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活得可怜。这年头，都不知道还有什么是能真正安心的了，而卑微的人们，当遭遇猝不及防的风险时，到底能怎么办？ 前些天抢盐风潮时，不乏有人愤恨于国人的“愚昧”，总是那么轻信、恐慌，欠缺理性思维和科学素养。然而，与其失望，不如问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如果不这样，你又期望他们“应该”是什么样？ 耐心去了解下就会发现，参与抢盐的那些人，其实并不都是因为出于对核废水污染的恐惧：有的人不过是凑热闹，有的人相信有备无患，有的人甚至想囤积居奇，也有的人是想要炫耀自己还能买到，还有的人，只是担心被抢光后，盐都买不到了——就算是“恐慌”，那更多也是“市场恐慌”而非“污染恐慌”。 我甚至还听人说到这样的：她妈完全不担心，但之所以也去抢盐，是觉得反正吃不完也能送人，何况在当下这时刻，一包盐既便宜又体面，拿来当礼物再好不过。 你说他们轻信吗？但不管盐业公司怎么保证存量足够，人们还是疯抢；胡锡进也说了国产的海鲜没问题，但不敢吃海鲜的人仍然多的是。因为从心底里，他们知道那些信誓旦旦的保证随时都有可能靠不住，只不过是为了引导自己相信罢了。 他们谁都不信，因为他们很清楚，到头来只能靠自救，而办法就是囤积物资，以及把所有事往最坏处设想。哪怕错判，不过是囤了几袋过期的盐而已；但万一真有辐射，需要用到盐，那就算有先见之明了，好歹聊胜于无。因为他们承受不起风险，一次出错就可能是灭顶之灾。 这就是中国百姓。有朋友和我谈起此事时感叹：“谁也不信是他们的生存智慧，他们只信那个最坏的消息。” 问题是，为什么像这样啥都不信的人，有时又那么轻信？ 这看起来很矛盾，但其实又是内在统一的。这就像知识精英眼里的老百姓十分迷信，见佛就拜，但他们实际上又是彻底不信神的：他们只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寻求个人福祉，为此他可以尝试求告任何神，但如果不管用，那就不客气了，砸烂神像。 蒲慕州在《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中断言：“中国古代宗教信仰中最根本而持久的目标是如何得到个人和家族的的福祉，个人又如何能接触，甚或控制超自然力量。” 无影无形的核辐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类似不可见的妖魔鬼怪，试问和魔鬼如何和平共处？在普通百姓的传统信念里，降妖伏魔不是一种可能，而是必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振道德力量，恢复人间秩序，然而，如果不能做到，那就会内化为持久的焦虑，促使他们去求告、托庇于更强大的力量。 当下的许多人也是如此，有的人甚至为日本排放核废水的事焦虑到后悔把孩子生到这世界上来。“水木丁”在日前的一篇文章中安慰说，她不焦虑，因为“如果真有问题，也是十四亿人的共运，不是我们一个人去面对。最坏的结果就是全人类一起共沉沦，那你现在焦虑也没啥用，只能接受。” 在此，她搁置了“是否真有问题”的判断，而把个人承担的风险稀释为全中国人，乃至全人类的一份“共业”，言下之意是：不用担心，因为，反正要死一块死。这么一想，也就坦然了，至少，你不用一个人承担人类灭亡的重担，反正那既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更没办法靠自己就能阻止得了。 她还特别反感那些科普的人，嘲讽这就像有邻居把垃圾放门口，结果另一户人家蹦出来“代替扔垃圾的那家跟我理论，要纠正我的认知和态度”，“凭啥别人觉得没事儿，我就必须跟别人一样想呢？说好的有独立思想呢？” 她所说的“独立思想”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与其说是“通过批判性思维，得出自己的判断”，倒不如说更接近于“固执己见”：因为这里所说的“独立”，其实是“我谁都不信，只信自己的”。 这就是她的生存智慧：专注于自己的小日子，对那些大的议题保持必要的距离和怀疑。我一位朋友因此嘲讽，看完她那篇文章的感觉就像是：“‘嗐，想那么多干嘛，把日子过美了，比啥不强？’北方居委会大妈的形象跃然纸上。” 乍看起来，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轻信的，甚至是“不可说服的人”，他们凭借自己的常识，对任何自己不理解的话题保持着应有的警惕，但如果这正是国内大部分人的思维方式，那为什么每有什么风吹草动，还是会有非理性的恐慌呢？ 我想，问题恰恰在于，他们是无法说服的，因而诸如“外面是不安全的”这种议题在他们这里不是一个可质疑、论证的问题，而是讨论的基本前提，并且固执地听不进任何异议。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之所以遵从那些假定，不是被说服的，而是受自身认同的驱使，近乎生活本能。 为什么古代的哲人居然也会相信诸如“太阳绕着地球转”？因为这是他们信仰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他们信念的基石，从来没想怀疑过。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日心说”和实验科学的兴起，才推动了社会意识的转型，然而在中国，这样的“范式革命”从未深入人心并完成。 即便在现代欧美，在涉及社会议题时，仍然不时陷入与这种心态的苦战，齐格蒙特·鲍曼在《共同体》一书中说： 就公众认识而言，城市生活充满着危险，清除大街上冒失的、预示着危险的外地人是实现恢复失去的安全这一目标的最迫切的手段。这种看法是作为不需要任何论证也用不着任何争论的不言而喻的真理而出现的。 “不言而喻的真理”是免于受质疑的，于是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讽刺的现象：细节上不厌其烦，但大方向整个就是错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生活中非常务实、精明，却会迷信一些教主式人物铁口直断的胡说八道，因为只要你信了大前提（比如“工厂制造的食品都不健康”），那么剩下的就没啥问题了。 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不是为了检验假设和事实，而是辨别敌友。这样的讨论，结果不是开放的，而是封闭的，因为最终是为了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正确性，而正确答案是在讨论开始之前就已经知道的了。 最终，一个啥都不信的人，却又同时固守着自己不可动摇的信念，并成为这种信念的受害者而不自知。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陷入这种困境，但正因此，仅仅“生存”是不够的，如果还要更好的生活，从中跳出来，那我们就需要批判性思维。 （本文原标题为《生存智慧就是啥都不信》。）
老百姓活得可怜。这年头，都不知道还有什么是能真正安心的了，而卑微的人们，当遭遇猝不及防的风险时，到底能怎么办？
前些天抢盐风潮时，不乏有人愤恨于国人的“愚昧”，总是那么轻信、恐慌，欠缺理性思维和科学素养。然而，与其失望，不如问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如果不这样，你又期望他们“应该”是什么样？
耐心去了解下就会发现，参与抢盐的那些人，其实并不都是因为出于对核废水污染的恐惧：有的人不过是凑热闹，有的人相信有备无患，有的人甚至想囤积居奇，也有的人是想要炫耀自己还能买到，还有的人，只是担心被抢光后，盐都买不到了——就算是“恐慌”，那更多也是“市场恐慌”而非“污染恐慌”。
我甚至还听人说到这样的：她妈完全不担心，但之所以也去抢盐，是觉得反正吃不完也能送人，何况在当下这时刻，一包盐既便宜又体面，拿来当礼物再好不过。
你说他们轻信吗？但不管盐业公司怎么保证存量足够，人们还是疯抢；胡锡进也说了国产的海鲜没问题，但不敢吃海鲜的人仍然多的是。因为从心底里，他们知道那些信誓旦旦的保证随时都有可能靠不住，只不过是为了引导自己相信罢了。
他们谁都不信，因为他们很清楚，到头来只能靠自救，而办法就是囤积物资，以及把所有事往最坏处设想。哪怕错判，不过是囤了几袋过期的盐而已；但万一真有辐射，需要用到盐，那就算有先见之明了，好歹聊胜于无。因为他们承受不起风险，一次出错就可能是灭顶之灾。
这就是中国百姓。有朋友和我谈起此事时感叹：“谁也不信是他们的生存智慧，他们只信那个最坏的消息。”
问题是，为什么像这样啥都不信的人，有时又那么轻信？
这看起来很矛盾，但其实又是内在统一的。这就像知识精英眼里的老百姓十分迷信，见佛就拜，但他们实际上又是彻底不信神的：他们只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寻求个人福祉，为此他可以尝试求告任何神，但如果不管用，那就不客气了，砸烂神像。
蒲慕州在《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中断言：“中国古代宗教信仰中最根本而持久的目标是如何得到个人和家族的的福祉，个人又如何能接触，甚或控制超自然力量。”
无影无形的核辐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类似不可见的妖魔鬼怪，试问和魔鬼如何和平共处？在普通百姓的传统信念里，降妖伏魔不是一种可能，而是必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振道德力量，恢复人间秩序，然而，如果不能做到，那就会内化为持久的焦虑，促使他们去求告、托庇于更强大的力量。
当下的许多人也是如此，有的人甚至为日本排放核废水的事焦虑到后悔把孩子生到这世界上来。“水木丁”在日前的一篇文章中安慰说，她不焦虑，因为“如果真有问题，也是十四亿人的共运，不是我们一个人去面对。最坏的结果就是全人类一起共沉沦，那你现在焦虑也没啥用，只能接受。”
在此，她搁置了“是否真有问题”的判断，而把个人承担的风险稀释为全中国人，乃至全人类的一份“共业”，言下之意是：不用担心，因为，反正要死一块死。这么一想，也就坦然了，至少，你不用一个人承担人类灭亡的重担，反正那既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更没办法靠自己就能阻止得了。
她还特别反感那些科普的人，嘲讽这就像有邻居把垃圾放门口，结果另一户人家蹦出来“代替扔垃圾的那家跟我理论，要纠正我的认知和态度”，“凭啥别人觉得没事儿，我就必须跟别人一样想呢？说好的有独立思想呢？”
她所说的“独立思想”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与其说是“通过批判性思维，得出自己的判断”，倒不如说更接近于“固执己见”：因为这里所说的“独立”，其实是“我谁都不信，只信自己的”。
这就是她的生存智慧：专注于自己的小日子，对那些大的议题保持必要的距离和怀疑。我一位朋友因此嘲讽，看完她那篇文章的感觉就像是：“‘嗐，想那么多干嘛，把日子过美了，比啥不强？’北方居委会大妈的形象跃然纸上。”
乍看起来，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轻信的，甚至是“不可说服的人”，他们凭借自己的常识，对任何自己不理解的话题保持着应有的警惕，但如果这正是国内大部分人的思维方式，那为什么每有什么风吹草动，还是会有非理性的恐慌呢？
我想，问题恰恰在于，他们是无法说服的，因而诸如“外面是不安全的”这种议题在他们这里不是一个可质疑、论证的问题，而是讨论的基本前提，并且固执地听不进任何异议。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之所以遵从那些假定，不是被说服的，而是受自身认同的驱使，近乎生活本能。
为什么古代的哲人居然也会相信诸如“太阳绕着地球转”？因为这是他们信仰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他们信念的基石，从来没想怀疑过。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日心说”和实验科学的兴起，才推动了社会意识的转型，然而在中国，这样的“范式革命”从未深入人心并完成。
即便在现代欧美，在涉及社会议题时，仍然不时陷入与这种心态的苦战，齐格蒙特·鲍曼在《共同体》一书中说：
就公众认识而言，城市生活充满着危险，清除大街上冒失的、预示着危险的外地人是实现恢复失去的安全这一目标的最迫切的手段。这种看法是作为不需要任何论证也用不着任何争论的不言而喻的真理而出现的。
“不言而喻的真理”是免于受质疑的，于是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讽刺的现象：细节上不厌其烦，但大方向整个就是错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生活中非常务实、精明，却会迷信一些教主式人物铁口直断的胡说八道，因为只要你信了大前提（比如“工厂制造的食品都不健康”），那么剩下的就没啥问题了。
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不是为了检验假设和事实，而是辨别敌友。这样的讨论，结果不是开放的，而是封闭的，因为最终是为了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正确性，而正确答案是在讨论开始之前就已经知道的了。
最终，一个啥都不信的人，却又同时固守着自己不可动摇的信念，并成为这种信念的受害者而不自知。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陷入这种困境，但正因此，仅仅“生存”是不够的，如果还要更好的生活，从中跳出来，那我们就需要批判性思维。
（本文原标题为《生存智慧就是啥都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