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一档陈年旧事，是发生在1958年的全国范围内的打麻雀活动。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麻雀“清零”。麻雀最后当然没有清零。同时在两年后，消灭麻雀的恶果开始显现，城市树木被吃光，农村粮食也开始减产。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能看到，一个科学问题，是如何逐渐被泛化，有了隐晦的含义，同时也成为一个立场问题。也能看到，麻雀是如何一步步变成了人民公敌，人们又是如何一步步陷入到麻雀“清零“的狂热中去的。 一 在1955年之前，中国的麻雀是安全的。在这一年，一些地方的领导和农民反映，麻雀和其他害虫，因为偷吃粮食，对农业的影响较大。这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粮食关乎一个国家生死存亡。当时，中国社会将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一切都容不得半点闪失。 所以，在1955 年，他提出了有关农业发展的“十七条”意见，其中第十三条内容为: “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 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 ，苍蝇，蚊子。” 这是灭麻雀第一次被官方以文件形式提起。之后，这项活动就在农村地区，以及城市郊区范围内开展。当时的报纸记录了当时灭麻雀的成果。 《中国青年报》1956年1月社论《开展一个消灭麻雀的突击运动》中说：吉林、陕西、山东、河南青少年消灭麻雀老鼠533万多只，北京青少年消灭麻雀14万多只。 当然，这项活动一开始也不乏反对者。农业部官员找到中科院前任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想让他发表支持意见。钱说，我们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 钱敢这么直言不讳的发表看法，是因为1956年，我们的“双百方针”，意思就是，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能搞一言堂。 这个方针打消了人们表达意见的顾虑。1956年10月，青岛召开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了消灭麻雀问题，多位生物学家反对。 中国生物学家朱冼首先讲了一个故事： 177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并宣布杀死麻雀有奖赏。百姓争相捕雀。不久，麻雀被捉光了，各地果园却布满了害虫，连树叶子也没有了。国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去外地运回雀种，加以繁殖保护。 朱冼说：“除了在某些季节麻雀是有害的，其他季节是有益的。 但会上更多人保持了沉默，也有人支持消灭麻雀，大家的意见不统一，这个意见并没有引起高层重视。 在1956年年底，媒体上出现了第一篇公开质疑消灭麻雀的文章。刊登这篇文章的是上海《文汇报》。 这篇文章是科学家们联合撰写，主要依据两部分：第一，参考国外专家调查麻雀食性的报告，证明麻雀能防止虫害和驱除杂草。第二，在历史上，普鲁士，美国，法国，俄国等很多国家均发生过消灭麻雀，造成生态失衡，引发国内虫害猖獗，作物歉收。 这个讨论一直在上海，北京等地的报纸上展开，各种不同意见有益的互动，帮助人们更深的认识麻雀益害问题。 但是，1957年夏天，上海《文汇报》上关于麻雀问题的讨论，突然终结了。 二 1957年后半年，报纸上再也不见麻雀问题的讨论。这是因为，一些反对灭麻雀的言论被认为是“右派”言论，是对制度的攻击。 文汇报和新民晚报也被批评是资产阶级办报方式。 这些“右派言论”作为反面素材受到批判的同时，人们对于麻雀问题的讨论日益谨慎。 一些知识分子也对灭麻雀运动推波助澜。比如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当时是教育部副部长。他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雀是害鸟无须怀疑》的文章，就肯定：“麻雀是害鸟，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 郭沫若还写诗支持灭麻雀，这首诗当时流传很广。诗这样写：“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在领导提出灭麻雀之后，知识分子的舆论引导，人们开始在灭麻雀问题上积极表态，表达自己拥护消灭麻雀的立场，以免受到批评。 慢慢地，麻雀之坏被类比为国内敌人的坏，麻雀也成了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虎视眈眈的象征，“无雀”的中国，跟“鼠雀成灾”的美国、法国相比，更能体现出优越性…… 作家叶圣陶写日记记录了当时灭麻雀的情形，他也解读出了灭麻雀之外的现实意义。其日记中说: “余又谓此举之效，盖不仅在歼灭麻雀，尤重要之意义在训练人民，使浸渍于集体精神，凡有利于公众之举，人人均须参加。此种精神越来越强，我国之巩固，社会主义世界之巩固，均有最可靠之保障矣。”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灭麻雀活动开始了。 三 1958年2月，“除四害”的指示发出，指示要求，北京、上海等地，要在3-8年内，实现四害清零。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除四害指挥部”，要求“全民动员、人人动手，让麻雀上天无路，老鼠入地无门，蚊蝇断子绝孙……” 为了发动更多的人参与这项活动，全国采用了非常有效的动员方式，即“组织建设—广泛宣传动员—开展突击行动—检查、汇报—评优惩差”的动员方式，最大程度的激发了人们参与的积极性。 全国各地布下了天罗地网。《人民日报》说：从4月19日至21日，北京市300万人连续突击三天，共歼灭麻雀40余万只。 报道称：以每只麻雀连吃带糟踏粮食每年按5公斤计算，共可节省粮食200多万斤。又按每年每对麻雀繁殖15只计算，可节省1500多万斤粮食。真是“不算账不知道，一算账，成果真不小”！ 上海传来辉煌战绩：上海人民大战一天，灭麻雀掏雀蛋共25万只！在这场全面围剿麻雀的大战中，全市布置天罗地网，在每个建筑物上都安有草人、假人，平均每十平方米就设有一个驱赶麻雀的岗哨。 广东，山东、四川，甘肃等地，接连传来捷报，他们要对麻雀发起发起总攻，用一切工具对麻雀进行轰赶、捕打、药毒、搜捕和掏、堵窝，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歼灭麻雀。 全线总攻的时刻到了，围歼麻雀总指挥部在人民广播电台发出了作战命令。顿时，战旗招展、金鼓齐鸣、杀声震天，假人迎风助阵，战场江翻海沸……麻雀一出窝即被猛烈的轰赶，在气枪、弹弓、面盆、铁桶、竹竿、红旗、锣鼓、假人、毒饵、喇叭、音响等轰赶下，麻雀无处落脚，开始坠空而死，有一些被轰赶的没有逃路时，就撞墙“自杀”…… 当然，全国各地也涌现出了很多灭麻雀的先进人物。比如，山西一位138 岁老人，计划在其寿辰前率领全家 40 口人每人捉麻雀40 只，甘肃双目失明的儿童用弹弓打麻雀百发百中，还有“盲人王妈七十八，边哄孩儿边赶雀”的故事，都在报纸上广为传播 。 一些本来无法务农的残障人士，也在灭麻雀的活动中，实现了人生价值。比如，杨某十来岁，因为身体残疾，成为家里唯一无法参与生产劳动赚取工分的“无所事事者”，她对家人常怀愧疚之意，1958 年的冬天，她在一天时间内利用筛子扣捉住数只麻雀成为村里灭雀典型，之后镇上召开的动员会议上表扬了她。 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这个数字是否准确，现在无从考证。因为麻雀数据严格的统计、上报，在操作层面存在难度。比如捕捉的麻雀是否要上交、是以完整的麻雀尸体计，还是以雀尾计、以何种方式证实个人上报数字的准确等，并未有行之有效的核实方法。 很快，负责统计的工作人员，都摸出了门道，并达成“默契”。他们向各基层要“数字”时，上报者有的记得住，有的靠家人帮助“回忆”数字，有的随便估计、随口一答，花钱买麻雀、瞎编数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四 在此期间，鸟类学家郑作新和他的同事们也一直在研究麻雀。他们走遍了河北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了上千的麻雀标本，一个一个地解剖嗉囊和胃部，以求得各种食物的容量。他的结论是：麻雀吃虫卵和草籽，以及剩谷。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 他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他的考察成果。可惜，这科学理性的声音也没有被重视。 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胜利了，但恶果逐步显现：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 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所长朱洗等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他们写了一份报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这个报告引起了高层的重视。 1960年春天，最新指示说：“除仓库、秧田外，麻雀不要再打了。” 随后，会议正式通过文件，“除四害”中的“麻雀”改成“臭虫”。 消灭麻雀，终成往事。部分参考资料： 1《党史文苑》2003年第5期，作者郑光路，原题《一九五八年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 2、青岛档案馆《1958年，青岛麻雀的一天》 3.《“大跃进”动员的仪式化: 以灭雀运动为中心的考察》刘怡 4《从麻雀到害人鸟—— 五十年代中后期灭雀运动的话语逻辑》
今天讲一档陈年旧事，是发生在1958年的全国范围内的打麻雀活动。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麻雀“清零”。麻雀最后当然没有清零。同时在两年后，消灭麻雀的恶果开始显现，城市树木被吃光，农村粮食也开始减产。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能看到，一个科学问题，是如何逐渐被泛化，有了隐晦的含义，同时也成为一个立场问题。也能看到，麻雀是如何一步步变成了人民公敌，人们又是如何一步步陷入到麻雀“清零“的狂热中去的。
一
在1955年之前，中国的麻雀是安全的。在这一年，一些地方的领导和农民反映，麻雀和其他害虫，因为偷吃粮食，对农业的影响较大。这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粮食关乎一个国家生死存亡。当时，中国社会将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一切都容不得半点闪失。
所以，在1955 年，他提出了有关农业发展的“十七条”意见，其中第十三条内容为: “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 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 ，苍蝇，蚊子。”
这是灭麻雀第一次被官方以文件形式提起。之后，这项活动就在农村地区，以及城市郊区范围内开展。当时的报纸记录了当时灭麻雀的成果。
《中国青年报》1956年1月社论《开展一个消灭麻雀的突击运动》中说：吉林、陕西、山东、河南青少年消灭麻雀老鼠533万多只，北京青少年消灭麻雀14万多只。
当然，这项活动一开始也不乏反对者。农业部官员找到中科院前任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想让他发表支持意见。钱说，我们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
钱敢这么直言不讳的发表看法，是因为1956年，我们的“双百方针”，意思就是，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能搞一言堂。
这个方针打消了人们表达意见的顾虑。1956年10月，青岛召开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了消灭麻雀问题，多位生物学家反对。
中国生物学家朱冼首先讲了一个故事：
177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并宣布杀死麻雀有奖赏。百姓争相捕雀。不久，麻雀被捉光了，各地果园却布满了害虫，连树叶子也没有了。国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去外地运回雀种，加以繁殖保护。
朱冼说：“除了在某些季节麻雀是有害的，其他季节是有益的。
但会上更多人保持了沉默，也有人支持消灭麻雀，大家的意见不统一，这个意见并没有引起高层重视。
在1956年年底，媒体上出现了第一篇公开质疑消灭麻雀的文章。刊登这篇文章的是上海《文汇报》。
这篇文章是科学家们联合撰写，主要依据两部分：第一，参考国外专家调查麻雀食性的报告，证明麻雀能防止虫害和驱除杂草。第二，在历史上，普鲁士，美国，法国，俄国等很多国家均发生过消灭麻雀，造成生态失衡，引发国内虫害猖獗，作物歉收。
这个讨论一直在上海，北京等地的报纸上展开，各种不同意见有益的互动，帮助人们更深的认识麻雀益害问题。
但是，1957年夏天，上海《文汇报》上关于麻雀问题的讨论，突然终结了。
二
1957年后半年，报纸上再也不见麻雀问题的讨论。这是因为，一些反对灭麻雀的言论被认为是“右派”言论，是对制度的攻击。
文汇报和新民晚报也被批评是资产阶级办报方式。
这些“右派言论”作为反面素材受到批判的同时，人们对于麻雀问题的讨论日益谨慎。
一些知识分子也对灭麻雀运动推波助澜。比如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当时是教育部副部长。他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雀是害鸟无须怀疑》的文章，就肯定：“麻雀是害鸟，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
郭沫若还写诗支持灭麻雀，这首诗当时流传很广。诗这样写：“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在领导提出灭麻雀之后，知识分子的舆论引导，人们开始在灭麻雀问题上积极表态，表达自己拥护消灭麻雀的立场，以免受到批评。
慢慢地，麻雀之坏被类比为国内敌人的坏，麻雀也成了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虎视眈眈的象征，“无雀”的中国，跟“鼠雀成灾”的美国、法国相比，更能体现出优越性……
作家叶圣陶写日记记录了当时灭麻雀的情形，他也解读出了灭麻雀之外的现实意义。其日记中说: “余又谓此举之效，盖不仅在歼灭麻雀，尤重要之意义在训练人民，使浸渍于集体精神，凡有利于公众之举，人人均须参加。此种精神越来越强，我国之巩固，社会主义世界之巩固，均有最可靠之保障矣。”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灭麻雀活动开始了。
三
1958年2月，“除四害”的指示发出，指示要求，北京、上海等地，要在3-8年内，实现四害清零。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除四害指挥部”，要求“全民动员、人人动手，让麻雀上天无路，老鼠入地无门，蚊蝇断子绝孙……”
为了发动更多的人参与这项活动，全国采用了非常有效的动员方式，即“组织建设—广泛宣传动员—开展突击行动—检查、汇报—评优惩差”的动员方式，最大程度的激发了人们参与的积极性。
全国各地布下了天罗地网。《人民日报》说：从4月19日至21日，北京市300万人连续突击三天，共歼灭麻雀40余万只。
报道称：以每只麻雀连吃带糟踏粮食每年按5公斤计算，共可节省粮食200多万斤。又按每年每对麻雀繁殖15只计算，可节省1500多万斤粮食。真是“不算账不知道，一算账，成果真不小”！
上海传来辉煌战绩：上海人民大战一天，灭麻雀掏雀蛋共25万只！在这场全面围剿麻雀的大战中，全市布置天罗地网，在每个建筑物上都安有草人、假人，平均每十平方米就设有一个驱赶麻雀的岗哨。
广东，山东、四川，甘肃等地，接连传来捷报，他们要对麻雀发起发起总攻，用一切工具对麻雀进行轰赶、捕打、药毒、搜捕和掏、堵窝，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歼灭麻雀。
全线总攻的时刻到了，围歼麻雀总指挥部在人民广播电台发出了作战命令。顿时，战旗招展、金鼓齐鸣、杀声震天，假人迎风助阵，战场江翻海沸……麻雀一出窝即被猛烈的轰赶，在气枪、弹弓、面盆、铁桶、竹竿、红旗、锣鼓、假人、毒饵、喇叭、音响等轰赶下，麻雀无处落脚，开始坠空而死，有一些被轰赶的没有逃路时，就撞墙“自杀”……
当然，全国各地也涌现出了很多灭麻雀的先进人物。比如，山西一位138 岁老人，计划在其寿辰前率领全家 40 口人每人捉麻雀40 只，甘肃双目失明的儿童用弹弓打麻雀百发百中，还有“盲人王妈七十八，边哄孩儿边赶雀”的故事，都在报纸上广为传播 。
一些本来无法务农的残障人士，也在灭麻雀的活动中，实现了人生价值。比如，杨某十来岁，因为身体残疾，成为家里唯一无法参与生产劳动赚取工分的“无所事事者”，她对家人常怀愧疚之意，1958 年的冬天，她在一天时间内利用筛子扣捉住数只麻雀成为村里灭雀典型，之后镇上召开的动员会议上表扬了她。
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这个数字是否准确，现在无从考证。因为麻雀数据严格的统计、上报，在操作层面存在难度。比如捕捉的麻雀是否要上交、是以完整的麻雀尸体计，还是以雀尾计、以何种方式证实个人上报数字的准确等，并未有行之有效的核实方法。
很快，负责统计的工作人员，都摸出了门道，并达成“默契”。他们向各基层要“数字”时，上报者有的记得住，有的靠家人帮助“回忆”数字，有的随便估计、随口一答，花钱买麻雀、瞎编数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四
在此期间，鸟类学家郑作新和他的同事们也一直在研究麻雀。他们走遍了河北和北京近郊农村，采集了上千的麻雀标本，一个一个地解剖嗉囊和胃部，以求得各种食物的容量。他的结论是：麻雀吃虫卵和草籽，以及剩谷。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要因季节、环境区别对待。
他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他的考察成果。可惜，这科学理性的声音也没有被重视。
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胜利了，但恶果逐步显现：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
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所长朱洗等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他们写了一份报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这个报告引起了高层的重视。
1960年春天，最新指示说：“除仓库、秧田外，麻雀不要再打了。”
随后，会议正式通过文件，“除四害”中的“麻雀”改成“臭虫”。
消灭麻雀，终成往事。
部分参考资料：
1《党史文苑》2003年第5期，作者郑光路，原题《一九五八年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
2、青岛档案馆《1958年，青岛麻雀的一天》
3.《“大跃进”动员的仪式化: 以灭雀运动为中心的考察》刘怡
4《从麻雀到害人鸟—— 五十年代中后期灭雀运动的话语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