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总统顾问：与北京谈判无用 拜登应建立美国制造2025 https://t.co/kXBR1MCX1J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January 2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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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位资深总统顾问日前表示，华盛顿必须重新审视与北京打交道的政策与经验，清晰地意识到过去几十年来与中国的谈判几乎是毫无用处的；如果要说美中脱钩也是中国脱钩在先。熟悉美中关系的分析人士说，真正的全面脱钩是不可能的，但是华盛顿必须对北京守住互惠和对等的原则。 美国知名全球化和亚洲问题专家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一月份出版新书，《颠倒的世界：美国与中国全球领导力竞争》（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American,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Leadership）。 普雷斯托维茨此书详细描述了中国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主要挑战，以及美国和自由世界为应对这些挑战而必须采取的战略。 他认为，美国要拿出的应对战略必须比一场目标狭隘的贸易战更复杂、更全面，并且提出了美国及其盟国在不违反国际法或国内法的情况下，可以单方面使用的战略。谈判还是“脱钩”? 普雷斯托维茨星期四（1月28日）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场讨论会上说，美国要重新审视在过去几十年来的对华经贸政策，承认我们几十年来与中国的谈判几乎是“毫无用处”的。 针对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辩论的美中是否应该脱钩的问题，普雷斯托维茨说：“要脱钩的不是我们。要脱钩的正是中国！” 普雷斯托维茨认为，中国与美国的脱钩早在1993年就开始了。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且其经济规模当时还很小。 “但在1993年时，中国就决定建立自己的GPS卫星系统。其实他们本可以使用欧盟的伽利略系统，也可以使用美国的GPS系统；但是他们没有用，而是研发了中国自己的系统，就是几个月前投入运行的‘北斗’系统，”他说。 他还提到，在1997年，当美国正在与其谈判，准备将中国引进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就建造了自己的防火墙，将其互联网系统与美国的“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链接断开。 今年80岁的普雷斯托维茨是智库“经济战略研究所”(Economic Strategy Institute)所长，曾经担任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奥巴马等四任总统的顾问。 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 Citizen Power Initiatives for China)的创建人杨建利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其实最近这些年美国也在朝着脱钩的方向走，但是要真正彻底的脱钩是永远办不到的事情。 杨建利认为，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当前的状态和事实：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和其它领域的交往中，利用了美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漏洞，从中获得了许多利益；但是并不是脱钩就可以完全做到阻止中国这样做的。 他说：“我的观点是，美国与中国应该是分领域脱钩。比如，最精尖的高科技领域，现在已经基本上脱钩了。但是有些领域是不可能脱钩的，因为美中两国之间在一些领域的相互依存性实在是太高了。另外，全球化的程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无论是谁如果想使得全球化倒退，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只能是在全球化的状况下如何变得更加合理。” 关于美中脱钩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美中脱钩好像是在一条9车道的高速公路上，封死了一条车道；而其它的8条车道都是开通着的，其他人都在利用这条高速公路。在这种情势下，如果美国单方面脱钩，实际上是削弱自身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力。 杨建利认为，应该改变的是这条高速公路的行车规则，因为这条公路是一条单行线，是一种不平衡现象。而对中国的做法不满的不是美国一家，其它许多国家也不满意；但是仍然都在这条单行线上行驶着。这个时候美国的做法不应该是关闭其中一条线，而是要寻求公正和平衡，要努力去促成设立双向车道。 “即使在一些领域完全对等做不到，但是互惠和对等的原则是要坚持的，要作为一个目标去实现它。但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美国没有很好的坚持这个原则；这不仅仅是经济领域，也包括其它许多领域，”他说。经济利益与民主价值的平衡 曾担任四位美国总统顾问的普雷斯托维茨也承认，美国与中国彻底脱钩是非常困难的，经济代价也将会是非常昂贵的。 普雷斯托维茨表示，的确有人试图去推算与中国脱钩的经济代价；但是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推算出一个具体数字。他认为之所以无法做到，是“因为许多成本和代价都只能是揣测，而一些成本是不能以金钱计算的”。 公民力量创建人杨建利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过去的30年来，甚至更远以前就存在的永远的难题。过去的几十年来，美国内部一直在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是坚持民主价值至上，还是经济利益的实用主义。由于一直无法找到一个平衡点，因此两种观点至今仍在较量和辩论中。 “如果要美国完全坚持民主价值而不考虑经济利益，第一不可能，第二也不合适，美国也从来没有百分之百地做到过，”他说。 杨建利同时表示，这个平衡不仅仅是两个价值的平衡，而且还是短期和长期的平衡。如果从短期利益来看，当然谁都会认为经济利益是第一位的；但是长期以往，20年后会发现，许多问题我们没有去关注，可能会使得美国的状况更加糟糕。这正是过去二、三十年来美国发生的事情。 “如果做不到在经济利益和民主价值之间，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找到平衡，一切都是空谈，”他说。对拜登总统的建议 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普雷斯托维茨表示，如果有机会向拜登总统建言，他建议美国需要有一个影响深远的产业政策。他说：“中国有他们的中国制造2025，我们应该有我们的美国制造2025。” 普雷斯托维茨认为，如同全球的贫困差距日益扩大一样，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存在巨大的不平衡。一方面已经非常富有的少数人正在赚越来越多的钱，而另一方面，还有众多的美国人入不敷出。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许多人人甚至失去了收入来源。 “我们恐怕将不得不以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消除这个巨大的不平衡，”他说。 杨建利则表示，美国要做到强大和具有国际竞争力，拜登政府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依次是：战胜新冠病毒疫情、复苏和振兴美国经济，以及修复与传统盟友的关系。
美国一位资深总统顾问日前表示，华盛顿必须重新审视与北京打交道的政策与经验，清晰地意识到过去几十年来与中国的谈判几乎是毫无用处的；如果要说美中脱钩也是中国脱钩在先。熟悉美中关系的分析人士说，真正的全面脱钩是不可能的，但是华盛顿必须对北京守住互惠和对等的原则。
美国知名全球化和亚洲问题专家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一月份出版新书，《颠倒的世界：美国与中国全球领导力竞争》（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American,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Leadership）。
普雷斯托维茨此书详细描述了中国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主要挑战，以及美国和自由世界为应对这些挑战而必须采取的战略。
他认为，美国要拿出的应对战略必须比一场目标狭隘的贸易战更复杂、更全面，并且提出了美国及其盟国在不违反国际法或国内法的情况下，可以单方面使用的战略。
谈判还是“脱钩”?
普雷斯托维茨星期四（1月28日）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场讨论会上说，美国要重新审视在过去几十年来的对华经贸政策，承认我们几十年来与中国的谈判几乎是“毫无用处”的。
针对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辩论的美中是否应该脱钩的问题，普雷斯托维茨说：“要脱钩的不是我们。要脱钩的正是中国！”
普雷斯托维茨认为，中国与美国的脱钩早在1993年就开始了。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且其经济规模当时还很小。
“但在1993年时，中国就决定建立自己的GPS卫星系统。其实他们本可以使用欧盟的伽利略系统，也可以使用美国的GPS系统；但是他们没有用，而是研发了中国自己的系统，就是几个月前投入运行的‘北斗’系统，”他说。
他还提到，在1997年，当美国正在与其谈判，准备将中国引进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就建造了自己的防火墙，将其互联网系统与美国的“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链接断开。
今年80岁的普雷斯托维茨是智库“经济战略研究所”(Economic Strategy Institute)所长，曾经担任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奥巴马等四任总统的顾问。
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 Citizen Power Initiatives for China)的创建人杨建利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其实最近这些年美国也在朝着脱钩的方向走，但是要真正彻底的脱钩是永远办不到的事情。
杨建利认为，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当前的状态和事实：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和其它领域的交往中，利用了美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漏洞，从中获得了许多利益；但是并不是脱钩就可以完全做到阻止中国这样做的。
他说：“我的观点是，美国与中国应该是分领域脱钩。比如，最精尖的高科技领域，现在已经基本上脱钩了。但是有些领域是不可能脱钩的，因为美中两国之间在一些领域的相互依存性实在是太高了。另外，全球化的程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无论是谁如果想使得全球化倒退，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只能是在全球化的状况下如何变得更加合理。”
关于美中脱钩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美中脱钩好像是在一条9车道的高速公路上，封死了一条车道；而其它的8条车道都是开通着的，其他人都在利用这条高速公路。在这种情势下，如果美国单方面脱钩，实际上是削弱自身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力。
杨建利认为，应该改变的是这条高速公路的行车规则，因为这条公路是一条单行线，是一种不平衡现象。而对中国的做法不满的不是美国一家，其它许多国家也不满意；但是仍然都在这条单行线上行驶着。这个时候美国的做法不应该是关闭其中一条线，而是要寻求公正和平衡，要努力去促成设立双向车道。
“即使在一些领域完全对等做不到，但是互惠和对等的原则是要坚持的，要作为一个目标去实现它。但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美国没有很好的坚持这个原则；这不仅仅是经济领域，也包括其它许多领域，”他说。
经济利益与民主价值的平衡
曾担任四位美国总统顾问的普雷斯托维茨也承认，美国与中国彻底脱钩是非常困难的，经济代价也将会是非常昂贵的。
普雷斯托维茨表示，的确有人试图去推算与中国脱钩的经济代价；但是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推算出一个具体数字。他认为之所以无法做到，是“因为许多成本和代价都只能是揣测，而一些成本是不能以金钱计算的”。
公民力量创建人杨建利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过去的30年来，甚至更远以前就存在的永远的难题。过去的几十年来，美国内部一直在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是坚持民主价值至上，还是经济利益的实用主义。由于一直无法找到一个平衡点，因此两种观点至今仍在较量和辩论中。
“如果要美国完全坚持民主价值而不考虑经济利益，第一不可能，第二也不合适，美国也从来没有百分之百地做到过，”他说。
杨建利同时表示，这个平衡不仅仅是两个价值的平衡，而且还是短期和长期的平衡。如果从短期利益来看，当然谁都会认为经济利益是第一位的；但是长期以往，20年后会发现，许多问题我们没有去关注，可能会使得美国的状况更加糟糕。这正是过去二、三十年来美国发生的事情。
“如果做不到在经济利益和民主价值之间，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找到平衡，一切都是空谈，”他说。
对拜登总统的建议
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普雷斯托维茨表示，如果有机会向拜登总统建言，他建议美国需要有一个影响深远的产业政策。他说：“中国有他们的中国制造2025，我们应该有我们的美国制造2025。”
普雷斯托维茨认为，如同全球的贫困差距日益扩大一样，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存在巨大的不平衡。一方面已经非常富有的少数人正在赚越来越多的钱，而另一方面，还有众多的美国人入不敷出。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许多人人甚至失去了收入来源。
“我们恐怕将不得不以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消除这个巨大的不平衡，”他说。
杨建利则表示，美国要做到强大和具有国际竞争力，拜登政府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依次是：战胜新冠病毒疫情、复苏和振兴美国经济，以及修复与传统盟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