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荷兰本可以有序而平静地为疫情到来做准备，但它的抗疫之路却因延误波诡云谲。
文 |王巧丽
老剧《是，大臣》中，两名英国绅士有一段经典对话：——“第一阶段， 我们说什么也不会发生。”——“第二阶段，我们说也许有事情会发生，但我们什么也不用做。”——“第三阶段，也许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第四阶段，也许我们应该早些做点什么，但现在已经太晚了。”
这段对话被一家英国报纸摘出来，直指约翰逊政府抗疫政策。欧洲抗疫，正努力克服“第三阶段”、挣扎在“第四阶段”之前。
2月末还自认为“不可战胜”，3月中旬整个医疗系统已经被病毒完虐——这个故事发生在荷兰这个2019年还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全球卫生安全指数”排名第三的国家。其实，不管谁评、怎么评，荷兰的公共卫生系统很少跌出前十。令人称道的分级诊疗体系、医术精湛的医生、先进的医疗器械，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全世界， 它都有足够自豪的理由。荷兰本来有希望以有序而平静的方式为疫情到来做准备。但它的抗疫之路却没有一帆风顺， 像这个国家油画中经常出现的题材：船只在北海中颠簸，顶着被倾覆的危险，驶向风暴中心。
《惊涛骇浪》 Hermanus Koekkoek jr (1836 – 1909)
天真的代价有多大？如果批评一名成年人“天真”，无疑是一种屈辱。但欧洲政治家们，经过这次疫情，开始自认“天真”。一位受到挫折的德国政治家说：希望下一代不要再像我们一样天真地相信“全球化”。中国医疗物资供不应求，德国在购买中甚至与美国产生了冲突，开始反思把关键生产环节外包是一把双刃剑。责人不如求己，高龄老奶奶开始动手缝口罩了。德国的汽车厂如大众、宝马也开始改造生产线， 生产口罩与其他物资。德国希望国内有完整的医疗物资供应链，以备万一。政治家的声音在荷兰能找到不少共鸣。荷兰当天的《人民报》上，也以“失落的一个月”为题，梳理了病毒传播与失控的时间线，指出本国疫情领导者的天真与失职。《人民报》细数了2月份荷兰对疫情中的中国提供的帮助， 帮助向中国货运飞机提供临时航空权，让其载满防疫物资飞回中国。当时已经有国家禁止防疫物资出口，但荷兰没有那么做。在其他国家对疫情相关国家封锁边境之时，荷兰等了很久才开始测温，完全没有任何隔离要求。“遵从世卫组织的指导”“我们有信心”是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简称RIVM）挂在嘴边的话。一个华人科学家朋友对我说：荷兰心太大了。她警告身边的人疫情将出现，感觉像山上的小孩儿在喊“狼来了”。没有人相信狼真的会来。之后， 欧洲周边国家相继出现了疫情。政府仍在说：我们做好了准备，后果不会很严重。其实，RIVM选错了参照，它只看到了中国相对低的死亡率与疫情得到控制，没有看清中国为抗疫付出的巨大代价。它选择性地看到新加坡的“佛性防疫”，没看到新加坡的及时检测与密切跟踪。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一直在说，疫情不会严重，情况在控制之中。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给了荷兰虚幻的安全感。政府仍然不主张戴口罩。其实，药店与网上根本也买不到了。75岁的病毒专家、临床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伊安范霍夫（Jan Verhoef）眼见吹哨没用，政府毫无作为，只好自己在网站囤了一些口罩。我决定自力更生，用一个德国朋友给的链接，买了一些所谓的“纳米口罩”，可以重复使用15次。我去商店时自己戴，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也没遇到怪异的眼光。意大利疫情暴发后，悲惨状况超出所料。但普遍的社会心理仍然认为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是南欧国家， 不如我们有秩序。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是什么呢？自2月中旬通报第一例确诊，截至4月13日，荷兰确诊26551例，死亡2823例。单从数据上看，死亡率超过10%。大约1/4的感染人群为医护工作者。在北部的格罗宁根地区，约一半确诊者来自医疗系统。医师联合会说， 由于缺乏防护，医护人员没法工作。
荷兰第一家“方舱医院”就在我家附近马斯特里赫特会展中心，3月初举办世界顶级古董展TEFAF的地方（前后对比，图片来自网络）比利时等邻国甚至质疑荷兰少报死亡人数。中央统计局在比较了2020年前十周疫情暴发前死亡数字平均值，发现多了2000人， 才得出基本可信的结论。“全球化”， 不只是供应链的全球化，更是人员流动与信息流动的全球化， 是病毒流动的全球化。相信病毒不会袭击自己，完全没有科学依据，而是侥幸心理作怪。荷兰对自己的水平与“经验”过于自信，连对同为欧洲国家的意大利等，也保持着明显的优越感。政府所谓的“准备好了”，却手无寸铁，仿佛痴人说梦。防疫物资的缺乏， 与当时没有采取更积极主动的采购措施、错过了世界各国相继暴发疫情中短暂的机会窗口期有关，不能只归咎于供应链“全球化”的局限。亡羊补牢 措施相对平衡、精准3月18日， 荷兰卫生部长布鲁诺布鲁因斯(Bruno Bruins)因劳累与压力过大在议会辩论中直接晕倒。当天晚上，他还发推文说要好好休息、再接着努力。3月19日， 他意外地辞职，并马上获准。多数荷兰人表示理解他的决定， 一点没有责怪他当逃兵。紧接着，荷兰发布了一系列抗疫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争议。有人说它在英国撤退后仍然坚持“群体免疫”，不会有好结果；有人说它所谓的“智慧封城”，给予人们在限制条件下活动的自由，代表政府没有能力管束民众。还有人说疫情使政府开启大面积财政补贴，重回多年来努力摆脱的“福利国家”老路。更多的人感到好奇：全球卫生安全“世界第三”， 怎么会到今天的地步？它能承担这样选择的后果吗？它与美国、中国的关系， 在疫情之后将走向何方？以我自己的观察与感受，在浪费了宝贵的一个月之后，荷兰政府在防疫与经济领域推出的新措施是及时而有效的。它没有“一刀切”，给全国人民发钱， 而是非常精准地给出不同人群的援助条件和标准。
这些精准的措施，仍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企业如果可以证明未来三个月的营业额受到疫情影响减少20%，就有资格申请紧急补助金。·当企业100%受损时，政府将补助90%的员工工资。·当企业损失一半营业额度，补助金为员工工资的45%。·当企业损失1/4营业额， 补助金为员工工资的22.5%。
在紧急补助金接受申请的3小时内，已经有15000家企业提交了申请。政府对房贷、助学贷款返还甚至日常罚款单， 都及时作出了允许延期的支付决定。
对想要“浑水摸鱼”的人们，政府还提前做出了警告。我有一个传媒公司，在疫情期间收入很少，但没有去申请补助。因为我之前的收入不规律，不能证明自己因为“受疫情影响”而导致收入减少。在医疗政策中，荷兰政府对于老年患者的救助也比我预想的更积极。荷兰对死亡更接近于自然主义的态度，认为安慰性救助有时候更重要，可以免除病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受病痛折磨。安慰性救助以减轻痛苦而不是延长生命为目的。相对大部分国家的认知来看， 这种做法依然有冷酷的一面。但荷兰停止救助的标准非常严格，除非是病人器官严重衰竭、意识一再昏迷。我以为政府会沿袭一贯做法，但它却一再强调不会放弃老年人。这避免了老年群体与养老机构的恐慌，医护人员在实际操作中也会更尽力。荷兰104岁的老人从病中恢复，甚至成了世界性新闻。荷兰没有像中国或欧洲邻国比利时一样彻底禁足，只是要求民众避免不必要的外出。我每天下午坚持带孩子们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散步。两个青春期的孩子，如果整天闷在家里，就鸡飞狗跳。狗和孩子，是大人们能够坦然散步的两大利器。
荷兰南部田园风光
带着孩子散步
按政府的解释，“成人社会”中，相信民众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做出理性选择。对于多人聚集等违反规定的做法，警察仍然开出了高额罚单。在物资采购上，荷兰迅速成立了应急采购中心。荷兰首相与李克强总理通电话， 之后又发微博赞扬中国的高质量医疗物质。实际上，质疑中国进口的60万只口罩的质量问题，也是荷兰第一次提出的。这种坦率也被人嘲笑不识时务——医疗物资紧缺时还挑剔。但在中欧标准不一、大批防疫企业紧急上马的特殊形式下，国内物资难免会出现质量问题。西班牙、意大利等都出现了一些质疑之声。如果不是荷兰先坦率把问题放到台面上，等问题累积起来，我们在国际上将更加被动。荷兰首相的赞扬是否有其他权宜，我不敢说。但荷兰文化平时也很直接、不会含沙射影，其批评与赞扬， 应该都是真心的。
荷兰首相在推特上公开感谢中国
疫情之后，明天会更好吗“智慧封城”刚实施时，荷兰女导演、阿姆斯特丹艺术家联合会主席巴贝斯给我打电话，说这次疫情让她重新思考亚洲价值观。她说，从社会心理角度，欧洲要求的人与人之间保持1.5米的社交距离，比在亚洲国家更容易实现。荷兰人平时也很注重保持距离，在公共空间中， 如果有位置，几乎不可能有人会主动出现在你70厘米之内。
荷兰“我爱1.5米”的T裇衫
比利时警察在街上向小朋友示范1.5米有多长 （图片来自网络）这次疫情让她感觉到，早已存在的“社会距离”其实是普遍性社会孤独的一个重要原因。亚洲文化更强调社会团结、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对个人幸福感应该是有帮助的。疫情期间，民间互助让她再一次感受到荷兰人久违的“团结”。3月中旬，在马斯特里赫特大学附属医院做医生的邻居山纳告诉我，医院的医疗物资仍然缺乏。缺防护服、缺口罩， 什么都面临短缺。我开始想自己能做什么。我先注册了红十字的志愿者，自发与不同机构取得联系，承担了一点简单工作，遇到了一些值得尊敬的人。这些人中，有没有任何防护物资的护士，有把库存口罩上交后坚持问诊的家庭医生，也有愁眉不展、快要急哭的医疗采购员，也有一天开四五个会，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危机管理层。在圣母教堂中，年长的弗雷士牧师帮助生计遇到困难的人筹措食品，充实“食品银行”。年轻的牧师要经常出入养老院或重症监护室，为病人带去上帝的慰藉。
“圣母教堂”年轻的神父开心地接受中国捐赠的口罩
我身边的不少荷兰人都相信，疫情对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是一次唤醒。经历了共同抗疫，社会凝聚力增强，国家会更有力量。在全球化即将发生的工业链重构中， 他们也相信荷兰会凭借自己的力量修正弱项。很多华人却感到忐忑， 担心疫情之后歧视会不会增加。“我们都在家里做事，尽量避免出去。现在对华人的歧视加剧了，出去怕不安全”，一个中国女孩对我说。作为一名华人，在疫情大讨论撕裂全球的背景下，在异乡有些难以自处。如同嫁出去的女儿，爱故乡是我们的本能与习惯。但能否爱上异乡，却是一种长期挣扎。“我爱中国，愿意献出一切”，听起来很正常。但如果哪个中国人说：“我爱荷兰， 愿意献出一切”，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像一种背叛？其实，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全球化塑造了我们、成就了我们。对不同地方的情感，可以相互增强，不必零和博弈。不幸灾乐祸、嘲笑其他人的苦难，是基本底线。
荷兰医生为我们的行动送来了鲜花致谢
在准备从国内筹备一些医疗物资时，我有些担心不被理解。我的朋友太一说“当做就做”，不必顾虑。唐崇健先生则说：不是你做过的事决定了你是谁，而是你要做的事，决定你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女孩Lily也让我印象深刻，她说：“虽然我卖口罩，但看到世界上这么多感染，每天很难过。疫情让人成长。”她想自己买些防护衣，寄给荷兰医生。
反歧视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但每个人都值得想一想：在关键时刻，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能不能在回首这段经历时，为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群体感到骄傲？新冠肺炎疫情的惊涛骇浪中，不只是个人见证人类大历史，也是无数个人微观历史与未来被赋形的新时空。
| 王巧丽
今天
荷兰本可以有序而平静地为疫情到来做准备，但它的抗疫之路却因延误波诡云谲。
文 |王巧丽
老剧《是，大臣》中，两名英国绅士有一段经典对话：——“第一阶段， 我们说什么也不会发生。”——“第二阶段，我们说也许有事情会发生，但我们什么也不用做。”——“第三阶段，也许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第四阶段，也许我们应该早些做点什么，但现在已经太晚了。”
这段对话被一家英国报纸摘出来，直指约翰逊政府抗疫政策。欧洲抗疫，正努力克服“第三阶段”、挣扎在“第四阶段”之前。
2月末还自认为“不可战胜”，3月中旬整个医疗系统已经被病毒完虐——这个故事发生在荷兰这个2019年还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全球卫生安全指数”排名第三的国家。其实，不管谁评、怎么评，荷兰的公共卫生系统很少跌出前十。令人称道的分级诊疗体系、医术精湛的医生、先进的医疗器械，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全世界， 它都有足够自豪的理由。荷兰本来有希望以有序而平静的方式为疫情到来做准备。但它的抗疫之路却没有一帆风顺， 像这个国家油画中经常出现的题材：船只在北海中颠簸，顶着被倾覆的危险，驶向风暴中心。
《惊涛骇浪》 Hermanus Koekkoek jr (1836 – 1909)
天真的代价有多大？如果批评一名成年人“天真”，无疑是一种屈辱。但欧洲政治家们，经过这次疫情，开始自认“天真”。一位受到挫折的德国政治家说：希望下一代不要再像我们一样天真地相信“全球化”。中国医疗物资供不应求，德国在购买中甚至与美国产生了冲突，开始反思把关键生产环节外包是一把双刃剑。责人不如求己，高龄老奶奶开始动手缝口罩了。德国的汽车厂如大众、宝马也开始改造生产线， 生产口罩与其他物资。德国希望国内有完整的医疗物资供应链，以备万一。政治家的声音在荷兰能找到不少共鸣。荷兰当天的《人民报》上，也以“失落的一个月”为题，梳理了病毒传播与失控的时间线，指出本国疫情领导者的天真与失职。《人民报》细数了2月份荷兰对疫情中的中国提供的帮助， 帮助向中国货运飞机提供临时航空权，让其载满防疫物资飞回中国。当时已经有国家禁止防疫物资出口，但荷兰没有那么做。在其他国家对疫情相关国家封锁边境之时，荷兰等了很久才开始测温，完全没有任何隔离要求。“遵从世卫组织的指导”“我们有信心”是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简称RIVM）挂在嘴边的话。一个华人科学家朋友对我说：荷兰心太大了。她警告身边的人疫情将出现，感觉像山上的小孩儿在喊“狼来了”。没有人相信狼真的会来。之后， 欧洲周边国家相继出现了疫情。政府仍在说：我们做好了准备，后果不会很严重。其实，RIVM选错了参照，它只看到了中国相对低的死亡率与疫情得到控制，没有看清中国为抗疫付出的巨大代价。它选择性地看到新加坡的“佛性防疫”，没看到新加坡的及时检测与密切跟踪。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一直在说，疫情不会严重，情况在控制之中。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给了荷兰虚幻的安全感。政府仍然不主张戴口罩。其实，药店与网上根本也买不到了。75岁的病毒专家、临床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伊安范霍夫（Jan Verhoef）眼见吹哨没用，政府毫无作为，只好自己在网站囤了一些口罩。我决定自力更生，用一个德国朋友给的链接，买了一些所谓的“纳米口罩”，可以重复使用15次。我去商店时自己戴，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也没遇到怪异的眼光。意大利疫情暴发后，悲惨状况超出所料。但普遍的社会心理仍然认为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是南欧国家， 不如我们有秩序。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是什么呢？自2月中旬通报第一例确诊，截至4月13日，荷兰确诊26551例，死亡2823例。单从数据上看，死亡率超过10%。大约1/4的感染人群为医护工作者。在北部的格罗宁根地区，约一半确诊者来自医疗系统。医师联合会说， 由于缺乏防护，医护人员没法工作。
荷兰第一家“方舱医院”就在我家附近马斯特里赫特会展中心，3月初举办世界顶级古董展TEFAF的地方（前后对比，图片来自网络）比利时等邻国甚至质疑荷兰少报死亡人数。中央统计局在比较了2020年前十周疫情暴发前死亡数字平均值，发现多了2000人， 才得出基本可信的结论。“全球化”， 不只是供应链的全球化，更是人员流动与信息流动的全球化， 是病毒流动的全球化。相信病毒不会袭击自己，完全没有科学依据，而是侥幸心理作怪。荷兰对自己的水平与“经验”过于自信，连对同为欧洲国家的意大利等，也保持着明显的优越感。政府所谓的“准备好了”，却手无寸铁，仿佛痴人说梦。防疫物资的缺乏， 与当时没有采取更积极主动的采购措施、错过了世界各国相继暴发疫情中短暂的机会窗口期有关，不能只归咎于供应链“全球化”的局限。亡羊补牢 措施相对平衡、精准3月18日， 荷兰卫生部长布鲁诺布鲁因斯(Bruno Bruins)因劳累与压力过大在议会辩论中直接晕倒。当天晚上，他还发推文说要好好休息、再接着努力。3月19日， 他意外地辞职，并马上获准。多数荷兰人表示理解他的决定， 一点没有责怪他当逃兵。紧接着，荷兰发布了一系列抗疫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争议。有人说它在英国撤退后仍然坚持“群体免疫”，不会有好结果；有人说它所谓的“智慧封城”，给予人们在限制条件下活动的自由，代表政府没有能力管束民众。还有人说疫情使政府开启大面积财政补贴，重回多年来努力摆脱的“福利国家”老路。更多的人感到好奇：全球卫生安全“世界第三”， 怎么会到今天的地步？它能承担这样选择的后果吗？它与美国、中国的关系， 在疫情之后将走向何方？以我自己的观察与感受，在浪费了宝贵的一个月之后，荷兰政府在防疫与经济领域推出的新措施是及时而有效的。它没有“一刀切”，给全国人民发钱， 而是非常精准地给出不同人群的援助条件和标准。
这些精准的措施，仍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企业如果可以证明未来三个月的营业额受到疫情影响减少20%，就有资格申请紧急补助金。·当企业100%受损时，政府将补助90%的员工工资。·当企业损失一半营业额度，补助金为员工工资的45%。·当企业损失1/4营业额， 补助金为员工工资的22.5%。
在紧急补助金接受申请的3小时内，已经有15000家企业提交了申请。政府对房贷、助学贷款返还甚至日常罚款单， 都及时作出了允许延期的支付决定。
对想要“浑水摸鱼”的人们，政府还提前做出了警告。我有一个传媒公司，在疫情期间收入很少，但没有去申请补助。因为我之前的收入不规律，不能证明自己因为“受疫情影响”而导致收入减少。在医疗政策中，荷兰政府对于老年患者的救助也比我预想的更积极。荷兰对死亡更接近于自然主义的态度，认为安慰性救助有时候更重要，可以免除病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受病痛折磨。安慰性救助以减轻痛苦而不是延长生命为目的。相对大部分国家的认知来看， 这种做法依然有冷酷的一面。但荷兰停止救助的标准非常严格，除非是病人器官严重衰竭、意识一再昏迷。我以为政府会沿袭一贯做法，但它却一再强调不会放弃老年人。这避免了老年群体与养老机构的恐慌，医护人员在实际操作中也会更尽力。荷兰104岁的老人从病中恢复，甚至成了世界性新闻。荷兰没有像中国或欧洲邻国比利时一样彻底禁足，只是要求民众避免不必要的外出。我每天下午坚持带孩子们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散步。两个青春期的孩子，如果整天闷在家里，就鸡飞狗跳。狗和孩子，是大人们能够坦然散步的两大利器。
荷兰南部田园风光
带着孩子散步
按政府的解释，“成人社会”中，相信民众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做出理性选择。对于多人聚集等违反规定的做法，警察仍然开出了高额罚单。在物资采购上，荷兰迅速成立了应急采购中心。荷兰首相与李克强总理通电话， 之后又发微博赞扬中国的高质量医疗物质。实际上，质疑中国进口的60万只口罩的质量问题，也是荷兰第一次提出的。这种坦率也被人嘲笑不识时务——医疗物资紧缺时还挑剔。但在中欧标准不一、大批防疫企业紧急上马的特殊形式下，国内物资难免会出现质量问题。西班牙、意大利等都出现了一些质疑之声。如果不是荷兰先坦率把问题放到台面上，等问题累积起来，我们在国际上将更加被动。荷兰首相的赞扬是否有其他权宜，我不敢说。但荷兰文化平时也很直接、不会含沙射影，其批评与赞扬， 应该都是真心的。
荷兰首相在推特上公开感谢中国
疫情之后，明天会更好吗“智慧封城”刚实施时，荷兰女导演、阿姆斯特丹艺术家联合会主席巴贝斯给我打电话，说这次疫情让她重新思考亚洲价值观。她说，从社会心理角度，欧洲要求的人与人之间保持1.5米的社交距离，比在亚洲国家更容易实现。荷兰人平时也很注重保持距离，在公共空间中， 如果有位置，几乎不可能有人会主动出现在你70厘米之内。
荷兰“我爱1.5米”的T裇衫
比利时警察在街上向小朋友示范1.5米有多长 （图片来自网络）这次疫情让她感觉到，早已存在的“社会距离”其实是普遍性社会孤独的一个重要原因。亚洲文化更强调社会团结、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对个人幸福感应该是有帮助的。疫情期间，民间互助让她再一次感受到荷兰人久违的“团结”。3月中旬，在马斯特里赫特大学附属医院做医生的邻居山纳告诉我，医院的医疗物资仍然缺乏。缺防护服、缺口罩， 什么都面临短缺。我开始想自己能做什么。我先注册了红十字的志愿者，自发与不同机构取得联系，承担了一点简单工作，遇到了一些值得尊敬的人。这些人中，有没有任何防护物资的护士，有把库存口罩上交后坚持问诊的家庭医生，也有愁眉不展、快要急哭的医疗采购员，也有一天开四五个会，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危机管理层。在圣母教堂中，年长的弗雷士牧师帮助生计遇到困难的人筹措食品，充实“食品银行”。年轻的牧师要经常出入养老院或重症监护室，为病人带去上帝的慰藉。
“圣母教堂”年轻的神父开心地接受中国捐赠的口罩
我身边的不少荷兰人都相信，疫情对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是一次唤醒。经历了共同抗疫，社会凝聚力增强，国家会更有力量。在全球化即将发生的工业链重构中， 他们也相信荷兰会凭借自己的力量修正弱项。很多华人却感到忐忑， 担心疫情之后歧视会不会增加。“我们都在家里做事，尽量避免出去。现在对华人的歧视加剧了，出去怕不安全”，一个中国女孩对我说。作为一名华人，在疫情大讨论撕裂全球的背景下，在异乡有些难以自处。如同嫁出去的女儿，爱故乡是我们的本能与习惯。但能否爱上异乡，却是一种长期挣扎。“我爱中国，愿意献出一切”，听起来很正常。但如果哪个中国人说：“我爱荷兰， 愿意献出一切”，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像一种背叛？其实，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全球化塑造了我们、成就了我们。对不同地方的情感，可以相互增强，不必零和博弈。不幸灾乐祸、嘲笑其他人的苦难，是基本底线。
荷兰医生为我们的行动送来了鲜花致谢
在准备从国内筹备一些医疗物资时，我有些担心不被理解。我的朋友太一说“当做就做”，不必顾虑。唐崇健先生则说：不是你做过的事决定了你是谁，而是你要做的事，决定你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女孩Lily也让我印象深刻，她说：“虽然我卖口罩，但看到世界上这么多感染，每天很难过。疫情让人成长。”她想自己买些防护衣，寄给荷兰医生。
反歧视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但每个人都值得想一想：在关键时刻，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能不能在回首这段经历时，为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群体感到骄傲？新冠肺炎疫情的惊涛骇浪中，不只是个人见证人类大历史，也是无数个人微观历史与未来被赋形的新时空。
| 王巧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