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澳大利亚“珍珠与刺激”网站9月1日文章，原题：拜登的中国政策、美国企业和澳大利亚
中国不是欧洲。欧洲听命于美国，中国则无视美国命令。这对华盛顿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定义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这套秩序是满足美国利益的。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仇华如今已达到自冷战时期歇斯底里以来从未见过的疯狂程度。
拜登制定中国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需要调和美企的不同利益。美国资本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化的。那些只为国内市场服务的企业与跨国公司有不同的优先考虑。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商业界对自由贸易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比如，消费领域的企业，苹果、微软和特斯拉等希望与自己的生产设施所在国——通常是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这些美国跨国公司最不希望的就是台海冲突，美国及其盟友如澳大利亚也卷入其中。同样，美国银行家和美联储也不想与中国人对立，因为中国持有万亿美国国债。相反，对于通用动力公司、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来说，与中国的关系越是敌对，他们的利益就越大。
那些将生产外包给中国的美国跨国公司，一定会因最近议长佩洛西窜台等举动而越发不安，而美国军工企业界估计是高兴的。与此同时，须将美国军队与军火企业区分开来。后者对战争准备的热爱甚至超过战争本身。而军方往往是政府中的鸽派，他们反对佩洛西的挑衅性访问。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则不同。很大程度上，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和出口目的地。澳在华投资较少，且我们对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和华为等企业也是抵制的。我们与台湾的经济和战略关系微不足道。因台海冲突而与我们最重要的、拥有核武的贸易伙伴（中国大陆）开战，既是经济上的自杀，也是不折不扣的疯狂行为。更何况，我们承认北京对该岛的主权。
那为何阿尔巴内塞政府不与莫里森政府对华采取的自取灭亡做法划清界限，其背后考量不得而知。但澳大利亚利益与美国利益截然不同，对中国的影响也小得多。危险的挑衅行为和反华组织——如“四边机制”和“奥库斯”只会助长有害的二元对立，而这并不符合澳大利亚利益。
堪培拉没有选择精明和细致的外交，却与美国军队互通有无——而其所到之处都是暴力、不稳定和苦难。新上任的澳部长们没有对美国的现代外交政策，特别是在越南、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的罪行采取批判、怀疑和有历史依据的观点，反而接受紧密同盟关系的好处。他们可能还没像霍华德对小布什那样谄媚，没像吉拉德在奥巴马身边那样激动，也没像莫里森在特朗普的白宫那样套近乎，但结果将是一样的，甚至可能更糟。
澳大利亚并非不情愿地被拖入一场自己没有积极利益的冲突中。自冷战以来，澳没有吸取任何教训，又一次热情、无脑地接受了它的次帝国角色，其糟糕后果可想而知。
（作者斯科特·伯吉尔，陈俊安译）
拜登的对华政策、美国商业和澳大利亚
斯科特·伯奇尔
图片：iStock
华盛顿对中国的担忧是真实的，而不仅仅是威胁通货膨胀，它寻找敌人以促进军事凯恩斯主义：将公共资金转移到军事工业部门的私营公司的传统方法。
中国不是欧洲。欧洲服从美国的命令，即使它不喜欢它们。中国只是无视他们。这对华盛顿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它定义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来为其利益服务。回想一下，JFK-LBJ 国务院将卡斯特罗威胁定义为美国政策对门罗主义的“成功反抗”。在成功的六年反抗中，可以对古巴进行野蛮的封锁和攻击，但对中国却没有。不出所料，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恐华症现在已经达到了冷战歇斯底里以来从未见过的疯狂程度。这主要是因为华盛顿不会容忍一个竞争对手的大国，不管它的实际外部行为如何。
乔·拜登构建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需要调和美国企业的不同利益。
美国资本不是单一的，它有部分。例如，那些只服务于国内市场的企业对跨国贸易商有不同的优先考虑。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商界长期以来对自由贸易有多种看法。政府政策会产生赢家和输家，因为得失是“可分割的”。因此，除非您将其分解，否则谈论美国资本是错误的。
例如，消费部门——苹果、微软和特斯拉等，不像波音那样获得或需要军事合同来吸收过剩的生产。他们希望与拥有生产设施的国家保持良好关系：通常是在中国。他们希望为台湾制造的半导体提供安全的供应链，并且在将其产品推向全球市场的贸易路线中没有海事纠纷。这些美国跨国公司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与美国及其盟国（如澳大利亚）在台湾海峡发生冲突。
同样，美国银行家和美联储不想与中国人为敌，所以他们开始将他们持有的数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液化。
另一方面，通用动力公司、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与中国的敌对关系中拥有既得利益，以证明对由政府担保的市场提供的新型轰炸机、高科技武器和其他巴洛克技术进行公共补贴是正当的：与竞争性自由市场相反。对他们来说，像现在乌克兰这样的战争，是利润和股价的大丰收。
在周期性的紧张局势中，无论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还是真实的，在政策设置方面，后一种情况往往会占上风。但是，最近的噱头，比如议长南希佩洛西对台北的挑衅性访问，拜登和五角大楼都没有成功地反对最近的噱头，但那些将生产转移到中国的美国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一定会越来越不舒服。另一方面，军工商业部门可能很高兴。
军事部门并不总是占上风。2001 年 4 月海南岛事件后，美国商界领袖要求乔治·W·布什缓和与北京的紧张关系。当时布什刚刚在白宫站稳脚跟，并正在加大对中国人的压力，要求其遣返美国船员和被迫降落在中国领土上的侦察机。十天后，僵局得以解决，但毫无疑问，CEO 对其制造中心的压力在让布什冷静下来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新政。政治学家汤姆·弗格森（Tom Ferguson）表明，资本密集型的国际导向资本可以接受，但劳动密集型的国内导向资本遭到强烈反对——在这两种情况下，原因都很明确。然而，最终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占上风。
还有其他类似的小规模案例，美国各部分资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外交政策中发挥了作用，国家的军事方面做出了最终决定。
以古巴为例。几十年来，美国制药、农业综合企业和能源公司一直渴望打入古巴经济，正如他们在美国战败后想在越南一样。他们一直被军事国家拒绝。惩罚古巴“成功蔑视”华盛顿更为重要。就越南而言，当欧洲企业迁入时，比尔·克林顿最终放弃了对该国的商业抵制，不受来自美国同行的竞争的影响。事实证明，将市场拱手让给西方竞争对手是一个比生闷气和拒绝与成功的共产主义敌人关系正常化更强大的因素。
伊朗也是如此。领先的美国公司希望重新打入伊朗市场，但美国军方不允许这样做。同样的事情发生在 1953 年，当时中央情报局和军情六处推翻了伊朗的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艾森豪威尔希望美国公司在恢复沙阿掌权后接管英国 40% 的租界。他们不想。沙特阿拉伯的运营成本要低得多。艾森豪威尔用反垄断倡议威胁他们，他们投降了。
诺姆·乔姆斯基提醒我们，区分美军和军事生产商很重要。后者比战争本身更喜欢战争准备，这往往会在低级垃圾上浪费精力，而不是异国情调和昂贵的笨蛋。军队往往是每届政府中的鸽派分子。他们反对佩洛西的挑衅性访问。他们还否决了扩大乌克兰战争的努力。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截然不同。它的内部经济状况也是如此。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地和澳大利亚出口的目的地。我们在中国东海岸没有大规模的制造中心：我们几乎没有制造业。我们在中国的外国投资相对较小，我们对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和华为等制造商一直非常抵制。我们与台湾的经济和战略关系微不足道，台湾当地游说团体的影响力也微不足道。就台湾海峡的暴力事件与我们最重要的核武贸易伙伴开战的前景将是经济上的自杀和巨大的疯狂行为：鉴于我们承认北京对该岛的主权，更是如此。
为什么阿尔巴尼亚政府，尤其是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在莫里森政府自欺欺人的做法下，选择不对中国划清界限，这仍然是一个谜，直到幕后的势力得到更好的了解。澳大利亚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截然不同，对中国的影响也小得多。Quad 和 AUKUS 等危险挑衅和反华团体只会强化不符合澳大利亚利益的有害二元对抗。
对独立外交政策的恐惧现在是两党的。即使是鲍勃·霍克领导下的“联盟框架内自力更生”的日子似乎也已成为遥远的记忆。堪培拉没有进行精明细致的外交，而是选择了与美军的互操作性——这个组织在任何部署的地方都带来了暴力、不稳定和痛苦。
对于现代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其在越南、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的罪行——仅从很长的名单中仅举出四个——新成立的工党部长们没有对现代美国外交政策持批判、怀疑和历史依据的观点，而是在财政部长椅上-社会化为最密切的联盟伙伴关系显然无可争议的美德。他们可能还没有像约翰·霍华德对乔治·W·布什那样谄媚，像朱莉娅·吉拉德在巴拉克·奥巴马身边那样令人尴尬的头晕目眩，或者像斯科特·莫里森在唐纳德特朗普的白宫那样粗鲁，但结果将大致相同，并且可能更糟。
澳大利亚并没有不情愿地卷入一场它没有积极利益的冲突。自冷战以来一无所获，它再次热情而轻率地接受了它的次帝国角色，其后果可想而知。
本文系澳大利亚“珍珠与刺激”网站9月1日文章，原题：拜登的中国政策、美国企业和澳大利亚
中国不是欧洲。欧洲听命于美国，中国则无视美国命令。这对华盛顿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定义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这套秩序是满足美国利益的。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仇华如今已达到自冷战时期歇斯底里以来从未见过的疯狂程度。
拜登制定中国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需要调和美企的不同利益。美国资本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化的。那些只为国内市场服务的企业与跨国公司有不同的优先考虑。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商业界对自由贸易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比如，消费领域的企业，苹果、微软和特斯拉等希望与自己的生产设施所在国——通常是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这些美国跨国公司最不希望的就是台海冲突，美国及其盟友如澳大利亚也卷入其中。同样，美国银行家和美联储也不想与中国人对立，因为中国持有万亿美国国债。相反，对于通用动力公司、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来说，与中国的关系越是敌对，他们的利益就越大。
那些将生产外包给中国的美国跨国公司，一定会因最近议长佩洛西窜台等举动而越发不安，而美国军工企业界估计是高兴的。与此同时，须将美国军队与军火企业区分开来。后者对战争准备的热爱甚至超过战争本身。而军方往往是政府中的鸽派，他们反对佩洛西的挑衅性访问。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则不同。很大程度上，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和出口目的地。澳在华投资较少，且我们对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和华为等企业也是抵制的。我们与台湾的经济和战略关系微不足道。因台海冲突而与我们最重要的、拥有核武的贸易伙伴（中国大陆）开战，既是经济上的自杀，也是不折不扣的疯狂行为。更何况，我们承认北京对该岛的主权。
那为何阿尔巴内塞政府不与莫里森政府对华采取的自取灭亡做法划清界限，其背后考量不得而知。但澳大利亚利益与美国利益截然不同，对中国的影响也小得多。危险的挑衅行为和反华组织——如“四边机制”和“奥库斯”只会助长有害的二元对立，而这并不符合澳大利亚利益。
堪培拉没有选择精明和细致的外交，却与美国军队互通有无——而其所到之处都是暴力、不稳定和苦难。新上任的澳部长们没有对美国的现代外交政策，特别是在越南、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的罪行采取批判、怀疑和有历史依据的观点，反而接受紧密同盟关系的好处。他们可能还没像霍华德对小布什那样谄媚，没像吉拉德在奥巴马身边那样激动，也没像莫里森在特朗普的白宫那样套近乎，但结果将是一样的，甚至可能更糟。
澳大利亚并非不情愿地被拖入一场自己没有积极利益的冲突中。自冷战以来，澳没有吸取任何教训，又一次热情、无脑地接受了它的次帝国角色，其糟糕后果可想而知。
（作者斯科特·伯吉尔，陈俊安译）
拜登的对华政策、美国商业和澳大利亚
斯科特·伯奇尔
图片：iStock
华盛顿对中国的担忧是真实的，而不仅仅是威胁通货膨胀，它寻找敌人以促进军事凯恩斯主义：将公共资金转移到军事工业部门的私营公司的传统方法。
中国不是欧洲。欧洲服从美国的命令，即使它不喜欢它们。中国只是无视他们。这对华盛顿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它定义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来为其利益服务。回想一下，JFK-LBJ 国务院将卡斯特罗威胁定义为美国政策对门罗主义的“成功反抗”。在成功的六年反抗中，可以对古巴进行野蛮的封锁和攻击，但对中国却没有。不出所料，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恐华症现在已经达到了冷战歇斯底里以来从未见过的疯狂程度。这主要是因为华盛顿不会容忍一个竞争对手的大国，不管它的实际外部行为如何。
乔·拜登构建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需要调和美国企业的不同利益。
美国资本不是单一的，它有部分。例如，那些只服务于国内市场的企业对跨国贸易商有不同的优先考虑。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商界长期以来对自由贸易有多种看法。政府政策会产生赢家和输家，因为得失是“可分割的”。因此，除非您将其分解，否则谈论美国资本是错误的。
例如，消费部门——苹果、微软和特斯拉等，不像波音那样获得或需要军事合同来吸收过剩的生产。他们希望与拥有生产设施的国家保持良好关系：通常是在中国。他们希望为台湾制造的半导体提供安全的供应链，并且在将其产品推向全球市场的贸易路线中没有海事纠纷。这些美国跨国公司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与美国及其盟国（如澳大利亚）在台湾海峡发生冲突。
同样，美国银行家和美联储不想与中国人为敌，所以他们开始将他们持有的数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液化。
另一方面，通用动力公司、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与中国的敌对关系中拥有既得利益，以证明对由政府担保的市场提供的新型轰炸机、高科技武器和其他巴洛克技术进行公共补贴是正当的：与竞争性自由市场相反。对他们来说，像现在乌克兰这样的战争，是利润和股价的大丰收。
在周期性的紧张局势中，无论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还是真实的，在政策设置方面，后一种情况往往会占上风。但是，最近的噱头，比如议长南希佩洛西对台北的挑衅性访问，拜登和五角大楼都没有成功地反对最近的噱头，但那些将生产转移到中国的美国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一定会越来越不舒服。另一方面，军工商业部门可能很高兴。
军事部门并不总是占上风。2001 年 4 月海南岛事件后，美国商界领袖要求乔治·W·布什缓和与北京的紧张关系。当时布什刚刚在白宫站稳脚跟，并正在加大对中国人的压力，要求其遣返美国船员和被迫降落在中国领土上的侦察机。十天后，僵局得以解决，但毫无疑问，CEO 对其制造中心的压力在让布什冷静下来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新政。政治学家汤姆·弗格森（Tom Ferguson）表明，资本密集型的国际导向资本可以接受，但劳动密集型的国内导向资本遭到强烈反对——在这两种情况下，原因都很明确。然而，最终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占上风。
还有其他类似的小规模案例，美国各部分资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外交政策中发挥了作用，国家的军事方面做出了最终决定。
以古巴为例。几十年来，美国制药、农业综合企业和能源公司一直渴望打入古巴经济，正如他们在美国战败后想在越南一样。他们一直被军事国家拒绝。惩罚古巴“成功蔑视”华盛顿更为重要。就越南而言，当欧洲企业迁入时，比尔·克林顿最终放弃了对该国的商业抵制，不受来自美国同行的竞争的影响。事实证明，将市场拱手让给西方竞争对手是一个比生闷气和拒绝与成功的共产主义敌人关系正常化更强大的因素。
伊朗也是如此。领先的美国公司希望重新打入伊朗市场，但美国军方不允许这样做。同样的事情发生在 1953 年，当时中央情报局和军情六处推翻了伊朗的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艾森豪威尔希望美国公司在恢复沙阿掌权后接管英国 40% 的租界。他们不想。沙特阿拉伯的运营成本要低得多。艾森豪威尔用反垄断倡议威胁他们，他们投降了。
诺姆·乔姆斯基提醒我们，区分美军和军事生产商很重要。后者比战争本身更喜欢战争准备，这往往会在低级垃圾上浪费精力，而不是异国情调和昂贵的笨蛋。军队往往是每届政府中的鸽派分子。他们反对佩洛西的挑衅性访问。他们还否决了扩大乌克兰战争的努力。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截然不同。它的内部经济状况也是如此。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地和澳大利亚出口的目的地。我们在中国东海岸没有大规模的制造中心：我们几乎没有制造业。我们在中国的外国投资相对较小，我们对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和华为等制造商一直非常抵制。我们与台湾的经济和战略关系微不足道，台湾当地游说团体的影响力也微不足道。就台湾海峡的暴力事件与我们最重要的核武贸易伙伴开战的前景将是经济上的自杀和巨大的疯狂行为：鉴于我们承认北京对该岛的主权，更是如此。
为什么阿尔巴尼亚政府，尤其是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在莫里森政府自欺欺人的做法下，选择不对中国划清界限，这仍然是一个谜，直到幕后的势力得到更好的了解。澳大利亚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截然不同，对中国的影响也小得多。Quad 和 AUKUS 等危险挑衅和反华团体只会强化不符合澳大利亚利益的有害二元对抗。
对独立外交政策的恐惧现在是两党的。即使是鲍勃·霍克领导下的“联盟框架内自力更生”的日子似乎也已成为遥远的记忆。堪培拉没有进行精明细致的外交，而是选择了与美军的互操作性——这个组织在任何部署的地方都带来了暴力、不稳定和痛苦。
对于现代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其在越南、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的罪行——仅从很长的名单中仅举出四个——新成立的工党部长们没有对现代美国外交政策持批判、怀疑和历史依据的观点，而是在财政部长椅上-社会化为最密切的联盟伙伴关系显然无可争议的美德。他们可能还没有像约翰·霍华德对乔治·W·布什那样谄媚，像朱莉娅·吉拉德在巴拉克·奥巴马身边那样令人尴尬的头晕目眩，或者像斯科特·莫里森在唐纳德特朗普的白宫那样粗鲁，但结果将大致相同，并且可能更糟。
澳大利亚并没有不情愿地卷入一场它没有积极利益的冲突。自冷战以来一无所获，它再次热情而轻率地接受了它的次帝国角色，其后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