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白·柯鲁克，摄于1940年，当时的名字是伊莎白·布朗。她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了日本侵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共产主义革命。 2019年，柯鲁克与习近平合影，习近平授予她中国的友谊勋章，这是中国向外籍人士颁发的最高荣誉。 伊莎白·柯鲁克周日在北京去世，享年107岁。她出生于中国，父亲是一名加拿大传教士。她后来成为自己所移居的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外国人之一，作为教育家、人类学家和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有力拥护者而深受爱戴。 她的儿子卡尔·柯鲁克说，她因肺炎在医院去世。 在日本侵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共产主义革命之前的几十年里，柯鲁克是中国出生于传教士家庭的最后一代西方人。 这段经历定义了他们的命运。有些人，比如《时代》(Time)和《生活》(Life)的出版人亨利·卢斯成为了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但包括柯鲁克在内的一些人则将共产党视作拯救者，认为共产党让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悲惨。（还有一些人则介于两者之间，比如美国外交官约翰·帕顿·戴维斯，他因在麦卡锡时代成为攻击目标而闻名。）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柯鲁克自视为社会变革的观察者；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她认为自己是变革的推动者。 1939年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后，她回到中国，在四川西部贫困偏僻的村庄以徒步或者骡车方式进行实地考察，有时甚至是借助滑索穿越沟壑和山口。 在中国，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大卫·柯鲁克。作为一名忠诚的英国共产党人，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与法西斯作战，同时还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的前身）担任间谍。战斗结束后，该部派他到中国从事类似的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这对夫妇搬到英国，大卫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伊莎白在一家军工厂工作，并加入了共产党。两人于1942年结婚。 1947年，柯鲁克夫妇回到中国，在中国内战期间，他们在大后方的乡镇教授英语。1949年，共产党胜利进入北京，标志着新中国的建立，他们是为数不多陪同共产党的军队进入北京的西方人士之一。 柯鲁克夫妇成为了中共的忠实信徒。他们是后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创始教员，在那里，他们帮助培养了几代中国外交官。 他们根据自己在中国农村度过的岁月，共同写了两本书：《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Ten Mile Inn(1959)]和《阳邑公社的头几年》[The First Years of Yangyi Commune(1966)]。 这两本书分析了共产主义革命等世界历史变化对农村日常生活的影响，成为了中国民族志领域的经典之作。 与其他西方人不同，柯鲁克夫妇选择住在校园，与他们的学生和其他教职员工住在一起。他们穿着简单的粗布衣服，就像他们的邻居一样。没有人称柯鲁克夫人为“教授”；她始终是“伊莎白同志”。 即使在1967年至1973年“文革”最激烈的时候，大卫被控间谍罪入狱，他们的信仰也没有动摇。柯鲁克夫人坚称他是无辜的，但她的辩护适得其反，自己反而被软禁数年。 他们于1973年获释，得到总理周恩来的平反。他们后来表示，愿意原谅中国政府的过激行为。 柯鲁克于2013年出版了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著作《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1》[Prosperity’s Predicament: Identity,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Rural Wartime China (1940-1941)]，该书基于她在战前的田野调查笔记，由柯临清(Christina Gilmartin)和俞锡玑整理撰写。 作为该书编辑之一，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学教授贺萧(Gail Hershatter)表示，这部作品以独特视角审视了农村社会，即便在中国，由于城市化进程迅猛，农村在许多人眼里似乎也成了异邦。 “她毕生都对大城市以外地区发生的事情兴趣盎然，超出了历史学家和书面记录者的视野范畴，”贺萧在电话采访中说。“她对有趣的事物和日常生活中真正值得记录的东西有着敏锐的直觉。” 伊莎白·乔伊·布朗1915年12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会成都。她的双亲荷马与穆丽尔·布朗（原姓霍基）都是来自加拿大的卫理公会传教士，在中国的学校和大学任职。 1939年，她从多伦多大学毕业，获得人类学学位。在战时的英国生活期间，她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但没有完成学业。 除了儿子卡尔，她身后还留下两个儿子迈克尔和保罗；她的妹妹朱莉娅·贝克；六名孙辈以及九名曾孙辈。大卫·柯鲁克已于2000年去世，享年90岁。 尽管仍致力于实现中国革命的愿景，柯鲁克没有回避对政府的批评，特别是在1981年从教职退休以后。 她与丈夫对1989年天安门广场周边的抗议全情投入，并对随后导致数百乃至数千人丧生的政府镇压行动震惊不已。 但她偶尔的批评并没有影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给予她赞誉。2019年，习近平主席授予她中国友谊勋章，这是中国向外籍人士颁发的最高荣誉。
伊莎白·柯鲁克，摄于1940年，当时的名字是伊莎白·布朗。她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了日本侵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共产主义革命。
2019年，柯鲁克与习近平合影，习近平授予她中国的友谊勋章，这是中国向外籍人士颁发的最高荣誉。
伊莎白·柯鲁克周日在北京去世，享年107岁。她出生于中国，父亲是一名加拿大传教士。她后来成为自己所移居的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外国人之一，作为教育家、人类学家和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有力拥护者而深受爱戴。
她的儿子卡尔·柯鲁克说，她因肺炎在医院去世。
在日本侵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共产主义革命之前的几十年里，柯鲁克是中国出生于传教士家庭的最后一代西方人。
这段经历定义了他们的命运。有些人，比如《时代》(Time)和《生活》(Life)的出版人亨利·卢斯成为了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但包括柯鲁克在内的一些人则将共产党视作拯救者，认为共产党让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悲惨。（还有一些人则介于两者之间，比如美国外交官约翰·帕顿·戴维斯，他因在麦卡锡时代成为攻击目标而闻名。）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柯鲁克自视为社会变革的观察者；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她认为自己是变革的推动者。
1939年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后，她回到中国，在四川西部贫困偏僻的村庄以徒步或者骡车方式进行实地考察，有时甚至是借助滑索穿越沟壑和山口。
在中国，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大卫·柯鲁克。作为一名忠诚的英国共产党人，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与法西斯作战，同时还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的前身）担任间谍。战斗结束后，该部派他到中国从事类似的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这对夫妇搬到英国，大卫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伊莎白在一家军工厂工作，并加入了共产党。两人于1942年结婚。
1947年，柯鲁克夫妇回到中国，在中国内战期间，他们在大后方的乡镇教授英语。1949年，共产党胜利进入北京，标志着新中国的建立，他们是为数不多陪同共产党的军队进入北京的西方人士之一。
柯鲁克夫妇成为了中共的忠实信徒。他们是后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创始教员，在那里，他们帮助培养了几代中国外交官。
他们根据自己在中国农村度过的岁月，共同写了两本书：《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Ten Mile Inn(1959)]和《阳邑公社的头几年》[The First Years of Yangyi Commune(1966)]。
这两本书分析了共产主义革命等世界历史变化对农村日常生活的影响，成为了中国民族志领域的经典之作。
与其他西方人不同，柯鲁克夫妇选择住在校园，与他们的学生和其他教职员工住在一起。他们穿着简单的粗布衣服，就像他们的邻居一样。没有人称柯鲁克夫人为“教授”；她始终是“伊莎白同志”。
即使在1967年至1973年“文革”最激烈的时候，大卫被控间谍罪入狱，他们的信仰也没有动摇。柯鲁克夫人坚称他是无辜的，但她的辩护适得其反，自己反而被软禁数年。
他们于1973年获释，得到总理周恩来的平反。他们后来表示，愿意原谅中国政府的过激行为。
柯鲁克于2013年出版了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著作《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1》[Prosperity’s Predicament: Identity,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Rural Wartime China (1940-1941)]，该书基于她在战前的田野调查笔记，由柯临清(Christina Gilmartin)和俞锡玑整理撰写。
作为该书编辑之一，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学教授贺萧(Gail Hershatter)表示，这部作品以独特视角审视了农村社会，即便在中国，由于城市化进程迅猛，农村在许多人眼里似乎也成了异邦。
“她毕生都对大城市以外地区发生的事情兴趣盎然，超出了历史学家和书面记录者的视野范畴，”贺萧在电话采访中说。“她对有趣的事物和日常生活中真正值得记录的东西有着敏锐的直觉。”
伊莎白·乔伊·布朗1915年12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会成都。她的双亲荷马与穆丽尔·布朗（原姓霍基）都是来自加拿大的卫理公会传教士，在中国的学校和大学任职。
1939年，她从多伦多大学毕业，获得人类学学位。在战时的英国生活期间，她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但没有完成学业。
除了儿子卡尔，她身后还留下两个儿子迈克尔和保罗；她的妹妹朱莉娅·贝克；六名孙辈以及九名曾孙辈。大卫·柯鲁克已于2000年去世，享年90岁。
尽管仍致力于实现中国革命的愿景，柯鲁克没有回避对政府的批评，特别是在1981年从教职退休以后。
她与丈夫对1989年天安门广场周边的抗议全情投入，并对随后导致数百乃至数千人丧生的政府镇压行动震惊不已。
但她偶尔的批评并没有影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给予她赞誉。2019年，习近平主席授予她中国友谊勋章，这是中国向外籍人士颁发的最高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