总要有后人，来继承他们的遗志。 1993年，在邓小平南方讲话的第二年，樊建川辞职下海了，那一年，樊建川36岁。 从摆地摊到房地产大王， 汶川地震，他建的房子一栋没塌 1992年，小平南方讲话。这一年，也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现代企业元年。 大量的学者、官员纷纷下海经商，有研究者称呼这批人为“九二派”。 客观上来讲，樊建川也属于九二派。只是，他没有像九二派那一批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一样，叱咤商界风雨，留下一段又一段荡气回肠的商业传奇故事。 刚下海时，樊建川一度只能摆地摊。一家三口挤在出租屋里，女儿没有床睡，只能睡沙发。很多年后女儿还为此跟父亲开玩笑：“我个头不够高，就是因为小时候睡的沙发太短。” 辗转了几次小生意，还是不得起色，樊建川最终决定在银行贷款，凑出个十几万，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的宗旨很简单，就4个字：忠义勤信。颇有些江湖味道。 尽管简单，樊建川却始终恪守这4个字。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做房地产的企业家，樊建川本可以借助政策的东风，趁机在地皮上大捞一笔。 但“樊哈儿”，给自家企业定了3条原则： 1. 该赚一块时只赚八毛； 2. 不打广告； 3. 物业管理自己做。 在当时，很多老板建房子都偷工减料，“偷偷”省下那30%的安全系数建设成本，但樊建川却放出话来，“谁敢偷工减料，谁就走人”。 很多房地产开发商都嘲笑樊建川：这个傻冒，有钱不赚，充什么良心商人。 原则的坚持，这背后的那份价值可能需要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才可能被大众所看到，但对短期的销售来说却没有什么作用，相反还可能加大了难度。 樊建川最难的时候，近乎四面楚歌： 合伙人向樊建川问起房屋销售和资金周转，樊建川无言以对。 那时的他背负数百万的贷款，经常在半夜焦虑醒来，妻子和女儿窘迫的生活环境更是让樊建川无比愧疚。 供应商上门要钱，银行上门要钱，职工上门要工资。 靠着以往的关系，樊建川卖出去了几栋，但依旧杯水车薪。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最艰难的时刻，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房改方案，要求单位不再提供福利房，房子将以商品房为主导。 濒临破产的建川实业得以喘了一口气，经过一番努力，奇迹般地实现转亏为盈。 之后凭借过去积累的口碑，2003年，建川实业更是迅速崛起成为四川TOP 5房地产开发商。樊建川的身价也随之暴增，被《福布斯》排在了中国富豪榜300名左右。 最高时，樊建川的身价更是排在了全国富豪榜第20名。 但事实也证明，樊建川配得上这个身价：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别的开发商的房子倒的倒、塌的塌，但樊建川建的房子硬是一栋都没出事。 有业主在小区拉横幅喊话：“感谢樊建川，建这么好的房子。” 变卖所有家产， 他心甘情愿 樊建川终于有钱了，可以去做最初促使自己辞官下海的那件事了。 这一次， 樊建川可以放开手脚来做了。 2000年，某公司准备拍卖一批抗战史料，其中有日本投降时交出的系列公文，上面列着113个驻华部队的名称番号。 拍卖目录刚一公布，很多买家就蜂拥至北京，有一神秘买家甚至放话：“不论多少钱，势在必得。” 樊建川一听急了，万一自己给不上价，被别人买走怎么办？ 于是，樊建川发动周围的很多朋友和线人，寻找卖主，经过一个星期的搜寻，终于在天津找到了卖主。 “我与卖主长谈了一宿，用真情与激情打动了他，他愿意撤拍，我以远高于起拍价的价格买下了它。” 除了在国内收集文物，樊建川更是赶赴日本，发动大量线人，不惜血本，来一场抗战文物“大扫荡”。 不管是什么，樊建川见到就买：“仅购买、翻拍的照片，就超过30万张，装进集装箱拉回来，我把市面上能见到的基本都买光了。” 在这些照片中，有一张十分引人瞩目的，是一个15岁的少年。 这个孩子名叫季万方，他两脚立正45度，是非常标准的军人姿势。 没错，他是一名中国军人。 当时正值长沙会战，日军围攻一个村庄，久久没有攻下；等到最终攻破之时，发现其中“顽强抵抗”的，只是3个中国小孩。 季万方就是其中之一。 讲起很多这样的故事，樊建川这样一个粗犷的汉子也忍不住哽咽：“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很多人死了，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难道我们不该纪念一下他们吗？” 其中最令人触动的故事，无疑是装备最差、损失最惨重之一的川军。当年，300万川军穿着草鞋、衣衫褴褛，提着随时可能哑火的土造步枪和手榴弹，步行前往抗日战场。就连川军将领刘湘，最终也是病逝疆场，留下一句饱含血泪的誓言： “日军一日不退出中国，川军一日不得返川！” 2001年，卢沟桥搞了一个抗战文物展。 得到消息后，樊建川带上自己藏品去凑热闹，没想到国家文物局专家看到他的藏品后大吃一惊：“14件可以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比卢沟桥博物馆还多。” 而这也使得樊建川萌生一个想法：“如果只是单纯做收藏，这些宝贝就只能蒙尘，只有建一个博物馆，才能让更多人看到它们，惨痛的历史才会被更多人铭记。” 樊建川本想找几位好友一起来修建博物馆，但朋友一听他想做的事，都纷纷摇头拒绝：“明摆着是赔本的买卖，要干你自己干，我们不参与。” 朋友们的拒绝，让樊建川失落过、动摇过。 但每当看着满满一屋子的文物，樊建川就仿佛看见了那个战火硝烟的时代： 老弱妇孺的哭喊声；战士的呐喊声；战斗机在城市上空呼啸而过，炮弹掉落，无数的建筑倒塌，无数的生命消逝…… 樊建川做不到充耳不闻。在他看来，自己此生一定要建成抗战博物馆，让人们记住历史、记住那个时代。 如果没有人愿意参与，那就自己单干。 很多地方的负责人一听樊建川要地用来修建博物馆，纷纷表示质疑，是不是打着修博物馆的幌子，圈地骗钱？ 多次碰壁后，樊建川没有气馁。 2004年，四川大邑县安仁镇政府被樊建川的真诚感动，将安仁的一大片500亩的荒滩划给了他。 樊建川终于有了一块能让他大展拳脚的土地。 从博物馆动工开始，樊建川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9个月，5个馆。 之所有这样的目标，是因为樊建川要在8月15日前，将第一批博物馆建好。 2005年8月15日，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60周年的日子，而其时离8月15日仅仅9个月的时间。 为了赶工期保质量，樊建川每天吃住都在工地上，饿了就和工人一起吃大锅饭，困了就睡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里，这边博物馆还在浇顶，那边樊建川就在组织人装修和摆设文物了。 为了建博物馆，樊建川不仅让自己变成了又黑又瘦的工头，还掏光了所有积蓄，之后樊建川开始变卖自己的资产，房产、加油站、酒店…… 终于在2005年8月15日，樊建川的博物馆——建川博物馆，开馆了。 在开馆仪式上，樊建川讲话时，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但奇怪的是，雨水只是下到博物馆这块地。 樊建川拿起笔在布满雨点的稿子上，写下4个字：苍天有眼！ 2007年，曾有机构评估建川博物馆群落：差不多价值80亿元。 有商人想斥资购买这个群落，樊建川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但之后，樊建川却立下遗嘱： 我死后，建川博物馆群落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 樊建川说：“我是社会财富的临时看护者，我只是替国家保存记忆，这些东西是我私人收集而来，但它们更属于这个国家。” 宁当“馆奴”： 只是为了让他们不被遗忘 在今天，樊建川的博物馆已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聚落”——30吨手写资料、40万封书信、两万本日记、百万枚像章、1000余万件藏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就有400多件。 每年100多万人次来到这里，几乎又都泪流满面地离开。 樊建川今年已经66岁，博物馆到今天也已建了70多个，但樊建川没有满足，他只希望自己“再干十年”“建100个馆”。 有人说，人的一生会死3次。 第一次是他断气时，从生物学上他死了。 第二次是他下葬时，人们来参加他的葬礼，怀念他的一生，在社会上他死了。 第三次是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把他忘记了，那时候他才真正地死了。 是的，死亡并不可怕，遗忘才可怕。 先人们已去，但后来者将永远铭记。 有人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樊建川还好好地活着，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乃至全世界奔波，苦苦追寻着先烈们存在过、抗战过的证据，并将它们收藏；而在更遥远的未来，他也将永远不会死去。 有人说，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樊建川只是时代的一粒灰，却铸就了时代的一座山。 到现在也有很多人不能理解樊建川，认为他是“樊哈儿”。 但樊建川倾家荡产所做之事，也不过被他总结成了4句话：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为了未来，收藏教训； 为了安宁，收藏灾难； 为了传承，收藏民俗。
在中国，有这样一位“傻子”企业家，他曾是四川最年轻的副市长乃至市长，前程似锦、仕途光明，但他却辞职下海。
在商场纵横10多年，身价数十亿，他宁愿自己穿着鞋头已经脱胶的鞋子，却将钱都砸在收“破烂”上……
有人叫他“樊哈儿”（意即“樊傻子”），但就是这个“傻子”，却做出了让无数人为之佩服、动容的事情。
70多座博物馆、30吨手写资料、40万封书信、两万本日记、百万枚像章、1000余万件藏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就有400多件。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大江南北，甚至走出了国门。他自己倾家荡产，却让无数的先烈因此不被遗忘，让日本的侵略者永远逃不掉历史的审判。
他自称自己是“馆奴”，但他做的事情却收藏了整个民族的苦难和精神。
他叫樊建川，是一个当代传奇人物。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一个凭一人之力让一群人不被遗忘的故事。
知青、当兵、老师……
他的命运，从来不靠别人施舍
1957年，樊建川出生在四川宜宾市，父母都是军人。
樊建川是个传奇人物，其父亲樊忠义更是。
樊忠义是山西兴县人，按樊家规矩，男孩到了15岁就必须要自谋生路。
也正是15岁那年，樊忠义加入了阎锡山的晋绥军。后来队伍被打散，樊忠义被日本人抓去做了伪军。他不愿做伪军，于是就逃跑，逃了两次，每次都被抓回去。第三次，终于逃跑成功，途中遇到了八路军，八路军给了他几块大洋作为盘缠，让他回家好好过日子。
但在回家路上，樊忠义又被阎匪抢了，于是，樊忠义转头就加入了八路军，从普通战士一路干到炮兵连长，并在解放后转业到了四川宜宾。
而这也是樊建川名字的由来，意即：建设四川。
20世纪60年代末，运动席卷全国，樊建川父亲因曾在阎锡山部队当兵，又被抓去做过“伪军”，成为了被批斗的对象。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被批斗。”
出于愤怒和不解，樊建川开始偷偷收集和父亲有关的书信和传单，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樊建川迷上了收藏，收集报纸、书信等各种东西，成为了他人生的一大爱好。
1975年，樊建川高中毕业，跟随当时热潮，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
尽管是城里来的青年，他却继承了父亲在20年的枪林弹雨中养成的不服输的血性，丝毫没有对粗粝现实的害怕，因为玩命干活，他曾饿晕过两次。
后来，为了改变可能要一直留在农村的命运，樊建川决定去当兵。
但因为喜欢读书，樊建川13岁就近视了，近视眼是不能当兵的。
为此，樊建川耍起了小聪明，在体检前把视力表背了下来，顺利蒙混过关。
但未曾想，很快，樊建川视力有问题的事被揭发出来了。一个生产队只招一个兵，但11个知青都想当兵，竞争激烈，知青们都知根知底，樊建川因此失去了入伍的资格。
“我觉得特别丢人”，但樊建川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也被激发，他跑到另一个部队，找到招兵的副团长说，“我多才多艺，你们就招了我吧”。
说完没等副团长开口，樊建川就展示起了其做文青期间练就的“十八般武艺”：吹笛子、拉二胡、拉手风琴、唱歌、写毛笔字。
看着樊建川那一脸渴望的眼神和卖力的展示，副团长最终被打动，决定将他特招入伍。
命运不靠别人施舍，全凭自己努力争取。
年纪轻轻，樊建川就具备了这种不轻易言弃的态度，这似乎预示着他的人生不会在平淡乏味中度过。
1976年，樊建川被分配到遥远的内蒙古。在内蒙古当兵期间，他不仅成为特等射手，还当上了学雷锋标兵。也因为表现优异，樊建川被提名为连长。
但也就是这时，1977年，一个震动全国的消息传来：恢复高考。
如何抉择？留在部队，有一份保障；参加高考，前途未卜，如果没考上军校，再错过提干，未来可能两手空空。
樊建川想起了有次在自己打架打输了后，父亲对他说的话：做人要有股拼劲！
那就拼一把！
这一拼，让樊建川拼进了西安政治学院，整个六十九军数十人参加考试，只有樊建川一人成功考上。
从军校毕业后，樊建川进入位于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做了老师。
安稳的校园生活，稳定的收入，可以预见的上升通道，无疑令很多人羡慕。但就是这种令很多人羡慕的生活，樊建川在过了8年后就决定不干了，“不能再这样‘虚度’人生了”。
1987年，30岁的樊建川又报考了宜宾地委政策研究室，成为一名基层公务员。
一路干到市长，
他却辞职下海，
只为了这件事
除了不服输、不认命，樊建川还是个特别务实的人。
在宜宾地委政策研究室时，为了摸清宜宾的市情，樊建川几乎跑遍了宜宾每个村子，撰写了多个调查报告，并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
时任宜宾市委书记的孙文启觉得樊建川是个人才，就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只当了一年，樊建川又被提拔为宜宾市常务副市长。
这一年，樊建川年仅34岁，是当时四川最年轻的常务副市长。
在旁人看来，樊建川可谓春风得意，前途不可限量。
在做副市长之余，樊建川也没有放下以前就有的“收藏”爱好。工作之余，他就骑着辆自行车四处转悠找“破烂”。
和其他人的收藏不一样，别人收藏金银珠宝、古董玉器，樊建川收藏的却是近现代的“抗战历史”。
小到抗战时的报纸、书信、影像、日记，大到钢盔、指挥刀、留声机和军用脸盆，只要能证明抗战历史，没有他樊建川不肯收的。
曾经有一份跟抗战有关的报纸，是从厕所里捡出来的，但樊建川却一点都不觉得脏，清理干净就保存了起来。
在樊建川看来，这些藏品不仅客观地反映了历史，还能给人警醒：一个民族只有记住历史，才能吸取教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因为这个爱好，樊建川在当地也名气大增，十里八乡都知道宜宾有个“破烂王”副市长；也因为这个爱好，樊建川的家庭生活过得“一地鸡毛”。
在当时，副市长一个月100多块收入，按说可以满足一家人生活，但樊建川把大部分工资花在了收藏品上面，导致家里过得十分拮据。
甚至有一次，看着家里的存款日益减少，老婆有点慌，还提醒他：“建川，我们只有1000块钱了，你买东西的时候注意点。我们一家子还要生活。”
1993年，上级找樊建川谈话：“准备提拔你做市长。”
这种事对其他人来说简直是求之不得，但樊建川却为此失眠了。
“公务员的工资太低了，不能支撑我的收藏梦想，万一我把持不住，贪污了怎么办？”
樊建川和老婆商量：“要不我辞职算了。”
最终，樊建川真就辞职了。
这件事情一传出，樊建川立马得了一个外号：樊哈儿。
用普通话翻译，就是“樊傻子”的意思。
很多人想不明白，堂堂正处级的副市长，仕途一片光明，却不好好做官，辞职下海搞实业，就为了收藏文物？
但樊建川没有做过多解释。
在他看来，历史不能被遗忘。
曾经的革命先烈们毁家纾难、战死沙场，总要有后人，来继承他们的遗志。
1993年，在邓小平南方讲话的第二年，樊建川辞职下海了，那一年，樊建川36岁。
从摆地摊到房地产大王，
汶川地震，他建的房子一栋没塌
1992年，小平南方讲话。这一年，也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现代企业元年。
大量的学者、官员纷纷下海经商，有研究者称呼这批人为“九二派”。
客观上来讲，樊建川也属于九二派。只是，他没有像九二派那一批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一样，叱咤商界风雨，留下一段又一段荡气回肠的商业传奇故事。
刚下海时，樊建川一度只能摆地摊。一家三口挤在出租屋里，女儿没有床睡，只能睡沙发。很多年后女儿还为此跟父亲开玩笑：“我个头不够高，就是因为小时候睡的沙发太短。”
辗转了几次小生意，还是不得起色，樊建川最终决定在银行贷款，凑出个十几万，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的宗旨很简单，就4个字：忠义勤信。颇有些江湖味道。
尽管简单，樊建川却始终恪守这4个字。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做房地产的企业家，樊建川本可以借助政策的东风，趁机在地皮上大捞一笔。
但“樊哈儿”，给自家企业定了3条原则：
1. 该赚一块时只赚八毛；
2. 不打广告；
3. 物业管理自己做。
在当时，很多老板建房子都偷工减料，“偷偷”省下那30%的安全系数建设成本，但樊建川却放出话来，“谁敢偷工减料，谁就走人”。
很多房地产开发商都嘲笑樊建川：这个傻冒，有钱不赚，充什么良心商人。
原则的坚持，这背后的那份价值可能需要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才可能被大众所看到，但对短期的销售来说却没有什么作用，相反还可能加大了难度。
樊建川最难的时候，近乎四面楚歌：
合伙人向樊建川问起房屋销售和资金周转，樊建川无言以对。
那时的他背负数百万的贷款，经常在半夜焦虑醒来，妻子和女儿窘迫的生活环境更是让樊建川无比愧疚。
供应商上门要钱，银行上门要钱，职工上门要工资。
靠着以往的关系，樊建川卖出去了几栋，但依旧杯水车薪。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最艰难的时刻，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房改方案，要求单位不再提供福利房，房子将以商品房为主导。
濒临破产的建川实业得以喘了一口气，经过一番努力，奇迹般地实现转亏为盈。
之后凭借过去积累的口碑，2003年，建川实业更是迅速崛起成为四川TOP 5房地产开发商。樊建川的身价也随之暴增，被《福布斯》排在了中国富豪榜300名左右。
最高时，樊建川的身价更是排在了全国富豪榜第20名。
但事实也证明，樊建川配得上这个身价：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别的开发商的房子倒的倒、塌的塌，但樊建川建的房子硬是一栋都没出事。
有业主在小区拉横幅喊话：“感谢樊建川，建这么好的房子。”
变卖所有家产，
他心甘情愿
樊建川终于有钱了，可以去做最初促使自己辞官下海的那件事了。
这一次， 樊建川可以放开手脚来做了。
2000年，某公司准备拍卖一批抗战史料，其中有日本投降时交出的系列公文，上面列着113个驻华部队的名称番号。
拍卖目录刚一公布，很多买家就蜂拥至北京，有一神秘买家甚至放话：“不论多少钱，势在必得。”
樊建川一听急了，万一自己给不上价，被别人买走怎么办？
于是，樊建川发动周围的很多朋友和线人，寻找卖主，经过一个星期的搜寻，终于在天津找到了卖主。
“我与卖主长谈了一宿，用真情与激情打动了他，他愿意撤拍，我以远高于起拍价的价格买下了它。”
除了在国内收集文物，樊建川更是赶赴日本，发动大量线人，不惜血本，来一场抗战文物“大扫荡”。
不管是什么，樊建川见到就买：“仅购买、翻拍的照片，就超过30万张，装进集装箱拉回来，我把市面上能见到的基本都买光了。”
在这些照片中，有一张十分引人瞩目的，是一个15岁的少年。
这个孩子名叫季万方，他两脚立正45度，是非常标准的军人姿势。
没错，他是一名中国军人。
当时正值长沙会战，日军围攻一个村庄，久久没有攻下；等到最终攻破之时，发现其中“顽强抵抗”的，只是3个中国小孩。
季万方就是其中之一。
讲起很多这样的故事，樊建川这样一个粗犷的汉子也忍不住哽咽：“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很多人死了，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难道我们不该纪念一下他们吗？”
其中最令人触动的故事，无疑是装备最差、损失最惨重之一的川军。当年，300万川军穿着草鞋、衣衫褴褛，提着随时可能哑火的土造步枪和手榴弹，步行前往抗日战场。就连川军将领刘湘，最终也是病逝疆场，留下一句饱含血泪的誓言：
“日军一日不退出中国，川军一日不得返川！”
2001年，卢沟桥搞了一个抗战文物展。
得到消息后，樊建川带上自己藏品去凑热闹，没想到国家文物局专家看到他的藏品后大吃一惊：“14件可以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比卢沟桥博物馆还多。”
而这也使得樊建川萌生一个想法：“如果只是单纯做收藏，这些宝贝就只能蒙尘，只有建一个博物馆，才能让更多人看到它们，惨痛的历史才会被更多人铭记。”
樊建川本想找几位好友一起来修建博物馆，但朋友一听他想做的事，都纷纷摇头拒绝：“明摆着是赔本的买卖，要干你自己干，我们不参与。”
朋友们的拒绝，让樊建川失落过、动摇过。
但每当看着满满一屋子的文物，樊建川就仿佛看见了那个战火硝烟的时代：
老弱妇孺的哭喊声；战士的呐喊声；战斗机在城市上空呼啸而过，炮弹掉落，无数的建筑倒塌，无数的生命消逝……
樊建川做不到充耳不闻。在他看来，自己此生一定要建成抗战博物馆，让人们记住历史、记住那个时代。
如果没有人愿意参与，那就自己单干。
很多地方的负责人一听樊建川要地用来修建博物馆，纷纷表示质疑，是不是打着修博物馆的幌子，圈地骗钱？
多次碰壁后，樊建川没有气馁。
2004年，四川大邑县安仁镇政府被樊建川的真诚感动，将安仁的一大片500亩的荒滩划给了他。
樊建川终于有了一块能让他大展拳脚的土地。
从博物馆动工开始，樊建川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9个月，5个馆。
之所有这样的目标，是因为樊建川要在8月15日前，将第一批博物馆建好。
2005年8月15日，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60周年的日子，而其时离8月15日仅仅9个月的时间。
为了赶工期保质量，樊建川每天吃住都在工地上，饿了就和工人一起吃大锅饭，困了就睡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里，这边博物馆还在浇顶，那边樊建川就在组织人装修和摆设文物了。
为了建博物馆，樊建川不仅让自己变成了又黑又瘦的工头，还掏光了所有积蓄，之后樊建川开始变卖自己的资产，房产、加油站、酒店……
终于在2005年8月15日，樊建川的博物馆——建川博物馆，开馆了。
在开馆仪式上，樊建川讲话时，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但奇怪的是，雨水只是下到博物馆这块地。
樊建川拿起笔在布满雨点的稿子上，写下4个字：苍天有眼！
2007年，曾有机构评估建川博物馆群落：差不多价值80亿元。
有商人想斥资购买这个群落，樊建川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但之后，樊建川却立下遗嘱：
我死后，建川博物馆群落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
樊建川说：“我是社会财富的临时看护者，我只是替国家保存记忆，这些东西是我私人收集而来，但它们更属于这个国家。”
宁当“馆奴”：
只是为了让他们不被遗忘
在今天，樊建川的博物馆已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聚落”——30吨手写资料、40万封书信、两万本日记、百万枚像章、1000余万件藏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就有400多件。
每年100多万人次来到这里，几乎又都泪流满面地离开。
樊建川今年已经66岁，博物馆到今天也已建了70多个，但樊建川没有满足，他只希望自己“再干十年”“建100个馆”。
有人说，人的一生会死3次。
第一次是他断气时，从生物学上他死了。
第二次是他下葬时，人们来参加他的葬礼，怀念他的一生，在社会上他死了。
第三次是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把他忘记了，那时候他才真正地死了。
是的，死亡并不可怕，遗忘才可怕。
先人们已去，但后来者将永远铭记。
有人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樊建川还好好地活着，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乃至全世界奔波，苦苦追寻着先烈们存在过、抗战过的证据，并将它们收藏；而在更遥远的未来，他也将永远不会死去。
有人说，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樊建川只是时代的一粒灰，却铸就了时代的一座山。
到现在也有很多人不能理解樊建川，认为他是“樊哈儿”。
但樊建川倾家荡产所做之事，也不过被他总结成了4句话：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为了未来，收藏教训；
为了安宁，收藏灾难；
为了传承，收藏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