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认为，秦刚一代宠臣，莫名失踪，更将大大打击中共高级干部的士气，人人自危，岂有心思认真打拼？外交上倒行逆施，搞到里外不是人，谁又会认同习近平的领导才能？
台湾“上报”——秦刚消失事件表明：习近平缺乏危机处理的基本智慧
（德国之声中文网）台湾“上报”发表文章《处理秦刚方寸大乱，中共外交逼入穷巷》，作者颜纯钩认为，秦刚犯的一定是严重政治错误，否则不必搞到生死不明的地步。既然是严重政治问题，一定早就掌握充份证据，不会把人抓起来才慢慢审，让整个外交部大乱，变成国际笑话，使自己处于被动尴尬的地位，这都是常识。习近平缺乏危机处理的基本智慧，又没有预判形势的先见之明，只好硬著头皮拖下去。但再怎么拖，总有一天要面对，晚解决不如早解决，这是基本常识，可惜习近平连这也没搞清楚。
文章说，秦刚问题无解，习近平却忙于见基辛格和杜特尔特两个过气政客，真是舍本逐末不可理喻。秦刚日后绝无机会再回外交部，既然迟早都要解职，干脆宣布秦刚离职接受调查，同时委任一个代理外交部长，事情就尘埃落定，各人去做事，外界也没什么好围观了。至于秦刚的个人命运，还会有人关心吗？如此简单的危机处理，却要活生生演成一场国际外交灾难，这也只有习近平才做得到。
作者指出，秦刚一代宠臣，莫名失踪，更将大大打击中共高级干部的士气，人人自危，岂有心思认真打拼？外交上倒行逆施，搞到里外不是人，谁又会认同习近平的领导才能？
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傲慢却又脆弱？《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为何他们认为中美难免一战》，作者Carlos Lozada说，美国与中国的全方位竞争最近已催生了一大堆关于爆发武装冲突可能性的书，其中还有大量如何先发制人的建议。如果说“谁丢掉了中国？”是冷战初期美国忧心忡忡的问题，那么“谁输给了中国？”有可能成为它的当代变体。华盛顿和北京已打了五十年的交道，其间既有美国的单极耀武扬威，也有中国崛起为经济超级大国，许多此类书籍都声称，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两国现在正走上可能导致战争的“碰撞路线”，尽管它们给出的理由各种各样，有时甚至相互矛盾。
美国企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和迈克尔·贝克利2022年出版了《危险地带》(Danger Zone)，这本书的开篇背景就是中国在2025年初出人意料地入侵了台湾。文章介绍研究者布兰兹和贝克利的观点时说，他们相对不那么固着于习近平身上。他们认为中国的修正主义计划早在这位中国最新领导人出现前就已经存在。他们写道：“美国面临的是中国问题，而不是习近平问题。”但他们可能会认可记者王春翰的报道。文章引述《华尔街日报》记者王春翰写道，通过将如此多的权力和控制集中在自己身上，并利用恐惧进行统治，习近平“可能已成为他建立中国超级大国的过程中最薄弱的一环”。国家官僚机构由于害怕让习近平失望而变得裹足不前，任何潜在的继任者都很难领导这个全靠某个个人来注入活力的政党。“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傲慢却又脆弱，大胆但不安全，”王春翰总结道。“它是一个急于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渴望征服世界，同时又忧心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海外港人正在经历“社会性死亡”？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网络媒体“歪脑”发表文章《自述：四年过去了，“元朗黑夜”还重要吗？》，作者Galileo说，即使在海外的人有着强大的能动性，能够不断举办游行及抗争，但却无法直视留在香港的人所经历的挣扎与尝试。最极端者，甚至会批评留港者是愚蠢的，网上论坛连登甚至发展了一个新的词汇：“留港拈”。在这个视角下，纵然在海外的人一直称自己记挂墙内的朋友，但他们缺失的，是一个与自己构成连结的方式：他们无法直面，原来自己某程度上是无力的，生活仍然是要过的；而过生活，或多或少会削减自己与香港的连结，增加与海外土壤的扣连。墙内的朋友基于沟通的难处，他们的声音、意见、理念很大机会只能单向地被墙外人解读，难以即时反驳或讨论。
文章说，时空的差距慢慢形成了一种奇异的距离：墙外的人将记忆诠释的权力夺走，墙内者被贬成史碧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笔下那个难以言说自己、失去主体性的属下阶层（subalternate），也许这即是所谓的“社会性死亡”。皆因其存在面向被异化（alienated），亦被强加成一个无法自主离开香港的人，变成一种被凝视的他者。不断强调自己记得，同时又异化仍然留守香港的人，往往只是重复地强调仇恨，却是无法更进一步走下去，建构一个成熟的离散群体（diasporic community）。
有评论认为，秦刚一代宠臣，莫名失踪，更将大大打击中共高级干部的士气，人人自危，岂有心思认真打拼？外交上倒行逆施，搞到里外不是人，谁又会认同习近平的领导才能？
台湾“上报”——秦刚消失事件表明：习近平缺乏危机处理的基本智慧
（德国之声中文网）台湾“上报”发表文章《处理秦刚方寸大乱，中共外交逼入穷巷》，作者颜纯钩认为，秦刚犯的一定是严重政治错误，否则不必搞到生死不明的地步。既然是严重政治问题，一定早就掌握充份证据，不会把人抓起来才慢慢审，让整个外交部大乱，变成国际笑话，使自己处于被动尴尬的地位，这都是常识。习近平缺乏危机处理的基本智慧，又没有预判形势的先见之明，只好硬著头皮拖下去。但再怎么拖，总有一天要面对，晚解决不如早解决，这是基本常识，可惜习近平连这也没搞清楚。
文章说，秦刚问题无解，习近平却忙于见基辛格和杜特尔特两个过气政客，真是舍本逐末不可理喻。秦刚日后绝无机会再回外交部，既然迟早都要解职，干脆宣布秦刚离职接受调查，同时委任一个代理外交部长，事情就尘埃落定，各人去做事，外界也没什么好围观了。至于秦刚的个人命运，还会有人关心吗？如此简单的危机处理，却要活生生演成一场国际外交灾难，这也只有习近平才做得到。
作者指出，秦刚一代宠臣，莫名失踪，更将大大打击中共高级干部的士气，人人自危，岂有心思认真打拼？外交上倒行逆施，搞到里外不是人，谁又会认同习近平的领导才能？
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傲慢却又脆弱？《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为何他们认为中美难免一战》，作者Carlos Lozada说，美国与中国的全方位竞争最近已催生了一大堆关于爆发武装冲突可能性的书，其中还有大量如何先发制人的建议。如果说“谁丢掉了中国？”是冷战初期美国忧心忡忡的问题，那么“谁输给了中国？”有可能成为它的当代变体。华盛顿和北京已打了五十年的交道，其间既有美国的单极耀武扬威，也有中国崛起为经济超级大国，许多此类书籍都声称，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两国现在正走上可能导致战争的“碰撞路线”，尽管它们给出的理由各种各样，有时甚至相互矛盾。
美国企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和迈克尔·贝克利2022年出版了《危险地带》(Danger Zone)，这本书的开篇背景就是中国在2025年初出人意料地入侵了台湾。文章介绍研究者布兰兹和贝克利的观点时说，他们相对不那么固着于习近平身上。他们认为中国的修正主义计划早在这位中国最新领导人出现前就已经存在。他们写道：“美国面临的是中国问题，而不是习近平问题。”但他们可能会认可记者王春翰的报道。文章引述《华尔街日报》记者王春翰写道，通过将如此多的权力和控制集中在自己身上，并利用恐惧进行统治，习近平“可能已成为他建立中国超级大国的过程中最薄弱的一环”。国家官僚机构由于害怕让习近平失望而变得裹足不前，任何潜在的继任者都很难领导这个全靠某个个人来注入活力的政党。“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傲慢却又脆弱，大胆但不安全，”王春翰总结道。“它是一个急于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渴望征服世界，同时又忧心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海外港人正在经历“社会性死亡”？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网络媒体“歪脑”发表文章《自述：四年过去了，“元朗黑夜”还重要吗？》，作者Galileo说，即使在海外的人有着强大的能动性，能够不断举办游行及抗争，但却无法直视留在香港的人所经历的挣扎与尝试。最极端者，甚至会批评留港者是愚蠢的，网上论坛连登甚至发展了一个新的词汇：“留港拈”。在这个视角下，纵然在海外的人一直称自己记挂墙内的朋友，但他们缺失的，是一个与自己构成连结的方式：他们无法直面，原来自己某程度上是无力的，生活仍然是要过的；而过生活，或多或少会削减自己与香港的连结，增加与海外土壤的扣连。墙内的朋友基于沟通的难处，他们的声音、意见、理念很大机会只能单向地被墙外人解读，难以即时反驳或讨论。
文章说，时空的差距慢慢形成了一种奇异的距离：墙外的人将记忆诠释的权力夺走，墙内者被贬成史碧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笔下那个难以言说自己、失去主体性的属下阶层（subalternate），也许这即是所谓的“社会性死亡”。皆因其存在面向被异化（alienated），亦被强加成一个无法自主离开香港的人，变成一种被凝视的他者。不断强调自己记得，同时又异化仍然留守香港的人，往往只是重复地强调仇恨，却是无法更进一步走下去，建构一个成熟的离散群体（diasporic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