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圣诞节。
北京三里屯、上海南京路、广州天环广场，从北到南，中国的商场和街道上早已充满了圣诞气氛，不少年轻人庆祝圣诞节。
众所周知，圣诞节是为了庆祝耶稣的出生而设立的，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然而，一项比较新的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以后，美国不信教的人口比例达到26%。西方国家不信教人口比例最高的挪威，不信教人口比例已经高于80%。
另据调查，中国基督徒人数在2300万至4000万之间。有些外媒则渲染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已经过亿。在西方国家基督徒数量都在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由此带来基督徒人口的绝对数字，甚至成为西方宗教眼中耶稣在当今世界获得胜利的唯一国家。
一些美国宗教领袖早已毫不避讳地说：中国将成为耶稣胜利的最大成果。是这样吗？
1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说：1999年的民意测验显示，86%的美国人承认信仰上帝；到2003年，这个数字变为92%；60%左右的美国人说宗教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10%左右的人说不很重要；80%以上的美国人相信《圣经》真的是上帝的话，13%的美国人对此表示不信。
无神论者在美国约占10%，在美国所有少数群体中，无神论者是最不受欢迎的：90%的美国人愿意投票给黑人、犹太人或女人，59%的美国人愿意投票给同性恋者，但只有49%的美国人愿意投票给无神论者。亨廷顿得出结论说：“明确不信上帝和不信教的人很难被（美国民众）接受”。
一项比较新的调查显示，2016年以后，美国不信教的人口比例达到26%。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不信教的人口比例始终在10%以下。因此，近30年来美国不信教人口的增长是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其中又以年轻人为多。但美国的信教人口依然在70%以上。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欧洲其他国家信教人口数据：2005年到2012年的信教人口，德国从60%下降到51%，瑞士从71%下降到50%，加拿大从58%下降到46%，法国从58%下降到37%。2014年底，英国信教人口比例下降到30%左右。挪威信教人口低于20%，是西方国家中信教人口比例最低的。
对于上述数据的准确性，我们应抱有谨慎。一般来说，调查者若有宗教信仰，会夸大信教人口的数据，反之亦然。
从总的趋势上看，西方国家不信教的人口普遍都在逐步增加。但不信教未必一定是无神论。
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信教人口比例最高，而且比其他西方发达国家高出不少。
世界上信教人口比例比美国高的，全部都是经济落后、科技落后的亚非拉以及东欧国家，例如泰国（94%）、亚美尼亚（93%）、孟加拉国、格鲁吉亚、摩洛哥等信教人口都在90%以上，与亨廷顿书中指出的美国2003年的数据接近。
中国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由于鸦片战争后允许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新教传教士在此之后便纷纷在中国建立传教点，他们称为“开荒”。
民国时期，美国宗教界已经制定了“基督化中国”的计划，花巨资推进，并看到了曙光。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美国宗教界将中国“基督化”的宏大计划彻底破产。
但是，中国一直秉承着宗教信仰自由的理念和原则，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加，中国基督徒的人数也有了较快增加。当然，不同口径的统计数据大多有水分，从7%到31%，相差极大。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是一个较少被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现象。
2
虽然美国的信教人数在不断下降，但从现实来看，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力并没有减弱，美国今天依然是一个半神权的国家。
美国总统竞选越来越在意宗教问题，越来越多地将涉及宗教的内容当作竞选纲领，例如堕胎、同性恋、女权、禁枪等。
近的如里根、布什父子、特朗普，争取宗教群体的支持，与宗教团体的互动非常公开。民主党的克林顿、奥巴马似乎不太明显，但依然与美国的宗教情绪、宗教团体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有庞大的宗教人群，宗教生活、宗教态度严重影响着美国的民情民意，美国政客各级竞选都不能忽视。
这并不是说美国早期政治与宗教无关。实际情况是，美国建国初期，信教人口比例更高，宗教形态相对简单，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使得竞选活动中的宗教因素没必要突出。
离现在越近，美国社会的宗教成分越复杂，信教人口逐渐下降，教派竞争激烈，才使得宗教因素日益突出。
从本质上说，近几十年美国政治中宗教因素日益凸显，要害在于是否能继续延续美国建国时的原则。
简单回顾美国历史，我们看到，最初在当今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建立的清教徒定居点，基本上是完全的神权政治，政教合一的程度超过欧洲天主教。
随着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欧洲移民不断进入美国，美国原初的神权政治一次次受到冲击。每一次受冲击后，美国都会发起神权觉醒、宗教复兴来抵消。400（美国的祖先是从17世纪初开始向北美移民的英国人，至今约400年）年来一直如此。
换句话说，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在美国向前走一步，美国的宗教便会起来向后退半步。所以我认为美国至今依然是半启蒙的半神权国家，可以佐证的实例比比皆是。
从美国建国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三次“大觉醒运动”，现在正在经历第四次“大觉醒运动”。
此前，不管启蒙思想、外来移民如何影响美国，美国社会的白人新教徒一直占据多数。当今美国最大的焦虑是，白人新教徒数量正在变为低于50%的少数。
如果说，美国历史上前三次“大觉醒”的宗教复兴由于白人新教徒始终占据多数，多少还显得气定神闲，那么，当前第四次“大觉醒”由于面对白人新教徒变成少数的转折点，是否会变得气急败坏，是人们观察当前及今后美国的一个切入点。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于外来移民的态度，包括美墨边境修墙的争执，仿佛就是最后一搏，决一死战。
美国半神权政治对于中国会有何影响？由于中国是当今世界无神论人数最多的国家，由于中国有着与美国完全不同的对政教分离的理解和政策，因此，很多中国学者及国际关系分析者，往往会忽视美国政治中浓厚的宗教因素。
从中美关系历史过程看，中美关系良好的时期，基本上都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大发展的时期，典型就是晚清和民国时期。
尤其是民国时期，美国宗教界已经制定了“基督化中国”的计划，新教在中国畅通无阻，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蒋介石的政府要员中，基督徒比例相当高，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除了“陈”，全是基督徒。
冷战结束后，基于冷战胜利，即基督信仰战胜前苏联阵营无神论的“辉煌战绩”，美国的宗教势力对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发起持久挑战，制造长期威胁。
美国新教的宗教观念，对于虔诚信徒来说，传教效果影响到能否获得耶稣肯定，最后审判时是否得以上天堂。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传教就是敛财的机会。西方国家以及美国信徒数量下降，宗教竞争激烈，中国正好是捞钱的地方。以前中国穷的时候，向中国传教需要美国花钱，现在中国富裕了，向中国传教可以轻松敛财。
近年来，中国在基督教泛滥的局部地区，尤其是较为富裕的南方，对于非法基督教组织的野蛮发展依法采取了措施。
对于美国原教旨主义来说，这个迹象使得他们彻底“基督化中国”的梦想再次受到打击。
中国若被美国政教分离的表面迷惑，以为政治归政治，宗教则属于宗教自由的范畴，我们便不能看清美国是半神权国家的本质，便不能正确理解美国并非真正的政教分离，便容易忽视美国的宗教事实上对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力。
3
美国的这种神权政治特征是否会改变，在我看来，短时期内很难。这是美国根深蒂固的一个特点。
今天的美国依然将最初“五月花号”的清教徒视为精神源泉。清教徒源自欧洲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又与文艺复兴相伴。历史学家描述文艺复兴时，都认为文艺复兴的内在精神是以人文主义反对宗教蒙昧。
但人们就经常忽视的是，与之相伴随的宗教改革未必如此。宗教改革的核心是反对天主教会的腐败，要求回到基督教历史上没有教会的耶稣时期。
从时间因素看，都是要复兴历史，回到过去。但从内容上说，文艺复兴是世俗主义，宗教改革是神权主义。用今天人们更熟悉的词汇，宗教改革的结果之一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得以牢固树立。
加尔文主义是典型，他认为圣经真实、完全正确，耶稣言行是真理的唯一依据。既然耶稣没有建立教会，教会就不该存在。除了反对偶像崇拜，他还反对戏剧、艺术等世俗活动，对于异端同样处以火刑。
被美国视为精神源头的清教徒是宗教改革之后新教中最极端的派别，称他们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并不冤枉。
然而，由于“原教旨主义”经常被用在其他宗教身上，似乎是一个贬义词，因此，某些人便很贴心地将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翻译成“基要主义”（基本要义）。事实上，英文中两者是同一个词“Fundamentalism”。
回顾美国历史上的四次“大觉醒运动”，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第一次大觉醒”运动，时间是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恰好是美国建国前后。
它产生的原因是，这一时期欧洲启蒙运动摧枯拉朽般扫荡着宗教神权，欧洲某些宗教人士反感启蒙运动的世俗主义，便大力提倡宗教价值观，其中有些人在欧洲没有市场，便转往美国。
虽然美国也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但美国的宗教氛围远远高于欧洲，以宗教复兴对抗启蒙思想比欧洲更容易，这些欧洲宗教领袖有些最终在美国生根落地。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
当时大批欧洲移民进入美国，既带来欧洲启蒙思想，例如民族和种族意识，又带来大批天主教徒，使得美国以清教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遭遇挑战。
所以，领导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领袖大多为美国本土的神职人员，目的是整合外来移民和外来思想，巩固美国核心价值观。
“第三次大觉醒”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原因与第二次类似，都是因为大量新移民的出现。
世俗话语将美国描绘为民族大熔炉，各国移民到美国后都抛弃了原民族身份，形成对于美国的认同，即美国的爱国主义。
这一现象背后的宗教事实是，通过“大觉醒”的宗教复兴，让各国新移民接受美国清教主义衍生出的价值观体系。
“第四次大觉醒”产生于冷战时期，延续至今。
这次“大觉醒”在苏东解体后达到高潮，“911”又推了一把，小布什总统期间美国宗教势力严重影响着美国政治和美国社会。
然而物极必反，在注重科学的时代，反对宗教的启蒙思想毕竟没有过时，小布什时期宗教右翼势力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令世界上很多人反感。
这既是奥巴马上台的原因，也是前文所述欧洲各国宗教人口明显下降的原因。但在美国国内，宗教势力的延伸效应还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就得益于此。
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美国建国时的宪政落后于欧洲，直到美国建国一百年后，美国的宪政依然只相当于英国16世纪的制度。
为什么？
因为在美国占据核心地位的清教主义诞生时，欧洲还没有清晰的主权概念和理论，因此，美国清教主义在政治理论上一直延续着欧洲的旧观念，其典型特征就是“主权在民”与“主权在神”不分。
两者有何区别？
简单说，“主权在民”就会包含所有公民，“主权在神”就会排斥异教徒。
所以，印第安人没有人权保障很正常。美国黑人直到半个世纪前才获得比较完整的公民权利，既有异教徒因素，也有种族因素。
当今美国在国际关系上频频使用双重标准，本质上也是因为“主权在神”导致对异教徒的歧视。民主在美国，本质上等于基督徒的特权，而非公民普遍权利。
美国政治底层的宗教分野，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何当今美国右翼保守势力的理论家大都简单粗暴、蛮不讲理，缺乏真正系统化的理论，更多是情绪发泄。
美国在国际上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原教旨主义的体现，将其视为教徒与异教徒的关系就很容易理解。
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所遭遇的外部原教旨主义挑战，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美国自身的原教旨主义向外扩张时刺激产生的。
现在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大觉醒运动”还没有结束的迹象，神权政治的特征仍在延续。即便民主党上台，也不过是松一点、紧一点的区别。
如果我们看不清这一点，与美国打交道时，我们以为世俗标准的利益原则可以达成共识，却没料到美国在利益原则之外还有一套宗教标准的道德原则，这一所谓道德原则，就是基督化、民主化。这会导致我们的被动。
全世界发达国家信教人口都在下降，中国是无神论者最多的国家。这两个事实意味着发达国家自启蒙运动以后的发展历程正在向中国靠拢。
中国在几十年间的经济发展速度，古往今来所有国家，包括当今西方发达国家都难以比拟，中国的成就让全世界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我们完全可以假设，在中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无神论，是否就是这一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不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在这里只想指出，当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宗教都在退潮时，中国基督教新教徒数量却逆向增长，这是不正常的。
编辑：鸽子叨
今天是圣诞节。
北京三里屯、上海南京路、广州天环广场，从北到南，中国的商场和街道上早已充满了圣诞气氛，不少年轻人庆祝圣诞节。
众所周知，圣诞节是为了庆祝耶稣的出生而设立的，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然而，一项比较新的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以后，美国不信教的人口比例达到26%。西方国家不信教人口比例最高的挪威，不信教人口比例已经高于80%。
另据调查，中国基督徒人数在2300万至4000万之间。有些外媒则渲染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已经过亿。在西方国家基督徒数量都在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由此带来基督徒人口的绝对数字，甚至成为西方宗教眼中耶稣在当今世界获得胜利的唯一国家。
一些美国宗教领袖早已毫不避讳地说：中国将成为耶稣胜利的最大成果。是这样吗？
1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说：1999年的民意测验显示，86%的美国人承认信仰上帝；到2003年，这个数字变为92%；60%左右的美国人说宗教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10%左右的人说不很重要；80%以上的美国人相信《圣经》真的是上帝的话，13%的美国人对此表示不信。
无神论者在美国约占10%，在美国所有少数群体中，无神论者是最不受欢迎的：90%的美国人愿意投票给黑人、犹太人或女人，59%的美国人愿意投票给同性恋者，但只有49%的美国人愿意投票给无神论者。亨廷顿得出结论说：“明确不信上帝和不信教的人很难被（美国民众）接受”。
一项比较新的调查显示，2016年以后，美国不信教的人口比例达到26%。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不信教的人口比例始终在10%以下。因此，近30年来美国不信教人口的增长是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其中又以年轻人为多。但美国的信教人口依然在70%以上。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欧洲其他国家信教人口数据：2005年到2012年的信教人口，德国从60%下降到51%，瑞士从71%下降到50%，加拿大从58%下降到46%，法国从58%下降到37%。2014年底，英国信教人口比例下降到30%左右。挪威信教人口低于20%，是西方国家中信教人口比例最低的。
对于上述数据的准确性，我们应抱有谨慎。一般来说，调查者若有宗教信仰，会夸大信教人口的数据，反之亦然。
从总的趋势上看，西方国家不信教的人口普遍都在逐步增加。但不信教未必一定是无神论。
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信教人口比例最高，而且比其他西方发达国家高出不少。
世界上信教人口比例比美国高的，全部都是经济落后、科技落后的亚非拉以及东欧国家，例如泰国（94%）、亚美尼亚（93%）、孟加拉国、格鲁吉亚、摩洛哥等信教人口都在90%以上，与亨廷顿书中指出的美国2003年的数据接近。
中国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由于鸦片战争后允许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新教传教士在此之后便纷纷在中国建立传教点，他们称为“开荒”。
民国时期，美国宗教界已经制定了“基督化中国”的计划，花巨资推进，并看到了曙光。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美国宗教界将中国“基督化”的宏大计划彻底破产。
但是，中国一直秉承着宗教信仰自由的理念和原则，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加，中国基督徒的人数也有了较快增加。当然，不同口径的统计数据大多有水分，从7%到31%，相差极大。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是一个较少被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现象。
2
虽然美国的信教人数在不断下降，但从现实来看，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力并没有减弱，美国今天依然是一个半神权的国家。
美国总统竞选越来越在意宗教问题，越来越多地将涉及宗教的内容当作竞选纲领，例如堕胎、同性恋、女权、禁枪等。
近的如里根、布什父子、特朗普，争取宗教群体的支持，与宗教团体的互动非常公开。民主党的克林顿、奥巴马似乎不太明显，但依然与美国的宗教情绪、宗教团体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有庞大的宗教人群，宗教生活、宗教态度严重影响着美国的民情民意，美国政客各级竞选都不能忽视。
这并不是说美国早期政治与宗教无关。实际情况是，美国建国初期，信教人口比例更高，宗教形态相对简单，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使得竞选活动中的宗教因素没必要突出。
离现在越近，美国社会的宗教成分越复杂，信教人口逐渐下降，教派竞争激烈，才使得宗教因素日益突出。
从本质上说，近几十年美国政治中宗教因素日益凸显，要害在于是否能继续延续美国建国时的原则。
简单回顾美国历史，我们看到，最初在当今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建立的清教徒定居点，基本上是完全的神权政治，政教合一的程度超过欧洲天主教。
随着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欧洲移民不断进入美国，美国原初的神权政治一次次受到冲击。每一次受冲击后，美国都会发起神权觉醒、宗教复兴来抵消。400（美国的祖先是从17世纪初开始向北美移民的英国人，至今约400年）年来一直如此。
换句话说，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在美国向前走一步，美国的宗教便会起来向后退半步。所以我认为美国至今依然是半启蒙的半神权国家，可以佐证的实例比比皆是。
从美国建国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三次“大觉醒运动”，现在正在经历第四次“大觉醒运动”。
此前，不管启蒙思想、外来移民如何影响美国，美国社会的白人新教徒一直占据多数。当今美国最大的焦虑是，白人新教徒数量正在变为低于50%的少数。
如果说，美国历史上前三次“大觉醒”的宗教复兴由于白人新教徒始终占据多数，多少还显得气定神闲，那么，当前第四次“大觉醒”由于面对白人新教徒变成少数的转折点，是否会变得气急败坏，是人们观察当前及今后美国的一个切入点。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于外来移民的态度，包括美墨边境修墙的争执，仿佛就是最后一搏，决一死战。
美国半神权政治对于中国会有何影响？由于中国是当今世界无神论人数最多的国家，由于中国有着与美国完全不同的对政教分离的理解和政策，因此，很多中国学者及国际关系分析者，往往会忽视美国政治中浓厚的宗教因素。
从中美关系历史过程看，中美关系良好的时期，基本上都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大发展的时期，典型就是晚清和民国时期。
尤其是民国时期，美国宗教界已经制定了“基督化中国”的计划，新教在中国畅通无阻，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蒋介石的政府要员中，基督徒比例相当高，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除了“陈”，全是基督徒。
冷战结束后，基于冷战胜利，即基督信仰战胜前苏联阵营无神论的“辉煌战绩”，美国的宗教势力对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发起持久挑战，制造长期威胁。
美国新教的宗教观念，对于虔诚信徒来说，传教效果影响到能否获得耶稣肯定，最后审判时是否得以上天堂。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传教就是敛财的机会。西方国家以及美国信徒数量下降，宗教竞争激烈，中国正好是捞钱的地方。以前中国穷的时候，向中国传教需要美国花钱，现在中国富裕了，向中国传教可以轻松敛财。
近年来，中国在基督教泛滥的局部地区，尤其是较为富裕的南方，对于非法基督教组织的野蛮发展依法采取了措施。
对于美国原教旨主义来说，这个迹象使得他们彻底“基督化中国”的梦想再次受到打击。
中国若被美国政教分离的表面迷惑，以为政治归政治，宗教则属于宗教自由的范畴，我们便不能看清美国是半神权国家的本质，便不能正确理解美国并非真正的政教分离，便容易忽视美国的宗教事实上对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力。
3
美国的这种神权政治特征是否会改变，在我看来，短时期内很难。这是美国根深蒂固的一个特点。
今天的美国依然将最初“五月花号”的清教徒视为精神源泉。清教徒源自欧洲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又与文艺复兴相伴。历史学家描述文艺复兴时，都认为文艺复兴的内在精神是以人文主义反对宗教蒙昧。
但人们就经常忽视的是，与之相伴随的宗教改革未必如此。宗教改革的核心是反对天主教会的腐败，要求回到基督教历史上没有教会的耶稣时期。
从时间因素看，都是要复兴历史，回到过去。但从内容上说，文艺复兴是世俗主义，宗教改革是神权主义。用今天人们更熟悉的词汇，宗教改革的结果之一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得以牢固树立。
加尔文主义是典型，他认为圣经真实、完全正确，耶稣言行是真理的唯一依据。既然耶稣没有建立教会，教会就不该存在。除了反对偶像崇拜，他还反对戏剧、艺术等世俗活动，对于异端同样处以火刑。
被美国视为精神源头的清教徒是宗教改革之后新教中最极端的派别，称他们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并不冤枉。
然而，由于“原教旨主义”经常被用在其他宗教身上，似乎是一个贬义词，因此，某些人便很贴心地将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翻译成“基要主义”（基本要义）。事实上，英文中两者是同一个词“Fundamentalism”。
回顾美国历史上的四次“大觉醒运动”，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第一次大觉醒”运动，时间是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恰好是美国建国前后。
它产生的原因是，这一时期欧洲启蒙运动摧枯拉朽般扫荡着宗教神权，欧洲某些宗教人士反感启蒙运动的世俗主义，便大力提倡宗教价值观，其中有些人在欧洲没有市场，便转往美国。
虽然美国也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但美国的宗教氛围远远高于欧洲，以宗教复兴对抗启蒙思想比欧洲更容易，这些欧洲宗教领袖有些最终在美国生根落地。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
当时大批欧洲移民进入美国，既带来欧洲启蒙思想，例如民族和种族意识，又带来大批天主教徒，使得美国以清教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遭遇挑战。
所以，领导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领袖大多为美国本土的神职人员，目的是整合外来移民和外来思想，巩固美国核心价值观。
“第三次大觉醒”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原因与第二次类似，都是因为大量新移民的出现。
世俗话语将美国描绘为民族大熔炉，各国移民到美国后都抛弃了原民族身份，形成对于美国的认同，即美国的爱国主义。
这一现象背后的宗教事实是，通过“大觉醒”的宗教复兴，让各国新移民接受美国清教主义衍生出的价值观体系。
“第四次大觉醒”产生于冷战时期，延续至今。
这次“大觉醒”在苏东解体后达到高潮，“911”又推了一把，小布什总统期间美国宗教势力严重影响着美国政治和美国社会。
然而物极必反，在注重科学的时代，反对宗教的启蒙思想毕竟没有过时，小布什时期宗教右翼势力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令世界上很多人反感。
这既是奥巴马上台的原因，也是前文所述欧洲各国宗教人口明显下降的原因。但在美国国内，宗教势力的延伸效应还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就得益于此。
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美国建国时的宪政落后于欧洲，直到美国建国一百年后，美国的宪政依然只相当于英国16世纪的制度。
为什么？
因为在美国占据核心地位的清教主义诞生时，欧洲还没有清晰的主权概念和理论，因此，美国清教主义在政治理论上一直延续着欧洲的旧观念，其典型特征就是“主权在民”与“主权在神”不分。
两者有何区别？
简单说，“主权在民”就会包含所有公民，“主权在神”就会排斥异教徒。
所以，印第安人没有人权保障很正常。美国黑人直到半个世纪前才获得比较完整的公民权利，既有异教徒因素，也有种族因素。
当今美国在国际关系上频频使用双重标准，本质上也是因为“主权在神”导致对异教徒的歧视。民主在美国，本质上等于基督徒的特权，而非公民普遍权利。
美国政治底层的宗教分野，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何当今美国右翼保守势力的理论家大都简单粗暴、蛮不讲理，缺乏真正系统化的理论，更多是情绪发泄。
美国在国际上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原教旨主义的体现，将其视为教徒与异教徒的关系就很容易理解。
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所遭遇的外部原教旨主义挑战，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美国自身的原教旨主义向外扩张时刺激产生的。
现在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大觉醒运动”还没有结束的迹象，神权政治的特征仍在延续。即便民主党上台，也不过是松一点、紧一点的区别。
如果我们看不清这一点，与美国打交道时，我们以为世俗标准的利益原则可以达成共识，却没料到美国在利益原则之外还有一套宗教标准的道德原则，这一所谓道德原则，就是基督化、民主化。这会导致我们的被动。
全世界发达国家信教人口都在下降，中国是无神论者最多的国家。这两个事实意味着发达国家自启蒙运动以后的发展历程正在向中国靠拢。
中国在几十年间的经济发展速度，古往今来所有国家，包括当今西方发达国家都难以比拟，中国的成就让全世界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我们完全可以假设，在中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无神论，是否就是这一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不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在这里只想指出，当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宗教都在退潮时，中国基督教新教徒数量却逆向增长，这是不正常的。
编辑：鸽子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