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喉舌港媒”香港大公报连续两日发表评论，痛批李嘉诚将巴拿马运河经营权转给美国超级财团。
3月13日，港澳办及中联办前后转载香港大公评论《莫天真勿糊涂》，以明确的姿态批评长和交易“是没有腰骨的跪低”，“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漠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背叛和出卖全体中国人”，“在大事大节大义前应当三思，好好想想自己要站在什么立场、站在哪一边”。
3月15日，大公报又发表时评《伟大的企业家都是铮铮爱国者》，文章发问：“为何如此轻易将这么多重要港口转让给不怀好意的美国势力？表面宣称的商业行为暗中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所谓‘精明’的交易有没有考量国家民族利益？这般选择是否在助纣为虐、贻害中国和世界？”
文章虽未点名李嘉诚，但列举霍英东、包玉刚、曹光彪、柯麟、柯正平等已故港澳人士在建国初期及改革开放后为国贡献，以此作为李嘉诚的对照组，强调企业家要有“商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
文章还举例任正非带领华为顶住全球供应链断裂的冲击，在被切断高端晶片供应的绝境中启动“南泥湾计划”，用英勇行动诠释了何谓“站着抗争”。
说说我的观点——
从媒体反应来看，这笔交易已经被上升到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层面，而不仅仅是商业行为。虽然官方没有直接发声，但通过第三方媒体的报道和批评，已经表明了对这桩交易的不满。
三点关键信息：
1、交易发生前，李嘉诚并未向高层通报，或者至少没有经过Government的批准。这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在事前并未对此交易进行干预，而是事后才通过媒体表达立场。
2、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中美之间在这笔交易上进行了任何私下协商。换句话说，这不是中美之间某种政治或经济交易的结果，而更像是李嘉诚集团的单方面商业决定。
3、Government并未把这笔交易当作普通的商业买卖，而是放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解读。对李嘉诚的批评，不仅是针对其个人或企业行为，更是出于安全和地缘政治的考量。
为何转发大公报文章进行批评？
这不是李嘉诚第一次受到官方舆论的批评。2015年，新华社旗下智库曾发布《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指责其在中国市场撤资。但当时的情况属于国内经济事务，官方可以直接表达不满。然而，这次巴拿马港口交易，涉及的是中美关系，情况更加复杂。
Government面临一个两难：如果直接指责李嘉诚，容易显得是在干涉企业决策，不利于营商环境。如果公开批评美国，又缺乏确凿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对交易施加了压力，反而可能影响中美关系。于是，中方采取了一种“间接表达立场”的方式：转发《大公报》等“港媒”放出批评声音，让外界感受到政府的不满，同时保留一定的缓冲空间。如果长和“痛改前非”或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事情也有转圜空间。
在全国TWO会期间，高层在港澳联组会议上强调“拼经济不能忽视外部冲击和国家安全”，也从侧面印证了这起交易的敏感性。
李嘉诚的每一次资本腾挪，都是市场的风向标，而这次出售巴拿马港口的交易，显然已不只是商业决定，而是被推向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沿。从中方的态度来看，这笔交易显然触动了敏感神经，中央通过第三方媒体表达不满，既是在对李嘉诚“敲打”，也是在向香港商界释放信号——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国家不会放任企业做出影响国家安全的决定。换句话说，像巴拿马运河港口这样的战略资源，不是单纯的商业资产，而是涉及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的关键棋子。
李嘉诚的巴拿马港交易，虽然短期内不会引发直接的制裁或法律后果，但从目前的舆论和政治氛围来看，他的商业影响力在内地的进一步削弱几乎是必然的。
近年来，他的企业在内地的投资已经逐渐减少，而这次事件可能会让官方对他的态度更加冷淡。政治风向的变化也可能让香港一些建制派与他保持距离，以免被贴上“不够配合”的标签。
此外，Government或许不会直接针对李嘉诚个人，但不排除会对其家族成员及企业高管在内地的活动进行更严格的管理，例如在金融监管、资金流动等方面采取更谨慎的态度。对于其他香港商界人士而言，这次事件也会带来警示效应，令他们在未来的商业决策中更加小心翼翼，避免触碰中美竞争的敏感领域。
这一事件的更深层次影响在于，外界会如何解读Government对企业决策的干涉程度。若处理不当，可能加剧外资对香港的观望态度，甚至影响香港整体的投资环境。
作为一个精于避险、擅长审时度势的商人，李嘉诚或许会选择迅速澄清立场，低调处理，强调这笔交易纯粹出于商业考量，以缓和外界的疑虑。同时，他也可能加快在国际市场的布局，进一步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避免未来因类似事件而被动。
从Government的角度来看，对李嘉诚采取强硬措施可能有助于向其他商界人士传递一个信号，即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资本无权“置身事外”。但这种做法也可能带来难以控制的后果。若外资进一步失去对香港市场的信心，香港作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金融桥梁作用势必受到削弱，甚至可能反噬内地企业的海外融资能力。因此，如何在维持政治立场的同时，不让此事演变为一场影响香港经济根基的危机，将是在后续处理中需要极为谨慎权衡的问题。
当然，应尽量给民企更多决策自主权，以保护自身商业利益，这里面的度要妥善把握好。否则，如果民企为了服从地缘政治的政策要求而损失自身商业利益，谁来补偿它的损失？
“喉舌港媒”香港大公报连续两日发表评论，痛批李嘉诚将巴拿马运河经营权转给美国超级财团。
3月13日，港澳办及中联办前后转载香港大公评论《莫天真勿糊涂》，以明确的姿态批评长和交易“是没有腰骨的跪低”，“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漠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背叛和出卖全体中国人”，“在大事大节大义前应当三思，好好想想自己要站在什么立场、站在哪一边”。
3月15日，大公报又发表时评《伟大的企业家都是铮铮爱国者》，文章发问：“为何如此轻易将这么多重要港口转让给不怀好意的美国势力？表面宣称的商业行为暗中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所谓‘精明’的交易有没有考量国家民族利益？这般选择是否在助纣为虐、贻害中国和世界？”
文章虽未点名李嘉诚，但列举霍英东、包玉刚、曹光彪、柯麟、柯正平等已故港澳人士在建国初期及改革开放后为国贡献，以此作为李嘉诚的对照组，强调企业家要有“商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
文章还举例任正非带领华为顶住全球供应链断裂的冲击，在被切断高端晶片供应的绝境中启动“南泥湾计划”，用英勇行动诠释了何谓“站着抗争”。
说说我的观点——
从媒体反应来看，这笔交易已经被上升到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层面，而不仅仅是商业行为。虽然官方没有直接发声，但通过第三方媒体的报道和批评，已经表明了对这桩交易的不满。
三点关键信息：
1、交易发生前，李嘉诚并未向高层通报，或者至少没有经过Government的批准。这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在事前并未对此交易进行干预，而是事后才通过媒体表达立场。
2、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中美之间在这笔交易上进行了任何私下协商。换句话说，这不是中美之间某种政治或经济交易的结果，而更像是李嘉诚集团的单方面商业决定。
3、Government并未把这笔交易当作普通的商业买卖，而是放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解读。对李嘉诚的批评，不仅是针对其个人或企业行为，更是出于安全和地缘政治的考量。
为何转发大公报文章进行批评？
这不是李嘉诚第一次受到官方舆论的批评。2015年，新华社旗下智库曾发布《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指责其在中国市场撤资。但当时的情况属于国内经济事务，官方可以直接表达不满。然而，这次巴拿马港口交易，涉及的是中美关系，情况更加复杂。
Government面临一个两难：如果直接指责李嘉诚，容易显得是在干涉企业决策，不利于营商环境。如果公开批评美国，又缺乏确凿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对交易施加了压力，反而可能影响中美关系。于是，中方采取了一种“间接表达立场”的方式：转发《大公报》等“港媒”放出批评声音，让外界感受到政府的不满，同时保留一定的缓冲空间。如果长和“痛改前非”或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事情也有转圜空间。
在全国TWO会期间，高层在港澳联组会议上强调“拼经济不能忽视外部冲击和国家安全”，也从侧面印证了这起交易的敏感性。
李嘉诚的每一次资本腾挪，都是市场的风向标，而这次出售巴拿马港口的交易，显然已不只是商业决定，而是被推向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沿。从中方的态度来看，这笔交易显然触动了敏感神经，中央通过第三方媒体表达不满，既是在对李嘉诚“敲打”，也是在向香港商界释放信号——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国家不会放任企业做出影响国家安全的决定。换句话说，像巴拿马运河港口这样的战略资源，不是单纯的商业资产，而是涉及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的关键棋子。
李嘉诚的巴拿马港交易，虽然短期内不会引发直接的制裁或法律后果，但从目前的舆论和政治氛围来看，他的商业影响力在内地的进一步削弱几乎是必然的。
近年来，他的企业在内地的投资已经逐渐减少，而这次事件可能会让官方对他的态度更加冷淡。政治风向的变化也可能让香港一些建制派与他保持距离，以免被贴上“不够配合”的标签。
此外，Government或许不会直接针对李嘉诚个人，但不排除会对其家族成员及企业高管在内地的活动进行更严格的管理，例如在金融监管、资金流动等方面采取更谨慎的态度。对于其他香港商界人士而言，这次事件也会带来警示效应，令他们在未来的商业决策中更加小心翼翼，避免触碰中美竞争的敏感领域。
这一事件的更深层次影响在于，外界会如何解读Government对企业决策的干涉程度。若处理不当，可能加剧外资对香港的观望态度，甚至影响香港整体的投资环境。
作为一个精于避险、擅长审时度势的商人，李嘉诚或许会选择迅速澄清立场，低调处理，强调这笔交易纯粹出于商业考量，以缓和外界的疑虑。同时，他也可能加快在国际市场的布局，进一步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避免未来因类似事件而被动。
从Government的角度来看，对李嘉诚采取强硬措施可能有助于向其他商界人士传递一个信号，即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资本无权“置身事外”。但这种做法也可能带来难以控制的后果。若外资进一步失去对香港市场的信心，香港作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金融桥梁作用势必受到削弱，甚至可能反噬内地企业的海外融资能力。因此，如何在维持政治立场的同时，不让此事演变为一场影响香港经济根基的危机，将是在后续处理中需要极为谨慎权衡的问题。
当然，应尽量给民企更多决策自主权，以保护自身商业利益，这里面的度要妥善把握好。否则，如果民企为了服从地缘政治的政策要求而损失自身商业利益，谁来补偿它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