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再次面临1989年的总危机时刻 黄榆 资料照：中国军队士兵向中共党旗宣誓。 编者按：这是黄榆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2025开年才一周，春天远未到来，中国社会却仿佛突然间醒来了，似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一场真正的大危机正在来临。而且，这场大危机与36年前，即1989年，中国人所面临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极其相似，甚至更加严峻。 虽然媒体上不再出现2024年频繁发生的系列社会性报复案件，但是从资本市场到社会领域，空前强烈的恐慌情绪正在蔓延。度过新冠结束后混沌不明的两年后，听了多年的“黑犀牛”和“灰天鹅”之后，中国人民终于发现，“危机之狼”真的来了。 36年前的危机重新降临？ 跨年后的第一周，股市、债市和汇市连跌不止，投资者的市场信心遭到重创；中纪委的年度工作会议放出新一轮的清洗信号，党内情绪似乎不再是被动反应式的人心惶惶，而是普遍不满；两个地方法庭分别宣判了拍摄“白纸革命”纪录片的导演陈品霖和为“709”案件受害律师辩护的人权律师余文生，国际人权组织纷纷表示失望和谴责；陕西渭南地区蒲城因为一桩学校霸凌-死亡案件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遭到当局强力镇压，犹如昔日瓮安事件重演。 与此同时，在人民收入普遍下降、中央要求财政过紧日子的关键时刻，从今年1月1日起，中国官僚体制内开始提高人均月工资标准300到500元，且一次性补发半年之多；一个不包含进口原研药反而充斥大量中成药的新医保药品名录从1月1日起生效实施。 虽然中国高层在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终于承认需将提振内需放在经济政策首位，但是 与稍早的十万亿国债发行类似，只是作为地方债的置换，救地方政府而已。当全中国处于可见的处于经济萧条中，收入下降、就业恶化，而中央的反危机政策姗姗来迟，雷声大雨点小，仅有的实惠都施诸于体制内官僚和利益集团，民众几乎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福利增加，连基本的健康保障药品都被剥夺。 凡此种种，汇成了一个与36年前政治危机相似构因的社会危机图景，中国正在面临一个真正的总危机时刻。 1989年爆发的大规模学生民主示威，之所以最终演成血腥屠杀并且让中共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导致中共面对1976年之后最大政治危机的关键在于中共领袖邓小平拒绝政治让步，拒绝与新兴精英集团或者党内新兴改革力量分享哪怕些微的政治权力，尽管此前已经进行了十年围绕承包制展开的企业管理权力的下放。而要求政治分权是学生和知识精英运动之初的主要诉求，也是赵紫阳与邓小平在分权和让步双重问题面临决裂的根本原因。 2025年的中国危机，不仅与36年前的政治危机极其相似，而且某种程度上堪称一场更严重的双重危机：一方面无论中共怎么试图在经济上放松管制，中国领袖就是“坚决不改”政治制度，不愿意在宪政层面重新确认私有产权并承认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不愿意进行任何的政治权力分享；另一方面，整个官僚集团加入了这种顽固体制的共谋，抵制再分配的调整，拒绝向底层民众、中产阶级等社会主体让利，反而以官僚阶级掌控的国家暴力严格限制民众有关欠薪、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等等所有要求增加经济分配的诉求，将镇压常态化。 尤其后者，理论上才是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而有关拒绝分权和让利两种强硬的威权主义立场则在总体上构成了由威权领袖与官僚集团共同拒绝向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政治诉求和底层阶级的经济诉求让步、让利从而可能爆发一场持续性的政治危机。 而且，相比1989年由学生和知识精英及其党内代理人赵紫阳的代表性博弈，由于当下所有党内外的政治异议代表都被消灭殆尽，中共领袖和官僚集团不得不直接与阶级和公众进行集团性博弈，其范围和复杂程度都远远超出1989年的情形，并可能让这场政治危机被表面的社会危机或者经济危机所掩盖。 中国模式的总危机 譬如，日本媒体最近已经将2024年中国连续发生的社会报复性杀人案归为一场“阶级战争”，包括其中几桩针对日本儿童的屠杀案件，从阶级冲突的角度提醒国际社会，中国加剧的社会危机或许是政治危机的表象。 在中国，人们同样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在一个不承认所有新兴阶级的政治制度内部，新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先后沦为牺牲。从“房住不炒”政策推行以来，根据英国巴克莱银行的最新报告，中国房屋价值已经跌损18万亿美元，即市场经济40年以来整个新兴阶级的财富缩水三分之一。这符合过去几年各地平均房价下跌三分之一的感受，其中以中产阶级受损最重。 资产和大资产阶级在持续多年的政治压力下，则集体面临着“远洋捕捞”的现实威胁，成为各地方国家暴力和财政机器的猎物，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经营自由都岌岌可危，其阶级状况不比内战时期的“土豪”或者建政初期的资本家好多少。 即使对底层阶级来说，在“扶贫攻坚”运动结束后总体上被抛弃了，陷入新冠疫情后的挣扎。而中国最高层磨磨蹭蹭释出的几乎所有反危机措施，都证明了中共及其官僚集团的自私自利，对公众和体制外阶级则百般吝啬，唯一的善意就是警告官僚集团们下手轻一点儿：一方面口惠而不实的呼吁善待民企、称其为“自己人”以示安慰，先后抛出一份份文件要求行政机关少去打扰企业、要求“合法捕捞”等等；另一方面，“远洋捕捞”的势头一点不减，各地看守所里仍然挤满了大批企业家、投资者，还有最新进去的经济学家、自媒体评论人。 一言以蔽之，在经济危机到来逐渐成为共识之际，几乎各个体制外阶级也都看到了，中共的整个官僚集团才是那个最大的灰犀牛、房间里的大象，颟顸、吝啬，死死握住权柄和刀把子，不肯分权让利，将共和国的公共政治变成了私人国家、将国家再分配变成了体制内的分赃和对民众拥护与否的奖惩。 这种情形下，当中国人普遍将当下时局比拟为晚清或者明末，王亚南在内战时期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或许更为贴切地指向了今日中国的危机所在：官僚集团的空前膨胀、霸占政治和窃据权力，并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经济和官僚社会，不过表明中国仍然处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过渡阶段。 相应的，各地方的“远洋捕捞”最好不过地再次说明了中共体制内部的“封建”特性，即从所谓革命时期就形成的割据传统，构成了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中央-地方关系的主线，并且与条状系统混合，形成了一个庞大复杂、自私自利的官僚集团体系，主导着所有人的阶级上升和内部的利益和权力分配。历史上，这种吝啬顽固保守的特质从未改变，只有在他们意识到集体存亡困境且有足够强人能够主动让步媾和的情形下才可能松动，无论是清末还是1970年代末。 可见的，是沉寂多时的民企大佬马云、刘强东等以各自方式重出江湖，或者以演讲方式再度表明心迹，或者以回乡发钱反馈乡里，刷新资产阶级的存在感，也洗刷当局多年来对资产阶级“无序扩张”的污名化。 另一厢，当2025年新年伊始北京释出第一份有关统一大市场的改革文件，而非照往年惯例的有关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就已经表明官僚集团及其自我割据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危机根源，而温州出身的李强似乎正在扮演资产阶级政府总代理人的角色，配合党的领袖以“自我革命”的名义向官僚集团开刀。 这是何等迷幻的一种政治景观？！不啻一场自我政变。 而类似的自我政变刚刚发生在临近的韩国。问题在于，中国如此悄悄地从左到右的180度J型急转弯，到底是总危机到来、还是中共正在发动自我政变的信号？ 如果考虑到领袖熟悉的金庸小说，一定深谙所谓欲练神功必先自宫。或许，这是顽固、吝啬的政党面对狼来了之后唯一能做的改变吧。
2025年，中国再次面临1989年的总危机时刻
黄榆
资料照：中国军队士兵向中共党旗宣誓。
编者按：这是黄榆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2025开年才一周，春天远未到来，中国社会却仿佛突然间醒来了，似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一场真正的大危机正在来临。而且，这场大危机与36年前，即1989年，中国人所面临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极其相似，甚至更加严峻。
虽然媒体上不再出现2024年频繁发生的系列社会性报复案件，但是从资本市场到社会领域，空前强烈的恐慌情绪正在蔓延。度过新冠结束后混沌不明的两年后，听了多年的“黑犀牛”和“灰天鹅”之后，中国人民终于发现，“危机之狼”真的来了。
36年前的危机重新降临？
跨年后的第一周，股市、债市和汇市连跌不止，投资者的市场信心遭到重创；中纪委的年度工作会议放出新一轮的清洗信号，党内情绪似乎不再是被动反应式的人心惶惶，而是普遍不满；两个地方法庭分别宣判了拍摄“白纸革命”纪录片的导演陈品霖和为“709”案件受害律师辩护的人权律师余文生，国际人权组织纷纷表示失望和谴责；陕西渭南地区蒲城因为一桩学校霸凌-死亡案件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遭到当局强力镇压，犹如昔日瓮安事件重演。
与此同时，在人民收入普遍下降、中央要求财政过紧日子的关键时刻，从今年1月1日起，中国官僚体制内开始提高人均月工资标准300到500元，且一次性补发半年之多；一个不包含进口原研药反而充斥大量中成药的新医保药品名录从1月1日起生效实施。
虽然中国高层在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终于承认需将提振内需放在经济政策首位，但是 与稍早的十万亿国债发行类似，只是作为地方债的置换，救地方政府而已。当全中国处于可见的处于经济萧条中，收入下降、就业恶化，而中央的反危机政策姗姗来迟，雷声大雨点小，仅有的实惠都施诸于体制内官僚和利益集团，民众几乎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福利增加，连基本的健康保障药品都被剥夺。
凡此种种，汇成了一个与36年前政治危机相似构因的社会危机图景，中国正在面临一个真正的总危机时刻。
1989年爆发的大规模学生民主示威，之所以最终演成血腥屠杀并且让中共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导致中共面对1976年之后最大政治危机的关键在于中共领袖邓小平拒绝政治让步，拒绝与新兴精英集团或者党内新兴改革力量分享哪怕些微的政治权力，尽管此前已经进行了十年围绕承包制展开的企业管理权力的下放。而要求政治分权是学生和知识精英运动之初的主要诉求，也是赵紫阳与邓小平在分权和让步双重问题面临决裂的根本原因。
2025年的中国危机，不仅与36年前的政治危机极其相似，而且某种程度上堪称一场更严重的双重危机：一方面无论中共怎么试图在经济上放松管制，中国领袖就是“坚决不改”政治制度，不愿意在宪政层面重新确认私有产权并承认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不愿意进行任何的政治权力分享；另一方面，整个官僚集团加入了这种顽固体制的共谋，抵制再分配的调整，拒绝向底层民众、中产阶级等社会主体让利，反而以官僚阶级掌控的国家暴力严格限制民众有关欠薪、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等等所有要求增加经济分配的诉求，将镇压常态化。
尤其后者，理论上才是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而有关拒绝分权和让利两种强硬的威权主义立场则在总体上构成了由威权领袖与官僚集团共同拒绝向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政治诉求和底层阶级的经济诉求让步、让利从而可能爆发一场持续性的政治危机。
而且，相比1989年由学生和知识精英及其党内代理人赵紫阳的代表性博弈，由于当下所有党内外的政治异议代表都被消灭殆尽，中共领袖和官僚集团不得不直接与阶级和公众进行集团性博弈，其范围和复杂程度都远远超出1989年的情形，并可能让这场政治危机被表面的社会危机或者经济危机所掩盖。
中国模式的总危机
譬如，日本媒体最近已经将2024年中国连续发生的社会报复性杀人案归为一场“阶级战争”，包括其中几桩针对日本儿童的屠杀案件，从阶级冲突的角度提醒国际社会，中国加剧的社会危机或许是政治危机的表象。
在中国，人们同样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在一个不承认所有新兴阶级的政治制度内部，新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先后沦为牺牲。从“房住不炒”政策推行以来，根据英国巴克莱银行的最新报告，中国房屋价值已经跌损18万亿美元，即市场经济40年以来整个新兴阶级的财富缩水三分之一。这符合过去几年各地平均房价下跌三分之一的感受，其中以中产阶级受损最重。
资产和大资产阶级在持续多年的政治压力下，则集体面临着“远洋捕捞”的现实威胁，成为各地方国家暴力和财政机器的猎物，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经营自由都岌岌可危，其阶级状况不比内战时期的“土豪”或者建政初期的资本家好多少。
即使对底层阶级来说，在“扶贫攻坚”运动结束后总体上被抛弃了，陷入新冠疫情后的挣扎。而中国最高层磨磨蹭蹭释出的几乎所有反危机措施，都证明了中共及其官僚集团的自私自利，对公众和体制外阶级则百般吝啬，唯一的善意就是警告官僚集团们下手轻一点儿：一方面口惠而不实的呼吁善待民企、称其为“自己人”以示安慰，先后抛出一份份文件要求行政机关少去打扰企业、要求“合法捕捞”等等；另一方面，“远洋捕捞”的势头一点不减，各地看守所里仍然挤满了大批企业家、投资者，还有最新进去的经济学家、自媒体评论人。
一言以蔽之，在经济危机到来逐渐成为共识之际，几乎各个体制外阶级也都看到了，中共的整个官僚集团才是那个最大的灰犀牛、房间里的大象，颟顸、吝啬，死死握住权柄和刀把子，不肯分权让利，将共和国的公共政治变成了私人国家、将国家再分配变成了体制内的分赃和对民众拥护与否的奖惩。
这种情形下，当中国人普遍将当下时局比拟为晚清或者明末，王亚南在内战时期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或许更为贴切地指向了今日中国的危机所在：官僚集团的空前膨胀、霸占政治和窃据权力，并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经济和官僚社会，不过表明中国仍然处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过渡阶段。
相应的，各地方的“远洋捕捞”最好不过地再次说明了中共体制内部的“封建”特性，即从所谓革命时期就形成的割据传统，构成了1949年后中国政治的中央-地方关系的主线，并且与条状系统混合，形成了一个庞大复杂、自私自利的官僚集团体系，主导着所有人的阶级上升和内部的利益和权力分配。历史上，这种吝啬顽固保守的特质从未改变，只有在他们意识到集体存亡困境且有足够强人能够主动让步媾和的情形下才可能松动，无论是清末还是1970年代末。
可见的，是沉寂多时的民企大佬马云、刘强东等以各自方式重出江湖，或者以演讲方式再度表明心迹，或者以回乡发钱反馈乡里，刷新资产阶级的存在感，也洗刷当局多年来对资产阶级“无序扩张”的污名化。
另一厢，当2025年新年伊始北京释出第一份有关统一大市场的改革文件，而非照往年惯例的有关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就已经表明官僚集团及其自我割据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危机根源，而温州出身的李强似乎正在扮演资产阶级政府总代理人的角色，配合党的领袖以“自我革命”的名义向官僚集团开刀。
这是何等迷幻的一种政治景观？！不啻一场自我政变。
而类似的自我政变刚刚发生在临近的韩国。问题在于，中国如此悄悄地从左到右的180度J型急转弯，到底是总危机到来、还是中共正在发动自我政变的信号？
如果考虑到领袖熟悉的金庸小说，一定深谙所谓欲练神功必先自宫。或许，这是顽固、吝啬的政党面对狼来了之后唯一能做的改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