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是否能够安全进入和离开中国。每个人都告诉我，为了自己的安全，我不应该返回家乡。 对许多年轻的华人记者来说，这样的经历既常见，又可怕，我深有感触。 但这样的经历也能让一个人献身新闻事业的决心更为坚定，对我来说就是如此。https://t.co/AQ3phzVTw7 — ABC中文 (@ABCChinese) March 27, 2023
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是否能够安全进入和离开中国。每个人都告诉我，为了自己的安全，我不应该返回家乡。 对许多年轻的华人记者来说，这样的经历既常见，又可怕，我深有感触。 但这样的经历也能让一个人献身新闻事业的决心更为坚定，对我来说就是如此。https://t.co/AQ3phzVTw7
如果因为自己的职业而无法回到家乡，你的感受会如何？ 只因为我的工作，我在FaceTime上参加朋友和家人的婚礼，在网上发送祝福。 我久久看着已故亲人的照片默默流泪，却无法亲自出席他们的葬礼。 为了庆祝和谐周，我和另外两位出生于中国的华人同事Samuel Yang和Echo Hui第一次分享了我们在澳大利亚从事新闻记者的经历。 Bang Xiao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的主编。(ABC News: Jarrod Fankhauser)对我来说，作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亚太新闻部的记者，能够报道在中国受到严格审查的新闻是我的荣幸。 我写过的话题包括民主在香港被粉碎、新疆维吾尔人的“再教育营”，以及北京和堪培拉之间的紧张关系。 我采访过一位被派往天安门广场清场的六四军人。 我的报道受到了尊重，也得过新闻奖。 然而，因为这些报道，我已经五年没有回过中国了。 在中国，记者一直都受到政府的威胁。 而外国记者近年来也一直遭受骚扰，导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离开了中国。 澳大利亚公民成蕾和杨恒均被捕后，目前仍被拘留，而中国政府指控他们的罪行仍是一个谜团。 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是否能够安全进入和离开中国。 每个人都告诉我，为了自己的安全，我不应该返回家乡。 对我来说，我的家一直都存在于记忆和照片之中。(Supplied)我有恐惧，也有焦虑。我相信这是每一位华人记者、学者和人权捍卫者的切身体会。 我用加密应用程序Signal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但我从来不谈自己的工作。 这意味着我永远不会听到最亲的家人对我说，他们对我引以为傲。 但即便身在澳大利亚，我也不是绝对安全的。 2019年，我参与了ABC《四角方圆》（Four Corners）揭露北京方面在新疆侵犯人权的报道后，当地官员称我为“走狗”。 我还成为了澳大利亚种族歧视者的辱骂对象。 在报道了澳大利亚华人受到种族歧视后，我收到一些读者发来的电子邮件，让我“滚回中国”。 最近几年，中国的审查制度更为有效。(Reuters: Florence Lo)2020年，一群在网络上挑衅的民族主义者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起了针对我的运动。 亲北京的民族主义者针对我和我的家人，发布了数百条推文。 我不得不报警，并看了将近一年的心理咨询师。 对许多年轻的华人记者来说，这样的经历既常见，又可怕，我深有感触。 但这样的经历也能让一个人献身新闻事业的决心更为坚定，对我来说就是如此。 我从同事和读者那里得到的巨大支持，帮助我继续向前。 未来会怎样，没有人知道。 也许有一天，我能够平安还乡。
塞缪·杨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今晚中国秀》节目的主持人。(ABC News: Geoff Kemp)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都憎恨我的母语。但现在它却成了我作为一名记者最大的财富。 当我来到澳大利亚读大学后，我故意拒绝说普通话，避免与其他中国留学生交往。 一方面是自卑心在作祟，另一方面则是想要融入本地。 我对自己的英语和口音很在意，非常渴望在悉尼攻读新闻学位期间得到提高，我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 学习和掌握一门外语绝非易事，我也知道在毕业后进入一个竞争激烈的媒体行业与本地人竞争会有多么困难。 因此，在大学时代，观看ABC新闻频道的播报成了我雷打不动的日常。 这是学习英语和澳大利亚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现在想来，我在电视上仰望的人已经成为我的同事，真是不可思议。 当时，我参加英语补习，去夜校学习如何在电视上播报，周而复始 ——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迎头赶上。 我在中国的一些亲属都曾经做过记者和广播员。 通过他们的经验，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的局限性。我想成为一名记者，想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工作。 然而，在外国做一名记者绝非易事。 我认为我的机会和工作保障没法与本地毕业生相比。 除此之外，我还得克服语言障碍，拿到永居身份。 2020年之前，我一直都没有认识到中文的力量，直到2020年，我开始在ABC担任双语记者，用英文和中文撰写新闻报道时，我才开始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我在单亲家庭长大，母亲一人抚养了我。在职业道德方面，她一直是我的榜样。(Supplied: Samuel Yang)拥有两个世界的知识和经验，并且会说两种语言，使我能够以细致入微的方式为ABC更广泛的中国报道做出贡献，直接与中国当局对话，进行事实核查，并将重要的社区问题和独特报道呈现给澳大利亚全国各地的观众。 我参与了一项关于与新冠疫情有关的种族主义的全国性新闻调查，在疫情高峰期，我得以获得独家报导并赢得采访对象的信任，这主要归功于我优秀的语言沟通能力。 去年，我甚至在《今晚中国秀》节目中用普通话介绍新闻，为这档节目增添了权威性。《今晚中国秀》是一档致力于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电视节目。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亚太地区的超级大国。 一位来自昆士兰州的高中中文老师写道，她很高兴能够在ABC电视台收看到普通话新闻。她将这个片段作为学生们的“轻松趣味课”。 在2021年的人口普查中，有580万人（即22.8%澳洲人）表示在家中说英语以外的语言。 这种多样性和跨文化理解丰富了我们的社会。我现在很高兴，甚至萌生了一种作为双语人士的自豪感。
Echo Hui是ABC驻悉尼的调查记者。(ABC News: Jack Fisher)我是在2019年加入ABC新闻调查报告团队的，当时是协助《四角方圆》节目做一期关于中国的节目，报道联邦大选期间针对澳大利亚华裔选民的错误信息宣传活动。 许多记者会说，中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报道之一。然而，我们的中国报道与现实的中国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至今依然存在。 有些关于中国的报道缺乏透彻的视角和复杂性，有时甚至是错误的。 这通常始于对不同政治经济体系、社会结构、文化和历史缺乏了解，然后因为对一个外国的、臭名昭著共产主义政权的恐惧而使问题进一步加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崛起和充满挑战的地缘政治环境（相关国家和政府都热衷于将自己的叙述投射到媒体并主导公众舆论）当然不会有所助益。 对中国及其文化有更多了解的优秀记者可以有所作为。 但这并非易事。我曾面临来自那些认为事实真相有碍于己的人的打击和威胁。 当我还在中国的时候，在我加入ABC之前，中国政府把我列入了几个“观察名单"，请我“喝过茶”，试图收集我的消息来源，并一度发表政府声明，说我的报道是在 "指导和煽动暴力"，反对某个地方当局。 最近，中国流亡富商郭文贵的一群反中国政府粉丝一直在散布关于我的诽谤和个人信息，因为我们揭露了他声称可以用来推翻中国政权的一个可信度不高的计划。 郭文贵上周在纽约因欺诈指控被捕。 取得成绩绝非易事。但最重要的是，让知情的公众可以做出知情的决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摆对事实非常重要。 我们是否说了全部的事实？我们是否对消息来源进行了三重审核？我们是否对所有说法进行了事实核查？我们能否从一个未被听到的声音中再获得一次采访？这些都是每个记者应该问的问题。 我非常感谢ABC的同事对我的所有支持。 在我刚进调查报道组时，我的主管乔·浦茜尼（Jo Puccini）看到了一位掌握中文和报道经验的调查记者加入这个团队的价值。 她看到，我的加入可以使我们团队更好地报道这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 我真的可以说，在ABC，我带着一种成就感在工作，知道我们在努力为所有澳大利亚人提供真相。
如果因为自己的职业而无法回到家乡，你的感受会如何？
Samuel Yang：母语是我最大的财富只因为我的工作，我在FaceTime上参加朋友和家人的婚礼，在网上发送祝福。
我久久看着已故亲人的照片默默流泪，却无法亲自出席他们的葬礼。
为了庆祝和谐周，我和另外两位出生于中国的华人同事Samuel Yang和Echo Hui第一次分享了我们在澳大利亚从事新闻记者的经历。
Bang Xiao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文的主编。(ABC News: Jarrod Fankhauser)对我来说，作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亚太新闻部的记者，能够报道在中国受到严格审查的新闻是我的荣幸。
我写过的话题包括民主在香港被粉碎、新疆维吾尔人的“再教育营”，以及北京和堪培拉之间的紧张关系。
我采访过一位被派往天安门广场清场的六四军人。
我的报道受到了尊重，也得过新闻奖。
然而，因为这些报道，我已经五年没有回过中国了。
在中国，记者一直都受到政府的威胁。
而外国记者近年来也一直遭受骚扰，导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离开了中国。
澳大利亚公民成蕾和杨恒均被捕后，目前仍被拘留，而中国政府指控他们的罪行仍是一个谜团。
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是否能够安全进入和离开中国。
每个人都告诉我，为了自己的安全，我不应该返回家乡。
对我来说，我的家一直都存在于记忆和照片之中。(Supplied)我有恐惧，也有焦虑。我相信这是每一位华人记者、学者和人权捍卫者的切身体会。
我用加密应用程序Signal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但我从来不谈自己的工作。
这意味着我永远不会听到最亲的家人对我说，他们对我引以为傲。
但即便身在澳大利亚，我也不是绝对安全的。
2019年，我参与了ABC《四角方圆》（Four Corners）揭露北京方面在新疆侵犯人权的报道后，当地官员称我为“走狗”。
我还成为了澳大利亚种族歧视者的辱骂对象。
在报道了澳大利亚华人受到种族歧视后，我收到一些读者发来的电子邮件，让我“滚回中国”。
最近几年，中国的审查制度更为有效。(Reuters: Florence Lo)2020年，一群在网络上挑衅的民族主义者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起了针对我的运动。
亲北京的民族主义者针对我和我的家人，发布了数百条推文。
我不得不报警，并看了将近一年的心理咨询师。
对许多年轻的华人记者来说，这样的经历既常见，又可怕，我深有感触。
但这样的经历也能让一个人献身新闻事业的决心更为坚定，对我来说就是如此。
我从同事和读者那里得到的巨大支持，帮助我继续向前。
未来会怎样，没有人知道。
也许有一天，我能够平安还乡。
塞缪·杨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今晚中国秀》节目的主持人。(ABC News: Geoff Kemp)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都憎恨我的母语。但现在它却成了我作为一名记者最大的财富。
当我来到澳大利亚读大学后，我故意拒绝说普通话，避免与其他中国留学生交往。
一方面是自卑心在作祟，另一方面则是想要融入本地。
我对自己的英语和口音很在意，非常渴望在悉尼攻读新闻学位期间得到提高，我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
学习和掌握一门外语绝非易事，我也知道在毕业后进入一个竞争激烈的媒体行业与本地人竞争会有多么困难。
因此，在大学时代，观看ABC新闻频道的播报成了我雷打不动的日常。
这是学习英语和澳大利亚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现在想来，我在电视上仰望的人已经成为我的同事，真是不可思议。
当时，我参加英语补习，去夜校学习如何在电视上播报，周而复始 ——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迎头赶上。
我在中国的一些亲属都曾经做过记者和广播员。
通过他们的经验，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的局限性。我想成为一名记者，想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工作。
然而，在外国做一名记者绝非易事。
我认为我的机会和工作保障没法与本地毕业生相比。
除此之外，我还得克服语言障碍，拿到永居身份。
2020年之前，我一直都没有认识到中文的力量，直到2020年，我开始在ABC担任双语记者，用英文和中文撰写新闻报道时，我才开始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我在单亲家庭长大，母亲一人抚养了我。在职业道德方面，她一直是我的榜样。(Supplied: Samuel Yang)拥有两个世界的知识和经验，并且会说两种语言，使我能够以细致入微的方式为ABC更广泛的中国报道做出贡献，直接与中国当局对话，进行事实核查，并将重要的社区问题和独特报道呈现给澳大利亚全国各地的观众。
我参与了一项关于与新冠疫情有关的种族主义的全国性新闻调查，在疫情高峰期，我得以获得独家报导并赢得采访对象的信任，这主要归功于我优秀的语言沟通能力。
去年，我甚至在《今晚中国秀》节目中用普通话介绍新闻，为这档节目增添了权威性。《今晚中国秀》是一档致力于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电视节目。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亚太地区的超级大国。
一位来自昆士兰州的高中中文老师写道，她很高兴能够在ABC电视台收看到普通话新闻。她将这个片段作为学生们的“轻松趣味课”。
在2021年的人口普查中，有580万人（即22.8%澳洲人）表示在家中说英语以外的语言。
这种多样性和跨文化理解丰富了我们的社会。我现在很高兴，甚至萌生了一种作为双语人士的自豪感。
Echo Hui：事实真相至高无上Echo Hui是ABC驻悉尼的调查记者。(ABC News: Jack Fisher)我是在2019年加入ABC新闻调查报告团队的，当时是协助《四角方圆》节目做一期关于中国的节目，报道联邦大选期间针对澳大利亚华裔选民的错误信息宣传活动。
许多记者会说，中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报道之一。然而，我们的中国报道与现实的中国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至今依然存在。
有些关于中国的报道缺乏透彻的视角和复杂性，有时甚至是错误的。
这通常始于对不同政治经济体系、社会结构、文化和历史缺乏了解，然后因为对一个外国的、臭名昭著共产主义政权的恐惧而使问题进一步加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崛起和充满挑战的地缘政治环境（相关国家和政府都热衷于将自己的叙述投射到媒体并主导公众舆论）当然不会有所助益。
对中国及其文化有更多了解的优秀记者可以有所作为。
但这并非易事。我曾面临来自那些认为事实真相有碍于己的人的打击和威胁。
当我还在中国的时候，在我加入ABC之前，中国政府把我列入了几个“观察名单"，请我“喝过茶”，试图收集我的消息来源，并一度发表政府声明，说我的报道是在 "指导和煽动暴力"，反对某个地方当局。
最近，中国流亡富商郭文贵的一群反中国政府粉丝一直在散布关于我的诽谤和个人信息，因为我们揭露了他声称可以用来推翻中国政权的一个可信度不高的计划。
郭文贵上周在纽约因欺诈指控被捕。
取得成绩绝非易事。但最重要的是，让知情的公众可以做出知情的决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摆对事实非常重要。
我们是否说了全部的事实？我们是否对消息来源进行了三重审核？我们是否对所有说法进行了事实核查？我们能否从一个未被听到的声音中再获得一次采访？这些都是每个记者应该问的问题。
我非常感谢ABC的同事对我的所有支持。
在我刚进调查报道组时，我的主管乔·浦茜尼（Jo Puccini）看到了一位掌握中文和报道经验的调查记者加入这个团队的价值。
她看到，我的加入可以使我们团队更好地报道这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
我真的可以说，在ABC，我带着一种成就感在工作，知道我们在努力为所有澳大利亚人提供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