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7岁开始，单身女性黄黎就想去冻卵。在国内屡次碰壁后，她把目光转向海外。如今她34岁，先是在美国冷冻了12颗卵子。在疫情下与冻卵机构失联后，她又借着到韩国读博的机会，再次冻卵。 黄黎的选择不是个例。十年前，明星徐静蕾冻卵还是一件新鲜事。十年后，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婚姻、家庭、生育观念的改变，冻卵却成了中国很多单身女性的切实需求。“不想走入婚姻，但想有个自己的孩子”成了一部分单身女性的想法，更多的人希望保存生育能力，不给人生设限，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表求学业、奔事业。 但是，目前国内有关规范却将大多数单身女性挡在辅助生殖技术门外。为此，有人只能远赴海外、高价冻卵。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建议适度放开未婚女性进行冻卵等辅助生殖技术。他认为，关于辅助生殖技术的规定需要与时俱进地修订，“过去我们倾向于控制人口增长，现在倾向于鼓励生育，这种情况下，关于生育技术的规定可能要适当修改。” 何时能把冻卵的决定权交给单身女性自己？她们一直期待着。 黄黎从小就恐惧生育，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上一代的经历。她妈妈是医生，生育之前，一直代表学校、医院去各地参加运动会，但在23岁生育以后，她很长时间身体无法恢复，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除此以外，妈妈在生育后痛经变得愈发严重，到了无法正常行走的地步。她肚子上留下的妊娠纹和剖腹产手术留下的刀痕，都提醒黄黎，生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长大后，她对婚姻和生育都有了新的认识。在一次聚会上，一个男生喝着酒，悲痛交加，说妻子查出来多囊卵巢综合症，自己被欺诈了：“她在骗婚”，男生们都纷纷附和。“他们觉得好像天赋人权一样，我和这个女孩子结婚，这个女孩子就是要给我生小孩，她欠我的” 。而这位妻子也是黄黎的朋友，陈晨。 后来这对夫妻试管生下一对双胞胎，全程都是陈晨一个人去医院，小孩出生后，他们最终还是离婚了，男生始终都觉得女生在骗他。“她已经让她的老公得到生育价值了，但她老公还是觉得这价值是打了折的，因为自己花钱了，额外付费了。” 黄黎决定暂时丁克，35岁以后再讨论要不要小孩的事情。在这之前，她需要冻卵，留个保险。在查资料的过程中，她看到过吉林省人大常委曾经出台相关条例，明确规定决定不婚的妇女可以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进行生育。这让她看到了在国内冻卵的希望。 2016年，27岁的她到山东省某生殖医院咨询冻卵事宜。医生问她身体有什么特殊情况吗？她说没有，单纯想冻卵。医生听了很迟疑，让她去试试建档，只要能建档，就可以做取卵手术，但建档那边的医生很直接地说不行，只有医学原因才可以给单身女性冻卵。接下来的两年，她每年到这家医院，都得到相同的答案。 国内关于单身女性冻卵严格区分医学冻卵和非医学冻卵。2001年2月，原卫生部所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 生育 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 基于医学原因的冻卵，往往是患者接受特定的医学治疗、可能严重影响生育能力的情况下，为了保持生育能力以便日后能够生育而做的冻卵。 同年5月，该部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其第十三条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 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正是以上两个规范，将黄黎和像她一样的万千健康单身女性拒在使用冻卵技术的大门之外。 “我知道国内迟早有一天会放开，但那个时候我的年龄可能就很大了，我想在30岁之前把年轻健康的卵子留好”，黄黎说。 2018年，29岁的黄黎决定不再等待。此时，她有邻居去美国冻卵了，还有熟人去美国代孕的，当妈妈像八卦一样把这些事情告诉她的时候，她说自己也想去美国冻卵。妈妈一直都希望黄黎能有小孩，于是支持了她这趟十几万的冻卵旅行，此后每年黄黎只需要交纳4000元保管费给冻卵机构。 在美国冻卵期间，她一边旅游，一边给自己打促排针。针像头发丝一样细长，稍有痛感，程度是“挤痘痘疼痛度的十分之一”。离取卵日还有三天，她感到身体浮肿和疲惫，也有些焦虑，害怕取卵不成功。事实上过程很顺利，打麻醉针后还没数到三，她就已经睡着了。十几分钟后，手术完成，她睡了这辈子最沉的觉，拥有了12颗健康的备用卵子。 这之后，她如释重负，放手学习和工作。 黄黎不是个例，在中国，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婚姻和生育观念的改变，单身女性对冻卵的需求逐渐增长。这些人往往都有着相似的背景，有性别平等意识，对自己有清晰的思考和规划，牢牢掌握每一寸关乎自己的权利，同生理的时间警钟对抗。一位在冻卵行业工作的女士粗略估算，每年通过机构去国外冻卵的单身女性人数在两三千左右，大家30 多岁，没有结婚，比较有钱。 研究表明，女性在正常情况下一生只能排出400多颗卵子，排卵期大概只有30年。女性的生育高峰年龄是25岁~35岁，从35岁开始，生育力每年呈阶梯式急速下降，等到 40岁时，下降频率会被缩短到半年，甚至3个月左右。 在女性的生命体验里，时间常常表现出更加苛刻的要求，女性不断被外界和自己的身体提醒，再过不久，就没时间了，这种对时间的焦虑，很多时候都跟生育有关。 另一位从事辅助生殖行业的女士，观察到自己的冻卵客户群体普遍年纪偏大，都是35到40岁，相当于最后不得已必须来冻卵。她本人今年35岁，是不婚主义者，但也决定去冻卵。“我觉得如果冻了卵，人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没有什么能限制我了。唯一能限制女性的只有生育，只有不可逆的卵巢功能。不然还有什么能限制我？我想不到。” ■ 2011年4月，荷兰阿姆斯特丹，技术人员打开装着女性冷冻卵子的容器。 跟黄黎一样，王悠悠也是29岁那年冻卵。她一路顺遂，毕业进入外企，27岁升经理，29岁做到高级经理。她以前对30岁抱有非常圆满的想象，认为家庭和事业都会有所成就，但30岁来了，自己的人生还在奋斗的路上。 她并不十分追求进入一个美满的婚姻，但笃定要有自己的小孩。爸妈一直催王悠悠找男朋友，让她“工作不要太拼，赶紧去恋爱”，但她清晰知道，自己绝对要把握好事业，不能因为任何事情做退让，尤其不能让另一个人完全改变自己的人生。她决定用冻卵去延迟自己的生育年龄，这样她未来不用仓促决定任何事情。 她当时在广州工作，咨询了一个在香港的朋友，趁着周末去香港冻卵，一共花了12万港币。整个冻卵过程，王悠悠一直都很平静，唯一称得上有波动的时刻，是最后促排卵泡的时候，卵泡全部长大了，肚子也变大了，她做b超，医生给她看屏幕，里面有一颗颗的小球，她突然就被触动了。她想，那可能就是她未来的小孩，她要对自己的人生和小孩的人生负责了，那趋近于当妈妈的感觉。 31岁，王悠悠开始创业，她觉得自己拥有更多的自由，不需要一边创业，一边担心自己的卵巢是否等得急。这给她一种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感。她不能接受被动的处境，没钱，依靠别人。在她看来，妈妈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过度依赖男性，曾一度过上富太太的生活，但后来丈夫生意失败，一蹶不振，妈妈变成负债、养家、祥林嫂一样抱怨的人。 “你回想她的人生，这个男人给她带来了什么？除了带了一个孩子什么也没带来。” 两年前，黄黎跟她的卵子失联了。冻卵机构不停给她发收费账单，却不再回复任何消息。她赴美冻卵时的中介在疫情期间已经转行做了月子中心，她无法了解冻卵机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很焦虑，“辛辛苦苦做好的，我又看不见摸不着。那边失联了，我就不知道我的宝宝们去哪了。” 这一年，她已结婚，结婚对象是之前的男朋友，也是丁克一族。丈夫认为，应该飞过去找冻卵机构问个究竟，黄黎却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感觉自己被杀猪盘骗了，认栽了，不想再继续投入沉没成本，也不想耗费精力核实具体的情况了”。 黄黎想如果国内能开放女性冻卵，她就不会碰到这些事情了。 她决定重新冻卵。这些年，她感觉医院对于单身女性冻卵的态度在变化。2016年她去问省里的生殖医院，医生很绝对地说，单身不可能。 2019年，黄黎也问过同一家医院。那时，她觉得自己在美国冻12颗卵子有些少，想在国内再冻一次。医院说要开伦理讨论会，半个小时后对方回电说不行。 2020年，她陪已婚好友陈晨去这家医院冻卵。医生不同意陈晨冻卵，说医院规定需要夫妻双方一同来建档，男方要签知情同意书，才能给女方冻卵。 “你不是有小孩了吗？干嘛还要冻卵？” 陈晨说，“跟丈夫婚姻要破裂了，不是很稳定” 。 “而且你已婚，一定是冻胚胎，不会给你单独冻卵”，医生说。 陈晨哭着说，她就是为了以后再婚考虑。医生无奈地笑了，她重复了四次，“不行，你得叫你对象一起来。”陈晨把情况说得很糟糕，分居了，不联系了，她哭着缠着医生说了十多分钟，后面长长的队伍不停在催促，最后医生像是烦了，默许了，给她开了检查单，让她做检查，并顺利冻卵。 “她竟然说通了，我当时去问的时候铁板一块，是不是医院是有变化、有进步了？”医生的默许给她一种错觉，是不是自己应该豁出去缠上半小时，就能冻卵了？ ■ 2015年7月，广州荔湾区广医三院，医护人员展示卵子解冻过程。 2021年，黄黎联系医院，试图以疫情作为借口。她跟医生说：“我已婚，但我对象不方便来我们这里，我可不可以先做？我怕耽误生育年龄。”医生没有同意，说要等夫妻两个人一起，医生劝她，“最好叫你对象一起来建档，冻胚胎，到时候成功率最高，现在冻卵意义不大。” 但黄黎不想带着丈夫去医院冻卵。“我不太认同‘冻卵需要男方同意’这个规定，因为男方冻精是完全不需要任何理由任何限制的，更不需要太太签字”，“丈夫签字后我才能冻卵，我感觉比较屈辱”。 黄黎在国内冻卵的计划再次流产。她动过念头去海南私立医院冻卵，她问过中介，8万块，“有点灰色，但还好，总比美国天高皇帝远的好”。 她也一直在关注徐枣枣的案子。徐枣枣是中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当事人。她在2018年，30岁的时候考虑冻卵。她一开始去北医三院生殖科，对方说你必须要证明你是已婚人士，这一条规定让她甚至都没法挂号。问了好几家医院后，她去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排队的全都是夫妻，队伍非常长，在等候室，突然有人从人群里出来，扔了一把小卡片就消失了，上面写着：有偿捐卵，赴美生子，性别选择。“你会感觉那个世界特别魔幻，这些消息在公立医院满天飞。” 排了很久的队，徐枣枣才见到医生。医生问了她很多通用问题，直到问到是否已婚，徐枣枣说不是，对方才认真打量她。医生甚至开始劝说她：“你要去结婚，你要去领证。对于你这个年纪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生育，因为你早晚都得生。” 徐枣枣记得她最后问医生未来政策会开放吗？医生说，“现在二胎都开了，以后三胎肯定也得开，单身冻卵应该也能开，但是你就等不起。” 徐枣枣也想过要不要去国外冻卵，她咨询过中介，问了在美国和东南亚各国冻卵情况，花费小10万到20多万不等，“你让我一下拿出 10 万块钱投在这个事情里，我没有办法那么快地去做决定。” 徐枣枣也了解到在国内冻卵花费也就两万多，“这个数字我印象特别深，这是2万比 20 万的一个差距，差距真的很大”，她没法不被这个数字打动。 徐枣枣将医院告上法庭，那年她30岁。官司打了三年半，2022年7月，徐枣枣一审败诉。朝阳法院的一审判决认为：原告作为单身女性，在本人身体健康的情况下申请冻卵，并非基于医疗目的，因此被告方有权拒绝。 ■ 2021年9月17日，北京，国内首例单身女性争取冻卵权利案在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第二次开庭审理，当事人徐枣枣（化名）在法院外。 一审败诉后，徐枣枣已经再次上诉，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等待，等待二审开庭。她说冻卵就像一把钥匙，她得紧紧攥住，不做任何妥协。 黄黎挺佩服徐枣枣，“我觉得在国内维权成本好高，感觉好辛苦好费力才把这件事情做成。刚一点的女孩子多一点，我觉得会很快地推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石佳友认为，目前国内单身女性冻卵，《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是最大的阻碍。“这个甚至称不上是法律，仅仅是一个部门技术规范。该技术规范虽然不是法律，但是实践中，医院又被迫遵守，不然会受到卫健委的处罚，后果会很严重。” 他提醒这个技术性文件制定于20多年前，而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医学技术、人口相关政策等与当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深刻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仍然刻舟求剑式地去引用二十多年前的部门规章及技术规范，显然不合时宜。 石佳友说，国内那么多单身女性赴海外冻卵，说明实际上国内禁令是无效力的。“这也促使我们要反思，这种禁令真的合理，真的有必要吗？你把她推向国外，也不利于国民合法权益保障。” “我认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该完全向单身女性开放。这一次四川生育登记改革，自然分娩单身女性的生育之权早就被承认了。为什么辅助生殖就不承认单身女性有生育的权利呢？我认为是没有道理的。自然分娩和辅助生殖都是生育的一种方式而已，更不要说这几年来法院司法实践中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已经对丧偶的单身女性放开了，对单身女性这一块，你干嘛要这么顽固和封闭呢？我从法律的角度看不到有任何正当性的理由。” 很多人担心单身女性冻卵涉及的伦理问题，诸如对单亲家庭的担忧，会导致更多人不结婚，或是担心高龄产妇生下孩子的健康。“对于这样一群高净值人群，不用担心她基于一时冲动，未来不能给孩子好的条件。我们就是一种父爱主义思想作祟，替人家操心，最后剥夺了人家自己的权利。还有很多人担心说你这样就会导致更多人不结婚，担心男的找不到老婆，我觉得这个逻辑很荒谬，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男权话语，人家不愿意结婚怎么了？天塌下来了？强行把生育和婚姻捆绑，我认为这是不道德的。” 他强调要把生育的决定权真正交给女性自己，“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法官，她自己不会判断吗？认为她们自己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你就告诉他我替你决策，你就别选了，你没得选。我觉得这是以为别人利益好的名义行剥夺选择权之实。说白了这是对个体的不尊重，不信任。” 石佳友呼吁立即废除不合时宜的法律规范，建立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创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他在多个场合呼吁启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的制定。他希望徐枣枣的单身冻卵案件二审作出正确的判决，“首先在司法上要撤销一审，然后立法上跟进，相关的主管部门，特别是国家卫健委要采取积极的政策相应措施。它是一个系统工程，立法、司法、行政，多个部门联动的问题，你靠单兵突破打破不了僵局。” 黄黎仍然没能在国内冻卵。2022年，她决定去韩国读博，顺便再次冻卵。她仔细考虑过，韩国离家近，医院和冷冻舱在一起，她的卵子不会那么轻易失联，如果有万一，她也可以随时飞过去找人。医院给了她很多资料，以及一张类似银行卡一样的卵子储蓄卡，她比在美国冻卵时拥有了更多安全感。这次冻卵很便宜，只需要3.5万，前五年还能免费储存。 在韩国冻卵这件事黄黎没有告诉丈夫，仍然以单身的身份进行。“我也说不上什么感觉，我不是很希望他知道，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的事情。我们是结婚了，但是并不代表他拥有我所有的生育能力。” 冻卵给黄黎带来了安全感，她觉得卵子不一定要给对象用，她有权利跟任何人生小孩，哪怕年纪大了一样可以离婚、再婚。她现在博士一年级，和她年龄相近的女生很焦虑，她有朋友把自己的人生卡得很紧，必须要在今年下半年结婚、生育。 时间逐渐对黄黎显现出宽宥，她不再焦虑生育，不再被生物钟的倒计时催促，不用因为害怕错过，而不断赶deadline似的活着。
从27岁开始，单身女性黄黎就想去冻卵。在国内屡次碰壁后，她把目光转向海外。如今她34岁，先是在美国冷冻了12颗卵子。在疫情下与冻卵机构失联后，她又借着到韩国读博的机会，再次冻卵。
黄黎的选择不是个例。十年前，明星徐静蕾冻卵还是一件新鲜事。十年后，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婚姻、家庭、生育观念的改变，冻卵却成了中国很多单身女性的切实需求。“不想走入婚姻，但想有个自己的孩子”成了一部分单身女性的想法，更多的人希望保存生育能力，不给人生设限，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表求学业、奔事业。
但是，目前国内有关规范却将大多数单身女性挡在辅助生殖技术门外。为此，有人只能远赴海外、高价冻卵。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建议适度放开未婚女性进行冻卵等辅助生殖技术。他认为，关于辅助生殖技术的规定需要与时俱进地修订，“过去我们倾向于控制人口增长，现在倾向于鼓励生育，这种情况下，关于生育技术的规定可能要适当修改。”
何时能把冻卵的决定权交给单身女性自己？她们一直期待着。
黄黎从小就恐惧生育，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上一代的经历。她妈妈是医生，生育之前，一直代表学校、医院去各地参加运动会，但在23岁生育以后，她很长时间身体无法恢复，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除此以外，妈妈在生育后痛经变得愈发严重，到了无法正常行走的地步。她肚子上留下的妊娠纹和剖腹产手术留下的刀痕，都提醒黄黎，生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长大后，她对婚姻和生育都有了新的认识。在一次聚会上，一个男生喝着酒，悲痛交加，说妻子查出来多囊卵巢综合症，自己被欺诈了：“她在骗婚”，男生们都纷纷附和。“他们觉得好像天赋人权一样，我和这个女孩子结婚，这个女孩子就是要给我生小孩，她欠我的” 。而这位妻子也是黄黎的朋友，陈晨。
后来这对夫妻试管生下一对双胞胎，全程都是陈晨一个人去医院，小孩出生后，他们最终还是离婚了，男生始终都觉得女生在骗他。“她已经让她的老公得到生育价值了，但她老公还是觉得这价值是打了折的，因为自己花钱了，额外付费了。”
黄黎决定暂时丁克，35岁以后再讨论要不要小孩的事情。在这之前，她需要冻卵，留个保险。在查资料的过程中，她看到过吉林省人大常委曾经出台相关条例，明确规定决定不婚的妇女可以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进行生育。这让她看到了在国内冻卵的希望。
2016年，27岁的她到山东省某生殖医院咨询冻卵事宜。医生问她身体有什么特殊情况吗？她说没有，单纯想冻卵。医生听了很迟疑，让她去试试建档，只要能建档，就可以做取卵手术，但建档那边的医生很直接地说不行，只有医学原因才可以给单身女性冻卵。接下来的两年，她每年到这家医院，都得到相同的答案。
国内关于单身女性冻卵严格区分医学冻卵和非医学冻卵。2001年2月，原卫生部所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 生育 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
基于医学原因的冻卵，往往是患者接受特定的医学治疗、可能严重影响生育能力的情况下，为了保持生育能力以便日后能够生育而做的冻卵。
同年5月，该部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其第十三条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 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正是以上两个规范，将黄黎和像她一样的万千健康单身女性拒在使用冻卵技术的大门之外。
“我知道国内迟早有一天会放开，但那个时候我的年龄可能就很大了，我想在30岁之前把年轻健康的卵子留好”，黄黎说。
2018年，29岁的黄黎决定不再等待。此时，她有邻居去美国冻卵了，还有熟人去美国代孕的，当妈妈像八卦一样把这些事情告诉她的时候，她说自己也想去美国冻卵。妈妈一直都希望黄黎能有小孩，于是支持了她这趟十几万的冻卵旅行，此后每年黄黎只需要交纳4000元保管费给冻卵机构。
在美国冻卵期间，她一边旅游，一边给自己打促排针。针像头发丝一样细长，稍有痛感，程度是“挤痘痘疼痛度的十分之一”。离取卵日还有三天，她感到身体浮肿和疲惫，也有些焦虑，害怕取卵不成功。事实上过程很顺利，打麻醉针后还没数到三，她就已经睡着了。十几分钟后，手术完成，她睡了这辈子最沉的觉，拥有了12颗健康的备用卵子。
这之后，她如释重负，放手学习和工作。
黄黎不是个例，在中国，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婚姻和生育观念的改变，单身女性对冻卵的需求逐渐增长。这些人往往都有着相似的背景，有性别平等意识，对自己有清晰的思考和规划，牢牢掌握每一寸关乎自己的权利，同生理的时间警钟对抗。一位在冻卵行业工作的女士粗略估算，每年通过机构去国外冻卵的单身女性人数在两三千左右，大家30 多岁，没有结婚，比较有钱。
研究表明，女性在正常情况下一生只能排出400多颗卵子，排卵期大概只有30年。女性的生育高峰年龄是25岁~35岁，从35岁开始，生育力每年呈阶梯式急速下降，等到 40岁时，下降频率会被缩短到半年，甚至3个月左右。
在女性的生命体验里，时间常常表现出更加苛刻的要求，女性不断被外界和自己的身体提醒，再过不久，就没时间了，这种对时间的焦虑，很多时候都跟生育有关。
另一位从事辅助生殖行业的女士，观察到自己的冻卵客户群体普遍年纪偏大，都是35到40岁，相当于最后不得已必须来冻卵。她本人今年35岁，是不婚主义者，但也决定去冻卵。“我觉得如果冻了卵，人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没有什么能限制我了。唯一能限制女性的只有生育，只有不可逆的卵巢功能。不然还有什么能限制我？我想不到。”
■ 2011年4月，荷兰阿姆斯特丹，技术人员打开装着女性冷冻卵子的容器。
跟黄黎一样，王悠悠也是29岁那年冻卵。她一路顺遂，毕业进入外企，27岁升经理，29岁做到高级经理。她以前对30岁抱有非常圆满的想象，认为家庭和事业都会有所成就，但30岁来了，自己的人生还在奋斗的路上。
她并不十分追求进入一个美满的婚姻，但笃定要有自己的小孩。爸妈一直催王悠悠找男朋友，让她“工作不要太拼，赶紧去恋爱”，但她清晰知道，自己绝对要把握好事业，不能因为任何事情做退让，尤其不能让另一个人完全改变自己的人生。她决定用冻卵去延迟自己的生育年龄，这样她未来不用仓促决定任何事情。
她当时在广州工作，咨询了一个在香港的朋友，趁着周末去香港冻卵，一共花了12万港币。整个冻卵过程，王悠悠一直都很平静，唯一称得上有波动的时刻，是最后促排卵泡的时候，卵泡全部长大了，肚子也变大了，她做b超，医生给她看屏幕，里面有一颗颗的小球，她突然就被触动了。她想，那可能就是她未来的小孩，她要对自己的人生和小孩的人生负责了，那趋近于当妈妈的感觉。
31岁，王悠悠开始创业，她觉得自己拥有更多的自由，不需要一边创业，一边担心自己的卵巢是否等得急。这给她一种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感。她不能接受被动的处境，没钱，依靠别人。在她看来，妈妈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过度依赖男性，曾一度过上富太太的生活，但后来丈夫生意失败，一蹶不振，妈妈变成负债、养家、祥林嫂一样抱怨的人。
“你回想她的人生，这个男人给她带来了什么？除了带了一个孩子什么也没带来。”
两年前，黄黎跟她的卵子失联了。冻卵机构不停给她发收费账单，却不再回复任何消息。她赴美冻卵时的中介在疫情期间已经转行做了月子中心，她无法了解冻卵机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很焦虑，“辛辛苦苦做好的，我又看不见摸不着。那边失联了，我就不知道我的宝宝们去哪了。”
这一年，她已结婚，结婚对象是之前的男朋友，也是丁克一族。丈夫认为，应该飞过去找冻卵机构问个究竟，黄黎却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感觉自己被杀猪盘骗了，认栽了，不想再继续投入沉没成本，也不想耗费精力核实具体的情况了”。
黄黎想如果国内能开放女性冻卵，她就不会碰到这些事情了。
她决定重新冻卵。这些年，她感觉医院对于单身女性冻卵的态度在变化。2016年她去问省里的生殖医院，医生很绝对地说，单身不可能。
2019年，黄黎也问过同一家医院。那时，她觉得自己在美国冻12颗卵子有些少，想在国内再冻一次。医院说要开伦理讨论会，半个小时后对方回电说不行。
2020年，她陪已婚好友陈晨去这家医院冻卵。医生不同意陈晨冻卵，说医院规定需要夫妻双方一同来建档，男方要签知情同意书，才能给女方冻卵。
“你不是有小孩了吗？干嘛还要冻卵？”
陈晨说，“跟丈夫婚姻要破裂了，不是很稳定” 。
“而且你已婚，一定是冻胚胎，不会给你单独冻卵”，医生说。
陈晨哭着说，她就是为了以后再婚考虑。医生无奈地笑了，她重复了四次，“不行，你得叫你对象一起来。”陈晨把情况说得很糟糕，分居了，不联系了，她哭着缠着医生说了十多分钟，后面长长的队伍不停在催促，最后医生像是烦了，默许了，给她开了检查单，让她做检查，并顺利冻卵。
“她竟然说通了，我当时去问的时候铁板一块，是不是医院是有变化、有进步了？”医生的默许给她一种错觉，是不是自己应该豁出去缠上半小时，就能冻卵了？
■ 2015年7月，广州荔湾区广医三院，医护人员展示卵子解冻过程。
2021年，黄黎联系医院，试图以疫情作为借口。她跟医生说：“我已婚，但我对象不方便来我们这里，我可不可以先做？我怕耽误生育年龄。”医生没有同意，说要等夫妻两个人一起，医生劝她，“最好叫你对象一起来建档，冻胚胎，到时候成功率最高，现在冻卵意义不大。”
但黄黎不想带着丈夫去医院冻卵。“我不太认同‘冻卵需要男方同意’这个规定，因为男方冻精是完全不需要任何理由任何限制的，更不需要太太签字”，“丈夫签字后我才能冻卵，我感觉比较屈辱”。
黄黎在国内冻卵的计划再次流产。她动过念头去海南私立医院冻卵，她问过中介，8万块，“有点灰色，但还好，总比美国天高皇帝远的好”。
她也一直在关注徐枣枣的案子。徐枣枣是中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当事人。她在2018年，30岁的时候考虑冻卵。她一开始去北医三院生殖科，对方说你必须要证明你是已婚人士，这一条规定让她甚至都没法挂号。问了好几家医院后，她去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排队的全都是夫妻，队伍非常长，在等候室，突然有人从人群里出来，扔了一把小卡片就消失了，上面写着：有偿捐卵，赴美生子，性别选择。“你会感觉那个世界特别魔幻，这些消息在公立医院满天飞。”
排了很久的队，徐枣枣才见到医生。医生问了她很多通用问题，直到问到是否已婚，徐枣枣说不是，对方才认真打量她。医生甚至开始劝说她：“你要去结婚，你要去领证。对于你这个年纪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生育，因为你早晚都得生。”
徐枣枣记得她最后问医生未来政策会开放吗？医生说，“现在二胎都开了，以后三胎肯定也得开，单身冻卵应该也能开，但是你就等不起。”
徐枣枣也想过要不要去国外冻卵，她咨询过中介，问了在美国和东南亚各国冻卵情况，花费小10万到20多万不等，“你让我一下拿出 10 万块钱投在这个事情里，我没有办法那么快地去做决定。”
徐枣枣也了解到在国内冻卵花费也就两万多，“这个数字我印象特别深，这是2万比 20 万的一个差距，差距真的很大”，她没法不被这个数字打动。
徐枣枣将医院告上法庭，那年她30岁。官司打了三年半，2022年7月，徐枣枣一审败诉。朝阳法院的一审判决认为：原告作为单身女性，在本人身体健康的情况下申请冻卵，并非基于医疗目的，因此被告方有权拒绝。
■ 2021年9月17日，北京，国内首例单身女性争取冻卵权利案在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第二次开庭审理，当事人徐枣枣（化名）在法院外。
一审败诉后，徐枣枣已经再次上诉，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等待，等待二审开庭。她说冻卵就像一把钥匙，她得紧紧攥住，不做任何妥协。
黄黎挺佩服徐枣枣，“我觉得在国内维权成本好高，感觉好辛苦好费力才把这件事情做成。刚一点的女孩子多一点，我觉得会很快地推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石佳友认为，目前国内单身女性冻卵，《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是最大的阻碍。“这个甚至称不上是法律，仅仅是一个部门技术规范。该技术规范虽然不是法律，但是实践中，医院又被迫遵守，不然会受到卫健委的处罚，后果会很严重。”
他提醒这个技术性文件制定于20多年前，而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医学技术、人口相关政策等与当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深刻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仍然刻舟求剑式地去引用二十多年前的部门规章及技术规范，显然不合时宜。
石佳友说，国内那么多单身女性赴海外冻卵，说明实际上国内禁令是无效力的。“这也促使我们要反思，这种禁令真的合理，真的有必要吗？你把她推向国外，也不利于国民合法权益保障。”
“我认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该完全向单身女性开放。这一次四川生育登记改革，自然分娩单身女性的生育之权早就被承认了。为什么辅助生殖就不承认单身女性有生育的权利呢？我认为是没有道理的。自然分娩和辅助生殖都是生育的一种方式而已，更不要说这几年来法院司法实践中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已经对丧偶的单身女性放开了，对单身女性这一块，你干嘛要这么顽固和封闭呢？我从法律的角度看不到有任何正当性的理由。”
很多人担心单身女性冻卵涉及的伦理问题，诸如对单亲家庭的担忧，会导致更多人不结婚，或是担心高龄产妇生下孩子的健康。“对于这样一群高净值人群，不用担心她基于一时冲动，未来不能给孩子好的条件。我们就是一种父爱主义思想作祟，替人家操心，最后剥夺了人家自己的权利。还有很多人担心说你这样就会导致更多人不结婚，担心男的找不到老婆，我觉得这个逻辑很荒谬，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男权话语，人家不愿意结婚怎么了？天塌下来了？强行把生育和婚姻捆绑，我认为这是不道德的。”
他强调要把生育的决定权真正交给女性自己，“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法官，她自己不会判断吗？认为她们自己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你就告诉他我替你决策，你就别选了，你没得选。我觉得这是以为别人利益好的名义行剥夺选择权之实。说白了这是对个体的不尊重，不信任。”
石佳友呼吁立即废除不合时宜的法律规范，建立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创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他在多个场合呼吁启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的制定。他希望徐枣枣的单身冻卵案件二审作出正确的判决，“首先在司法上要撤销一审，然后立法上跟进，相关的主管部门，特别是国家卫健委要采取积极的政策相应措施。它是一个系统工程，立法、司法、行政，多个部门联动的问题，你靠单兵突破打破不了僵局。”
黄黎仍然没能在国内冻卵。2022年，她决定去韩国读博，顺便再次冻卵。她仔细考虑过，韩国离家近，医院和冷冻舱在一起，她的卵子不会那么轻易失联，如果有万一，她也可以随时飞过去找人。医院给了她很多资料，以及一张类似银行卡一样的卵子储蓄卡，她比在美国冻卵时拥有了更多安全感。这次冻卵很便宜，只需要3.5万，前五年还能免费储存。
在韩国冻卵这件事黄黎没有告诉丈夫，仍然以单身的身份进行。“我也说不上什么感觉，我不是很希望他知道，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的事情。我们是结婚了，但是并不代表他拥有我所有的生育能力。”
冻卵给黄黎带来了安全感，她觉得卵子不一定要给对象用，她有权利跟任何人生小孩，哪怕年纪大了一样可以离婚、再婚。她现在博士一年级，和她年龄相近的女生很焦虑，她有朋友把自己的人生卡得很紧，必须要在今年下半年结婚、生育。
时间逐渐对黄黎显现出宽宥，她不再焦虑生育，不再被生物钟的倒计时催促，不用因为害怕错过，而不断赶deadline似的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