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宣布，同年2月的日本低保申请人数比2022年2月多了20.5%。如此高的增长率，是疫情爆发后2020年4月以来第二次。
日本的低保（日本称“生活保护”，下同），是日本社会的安全网。单身人士每个月可以拿到约13w日元（约6500元），夫妻或是单亲家庭可以拿到18w日元（约9000元）。这个制度在我们国内看上去似乎不可思议，但的确在日本被实际执行了。
根据下表，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从1995年到现在，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低保户人数一直在攀高。
出处：日本厚劳省数据
https://www.mhlw.go.jp/content/12002000/000977977.pdf
看到这里，我们会觉得是新冠疫情让日本社会迎来了一大波失业。但事实并非如此，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夸张的攀升，一路飙升到接近210万人，但此后不仅没太多增长，反而在慢慢下降，但一直都没有回到一开始150万人的水平。
出处：日本厚生劳动省
https://www.mhlw.go.jp/content/12201000/000908527.pdf
这就让人不得不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日本的低保户数量很难减少？这里就要涉及到日本的低保制度了。
最佳策略，竟是略微工作，其余时间躺平？
前文提到，日本的生活保护收入在我们看来算是很不错的数字了，但是其实里面暗含了一个条件：你拿到的这6500，是保障你每个月最少能够拿到多少钱。这意味着如果低保户尝试自立，在外面打工赚了钱，那低保户能拿到的钱其实只留下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称为基础费用，为低保户每个月多增加一点点收入；其余的部分会相应反映在生活保护金额里，会被扣除。
这种直接扣钱的削减比例，意味着低保户在工作后，其大部分收入会被削减，这使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甚至产生了“工作不如不工作”的感觉。过高的削减比例在实质上等同于没收其工作收入，不利于他们脱离生活保护的状态。
这还没完，还有更有趣的。生活保护的最终收入是让低保户留下基础费用后，劳动的部分会和生活保护算到一起，总额有6500元。这就意味着低保户如果只工作拿到基础费用的收入之后就躺着不动，反而可以正常提高自己的收入。
例如，一个人低保6500，工作一个月赚了2000，他的基础费用是1000，那最终收入就是6500-（2000-1000）+2000=7500，实际上超过基础费用的部分等于白打工，因为只要工作了，低保金就会被扣除。
如果一个月工作只赚1000，则最终收入就是6500-（1000-1000）+1000=7500。
这样一来，低保户只要稍微工作一点点、但不增加工作量，就可以一直这样过下去。
难怪日本网友说，这个生活保护就像另一种退休金一样，申请人数肯定会一直增加，反正他们积蓄花完了就会直接申请生活保障的。之后怕是日本全国一半人都在吃低保吧。这也让那些认真缴纳养老金的人显得很蠢了，毕竟生活保护的低保金可比养老金来得多啊。
除了这些，生活保护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如果开始拿了，例如找房子需要的那些押一付三的费用也会有政府帮助支付，还包括子女的读书费用。这也变相地让更多人习惯了被政府养着，难以自立。毕竟如果月光不存钱，也能够下个月无条件拿到一笔钱，那为什么还要工作呢？
这样的消耗，自然反映到了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上。日本的社会保障费用占到每年国家支出的33.7%，超过三成。而日本从民间吸收最狠的税种——消费税，也才占了总收入的20%。
上班的人，也要扒一波
消费税，又一座大山
这里有必要再详细谈谈日本民众最“深恶痛绝”的消费税制度。
日本从1989年开始导入消费税制度，每次流转都要支出这个税金。其实就是只要购物就必须多花的钱。多年来，日本的消费税加了很多，让个人消费者不得不负担越来越大的支出，但收入也并没有得到多好的改善。
来源：日本时事社
根据上图，日本的消费税一直都在增加，但表示整体税收的灰线却没有明显提高，甚至一直在慢慢走低。这说明日本的消费市场其实一直在萎靡：越收税，人们就越不敢消费。笔者在日本生活多年，从来都没弄清楚为什么非要把消费税这个饮鸩止渴的税种加到这么贵。
或许也是知道这么做罪孽深重，日本政府在2019年把消费税从8%变成10%的时候，强行给食品报纸等“生活必需品”留了两个点的缝，说可以保持之前8%的税率。但这不仅没减少消费者的负担，反而还闹出了很多笑话：
比如在便利店买单时声称要带回家吃，就可以把10%的税率变成8%，但是转头可以直接坐下来吃，也没关系。这样的事情甚至产生了一些“税收侠”，在便利店结账的时候听别人声称不带走、却坐下来“享受”了理论上需要付出10%的税率才能享受到的“坐下吃”，就举报或找当事人麻烦。到头来，这样的税收制度反倒让商家和消费者都很难过。
同时，日本2023年推行的新税改革对个人的利益点，更多在于增加免税投资额度。这其中涉及的部分，加上日本之前的某种养老储蓄，都是用国家免税的形式，表面上看似给个人带来福利，但其实是在用较低的价格吸引民众投资、购买理财产品。
例如下面这三条评论，就是针对新税制下可以增加免税投资的额度的态度：①能多免税投资我好开心啊，赶紧去买优质资产，谢谢岸田！②我投得都差不多了，好累。又买投资又买养老储蓄，我快没钱啦。③根本没多的钱来追加投资。
这些网友的评论有些违反笔者个人的直觉，按理来说日本这种适合投资的地方，应该有更浓厚的投资氛围才对，但在找小伙伴问了一下后，这些土生土长的日本人都表示，自己其实也没学习什么投资，只是银行的人一直过来说这么存钱可以省税，也不好意思乱操作，总之就是本来想来存钱的，但莫名其妙成了股东。
也就是说，日本并没有普及投资和资产管理的知识，但现在的新税法减少了企业的税收优惠，同时并没有实际给百姓多少返利，甚至还想让百姓为了自己免一点所谓的税多去买投资——试问，如果投资亏了，可能还不如老老实实交那点税金呢。
这样的税法改革，除了那些本来就在投资的人，对于绝大多数并不了解理财的老百姓来说，无非是增加了一个有些诡异的免费投资渠道，难以得到实际的恩惠。到最后，无非是拉高了日本经济的投资氛围，并不会惠及百姓。
高福利社会“罚好人，养懒汉”，何去何从？
综上所述，日本的生活保护制度存在“废物陷阱”的机制，使得部分人会选择略微工作便停止增加工作量，从而长期依赖这个制度。这不仅给财政带来很大压力，也容易造成“工作不如不工作”的观念，不利于这部分人的自立。
而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如提高消费税或者鼓励股民投资等，实际上并没有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消费税的提高不但没有真正增加财政收入，反而进一步打击了本已萎靡的消费市场。新的税法改革则在表面上给股民更多的免税投资机会，却忽视了普通老百姓的投资理财知识匮乏，容易将其误导至一定程度上的风险投资。
日本的社会政策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尚需平衡。过于依赖“全民福利”的生活保护制度，容易形成长期依赖和工作意愿低下。而简单通过提高税收或鼓励投资来增加财政收入，又难以真正让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
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合理的生活保护标准和工作激励机制，可以避免“废物陷阱”的形成；税制改革和金融政策则需因势利导，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政策红利。只有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减轻公民负担的同时提高其获得感，社会政策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这也许是日本社会政策亟待回答的一道重要课题。
2023年5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宣布，同年2月的日本低保申请人数比2022年2月多了20.5%。如此高的增长率，是疫情爆发后2020年4月以来第二次。
日本的低保（日本称“生活保护”，下同），是日本社会的安全网。单身人士每个月可以拿到约13w日元（约6500元），夫妻或是单亲家庭可以拿到18w日元（约9000元）。这个制度在我们国内看上去似乎不可思议，但的确在日本被实际执行了。
根据下表，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从1995年到现在，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低保户人数一直在攀高。
出处：日本厚劳省数据
https://www.mhlw.go.jp/content/12002000/000977977.pdf
看到这里，我们会觉得是新冠疫情让日本社会迎来了一大波失业。但事实并非如此，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夸张的攀升，一路飙升到接近210万人，但此后不仅没太多增长，反而在慢慢下降，但一直都没有回到一开始150万人的水平。
出处：日本厚生劳动省
https://www.mhlw.go.jp/content/12201000/000908527.pdf
这就让人不得不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日本的低保户数量很难减少？这里就要涉及到日本的低保制度了。
最佳策略，竟是略微工作，其余时间躺平？
前文提到，日本的生活保护收入在我们看来算是很不错的数字了，但是其实里面暗含了一个条件：你拿到的这6500，是保障你每个月最少能够拿到多少钱。这意味着如果低保户尝试自立，在外面打工赚了钱，那低保户能拿到的钱其实只留下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称为基础费用，为低保户每个月多增加一点点收入；其余的部分会相应反映在生活保护金额里，会被扣除。
这种直接扣钱的削减比例，意味着低保户在工作后，其大部分收入会被削减，这使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甚至产生了“工作不如不工作”的感觉。过高的削减比例在实质上等同于没收其工作收入，不利于他们脱离生活保护的状态。
这还没完，还有更有趣的。生活保护的最终收入是让低保户留下基础费用后，劳动的部分会和生活保护算到一起，总额有6500元。这就意味着低保户如果只工作拿到基础费用的收入之后就躺着不动，反而可以正常提高自己的收入。
例如，一个人低保6500，工作一个月赚了2000，他的基础费用是1000，那最终收入就是6500-（2000-1000）+2000=7500，实际上超过基础费用的部分等于白打工，因为只要工作了，低保金就会被扣除。
如果一个月工作只赚1000，则最终收入就是6500-（1000-1000）+1000=7500。
这样一来，低保户只要稍微工作一点点、但不增加工作量，就可以一直这样过下去。
难怪日本网友说，这个生活保护就像另一种退休金一样，申请人数肯定会一直增加，反正他们积蓄花完了就会直接申请生活保障的。之后怕是日本全国一半人都在吃低保吧。这也让那些认真缴纳养老金的人显得很蠢了，毕竟生活保护的低保金可比养老金来得多啊。
除了这些，生活保护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如果开始拿了，例如找房子需要的那些押一付三的费用也会有政府帮助支付，还包括子女的读书费用。这也变相地让更多人习惯了被政府养着，难以自立。毕竟如果月光不存钱，也能够下个月无条件拿到一笔钱，那为什么还要工作呢？
这样的消耗，自然反映到了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上。日本的社会保障费用占到每年国家支出的33.7%，超过三成。而日本从民间吸收最狠的税种——消费税，也才占了总收入的20%。
上班的人，也要扒一波
消费税，又一座大山
这里有必要再详细谈谈日本民众最“深恶痛绝”的消费税制度。
日本从1989年开始导入消费税制度，每次流转都要支出这个税金。其实就是只要购物就必须多花的钱。多年来，日本的消费税加了很多，让个人消费者不得不负担越来越大的支出，但收入也并没有得到多好的改善。
来源：日本时事社
根据上图，日本的消费税一直都在增加，但表示整体税收的灰线却没有明显提高，甚至一直在慢慢走低。这说明日本的消费市场其实一直在萎靡：越收税，人们就越不敢消费。笔者在日本生活多年，从来都没弄清楚为什么非要把消费税这个饮鸩止渴的税种加到这么贵。
或许也是知道这么做罪孽深重，日本政府在2019年把消费税从8%变成10%的时候，强行给食品报纸等“生活必需品”留了两个点的缝，说可以保持之前8%的税率。但这不仅没减少消费者的负担，反而还闹出了很多笑话：
比如在便利店买单时声称要带回家吃，就可以把10%的税率变成8%，但是转头可以直接坐下来吃，也没关系。这样的事情甚至产生了一些“税收侠”，在便利店结账的时候听别人声称不带走、却坐下来“享受”了理论上需要付出10%的税率才能享受到的“坐下吃”，就举报或找当事人麻烦。到头来，这样的税收制度反倒让商家和消费者都很难过。
同时，日本2023年推行的新税改革对个人的利益点，更多在于增加免税投资额度。这其中涉及的部分，加上日本之前的某种养老储蓄，都是用国家免税的形式，表面上看似给个人带来福利，但其实是在用较低的价格吸引民众投资、购买理财产品。
例如下面这三条评论，就是针对新税制下可以增加免税投资的额度的态度：①能多免税投资我好开心啊，赶紧去买优质资产，谢谢岸田！②我投得都差不多了，好累。又买投资又买养老储蓄，我快没钱啦。③根本没多的钱来追加投资。
这些网友的评论有些违反笔者个人的直觉，按理来说日本这种适合投资的地方，应该有更浓厚的投资氛围才对，但在找小伙伴问了一下后，这些土生土长的日本人都表示，自己其实也没学习什么投资，只是银行的人一直过来说这么存钱可以省税，也不好意思乱操作，总之就是本来想来存钱的，但莫名其妙成了股东。
也就是说，日本并没有普及投资和资产管理的知识，但现在的新税法减少了企业的税收优惠，同时并没有实际给百姓多少返利，甚至还想让百姓为了自己免一点所谓的税多去买投资——试问，如果投资亏了，可能还不如老老实实交那点税金呢。
这样的税法改革，除了那些本来就在投资的人，对于绝大多数并不了解理财的老百姓来说，无非是增加了一个有些诡异的免费投资渠道，难以得到实际的恩惠。到最后，无非是拉高了日本经济的投资氛围，并不会惠及百姓。
高福利社会“罚好人，养懒汉”，何去何从？
综上所述，日本的生活保护制度存在“废物陷阱”的机制，使得部分人会选择略微工作便停止增加工作量，从而长期依赖这个制度。这不仅给财政带来很大压力，也容易造成“工作不如不工作”的观念，不利于这部分人的自立。
而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如提高消费税或者鼓励股民投资等，实际上并没有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消费税的提高不但没有真正增加财政收入，反而进一步打击了本已萎靡的消费市场。新的税法改革则在表面上给股民更多的免税投资机会，却忽视了普通老百姓的投资理财知识匮乏，容易将其误导至一定程度上的风险投资。
日本的社会政策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尚需平衡。过于依赖“全民福利”的生活保护制度，容易形成长期依赖和工作意愿低下。而简单通过提高税收或鼓励投资来增加财政收入，又难以真正让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
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合理的生活保护标准和工作激励机制，可以避免“废物陷阱”的形成；税制改革和金融政策则需因势利导，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政策红利。只有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减轻公民负担的同时提高其获得感，社会政策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这也许是日本社会政策亟待回答的一道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