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以来，江西因大批官员被官宣落马时“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引起舆论关注，媒体纷纷以此作为新闻点进行报道，但没有一家媒体对这种集中出现的特殊现象进行进一步的解读和深入报道。
媒体的这些报道，引起了我这个“过气的前时政记者”的关注，地方官场集中出现“主动交代潮”，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特殊的的现象，是值得关注的。
我去江西省纪委监委的官网查一下了，粗略统计发现2025年以来，江西至少已经有省国资委原副主任李键、省公安厅警务保障部原主任辛卫平、九江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戴晓慧、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王水平、上饶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金明、省民政厅厅长李明生、省司法厅原巡视员夏太华、原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汪德和、景德镇市人大主任曹雄泰、抚州市二级巡视员周国华、吉安市人大副主任孙劲涛等近10名落马的厅官是“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
比较发现，江西“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厅官比例之高，全国罕见，为什么这么多官员“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呢，这意味着什么呢？
官方的宣传口径说，投案的多、主动交代问题的多是因为反腐的震慑作用所致。这一点我们不能否定，抓了这么多官员，屁股不干净又心虚胆小的官员不可能不怕，主动交代的应该是有不少。
但是，我们也不能高估所谓的震慑作用。大家都知道了，中纪委前日公布了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10名官员违规吃喝时有一名叫夏宇的县委政法委副书记酒后死亡。
讽刺的是，他们聚餐前在一起开的是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部署会，八项规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禁止违规吃喝。可是，他们刚散会就吃上喝上了。大中午的，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县检察院检察长等五名政法官员喝了四瓶白酒，人均八两，结果喝多了的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夏宇当日下午死亡。
最新的消息说，罗山县最近公职人员聚餐喝死的还不仅仅是夏副书记，前些时还有一起，同桌喝酒的官员们凑钱平息了事情。此次事发，是因为赔偿金与上一次的相差太大，家属不满，于是事情被揭发了出来。
前两年，青海也出过一起类似的事情，参与酒局的六人都是一把手厅官，也是喝死一个，举国哗然。这种事，我相信其他地方肯定也还有。由此可见，八项规定等三令五申对这些官员毫无作用，有时候真不能过分高估所谓的震慑作用。
所以啊，我们必须冷静理性看待“主动交代潮”。复杂的反腐现实告诉我们，“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有一些是被震慑的，有一些官员心里恐怕则是打着别的算盘的。
我们先学习一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条例所称主动交代，是指涉嫌违纪的党员在组织谈话函询、初步核实前向有关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或者在谈话函询、初步核实和立案审查期间交代组织未掌握的问题。
很清楚，主动交代问题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所以，有些官员其实是奔着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去的。
但是，官场复杂，有些官员内心不堪，未必是真的“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而是交代轻的隐瞒重的、交代小的隐瞒大的，企图蒙混过关。
这可不是我臆测，现实中这样的官员可不少。我们还是以江西为例，2024年11月11日，江西省纪委监委通报南昌市人大常委会原一级巡视员赵东亮落马消息时也称其“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但是，2025年4月18日江西省纪委监委发布其被双开的消息时却措辞严厉地指出，赵东亮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政治、组织、纪律、工作和生活五大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看看，当初是“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查完发现其实存在“对抗组织审查”的问题。
类似的，还有萍乡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副市长罗璇，官宣落马时也是“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最后也是“对抗组织审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委员、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主任委员钟志生，2024年9月官宣落马时同样是“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2025年2月11日被官宣双开时同样也是“对抗组织审查”，要严肃处理。
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官员的“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都是真的，相当一部分都是为了忽悠当地纪委监委，企图蒙混过关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江西“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官员虽然很多，但最终被认定为“对抗组织审查”的也不少，这些官员仍受到了“严肃处理”。
如何识破这些心怀鬼胎的贪腐官员的真面目，十分考验地方纪委监委办案人员的专业能力，有被识破的，肯定也会有漏网之鱼。理性看待江西官场的“主动交代潮”，莫急着盲目叫好，也莫过于小看纪委监委的专业能力。
2025以来，江西因大批官员被官宣落马时“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引起舆论关注，媒体纷纷以此作为新闻点进行报道，但没有一家媒体对这种集中出现的特殊现象进行进一步的解读和深入报道。
媒体的这些报道，引起了我这个“过气的前时政记者”的关注，地方官场集中出现“主动交代潮”，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特殊的的现象，是值得关注的。
我去江西省纪委监委的官网查一下了，粗略统计发现2025年以来，江西至少已经有省国资委原副主任李键、省公安厅警务保障部原主任辛卫平、九江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戴晓慧、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王水平、上饶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金明、省民政厅厅长李明生、省司法厅原巡视员夏太华、原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汪德和、景德镇市人大主任曹雄泰、抚州市二级巡视员周国华、吉安市人大副主任孙劲涛等近10名落马的厅官是“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
比较发现，江西“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厅官比例之高，全国罕见，为什么这么多官员“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呢，这意味着什么呢？
官方的宣传口径说，投案的多、主动交代问题的多是因为反腐的震慑作用所致。这一点我们不能否定，抓了这么多官员，屁股不干净又心虚胆小的官员不可能不怕，主动交代的应该是有不少。
但是，我们也不能高估所谓的震慑作用。大家都知道了，中纪委前日公布了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10名官员违规吃喝时有一名叫夏宇的县委政法委副书记酒后死亡。
讽刺的是，他们聚餐前在一起开的是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部署会，八项规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禁止违规吃喝。可是，他们刚散会就吃上喝上了。大中午的，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县检察院检察长等五名政法官员喝了四瓶白酒，人均八两，结果喝多了的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夏宇当日下午死亡。
最新的消息说，罗山县最近公职人员聚餐喝死的还不仅仅是夏副书记，前些时还有一起，同桌喝酒的官员们凑钱平息了事情。此次事发，是因为赔偿金与上一次的相差太大，家属不满，于是事情被揭发了出来。
前两年，青海也出过一起类似的事情，参与酒局的六人都是一把手厅官，也是喝死一个，举国哗然。这种事，我相信其他地方肯定也还有。由此可见，八项规定等三令五申对这些官员毫无作用，有时候真不能过分高估所谓的震慑作用。
所以啊，我们必须冷静理性看待“主动交代潮”。复杂的反腐现实告诉我们，“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有一些是被震慑的，有一些官员心里恐怕则是打着别的算盘的。
我们先学习一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条例所称主动交代，是指涉嫌违纪的党员在组织谈话函询、初步核实前向有关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或者在谈话函询、初步核实和立案审查期间交代组织未掌握的问题。
很清楚，主动交代问题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所以，有些官员其实是奔着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去的。
但是，官场复杂，有些官员内心不堪，未必是真的“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而是交代轻的隐瞒重的、交代小的隐瞒大的，企图蒙混过关。
这可不是我臆测，现实中这样的官员可不少。我们还是以江西为例，2024年11月11日，江西省纪委监委通报南昌市人大常委会原一级巡视员赵东亮落马消息时也称其“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但是，2025年4月18日江西省纪委监委发布其被双开的消息时却措辞严厉地指出，赵东亮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政治、组织、纪律、工作和生活五大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看看，当初是“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查完发现其实存在“对抗组织审查”的问题。
类似的，还有萍乡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副市长罗璇，官宣落马时也是“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最后也是“对抗组织审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委员、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主任委员钟志生，2024年9月官宣落马时同样是“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2025年2月11日被官宣双开时同样也是“对抗组织审查”，要严肃处理。
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官员的“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都是真的，相当一部分都是为了忽悠当地纪委监委，企图蒙混过关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江西“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官员虽然很多，但最终被认定为“对抗组织审查”的也不少，这些官员仍受到了“严肃处理”。
如何识破这些心怀鬼胎的贪腐官员的真面目，十分考验地方纪委监委办案人员的专业能力，有被识破的，肯定也会有漏网之鱼。理性看待江西官场的“主动交代潮”，莫急着盲目叫好，也莫过于小看纪委监委的专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