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因素对消费和收入的负面影响消退，2023年消费有望向正常状态回归。投资当中的主要贡献力量来自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的贡献下降
文 | 张斌 朱鹤
编辑 | 王延春
中国经济在2023年会迎来消费和投资带动的经济反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GDP经济增速有望在5%以上。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尚不能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合理经济增长水平。制约经济恢复的根本难题在于私人部门投资意愿不足，难以带动就业、收入和消费增长。
进一步改善经济活力的政策发力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降低利率。这不仅能显著改善企业、居民和政府的现金流，还能通过提高资本估值支持投资和消费支出。二是提高公共部门支出，包括对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帮助企业重新开业的各种优惠政策。逆周期的政府债务增加会一次性提高政府债务/GDP比率，这个比率的上升是周期性的，会随着经济恢复下降。拉长时间看中国经济增速远高于利率，政府债务在可持续增长路径上。三是增强房地产市场活力。加强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支持，降低住房抵押贷款利率，通过建立“新市民住房保障基金”帮助房地产行业资源重组，增加对农民工和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房供应。该类政策性住房金融保障机构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是帮助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的重要保障。
消费和房地产投资带动经济反弹
新冠疫情三年期间，中国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进行了重大调整。一是收入增速下降的同时更大幅度地压缩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二是减少风险资产配置，增加以储蓄存款为代表的安全资产配置；三是通过提前还贷和减少住房抵押贷款的方式减少负债。居民部门安全资产对刚性支出的覆盖在疫情之前长期稳定在2倍左右，疫情期间上升到2.5倍。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调整有些是被动的，比如因为疫情的因素无法消费；有些是主动的，比如收入预期的下降和风险偏好的变化促使居民部门不敢消费，不敢买房。
随着疫情因素对消费和收入的负面影响消退，2023年消费有望向正常状态回归。疫情之前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是每100元收入支出66.6元，2022年大概是每100元收入支出61元左右，假定2023年平均消费倾向恢复到每100元收入支出64元，由此将带来城镇居民消费增长4个百分点；2023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能够在2022年较低的基期水平上恢复至7%（低于疫情前三年7.9%的平均增速），由此带来的城镇居民消费增长7.3%。两方面合计城镇居民消费增长11.4%。此外，假定政府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增速恢复到疫情前三年的平均增速的7成，合并计算以后2023年居民消费的实际增速大约7-8%。
2023年投资当中的主要贡献力量来自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的贡献下降。房地产企业整体上仍在处于资产负债表重组期，对未来房地产市场的整体前景不乐观，房地产投资不能抱有太高期望。尽管如此，有几方面的积极因素支持房地产投资反弹。一是疫情因素对房地产销售和投资的负面影响逐渐消退，新出台的住房抵押贷款优惠政策对房地产销售形成支持；二是金融政策调整，房地产企业的融资现金流得到补充；三是房地产在销售下降的同时更大幅度地减少了新开工，房地产库存处于历史低位，在房地产企业现金流改善情况下新开工投资有望增加；四是房地产行业过去一年多有大量该交付但没交付的房，在房地产企业现金流改善情况下，施工项目投资有望显著上升，完成保交楼任务。基于住房销售小幅反弹，房地产企业放慢去库存速度以及房企加快保交楼任务的假设下，202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有可能回正。
制造业投资得益于出口大幅增长和企业现金流改善，在过去两年有不错的表现。但是随着世界经济持续下行，中国的出口增速也会随之显著下行。假定全球出口增速-0.5%，中国出口市场份额回落至14.5%，出口商品价格增长2.5%，2023年全年出口增速大约-5%左右。制造业现金流和利润会受到显著影响，预计2023年制造业投资规模或与2022年持平。综合上述测算，基建投资是能否实现合理经济增速的关键因素。维持基建投资增速10%以上对于现实不低于5%的经济增速是必要的保障。
扩大内需的主要阻力是非公有部门投资乏力
投资是收入提高和消费增长的支撑。从过去经验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与居民投资、工资收入和经济景气程度都是正相关。投资好了，收入和消费会跟着好转，经济景气程度高。投资不好，不能创造更多的收入，消费也会受到影响，经济景气程度不高。过去三年，受疫情和其他多方面因素影响，非公有企业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显著下降，由此带动的就业、收入和消费增长也受到负面影响。
从宏观角度看，决定非公有企业投资最重要的指标是真实利率。真实利率的分子是利率，决定企业的债务成本，以及企业的资产估值；真实利率的分母是价格，决定企业的收入和利润。真实利率高有助于提升企业投资，低则遏制企业投资。真实利率长期内取决于储蓄和投资的力量对比，中短期内经常会受到政策利率调整的影响。实现供求平衡和充分就业的中性真实利率和现实中的实际真实利率未必保持一致。实际真实利率高于中性真实利率，则会遏制私人部门的投资。疫情期间我们居民部门储蓄大幅上升，企业部门投资意愿大幅下降，与此相对应中性真实利率应该大幅下降。从历史经验来看，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发达国家中性利率平均下降150基点。本轮新冠疫情冲击对中国经济影响无论是从时间跨度还是影响深度都不逊色于历史上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冲击，真实利率需要较大调整才能重建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平衡。
中国真实利率缺少相应调整，未能有效平衡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平衡。疫情爆发以前2019年用DR007减去CPI的全年平均真实利率是-0.36，2022年全年平均大概是-0.20，2022年真实利率甚至高于疫情之前的水平。中国居民部门储蓄和企业投资之间缺口的大幅放大，说明现实中的真实利率未能充分下降，未能充分发挥重建投资和储蓄之间平衡的作用。实现中的真实利率过高，从决策角度看问题出在政策利率调整不够，政策利率的充分调整不仅是降低分子，还能起到太高通胀和扩大分母的作用。中国疫情爆发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降55个基点，作为对比，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期间政策利率10次下调，累计下行185个基点。
政策建议
一是出台提振宏观经济景气程度的一揽子刺激计划。中国经济仍处于复苏的起点阶段，消费和投资远没有回到正常状态，许多领域仍然面临相应中长期问题制约。稳增长的关键在于稳预期。此时推出强有力的一揽子刺激政策，不仅能够对稳定短期经济起到逆周期调节作用，同时更有助于扭转当前部分领域依然存在的悲观预期，对改善市场主体的中长期预期、激发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同样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二是降低政策利率，带动市场利率曲线整体下移。降低政策利率是降低真实利率的关键，是帮助非公有部门改善资产负债表和增加投资的关键。不仅如此，降低政策利率还能显著改善居民和政府的现金流，支持居民和政府的消费支出，我们测算发现，仅仅是从改善现金流角度，不考虑改善资产估值和风险偏好的利好影响，100个BP的政策利率下降能够带动1.2个百分点的名义GDP增速上升。为避免利率体系出现新的扭曲，需要降低所有具有政策含义的利率，这些利率既包括OMO和MLF利率，也包括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应的利率。
三是提高公共部门支出，包括对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帮助企业重新开业的各种优惠政策。积极财政政策有总量和结构两个含义。总量上看，积极财政政策的最直接体现是广义财政支出增速要显著超过名义GDP增速。这可能会带来的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出现一次性上升，但这种上升更多是周期性的，后期会随着经济恢复到中长期的均值水平，而不会趋势性增加。拉长时间看，中国经济增速远高于真实利率水平，理论上政府债务始终处在可持续增长路径上。结构上看，积极财政政策应同时兼顾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在存在明显短板的领域和地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在显著提振投资需求的同时避免资源浪费，例如大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大城市远郊和都市圈的城际交通等。疫情持续冲击让大量企业被迫退出市场，还有更多企业只能勉强维持微弱现金流，随时有倒闭风险。为避免更多企业永久性退出市场，应考虑设立“中小企业复兴专项基金”，通过直接补贴、减免社保支出、贴息贷款、政府采购支持等多种方式，帮助企业重新开工并尽快恢复现金流。
四是继续保持有助于增强房地产市场活力的政策支持，成立住房保障基金帮助房地产市场尽快走出困境。前期支持房地产企业融资的“三支箭”正逐渐展现出实际效果，部分优质房地产企业已经暂时摆脱了前期面临的融资困境。但是，房地产市场仍处于过去二十年里最具挑战的阶段，房地产企业仍面临巨大的流动性压力，居民部门对房地产市场的预期仍然没有改善。接下来，还应继续加强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支持，将更多符合标准的房地产企业纳入支持范围。进一步降低住房抵押贷款利率，支持居民部门实现合理的购房需求。提高对房价波动的容忍度，恢复市场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和预期。通过建立“新市民住房保障基金”帮助房地产行业资源重组，增加对农民工和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房供应。该类政策性住房金融保障机构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是帮助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的重要保障。
（作者张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冶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朱鹤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
相关报道：“两会”之后，中国私企还有前途吗？
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和之后，人们继续关注中国私人企业的前途。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新总理李强的言论来看，人们似乎听到了相互矛盾的两种说法。到底哪种说法是中共真正的想法呢？
3月6日，习近平向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伸出橄榄枝，声称“我们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给予指导”。
中国总理李强在北京人大会堂举行的记者会上讲话。（2023年3月13日）
中国新任总理李强紧随其后，在3月13日就任总理后的记者会上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长久之策，过去没有变，以后更不会变”，“旗帜鲜明，坚定不移”。
然而就在中国举行“人大”、“政协”两会之前，2月28日，习近平在所谓“民主协商会”上特别强调了“加强基层党建”，其具体内容就是对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的党建工作。
深化控制，国进民退
评论人士基本上的共识是，中国目前的措施是要加强中共对私人企业和企业家的控制。
也许在中共看来，扶植私人企业发展和控制私人企业，这并不矛盾，但是一些中国事务专家认为，中共近年来一直将控制私人企业视为第一要务。
叶耀元，美国德州圣汤玛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政治学助理教授兼代理系主任
美国圣汤玛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政治系主任叶耀元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国进民退’的现象是蛮明显的”。
叶耀元教授指出，习近平不能否认，中国有私人企业，中国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还是在按照资本主义市场模式运行。
叶耀元教授说： “所以这个组织改革理念，某种程度就是希望今天我们把共产党的那个根伸到每个私有企业去，然后去把所有的东西都弄清楚，搞明白，也就是以后虽然说我们这样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私有市场，但是一定程度上一切还是按照党的资源来，透过渗透，然后用党的名义来去搞懂。每一边都是按照共产党的想法在做。”
昔日“白手套”，今日何去何从？
中国的私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得到大力发展，像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私营企业已经达到富可敌国的程度，同时很多中国的私企也成为官商勾结，一起发大财的白手套。习近平为什么要改变这种现状？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纵览中国》网刊发行人兼主编陈奎德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过去那些白手套不是他的白手套，他想改变这个状况。就是说，过去，例如像所谓的江泽民集团的，就是他们的有关系的人的白手套。”
叶耀元教授认为，中共高层的白手套一直存在，习近平也并不想拿走这些白手套。他只是想把这些白手套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利益要通过习近平来进行分配，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各路官员自己做自己的。过去是“天高皇帝远”，管不到那么多。而现在是皇帝什么事情都要管。如果你想要赚钱，你也要跟皇帝讲。
叶耀元教授说：“现在习近平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这些人未来如果想要得到任何利益，他必须要透过习近平本人才能得到这样的利益。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以前的白手套相对来说是分散的，可能每一个家族或每一个省委或每一个共产党高官他可能有属于自己的白手套。习近平现在是要去收归这些白手套，说这些白手套现在都是我的，你如果想要通过这些白手套来做到你想做的事情，那你得先听话。”
叶耀元教授认为，这种集中控制白手套的做法，在某种程度是为了维持稳定。习近平不希望各路共产党官员彼此竞争利益，因为这种竞争可能会导致他们对习近平的不同看法。
“合法经营”重要吗？
那么，习近平要加强对私营部门的党建，有没有要确保私营企业和资本在合法范围内运作的目的呢？
叶耀元教授说：“为党所用是第一件事。因为所谓的合法不合法，在中国所谓合法不合法，一切都是共产党说了算的嘛。以前是共产党说了算，现在更是。”
叶耀元教授说，区别是，过去是共产党的每个山头上的人按照自己的利益在自己的范围内说了算。
叶耀元教授说：“但现在重归到国家身上的话，当然习近平会有更好的控制，可是这个控制某种程度也会让这些事情很难去处理。那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依法行政，当然习近平把它弄得好像是依法行政，可是这个法最后谁说了算？还是习近平说的算。”
“黄金股”入股私企，新时代“公私合营”？
一直以来，中国的所谓混合型所有制企业一直存在，即企业中既有私人股份，也有国企或者政府部门的股份。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或者其代理人以极少的资金入股私人企业，往往只入股1%，但是在企业重要决策方面拥有否决权。人们把这1%的入股称为“黄金股”。这种通过“黄金股”入股私营企业，最终目的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有什么不同吗？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有不同啊。50年代公私合营用大棒子压，打击资本家，把他们压的趴下了，让他们自己主动出来把厂子交出来，公司交出来。交出来以后给一个私方代表的名义，给一个定息，然后这厂子就整个端走了。现在呢，第一步做到了说等于派党代表。所谓的黄金股那只是个名义，实际上就是派一个党代表，他说了算。”
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主席陈奎德参加美国之音电视节目（2014年2月4日）陈奎德也认为，公私合营是共产党把企业拿走了，给资本家一点利息。现在的“黄金股”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黄金股”使中共有了在私企中的否决权。凡属他看不顺眼的，认为不符合中共利益的，都可以否决掉。但是中共还没有成为私企的主人，没有成为私企所有利润的获得者。
陈奎德博士说：“现在这个‘黄金股’应该说企业现在还不能说完全就是共产党的，但是他有否决权，而且他可以掌控你的企业的方向。将来是不是会发展到那一步，我们不知道。”
叶耀元教授认为，如今入股私企和当年的“公私合营”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
叶耀元教授说：“我觉得大方向来讲其实根本是（和公私合营）一样的。基本上共产党现在做生意就是把私企业收归国有。其实习近平他是一个很相信所谓的‘计划经济’的一个人，跟胡锦涛还有江泽民相对来说是差别蛮大的。也就是他的想法是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整个制度已经够先进的。他可以透过国家机器对每个私有企业进行控制。”
叶耀元教授认为，这种控制方式到头来就会在某种程度让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回归计划经济，由国家管控经济的所有方面。但是这样做的重大担忧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计划经济最终是失败了，因为计划经济违背人性，当人们把所有事情都视为国有之后，一切就没有了所谓的个人利益在里面。他认为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做法最后伤害整个中国的信心。
叶耀元教授说：“我今天为这家公司工作，我今天入股这家公司，到头来我也只能拿到这样的利润，那我为什么要帮你把饼做大？我为什么要帮你赚那么多钱？这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意义啊。因为他们的希望是，我今天我投了100万人民币，我希望我可以赚到1,000万人民币。可是共产党的做法是你投了100万，不好意思我就给你拿200万。我已经说好了你就只拿200万，那谁有这么大的意愿去做这件事情呢？”
要点：走在回头路上
有关专家一致认为，当前中国对私人企业的控制更多的是对人的控制，而不是对资产的控制。
程晓农博士：“说到这个民营控制，我认为习近平的真正的目的是控制人。你指他来讲控制人包括控制老板。你把人控制好了，钱算什么？共产党什么时候要共产的时候，一个号令就全共了。”
程晓农博士指出，中共如果想从经济上控制私人企业很容易，打个电话给银行，叫银行收走贷款，私企就垮了。困难的是控制住私企的人，让私企的人听党的话，这才是最重要的。
叶耀元教授说：“某种程度就是跟西方社会讲，你们大概也不用再来投资了。这个完全是加速中国跟全世界脱轨。”
叶耀元教授认为，在私企建立中共的党组织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是影响巨大，影响深远，因为这等于把整个经济体制要退回到过去的经济体系，走回头路。
随着疫情因素对消费和收入的负面影响消退，2023年消费有望向正常状态回归。投资当中的主要贡献力量来自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的贡献下降
文 | 张斌 朱鹤
编辑 | 王延春
中国经济在2023年会迎来消费和投资带动的经济反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GDP经济增速有望在5%以上。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尚不能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合理经济增长水平。制约经济恢复的根本难题在于私人部门投资意愿不足，难以带动就业、收入和消费增长。
进一步改善经济活力的政策发力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降低利率。这不仅能显著改善企业、居民和政府的现金流，还能通过提高资本估值支持投资和消费支出。二是提高公共部门支出，包括对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帮助企业重新开业的各种优惠政策。逆周期的政府债务增加会一次性提高政府债务/GDP比率，这个比率的上升是周期性的，会随着经济恢复下降。拉长时间看中国经济增速远高于利率，政府债务在可持续增长路径上。三是增强房地产市场活力。加强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支持，降低住房抵押贷款利率，通过建立“新市民住房保障基金”帮助房地产行业资源重组，增加对农民工和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房供应。该类政策性住房金融保障机构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是帮助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的重要保障。
消费和房地产投资带动经济反弹
新冠疫情三年期间，中国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进行了重大调整。一是收入增速下降的同时更大幅度地压缩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二是减少风险资产配置，增加以储蓄存款为代表的安全资产配置；三是通过提前还贷和减少住房抵押贷款的方式减少负债。居民部门安全资产对刚性支出的覆盖在疫情之前长期稳定在2倍左右，疫情期间上升到2.5倍。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调整有些是被动的，比如因为疫情的因素无法消费；有些是主动的，比如收入预期的下降和风险偏好的变化促使居民部门不敢消费，不敢买房。
随着疫情因素对消费和收入的负面影响消退，2023年消费有望向正常状态回归。疫情之前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是每100元收入支出66.6元，2022年大概是每100元收入支出61元左右，假定2023年平均消费倾向恢复到每100元收入支出64元，由此将带来城镇居民消费增长4个百分点；2023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能够在2022年较低的基期水平上恢复至7%（低于疫情前三年7.9%的平均增速），由此带来的城镇居民消费增长7.3%。两方面合计城镇居民消费增长11.4%。此外，假定政府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增速恢复到疫情前三年的平均增速的7成，合并计算以后2023年居民消费的实际增速大约7-8%。
2023年投资当中的主要贡献力量来自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的贡献下降。房地产企业整体上仍在处于资产负债表重组期，对未来房地产市场的整体前景不乐观，房地产投资不能抱有太高期望。尽管如此，有几方面的积极因素支持房地产投资反弹。一是疫情因素对房地产销售和投资的负面影响逐渐消退，新出台的住房抵押贷款优惠政策对房地产销售形成支持；二是金融政策调整，房地产企业的融资现金流得到补充；三是房地产在销售下降的同时更大幅度地减少了新开工，房地产库存处于历史低位，在房地产企业现金流改善情况下新开工投资有望增加；四是房地产行业过去一年多有大量该交付但没交付的房，在房地产企业现金流改善情况下，施工项目投资有望显著上升，完成保交楼任务。基于住房销售小幅反弹，房地产企业放慢去库存速度以及房企加快保交楼任务的假设下，202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有可能回正。
制造业投资得益于出口大幅增长和企业现金流改善，在过去两年有不错的表现。但是随着世界经济持续下行，中国的出口增速也会随之显著下行。假定全球出口增速-0.5%，中国出口市场份额回落至14.5%，出口商品价格增长2.5%，2023年全年出口增速大约-5%左右。制造业现金流和利润会受到显著影响，预计2023年制造业投资规模或与2022年持平。综合上述测算，基建投资是能否实现合理经济增速的关键因素。维持基建投资增速10%以上对于现实不低于5%的经济增速是必要的保障。
扩大内需的主要阻力是非公有部门投资乏力
投资是收入提高和消费增长的支撑。从过去经验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与居民投资、工资收入和经济景气程度都是正相关。投资好了，收入和消费会跟着好转，经济景气程度高。投资不好，不能创造更多的收入，消费也会受到影响，经济景气程度不高。过去三年，受疫情和其他多方面因素影响，非公有企业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显著下降，由此带动的就业、收入和消费增长也受到负面影响。
从宏观角度看，决定非公有企业投资最重要的指标是真实利率。真实利率的分子是利率，决定企业的债务成本，以及企业的资产估值；真实利率的分母是价格，决定企业的收入和利润。真实利率高有助于提升企业投资，低则遏制企业投资。真实利率长期内取决于储蓄和投资的力量对比，中短期内经常会受到政策利率调整的影响。实现供求平衡和充分就业的中性真实利率和现实中的实际真实利率未必保持一致。实际真实利率高于中性真实利率，则会遏制私人部门的投资。疫情期间我们居民部门储蓄大幅上升，企业部门投资意愿大幅下降，与此相对应中性真实利率应该大幅下降。从历史经验来看，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发达国家中性利率平均下降150基点。本轮新冠疫情冲击对中国经济影响无论是从时间跨度还是影响深度都不逊色于历史上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冲击，真实利率需要较大调整才能重建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平衡。
中国真实利率缺少相应调整，未能有效平衡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平衡。疫情爆发以前2019年用DR007减去CPI的全年平均真实利率是-0.36，2022年全年平均大概是-0.20，2022年真实利率甚至高于疫情之前的水平。中国居民部门储蓄和企业投资之间缺口的大幅放大，说明现实中的真实利率未能充分下降，未能充分发挥重建投资和储蓄之间平衡的作用。实现中的真实利率过高，从决策角度看问题出在政策利率调整不够，政策利率的充分调整不仅是降低分子，还能起到太高通胀和扩大分母的作用。中国疫情爆发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降55个基点，作为对比，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期间政策利率10次下调，累计下行185个基点。
政策建议
一是出台提振宏观经济景气程度的一揽子刺激计划。中国经济仍处于复苏的起点阶段，消费和投资远没有回到正常状态，许多领域仍然面临相应中长期问题制约。稳增长的关键在于稳预期。此时推出强有力的一揽子刺激政策，不仅能够对稳定短期经济起到逆周期调节作用，同时更有助于扭转当前部分领域依然存在的悲观预期，对改善市场主体的中长期预期、激发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同样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二是降低政策利率，带动市场利率曲线整体下移。降低政策利率是降低真实利率的关键，是帮助非公有部门改善资产负债表和增加投资的关键。不仅如此，降低政策利率还能显著改善居民和政府的现金流，支持居民和政府的消费支出，我们测算发现，仅仅是从改善现金流角度，不考虑改善资产估值和风险偏好的利好影响，100个BP的政策利率下降能够带动1.2个百分点的名义GDP增速上升。为避免利率体系出现新的扭曲，需要降低所有具有政策含义的利率，这些利率既包括OMO和MLF利率，也包括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应的利率。
三是提高公共部门支出，包括对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帮助企业重新开业的各种优惠政策。积极财政政策有总量和结构两个含义。总量上看，积极财政政策的最直接体现是广义财政支出增速要显著超过名义GDP增速。这可能会带来的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出现一次性上升，但这种上升更多是周期性的，后期会随着经济恢复到中长期的均值水平，而不会趋势性增加。拉长时间看，中国经济增速远高于真实利率水平，理论上政府债务始终处在可持续增长路径上。结构上看，积极财政政策应同时兼顾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在存在明显短板的领域和地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在显著提振投资需求的同时避免资源浪费，例如大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大城市远郊和都市圈的城际交通等。疫情持续冲击让大量企业被迫退出市场，还有更多企业只能勉强维持微弱现金流，随时有倒闭风险。为避免更多企业永久性退出市场，应考虑设立“中小企业复兴专项基金”，通过直接补贴、减免社保支出、贴息贷款、政府采购支持等多种方式，帮助企业重新开工并尽快恢复现金流。
四是继续保持有助于增强房地产市场活力的政策支持，成立住房保障基金帮助房地产市场尽快走出困境。前期支持房地产企业融资的“三支箭”正逐渐展现出实际效果，部分优质房地产企业已经暂时摆脱了前期面临的融资困境。但是，房地产市场仍处于过去二十年里最具挑战的阶段，房地产企业仍面临巨大的流动性压力，居民部门对房地产市场的预期仍然没有改善。接下来，还应继续加强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支持，将更多符合标准的房地产企业纳入支持范围。进一步降低住房抵押贷款利率，支持居民部门实现合理的购房需求。提高对房价波动的容忍度，恢复市场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和预期。通过建立“新市民住房保障基金”帮助房地产行业资源重组，增加对农民工和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房供应。该类政策性住房金融保障机构在发达国家普遍存在，是帮助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的重要保障。
（作者张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冶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朱鹤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
相关报道：“两会”之后，中国私企还有前途吗？
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和之后，人们继续关注中国私人企业的前途。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新总理李强的言论来看，人们似乎听到了相互矛盾的两种说法。到底哪种说法是中共真正的想法呢？
3月6日，习近平向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伸出橄榄枝，声称“我们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给予指导”。
中国总理李强在北京人大会堂举行的记者会上讲话。（2023年3月13日）
中国新任总理李强紧随其后，在3月13日就任总理后的记者会上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长久之策，过去没有变，以后更不会变”，“旗帜鲜明，坚定不移”。
然而就在中国举行“人大”、“政协”两会之前，2月28日，习近平在所谓“民主协商会”上特别强调了“加强基层党建”，其具体内容就是对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的党建工作。
深化控制，国进民退
评论人士基本上的共识是，中国目前的措施是要加强中共对私人企业和企业家的控制。
也许在中共看来，扶植私人企业发展和控制私人企业，这并不矛盾，但是一些中国事务专家认为，中共近年来一直将控制私人企业视为第一要务。
叶耀元，美国德州圣汤玛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政治学助理教授兼代理系主任
美国圣汤玛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政治系主任叶耀元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国进民退’的现象是蛮明显的”。
叶耀元教授指出，习近平不能否认，中国有私人企业，中国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还是在按照资本主义市场模式运行。
叶耀元教授说： “所以这个组织改革理念，某种程度就是希望今天我们把共产党的那个根伸到每个私有企业去，然后去把所有的东西都弄清楚，搞明白，也就是以后虽然说我们这样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私有市场，但是一定程度上一切还是按照党的资源来，透过渗透，然后用党的名义来去搞懂。每一边都是按照共产党的想法在做。”
昔日“白手套”，今日何去何从？
中国的私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得到大力发展，像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私营企业已经达到富可敌国的程度，同时很多中国的私企也成为官商勾结，一起发大财的白手套。习近平为什么要改变这种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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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耀元教授认为，中共高层的白手套一直存在，习近平也并不想拿走这些白手套。他只是想把这些白手套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利益要通过习近平来进行分配，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各路官员自己做自己的。过去是“天高皇帝远”，管不到那么多。而现在是皇帝什么事情都要管。如果你想要赚钱，你也要跟皇帝讲。
叶耀元教授说：“现在习近平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这些人未来如果想要得到任何利益，他必须要透过习近平本人才能得到这样的利益。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以前的白手套相对来说是分散的，可能每一个家族或每一个省委或每一个共产党高官他可能有属于自己的白手套。习近平现在是要去收归这些白手套，说这些白手套现在都是我的，你如果想要通过这些白手套来做到你想做的事情，那你得先听话。”
叶耀元教授认为，这种集中控制白手套的做法，在某种程度是为了维持稳定。习近平不希望各路共产党官员彼此竞争利益，因为这种竞争可能会导致他们对习近平的不同看法。
“合法经营”重要吗？
那么，习近平要加强对私营部门的党建，有没有要确保私营企业和资本在合法范围内运作的目的呢？
叶耀元教授说：“为党所用是第一件事。因为所谓的合法不合法，在中国所谓合法不合法，一切都是共产党说了算的嘛。以前是共产党说了算，现在更是。”
叶耀元教授说，区别是，过去是共产党的每个山头上的人按照自己的利益在自己的范围内说了算。
叶耀元教授说：“但现在重归到国家身上的话，当然习近平会有更好的控制，可是这个控制某种程度也会让这些事情很难去处理。那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依法行政，当然习近平把它弄得好像是依法行政，可是这个法最后谁说了算？还是习近平说的算。”
“黄金股”入股私企，新时代“公私合营”？
一直以来，中国的所谓混合型所有制企业一直存在，即企业中既有私人股份，也有国企或者政府部门的股份。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或者其代理人以极少的资金入股私人企业，往往只入股1%，但是在企业重要决策方面拥有否决权。人们把这1%的入股称为“黄金股”。这种通过“黄金股”入股私营企业，最终目的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有什么不同吗？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有不同啊。50年代公私合营用大棒子压，打击资本家，把他们压的趴下了，让他们自己主动出来把厂子交出来，公司交出来。交出来以后给一个私方代表的名义，给一个定息，然后这厂子就整个端走了。现在呢，第一步做到了说等于派党代表。所谓的黄金股那只是个名义，实际上就是派一个党代表，他说了算。”
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主席陈奎德参加美国之音电视节目（2014年2月4日）陈奎德也认为，公私合营是共产党把企业拿走了，给资本家一点利息。现在的“黄金股”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黄金股”使中共有了在私企中的否决权。凡属他看不顺眼的，认为不符合中共利益的，都可以否决掉。但是中共还没有成为私企的主人，没有成为私企所有利润的获得者。
陈奎德博士说：“现在这个‘黄金股’应该说企业现在还不能说完全就是共产党的，但是他有否决权，而且他可以掌控你的企业的方向。将来是不是会发展到那一步，我们不知道。”
叶耀元教授认为，如今入股私企和当年的“公私合营”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
叶耀元教授说：“我觉得大方向来讲其实根本是（和公私合营）一样的。基本上共产党现在做生意就是把私企业收归国有。其实习近平他是一个很相信所谓的‘计划经济’的一个人，跟胡锦涛还有江泽民相对来说是差别蛮大的。也就是他的想法是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整个制度已经够先进的。他可以透过国家机器对每个私有企业进行控制。”
叶耀元教授认为，这种控制方式到头来就会在某种程度让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回归计划经济，由国家管控经济的所有方面。但是这样做的重大担忧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计划经济最终是失败了，因为计划经济违背人性，当人们把所有事情都视为国有之后，一切就没有了所谓的个人利益在里面。他认为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做法最后伤害整个中国的信心。
叶耀元教授说：“我今天为这家公司工作，我今天入股这家公司，到头来我也只能拿到这样的利润，那我为什么要帮你把饼做大？我为什么要帮你赚那么多钱？这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意义啊。因为他们的希望是，我今天我投了100万人民币，我希望我可以赚到1,000万人民币。可是共产党的做法是你投了100万，不好意思我就给你拿200万。我已经说好了你就只拿200万，那谁有这么大的意愿去做这件事情呢？”
要点：走在回头路上
有关专家一致认为，当前中国对私人企业的控制更多的是对人的控制，而不是对资产的控制。
程晓农博士：“说到这个民营控制，我认为习近平的真正的目的是控制人。你指他来讲控制人包括控制老板。你把人控制好了，钱算什么？共产党什么时候要共产的时候，一个号令就全共了。”
程晓农博士指出，中共如果想从经济上控制私人企业很容易，打个电话给银行，叫银行收走贷款，私企就垮了。困难的是控制住私企的人，让私企的人听党的话，这才是最重要的。
叶耀元教授说：“某种程度就是跟西方社会讲，你们大概也不用再来投资了。这个完全是加速中国跟全世界脱轨。”
叶耀元教授认为，在私企建立中共的党组织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是影响巨大，影响深远，因为这等于把整个经济体制要退回到过去的经济体系，走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