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1日，我从低风险地区运城返回西安。我在运城只待了一晚，西安离运城也不到一个半小时车程。上午10：32准时到站，出站扫码，我的一码通是正常的绿码，回西安前也刚做过核算检测。
按惯例出站还需扫行程卡，显示却是黄码。怎么回事？一看，原来上面标明，我14天之内，除了去过运城，还去过菲律宾。但我从来没有去过菲律宾。
然后我被拦住了，说是登记一下。本以为最多十来分钟就解释、查清并解决的问题，却把我带到车站隔离区，登记完，身份证收了。待了三个多小时。
说等雁塔区的防控人员来接。中间我不断申诉，没人听，一人让我打12345，打了没用；然后我又打10086，要求确认漫游地，答复正在处理中，让我等待。我把行程卡被黄标的消息发到朋友圈，有人说，你是不是时空接触；有人说，你是不是用过vpn；有人说，你的电话号码是不是被盗用了；还有人说，你是不是因啥事被监控了。我只能说，我是好公民，没手机翻墙，没干违反防疫政策和违法的事。
几个小时干耗，又渴又饿，疲惫焦虑。不同的人，拦阻的、登记的、交接的，问了七八次以上的问题就是：你真的没有去过国外？我七八次回答：我真的没去。然后就是沉默。没心情看随身带的《柏拉图对话集》，我无聊地刷着抖音。我已快到知天命年龄，生命紧迫感越来越强，故每日做有意义的事，不愿浪费一分钟光阴。在这个过程中，看管的五六人，他们笼罩在防疫白袍里，都没啥话可说，大部分时间都看着手机。他们已经见得太多了。
到一点半，才由专门的防疫车送到住处。临行和路上，分别接到社区和街办人员三四次电话：“你下午就好好在家隔离，等雁塔区防御办核实后，你就可以自由行动了。”好吧，配合。下午三点多，接到一个雁塔区防疫人员电话，说是核实的，让我再想想最近一年出过国没有？并且强调国家大数据不可能出错。我瞬间无奈地笑了。还需要追溯到一年时间？我去过哪里，不是有出入境管理处可以查么？不是可以跟移动公司查实么？不是有我的出门车次记录么？所谓的核实，就是让我这个无辜的当事人来承担举证责任？国家大数据没错，难道我被出国被菲律宾了，还成了我的错？大数据难道仅仅是行程卡上的数据，不是还有别的各种有关我生活出行的数据都可以相互印证吗？而且从常识理解，我若最近14天真去了菲律宾，难道还能容许我自由坐高铁，我不早就一进海关就被隔离了？
没有道理可讲。晚上八点多，再度咨询10086，正式回复，已经确认，我最近一年的确只在西安和运城活动过。兴冲冲打开行程卡，仍然显示黄码，仍然去过菲律宾。再问10086，回复：行程卡是对方app设置问题，与移动公司无关。
今天早上打开行程卡，我仍然是黄码，仍然去过菲律宾。然后又接到街办电话，说国家大数据地方没有改动权限。让我自己申诉，可是按照行程卡底下的客服，我就是向10086申诉了啊，有什么用呢？专门打开“通信大数据行程卡使用指南”，最后一段明确规定：“如果在行程查验过程中遇到用户查不到数据或查询结果和实际行程不符的情况，建议能结合用户提供的车票、机票或其他证明材料，综合判断查验结果。”显然，其意思是，如果用户出现错误信息，执法者需要综合权衡其他材料，然后做出合理的、人性化的决定。
可是，现在许多地方的疫情执法已经成为了简单的一刀切，不考虑其中可能的失误、当事人的具体处境。为了避免自己承担责任，就宁愿加码执法，快速高效把人控制起来，整治什么都能雷厉风行；但一旦涉及具体当事人的基本诉求，就层层推诿，部门之间互相踢皮球，办事效率低下得令人发指。我遭遇的这件事非常非常的小，比起很多因疫情影响被隔离十四天、被关闭生意、被各种耽误损失的人来说，实在不值一提。但我认为其中暴露的问题，真的值得深思。
疫情似乎成为了政治正确，只要是疫情管控，所有人就得服从大局，执法者也都是一副义正词严按规则办事的面孔。搞得现在连提出一些科学合理的建议，或者就自己的一些不公平遭遇公开诉说一下，都要小心翼翼，害怕被攻击、被上纲上线，甚至被承担法律责任。我是法律专业人士，法律人的一个特质就是保守，所以我最不希望生活秩序被破坏。作为普通人，我希望社会稳定和谐，人人心情舒畅，能够把更多心力用在实现繁荣上，而不是被无谓地消耗。真正的安全不仅体现于不被疫情感染，社会治安好，也体现在我们能够正常出行，自由理性发表意见，遇到事情能及时有效沟通解决。疫情还在反复，紧急成为常态，如果老是担心被黄码被红码，老是担心自己的一点抗议都被扭曲，那也是一种不安全感。
我也清楚，很多防疫执法人员紧张辛劳，承受各种压力。他们也生活在害怕失去职位失去工作的恐惧当中。我甚至要说，要是换成我在那个位置，我也会按规则办事，我也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于被执法的对象，不管他们是焦虑也好，痛苦也好，看得多了，我也会变得麻木。久而久之，我就习惯了我的职业无情和我的日常情感的分裂。所以，我不会说他们是平庸的恶，每个人都是弱小的，都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处境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生存的选择。
所以我想提出一个“谌洪果之问”：我们都仿佛被无形的力量笼罩着，我们也不知道谁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每个人的做法都没有错，都可以理解——普通人没错，执行者没错，决策者没错，国家更不会错。那么，错在哪里呢？我认为最好的答案就是错在疫情，狗日的新冠病毒。
如果就是这样，我放弃一切“为权利斗争”的念想。我会明智地告诉自己，要适应这样的生活。我会自我安慰，没啥没啥，大部分日子都国泰民安着呢，何况有时我们还会遇到幸运的事。而当我们遭遇不幸的事时，就要想开些，自认倒霉。命运无常，交给偶然。对于普通人来说，人生就是偶然，必须承认这一严峻的事实。所以，低三下四、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挺好的。说实话，这就是我现在的人生观。
但我还是期待规则的背后，有一些慈悲；我还是怀着侥幸（同样是偶然的期待），就看这种懒政要多久。我还真有点不信，疫情之下我们的执法者各种大事件大场面都能处理过去，应对过去，对于我这个小小的普通人的被菲律宾被黄码的这么一件小如微尘的事，就要一天一天拖下去。在疫情现实的真相外，我想说出另一个真相，关于人心的真相：人心硬了，会很脆弱；人心软了，才会坚韧。
如果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谁）解决了我的问题，我向你们致以温情的敬意。
2021年11月11日，我从低风险地区运城返回西安。我在运城只待了一晚，西安离运城也不到一个半小时车程。上午10：32准时到站，出站扫码，我的一码通是正常的绿码，回西安前也刚做过核算检测。
按惯例出站还需扫行程卡，显示却是黄码。怎么回事？一看，原来上面标明，我14天之内，除了去过运城，还去过菲律宾。但我从来没有去过菲律宾。
然后我被拦住了，说是登记一下。本以为最多十来分钟就解释、查清并解决的问题，却把我带到车站隔离区，登记完，身份证收了。待了三个多小时。
说等雁塔区的防控人员来接。中间我不断申诉，没人听，一人让我打12345，打了没用；然后我又打10086，要求确认漫游地，答复正在处理中，让我等待。我把行程卡被黄标的消息发到朋友圈，有人说，你是不是时空接触；有人说，你是不是用过vpn；有人说，你的电话号码是不是被盗用了；还有人说，你是不是因啥事被监控了。我只能说，我是好公民，没手机翻墙，没干违反防疫政策和违法的事。
几个小时干耗，又渴又饿，疲惫焦虑。不同的人，拦阻的、登记的、交接的，问了七八次以上的问题就是：你真的没有去过国外？我七八次回答：我真的没去。然后就是沉默。没心情看随身带的《柏拉图对话集》，我无聊地刷着抖音。我已快到知天命年龄，生命紧迫感越来越强，故每日做有意义的事，不愿浪费一分钟光阴。在这个过程中，看管的五六人，他们笼罩在防疫白袍里，都没啥话可说，大部分时间都看着手机。他们已经见得太多了。
到一点半，才由专门的防疫车送到住处。临行和路上，分别接到社区和街办人员三四次电话：“你下午就好好在家隔离，等雁塔区防御办核实后，你就可以自由行动了。”好吧，配合。下午三点多，接到一个雁塔区防疫人员电话，说是核实的，让我再想想最近一年出过国没有？并且强调国家大数据不可能出错。我瞬间无奈地笑了。还需要追溯到一年时间？我去过哪里，不是有出入境管理处可以查么？不是可以跟移动公司查实么？不是有我的出门车次记录么？所谓的核实，就是让我这个无辜的当事人来承担举证责任？国家大数据没错，难道我被出国被菲律宾了，还成了我的错？大数据难道仅仅是行程卡上的数据，不是还有别的各种有关我生活出行的数据都可以相互印证吗？而且从常识理解，我若最近14天真去了菲律宾，难道还能容许我自由坐高铁，我不早就一进海关就被隔离了？
没有道理可讲。晚上八点多，再度咨询10086，正式回复，已经确认，我最近一年的确只在西安和运城活动过。兴冲冲打开行程卡，仍然显示黄码，仍然去过菲律宾。再问10086，回复：行程卡是对方app设置问题，与移动公司无关。
今天早上打开行程卡，我仍然是黄码，仍然去过菲律宾。然后又接到街办电话，说国家大数据地方没有改动权限。让我自己申诉，可是按照行程卡底下的客服，我就是向10086申诉了啊，有什么用呢？专门打开“通信大数据行程卡使用指南”，最后一段明确规定：“如果在行程查验过程中遇到用户查不到数据或查询结果和实际行程不符的情况，建议能结合用户提供的车票、机票或其他证明材料，综合判断查验结果。”显然，其意思是，如果用户出现错误信息，执法者需要综合权衡其他材料，然后做出合理的、人性化的决定。
可是，现在许多地方的疫情执法已经成为了简单的一刀切，不考虑其中可能的失误、当事人的具体处境。为了避免自己承担责任，就宁愿加码执法，快速高效把人控制起来，整治什么都能雷厉风行；但一旦涉及具体当事人的基本诉求，就层层推诿，部门之间互相踢皮球，办事效率低下得令人发指。我遭遇的这件事非常非常的小，比起很多因疫情影响被隔离十四天、被关闭生意、被各种耽误损失的人来说，实在不值一提。但我认为其中暴露的问题，真的值得深思。
疫情似乎成为了政治正确，只要是疫情管控，所有人就得服从大局，执法者也都是一副义正词严按规则办事的面孔。搞得现在连提出一些科学合理的建议，或者就自己的一些不公平遭遇公开诉说一下，都要小心翼翼，害怕被攻击、被上纲上线，甚至被承担法律责任。我是法律专业人士，法律人的一个特质就是保守，所以我最不希望生活秩序被破坏。作为普通人，我希望社会稳定和谐，人人心情舒畅，能够把更多心力用在实现繁荣上，而不是被无谓地消耗。真正的安全不仅体现于不被疫情感染，社会治安好，也体现在我们能够正常出行，自由理性发表意见，遇到事情能及时有效沟通解决。疫情还在反复，紧急成为常态，如果老是担心被黄码被红码，老是担心自己的一点抗议都被扭曲，那也是一种不安全感。
我也清楚，很多防疫执法人员紧张辛劳，承受各种压力。他们也生活在害怕失去职位失去工作的恐惧当中。我甚至要说，要是换成我在那个位置，我也会按规则办事，我也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于被执法的对象，不管他们是焦虑也好，痛苦也好，看得多了，我也会变得麻木。久而久之，我就习惯了我的职业无情和我的日常情感的分裂。所以，我不会说他们是平庸的恶，每个人都是弱小的，都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处境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生存的选择。
所以我想提出一个“谌洪果之问”：我们都仿佛被无形的力量笼罩着，我们也不知道谁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每个人的做法都没有错，都可以理解——普通人没错，执行者没错，决策者没错，国家更不会错。那么，错在哪里呢？我认为最好的答案就是错在疫情，狗日的新冠病毒。
如果就是这样，我放弃一切“为权利斗争”的念想。我会明智地告诉自己，要适应这样的生活。我会自我安慰，没啥没啥，大部分日子都国泰民安着呢，何况有时我们还会遇到幸运的事。而当我们遭遇不幸的事时，就要想开些，自认倒霉。命运无常，交给偶然。对于普通人来说，人生就是偶然，必须承认这一严峻的事实。所以，低三下四、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挺好的。说实话，这就是我现在的人生观。
但我还是期待规则的背后，有一些慈悲；我还是怀着侥幸（同样是偶然的期待），就看这种懒政要多久。我还真有点不信，疫情之下我们的执法者各种大事件大场面都能处理过去，应对过去，对于我这个小小的普通人的被菲律宾被黄码的这么一件小如微尘的事，就要一天一天拖下去。在疫情现实的真相外，我想说出另一个真相，关于人心的真相：人心硬了，会很脆弱；人心软了，才会坚韧。
如果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谁）解决了我的问题，我向你们致以温情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