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Germany, whose perennial specters include hyperinflation of the 1920s and whose perennial obsessions include fiscal discipline, the nearly $550 billion pandemic recovery fund was a radical break and step toward a more federal Europe, says @NYTimesCohenhttps://t.co/AXaieiTCZ3
— New York Times Opinion (@nytopinion) May 23, 2020
在一份即将提交给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重要报告中，前美国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中心(Center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负责人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谈到了“世界秩序的终结”。美国这个“众所周知的机能失调大国”和中国这个不断增长的“强权大国”，是它的促成因素。病毒“加剧了紧张局势”。
Germany’s Lessons for China and America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本周表示：“独善其身的民族国家没有未来。”这直接挑战了特朗普总统始终在蛊惑人心的“美国优先”口号。他领导下的美国，已成为笑柄。
你可能会说，让德国人摈弃民族国家并非难事。1945年后的德国历史，走上了摆脱民族耻辱的征程。本月，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5周年之际，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说：
“德国的过去是一个破碎的过去——对上百万人的杀戮和上百万人的痛苦负有责任。直到今天我们都为此感到痛心。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只能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去爱这个国家。”
对于一个成天忍受领导人胡言乱语的美国人来说，施泰因迈尔的声明充满力量，它诚实、谦卑、严肃、正派、有道德、有勇气。所有这些，都被特朗普政府留在了过去的美国。
我认为，即使对于德国人，说出对国家的痛心之爱，或者像默克尔那样宣布“独善其身的民族国家”的消亡，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民族主义是最简便有效，也是最危险的政治工具。重要的是，这场大流行暴露了一个缺失美国领导、无力采取协调一致行动的世界，而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带着荣誉挺身而出。
欧盟是一个执着坚定的实体，在疫情中的表现要好于中国或美国。受恐惧驱动的中国人对疫情的掩盖，以及手忙脚乱的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否认，是造成这场灾难的两个主要促成因素。习近平主席收紧的专制主义和美国民主制度的破败不堪，是不容否认的。
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感到忐忑不安的，不只是受到恐吓的香港公民；对特朗普的邋遢泼皮感到心神不宁的，也不只是美国民众。鱼烂从头烂。中美都在来回撒谎。
在中国，吹哨人公开该国切尔诺贝利式的生物灾难后，或死亡或消失。在特朗普的美国，三名督察长以及一名副督察长被解雇，其中包括史蒂夫·利尼克(Steve Linick)，他所在的国务院由可耻的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领导。吹哨人、联邦科学家里克·布莱特(Rick Bright)被罢免。不负责任的领导人想要免于惩罚的话，监督者就是他的敌人。
习近平夺取终身权力，这让特朗普羡慕不已。对于这两个21世纪的大国，疫情揭示出来的最让人恐惧的，就是它们的相似之处。
在一份即将提交给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重要报告中，前美国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中心(Center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负责人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谈到了“世界秩序的终结”。美国这个“众所周知的机能失调大国”和中国这个不断增长的“强权大国”，是它的促成因素。病毒“加剧了紧张局势”。
默克尔给出了她对民族国家的判断，因为德国首次同意共同承担债务，为欧洲较弱的经济体提供资金。她与法国总统埃曼纽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宣布了一项价值近5500亿美元的经济恢复基金协议，该基金将通过共同借款提供资金。默克尔是一位谨慎的领导者，同时又能在原则的鼓舞下大胆创新。对于德国而言，它受到包括192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内的噩梦长期萦绕，而财政纪律是它长期的痴迷。这次的举动是一个根本性的突破，迈向了一个更加趋向于联邦制的欧洲。
德国总理——很可惜，明年将不寻求连任，而且将为人们所怀念——表示需要创新。世界无法回到病毒暴发之前的状态。原状难以维系。特朗普的美国、习近平的中国和普京的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不是答案。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总裁斯蒂芬·海因兹(Stephen Heintz)写道，危机“源于过去350年来塑造文明的三个核心操作系统日渐过时：自工业时代初期开始因碳而加强，并日益受到全球金融化推动的资本主义；由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正式确立的民族国家体系；以及代议制民主——一种基于启蒙主义理想的自由、公平、正义和平等的自治体系。”
问题在于“我们的资本主义实践不但使地球生态系统处于危险之中，还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不平等”。民族国家“不足以应对全球变暖等跨国挑战”。而且，“代议制民主既不是真正的代议制，也不是非常民主，因为公民认为自治已经让位于公司、特殊利益集团和富人的统治”。
病毒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只会使这些反思的紧迫性加剧。这是一个毁灭的时代——世界秩序、国际法、真理、美国的承诺。正如德国比任何国家都清楚的那样，这也是一个危险的时代。专制制度被恐惧、痛苦、怨恨和谎言滋养着。在1930年代如此，现在亦如此。宁可怀着一颗破碎的心爱你的国家，也不要盲目地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