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0年3月中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在中国内外正呈现两重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在3月10日抵达武汉，此举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国宣示“战胜疫情”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在意大利等地，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几乎耗尽了当地的医疗资源，让当事国的医疗系统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混乱之下，意大利总理孔特（Giuseppe Conte）已在11日宣布，该国即日起将关闭除药店和食品店之外的全部商业设施。
如今，发动全部产能生产口罩、呼吸机等设备的中国，似乎已有余力支援他国。意大利外长迪马约（Luigi Di Maio）3月10日同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双方明确谈及“希望中方帮助解决燃眉之急”的实际问题。
近年来，北京逐渐开始尝试在国际舞台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在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中，意大利这个七国集团（G7）的西方大国困境，无疑成了摆在中国面前的一次历练。
3月上旬，意大利当局已经动员了最后两万名医护人员前往第一线，该国还要求欧盟激活“欧洲民防联盟机制”，并请求向其他欧盟国家支援医疗用品，但没有一国响应欧盟的号召。
更糟的是，德国、法国、捷克等国还已宣布禁止对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外国出口防护设备。这其中最严格的莫过于德国，该国不仅从3月4日起禁止医疗用品流出德国，甚至还出现了拦截瑞士等国物资的恶劣个例。
加之欧盟的“团购口罩”计划也迟迟没有进展。对此，意大利为抗击疫情只能靠自己，即启动“大规模休克疗法”的财政激励措施。于是，当各界将意大利疫情与中国湖北省疫情等量齐观时，相较于当时中国各省驰援湖北之情况，意大利却无法得到欧盟的倾囊相助。
在这个时候，援助意大利不仅仅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它也是个经济问题。意大利与欧盟各国的往来之密切，不亚于湖北之于中国。援助意大利，也有助于北京在摆脱疫情后尽快打开局面。然而经济文化人口流动紧密，政治却相对离散的欧盟，并没有帮助意大利的政治余力。即使是坐拥巨量医疗资源的德国政府，也无意向意大利提供医用氧气等物资援助。这就使得危急时刻的中国专家组和救援物资有望显出特别的效果。
如今，中国的疫情控制仍处于防控阶段。虽然武汉3月10日关闭了全部“方舱医院”，但中国仍需要10天以上的时间来治愈目前尚存的超过16,000名患者。不过湖北仙桃、江苏常州等生产口罩、呼吸机等医疗设备的企业已经开工超过一个多月，向意大利提供许诺的第一批10万个口罩、2万套防护服和5万套检测设备并非难事。
但中国国内复工复产也需要大批口罩，中国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总计5.3亿人。如果全面复工，每天至少需要5.3亿片口罩；若只按第二产业、医疗以及交通工作人员复工，每天也需要2.38亿片口罩。北京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承诺第一时间处理意大利订单，就显出其难能可贵之处。
意大利北部地区是欧洲知名的滑雪胜地，在各国好手、达官贵人都来一展身手之际，一场笼罩欧洲的危机就可想而知了。（美联社）
其实，中国对意大利的救援绝非偶然，这与中国国际交流的行为准则分不开，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其“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的基本态度，而今，留给朋友的又多了口罩。
环顾中国外交部从2月26日开始对韩国、日本、意大利、伊朗等国的外长对话，外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意愿。北京当时刚刚进入疫情拐点，但随即就有了援助他国的意愿。
譬如在王毅2月26日与日本外相外相茂木敏充的对话中，北京就先赞许“日方从一开始就同中国坚定站在一起”，进而表示中方“已根据日方需求提供了必要医疗防护物资”。在一天后与韩国外长康京和的对话里，王毅更称中方就“韩方对中国抗击疫情一直给予的大力支持”一直“铭记于心”，因此“中方愿向韩方提供必要帮助”。
在意大利疫情蔓延之后，德国、捷克等国人人自危，加大了检疫力度。（美联社）
在此后两天与伊朗和意大利的对话中，中方的发言也一直采取着类似的模式：即对当事国的“友好情谊铭记于心”，进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考虑到在2月下旬之初，中国暂时还没完全转入疫情拐点，且湖北和武汉
防控病毒传播仍然形势严峻复杂，当中国刚开始小范围展开复工，就逐步开始对日韩灾区输出口罩、防护服等物资时，北京的态度就显得更为突出。
事实上，这种“化危为机”的态度，一直是中共的作风。王毅已在外交部召开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第六次会议中，借习近平讲话，提出要通过“携手应对疫情”，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而结合内外疫情发展，统筹安排好下阶段“重要外交活动和对外工作”，以此变压力为动力，化困难为机遇，继续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在疫情爆发之初，只有中国是重灾区，彼时各国政客不乏作壁上观的态势，错过了黄金防疫期。而今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多个国家陷入无法自救的境地。随着疫情加剧，各国主流民意对中国的态度必然会经历一段时期的怪罪与埋怨。
不过，当北京持续不断地分享防疫经验，在自身疫情好转的现况下，加大重要物资的出口，乃至派遣专业人士予以支援，或许这反而可以扭转国际社会在疫情初期对中国的污名化，成为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一役。
进入2020年3月中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在中国内外正呈现两重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在3月10日抵达武汉，此举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国宣示“战胜疫情”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在意大利等地，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几乎耗尽了当地的医疗资源，让当事国的医疗系统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混乱之下，意大利总理孔特（Giuseppe Conte）已在11日宣布，该国即日起将关闭除药店和食品店之外的全部商业设施。
如今，发动全部产能生产口罩、呼吸机等设备的中国，似乎已有余力支援他国。意大利外长迪马约（Luigi Di Maio）3月10日同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双方明确谈及“希望中方帮助解决燃眉之急”的实际问题。
近年来，北京逐渐开始尝试在国际舞台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在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中，意大利这个七国集团（G7）的西方大国困境，无疑成了摆在中国面前的一次历练。
3月上旬，意大利当局已经动员了最后两万名医护人员前往第一线，该国还要求欧盟激活“欧洲民防联盟机制”，并请求向其他欧盟国家支援医疗用品，但没有一国响应欧盟的号召。
更糟的是，德国、法国、捷克等国还已宣布禁止对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外国出口防护设备。这其中最严格的莫过于德国，该国不仅从3月4日起禁止医疗用品流出德国，甚至还出现了拦截瑞士等国物资的恶劣个例。
加之欧盟的“团购口罩”计划也迟迟没有进展。对此，意大利为抗击疫情只能靠自己，即启动“大规模休克疗法”的财政激励措施。于是，当各界将意大利疫情与中国湖北省疫情等量齐观时，相较于当时中国各省驰援湖北之情况，意大利却无法得到欧盟的倾囊相助。
在这个时候，援助意大利不仅仅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它也是个经济问题。意大利与欧盟各国的往来之密切，不亚于湖北之于中国。援助意大利，也有助于北京在摆脱疫情后尽快打开局面。然而经济文化人口流动紧密，政治却相对离散的欧盟，并没有帮助意大利的政治余力。即使是坐拥巨量医疗资源的德国政府，也无意向意大利提供医用氧气等物资援助。这就使得危急时刻的中国专家组和救援物资有望显出特别的效果。
如今，中国的疫情控制仍处于防控阶段。虽然武汉3月10日关闭了全部“方舱医院”，但中国仍需要10天以上的时间来治愈目前尚存的超过16,000名患者。不过湖北仙桃、江苏常州等生产口罩、呼吸机等医疗设备的企业已经开工超过一个多月，向意大利提供许诺的第一批10万个口罩、2万套防护服和5万套检测设备并非难事。
但中国国内复工复产也需要大批口罩，中国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总计5.3亿人。如果全面复工，每天至少需要5.3亿片口罩；若只按第二产业、医疗以及交通工作人员复工，每天也需要2.38亿片口罩。北京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承诺第一时间处理意大利订单，就显出其难能可贵之处。
意大利北部地区是欧洲知名的滑雪胜地，在各国好手、达官贵人都来一展身手之际，一场笼罩欧洲的危机就可想而知了。（美联社）
其实，中国对意大利的救援绝非偶然，这与中国国际交流的行为准则分不开，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其“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的基本态度，而今，留给朋友的又多了口罩。
环顾中国外交部从2月26日开始对韩国、日本、意大利、伊朗等国的外长对话，外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意愿。北京当时刚刚进入疫情拐点，但随即就有了援助他国的意愿。
譬如在王毅2月26日与日本外相外相茂木敏充的对话中，北京就先赞许“日方从一开始就同中国坚定站在一起”，进而表示中方“已根据日方需求提供了必要医疗防护物资”。在一天后与韩国外长康京和的对话里，王毅更称中方就“韩方对中国抗击疫情一直给予的大力支持”一直“铭记于心”，因此“中方愿向韩方提供必要帮助”。
在意大利疫情蔓延之后，德国、捷克等国人人自危，加大了检疫力度。（美联社）
在此后两天与伊朗和意大利的对话中，中方的发言也一直采取着类似的模式：即对当事国的“友好情谊铭记于心”，进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考虑到在2月下旬之初，中国暂时还没完全转入疫情拐点，且湖北和武汉
防控病毒传播仍然形势严峻复杂，当中国刚开始小范围展开复工，就逐步开始对日韩灾区输出口罩、防护服等物资时，北京的态度就显得更为突出。
事实上，这种“化危为机”的态度，一直是中共的作风。王毅已在外交部召开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第六次会议中，借习近平讲话，提出要通过“携手应对疫情”，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而结合内外疫情发展，统筹安排好下阶段“重要外交活动和对外工作”，以此变压力为动力，化困难为机遇，继续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在疫情爆发之初，只有中国是重灾区，彼时各国政客不乏作壁上观的态势，错过了黄金防疫期。而今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多个国家陷入无法自救的境地。随着疫情加剧，各国主流民意对中国的态度必然会经历一段时期的怪罪与埋怨。
不过，当北京持续不断地分享防疫经验，在自身疫情好转的现况下，加大重要物资的出口，乃至派遣专业人士予以支援，或许这反而可以扭转国际社会在疫情初期对中国的污名化，成为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