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加注文字，中国江西省九江市一家企业员工在生产LED光源。
过去一周，国际评级公司穆迪连续发布报告——12月5日穆迪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A1不变，但将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12月6日穆迪将香港、澳门政府的信用评级维持“Aa3”不变，但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此外，穆迪还把18家中国企业和8家中国银行的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至“负面”。企业名单上有13家央企及其子公司、两家地方国企及子公司，以及三家民营企业，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银行名单上有三家政策性银行和五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
上次类似动作是2016年3月，穆迪同样将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更严重的举措是2017年，穆迪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3下调至A1。
一连串动作引发中国、香港政府的反对，同时中港股市连续下跌。外界则探讨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明年的经济复苏延续今年疲弱的态势？
“这是一场金融战争”，泷韬资产创始人和投资总监袁玉玮认为，穆迪此举将引发外资减少中国资产，也将推高中国的融资成本，可能导致资产质量恶化。
本周五（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五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称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
原因与回应
穆迪报告称，此次将中国信用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的主要理由有：
政府和更广泛的公共部门将向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和国企提供财政支持，这将对中国的财政、经济和体制实力构成广泛的下行风险。与中期经济持续较低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缩水相关的风险增加。政策的有效性也就是如何在支持经济恢复的同时，防范道德风险、遏制对主权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也面临挑战。
简而言之，地方债过高，使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财力下降；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使中期经济受到影响；而这两者也互相影响，因为房地产下行对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带来较大冲击。去年土地出让收入占中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7%左右。
此外穆迪还认为，中国政府今年发行地方政府特殊再融资债券、增发1万亿元国债，去年还增加了中央转移支付规模（指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的拨款额度），这些措施将短期缓解地方政府压力，但会给主权财政实力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称，对穆迪的决定“感到失望”，中国的经济持续向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因此穆迪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财政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上述负责人进一步表示，近年来，受房地产市场影响，房地产相关税收有所下降，但其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没有大幅回落。总的来看，房地产市场下行给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带来的影响是可控的、结构性的。
对于地方债的问题，中国财政部表示，中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制度体系已经建立，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无序举债的蔓延扩张态势得到初步遏制。
中国地方债问题由来已久。在2020年中国土地出让收入飙升至创纪录的8.4万亿元，相当于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支撑了疫情第一年的财政预算。
与此同时，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突然收紧，深刻改变房地产金融格局，火热的楼市骤然遇冷，包括恒大在内的房地产企业陷入困境，相应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罕见地出现大幅下滑。
从中国各省情况可以粗略归纳出，根据各地疫情严重情况不同，防疫投入大致在财政总支出的2%-6%之间，由此推算去年中国防疫总支出可能在5200亿元至1.56万亿之间。
防疫支出的这部分增量是往年财政安排中没有的，再加上土地出让收入减少，“一增一减”下，使地方政府财政吃紧。
多重信号交织
与2017年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3下调至A1不同，本次调整仅针对评级展望，但维持了现有评级。
穆迪称，这反映出中国财政和体制资源能够有序管理这一转变。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放缓但仍强劲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有效应对冲击。由于拥有大量国内储蓄，中国有较高的债务承受能力，外部风险和融资成本较低。
此外，较强的经济实力也支撑了政府收入，如果能够有效配置，就可以调动财政资源来支持地方政府以及间接支持地方融资平台。尽管政策有效性正经受检验，但过去中国政策实施的有效记录也支持A1评级。
不过，花旗银行在其最新的研究报告中，却将中国发行人的投资级债券展望从低配上调为市场配置，称中国的投资级债券有一定价值。
另一家评级公司“标准普尔”近期的报告称，中国房地产的市场情绪和价格均开始出现正常化迹象，已接近见底。
标准普尔在近期一场电话会议上也表示，该机构最大的担忧是，房地产危机恶化的“溢出效应”可能会使中国明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低于3%”。
图像加注文字，与2017年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3下调至A1不同，本次调整仅针对评级展望，但维持了现有评级。
一个月前，穆迪也将美国的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原因归结为美国赤字上升，利率高，以及政治两极分化加大了达成可持续财政方案的难度。
值得一提的是，穆迪对香港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时提到，有迹象显示，香港政治和法律机构的自主权有所削弱，特别是在2020年实施《香港国安法》及香港选举制度发生变化之后；该机构预计香港在政治、机构和经济方面的决策权将继续逐步削弱。
香港政府对此予以反驳，称与穆迪的评论相反，《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终止了混乱局面，恢复稳定并增强外界信心，而且今年年11月，香港银行体系的存款总额达到约2万亿美元，比《香港国安法》实施前增长了约10%。
中国经济未来展望究竟如何？
从采访来看，可以概括为乐观但脆弱。
经济学人智库（EIU）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苏月向BBC中文表示，该机构已将中国的GDP预测从5.2%上调至 5.5%。第三季度的表现强于预期，加上政府近期支持房地产开发商的举措以及特别国债的发行，都将有助于第四季度的持续复苏。
另外，中国有望在2024年实现稳定增长。预计GDP同比增速将放缓至4.8%，比2023年下降超过半个百分点，但与2023年后经济危机后的复苏阶段相比，中国经济的基础将更加稳固，预计消费者情绪将逐步改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信心依然脆弱，任何（哪怕是轻微的）冲击都有可能使需求再次放缓。低通胀环境不仅会刺激人们推迟消费，还会阻碍工业利润的增长，尤其是在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导致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苏月称。
本周五，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称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
仲量联行（JLL）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溟认为，“毫无疑问，财政政策将在2024年发挥主导作用”。
图像加注文字，中国江西省九江市一家企业员工在生产LED光源。
过去一周，国际评级公司穆迪连续发布报告——12月5日穆迪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A1不变，但将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12月6日穆迪将香港、澳门政府的信用评级维持“Aa3”不变，但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此外，穆迪还把18家中国企业和8家中国银行的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至“负面”。企业名单上有13家央企及其子公司、两家地方国企及子公司，以及三家民营企业，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银行名单上有三家政策性银行和五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
上次类似动作是2016年3月，穆迪同样将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更严重的举措是2017年，穆迪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3下调至A1。
一连串动作引发中国、香港政府的反对，同时中港股市连续下跌。外界则探讨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明年的经济复苏延续今年疲弱的态势？
“这是一场金融战争”，泷韬资产创始人和投资总监袁玉玮认为，穆迪此举将引发外资减少中国资产，也将推高中国的融资成本，可能导致资产质量恶化。
本周五（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五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称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
原因与回应
穆迪报告称，此次将中国信用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的主要理由有：
政府和更广泛的公共部门将向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和国企提供财政支持，这将对中国的财政、经济和体制实力构成广泛的下行风险。与中期经济持续较低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缩水相关的风险增加。政策的有效性也就是如何在支持经济恢复的同时，防范道德风险、遏制对主权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也面临挑战。
简而言之，地方债过高，使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财力下降；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使中期经济受到影响；而这两者也互相影响，因为房地产下行对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带来较大冲击。去年土地出让收入占中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7%左右。
此外穆迪还认为，中国政府今年发行地方政府特殊再融资债券、增发1万亿元国债，去年还增加了中央转移支付规模（指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的拨款额度），这些措施将短期缓解地方政府压力，但会给主权财政实力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称，对穆迪的决定“感到失望”，中国的经济持续向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因此穆迪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财政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上述负责人进一步表示，近年来，受房地产市场影响，房地产相关税收有所下降，但其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没有大幅回落。总的来看，房地产市场下行给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带来的影响是可控的、结构性的。
对于地方债的问题，中国财政部表示，中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制度体系已经建立，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无序举债的蔓延扩张态势得到初步遏制。
中国地方债问题由来已久。在2020年中国土地出让收入飙升至创纪录的8.4万亿元，相当于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支撑了疫情第一年的财政预算。
与此同时，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突然收紧，深刻改变房地产金融格局，火热的楼市骤然遇冷，包括恒大在内的房地产企业陷入困境，相应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罕见地出现大幅下滑。
从中国各省情况可以粗略归纳出，根据各地疫情严重情况不同，防疫投入大致在财政总支出的2%-6%之间，由此推算去年中国防疫总支出可能在5200亿元至1.56万亿之间。
防疫支出的这部分增量是往年财政安排中没有的，再加上土地出让收入减少，“一增一减”下，使地方政府财政吃紧。
多重信号交织
与2017年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3下调至A1不同，本次调整仅针对评级展望，但维持了现有评级。
穆迪称，这反映出中国财政和体制资源能够有序管理这一转变。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放缓但仍强劲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有效应对冲击。由于拥有大量国内储蓄，中国有较高的债务承受能力，外部风险和融资成本较低。
此外，较强的经济实力也支撑了政府收入，如果能够有效配置，就可以调动财政资源来支持地方政府以及间接支持地方融资平台。尽管政策有效性正经受检验，但过去中国政策实施的有效记录也支持A1评级。
不过，花旗银行在其最新的研究报告中，却将中国发行人的投资级债券展望从低配上调为市场配置，称中国的投资级债券有一定价值。
另一家评级公司“标准普尔”近期的报告称，中国房地产的市场情绪和价格均开始出现正常化迹象，已接近见底。
标准普尔在近期一场电话会议上也表示，该机构最大的担忧是，房地产危机恶化的“溢出效应”可能会使中国明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低于3%”。
图像加注文字，与2017年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3下调至A1不同，本次调整仅针对评级展望，但维持了现有评级。
一个月前，穆迪也将美国的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原因归结为美国赤字上升，利率高，以及政治两极分化加大了达成可持续财政方案的难度。
值得一提的是，穆迪对香港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时提到，有迹象显示，香港政治和法律机构的自主权有所削弱，特别是在2020年实施《香港国安法》及香港选举制度发生变化之后；该机构预计香港在政治、机构和经济方面的决策权将继续逐步削弱。
香港政府对此予以反驳，称与穆迪的评论相反，《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终止了混乱局面，恢复稳定并增强外界信心，而且今年年11月，香港银行体系的存款总额达到约2万亿美元，比《香港国安法》实施前增长了约10%。
中国经济未来展望究竟如何？
从采访来看，可以概括为乐观但脆弱。
经济学人智库（EIU）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苏月向BBC中文表示，该机构已将中国的GDP预测从5.2%上调至 5.5%。第三季度的表现强于预期，加上政府近期支持房地产开发商的举措以及特别国债的发行，都将有助于第四季度的持续复苏。
另外，中国有望在2024年实现稳定增长。预计GDP同比增速将放缓至4.8%，比2023年下降超过半个百分点，但与2023年后经济危机后的复苏阶段相比，中国经济的基础将更加稳固，预计消费者情绪将逐步改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信心依然脆弱，任何（哪怕是轻微的）冲击都有可能使需求再次放缓。低通胀环境不仅会刺激人们推迟消费，还会阻碍工业利润的增长，尤其是在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导致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苏月称。
本周五，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称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
仲量联行（JLL）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溟认为，“毫无疑问，财政政策将在2024年发挥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