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来，曾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出现外资出走潮。但究竟是什么让香港失去了过去的优势？《南华早报》前总编辑王向伟主张，责任主要不在北京，而是香港官员一味逢迎北京，未想清楚香港未来，加速“大陆化”。
图为香港特首李家超去年12月赴北京述职。（资料照）
（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南华早报》前总编辑、现任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副教授王向伟受访时说，《国安法》实施之后，有些人认为香港失去了优势，“成为中国大陆的另外一个城市”；但他认为这样的感知有误，主张香港丧失优势责任主要不在北京，而是香港的政治菁英。
王向伟受邀上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的网络节目，该集数在1月25日播出。节目内容提及他今年初撰写的一篇分析文章，主要讲述香港官员如何加速“大陆化”。
王向伟文中指出，中国领导层对香港的指导方针始终没有改变，且“香港这座独具特色的资本主义城市，对中国大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他认为，即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彻底改变对中国的治理方式，北京也宣称对香港拥有全面管辖权，但习近平仍强调中央政府“必须要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香港《普通法》制度。
延伸阅读：美剧新上线 涉“雨伞运动”香港观众无缘观赏
对于近2年来香港的转变，王向伟在节目上表示：“从一开始收回香港的时候，北京从来没有想把香港变成另外一个中国的城市，因为它变成另外一个中国的城市，就失去了对大陆任何的作用。”他进一步主张，过去1年来虽然北京政局深刻改变，但对香港的政策不变，仍维持“一国两制”。
刘慧卿回应道，在西方各国人士看来，还是感觉“香港变了”，商店业者感受到“红线”不清楚，外资、外国游客也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认为港府并未思考如何使这些人回流，而是继续大谈“国安”。
对此，王向伟评价：“香港未来发展最大的障碍，是香港现在的政治菁英……他们没有想清楚香港应该怎么走。”
王向伟认为，香港的政治菁英实际上都在“猜北京”的想法，经常“组织学习班”到中国国内学习，想得到北京指示如何管理香港，“这是绝对绝对错误的”，因为北京并不明白如何管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延伸阅读：如何看只有“爱国者”参与的香港区议会选举？
“由于香港的政治菁英老是在讨好北京，力求政治正确，学了一些什么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他们天天还有事情（参加许多活动），他们还有时间为香港人做事吗？”王向伟说，《国安法》之后，“大家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如何管理好香港，还是要靠香港人自己。”
“我认为香港的官员都在躺平，香港的官员就想，《国安法》之后你中央说全面管治香港，那我听你的啰。”王向伟说，如果香港“继续沉沦下去”，就像是“自毁长城”；盡管港府和北京口头上强调“从乱到治到兴”的过程，但实际上的作为，令人“看不到有任何措施可以让香港转到兴”。
王向伟认为，香港官员应更积极游说北京，发挥“超级联络人”的角色，影响北京的决策，让中央做出有利于国外投资和贸易的政策。
他也提到，香港早前决定扩大人才吸引计画，阻止专业人士外流；当时有大量中国人申请至港定居，看好的就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今这批人也对香港逐渐“大陆化”的看法感到不安，并向他表示，若香港也正在变成另一个中国城市，那移居香港又有何意义？
《国安法》后香港巨变？自《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以来至今3年，香港逐渐失去曾经的政治自由。香港浸会大学学者陈家洛去年曾向DW表示，随著“一国两制”承诺的权利和自由迅速消失，如今香港如同是“第二次回归”中国。他指出，香港的主要机构充斥亲北京的成员，司法独立性也承受压力，香港渐失权力制衡和民主的护栏，“取而代之的是更多自上而下的管制网络”。
经济自由方面，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公布的2023年全球自由经济体排名之中，香港53年来首次失去榜首席位，输给新加坡。
去年11月，香港举行第二届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港府对外宣示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不变”。许多外国企业巨头应邀参加峰会，但仍对地缘政治风险表达了忧虑。
随著北京与港府收紧对香港社会的控制，许多西方外资纷纷撤离香港。图为香港一景。（资料照）
过去几年来，曾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出现外资出走潮。但究竟是什么让香港失去了过去的优势？《南华早报》前总编辑王向伟主张，责任主要不在北京，而是香港官员一味逢迎北京，未想清楚香港未来，加速“大陆化”。
图为香港特首李家超去年12月赴北京述职。（资料照）
（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南华早报》前总编辑、现任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副教授王向伟受访时说，《国安法》实施之后，有些人认为香港失去了优势，“成为中国大陆的另外一个城市”；但他认为这样的感知有误，主张香港丧失优势责任主要不在北京，而是香港的政治菁英。
王向伟受邀上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的网络节目，该集数在1月25日播出。节目内容提及他今年初撰写的一篇分析文章，主要讲述香港官员如何加速“大陆化”。
王向伟文中指出，中国领导层对香港的指导方针始终没有改变，且“香港这座独具特色的资本主义城市，对中国大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他认为，即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彻底改变对中国的治理方式，北京也宣称对香港拥有全面管辖权，但习近平仍强调中央政府“必须要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香港《普通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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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近2年来香港的转变，王向伟在节目上表示：“从一开始收回香港的时候，北京从来没有想把香港变成另外一个中国的城市，因为它变成另外一个中国的城市，就失去了对大陆任何的作用。”他进一步主张，过去1年来虽然北京政局深刻改变，但对香港的政策不变，仍维持“一国两制”。
刘慧卿回应道，在西方各国人士看来，还是感觉“香港变了”，商店业者感受到“红线”不清楚，外资、外国游客也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认为港府并未思考如何使这些人回流，而是继续大谈“国安”。
对此，王向伟评价：“香港未来发展最大的障碍，是香港现在的政治菁英……他们没有想清楚香港应该怎么走。”
王向伟认为，香港的政治菁英实际上都在“猜北京”的想法，经常“组织学习班”到中国国内学习，想得到北京指示如何管理香港，“这是绝对绝对错误的”，因为北京并不明白如何管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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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香港的政治菁英老是在讨好北京，力求政治正确，学了一些什么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他们天天还有事情（参加许多活动），他们还有时间为香港人做事吗？”王向伟说，《国安法》之后，“大家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如何管理好香港，还是要靠香港人自己。”
“我认为香港的官员都在躺平，香港的官员就想，《国安法》之后你中央说全面管治香港，那我听你的啰。”王向伟说，如果香港“继续沉沦下去”，就像是“自毁长城”；盡管港府和北京口头上强调“从乱到治到兴”的过程，但实际上的作为，令人“看不到有任何措施可以让香港转到兴”。
王向伟认为，香港官员应更积极游说北京，发挥“超级联络人”的角色，影响北京的决策，让中央做出有利于国外投资和贸易的政策。
他也提到，香港早前决定扩大人才吸引计画，阻止专业人士外流；当时有大量中国人申请至港定居，看好的就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今这批人也对香港逐渐“大陆化”的看法感到不安，并向他表示，若香港也正在变成另一个中国城市，那移居香港又有何意义？
《国安法》后香港巨变？自《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以来至今3年，香港逐渐失去曾经的政治自由。香港浸会大学学者陈家洛去年曾向DW表示，随著“一国两制”承诺的权利和自由迅速消失，如今香港如同是“第二次回归”中国。他指出，香港的主要机构充斥亲北京的成员，司法独立性也承受压力，香港渐失权力制衡和民主的护栏，“取而代之的是更多自上而下的管制网络”。
经济自由方面，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公布的2023年全球自由经济体排名之中，香港53年来首次失去榜首席位，输给新加坡。
去年11月，香港举行第二届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港府对外宣示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不变”。许多外国企业巨头应邀参加峰会，但仍对地缘政治风险表达了忧虑。
随著北京与港府收紧对香港社会的控制，许多西方外资纷纷撤离香港。图为香港一景。（资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