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自由，干杯。”
这是《人民的名义》中丁义珍在出逃至美国的飞机上时，得意洋洋所说出的话，可电视也是现实的反映。
在当时，中国光出逃在外被抓捕回国的经济罪犯就多达三千余人，还未被抓捕的贪官人数更是不计其数，就是为了躲避法律的惩罚。
2014年，中国开展了一场名为“猎狐行动”的抓捕海外贪官的行动，而行动的首要目标就是一个名叫高严的人。
作为建国后级别最高的外逃贪官，从他出逃开始到锁定目标，筹备了整整十二年。
那么身居高位的高严，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走向贪污的深渊？
转变迅速的性格
1942年，高严出生于吉林榆树村的靠山屯内，因为地多，高严的父亲还是一名老师，所以高家在屯子里的家境还算不错，吃穿上面没有什么拮据的，自然主要把精力放到孩子的读书学习身上。
可能是因为父亲是老师的缘故，高严从小学习成绩就很好，屯子里的老师们都说高严以后能当大官，而苦不苦只有高严和他的邻居们知道。
屯子里的老人们后来回忆起来说道：“经常都能听见高严他爹晚上还在打孩子的声音，还说不好好读书就要把他牙掰下来，不过好在高严还是把书给念好了。”
说起高严的父亲，大家的印象里是一个老派读书人的形象，个子不高，比较认死理，但说起话来倒是不慌不忙的，在遇见乡亲们的时候，高严的父亲也会十分热情的前去打招呼。
受到父亲的影响，高严也是一个看起来蛮内向的孩子，很多时候在路上遇见的乡亲们，也只是赶快喊声“大娘好”，就立马扭头跑开。
不过村子里的人都蛮喜欢这个孩子的，文绉绉的，学习成绩还好，都说高严父亲命好，有这么个省心的孩子。
但随着高严的父亲前往了别了村庄教书，高严也一同离开了靠山屯。
凭借着自己优异的成绩，高严考上了长春电力学校，在热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学习。在当时，由于东北是国家的工业重地，自然是有着不少的工业工厂，像高严这样的专精人才，在当时算得上是稀缺人才。
1962年，经过三年的学习，高严从学校毕业了，得益于那个时候包分配，高严在毕业后直接就被分配进了吉林热电厂进行工作，而这个热电厂可不一般。
吉林热电厂作为建国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产物，是当时的重点工程，无论是工业设施还是配套系统，都是相当的完备，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东北最好的热电厂。
高严能在一毕业就分配到了这里，由此可以看得出高严成绩的优秀。
根据高严的官方简历记载，在这里的高严很快就得到了升迁，仅在入职后的第三年就担任了热电厂的团委书记。
1969年担任起了热电厂化学分厂的党支部书记，1974年初就担任起了热电厂革委会副主任。
这样看来，高严几乎每隔三年就是一个大跳，一路连任至了革委会副主任，可这样真的只是因为自己的能力突出吗？
根据当时高严刚入职热电厂时，和他一同工作的刘姓女职工回忆道：“高严我俩当时倒班，我对他印象可深了，天天笑嘻嘻的，能说会道，可会来事了。”
而问及厂内的其他和高严有接触的工友时，和刘姓女职工的说法也大差不大，都是在说高严是个能说会道的人，经常喜欢和领导们混在一块。
这样看来，高严在从他离开靠山屯参加工作之后，他的性格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先前一个害羞内向的小伙，变成了一个外向且热衷于社交的青年，翻天覆地的变化简直判若两人。
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契机促使了他性格的转变，但至少知道他接下来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进深渊的。
迈向腐败的深渊
1975年，高严被调任到吉林省的电力工业局担任副局长，此时的高严还是一个肯办实事的好官。
在高严刚上任时，是六把手，排到最末位的一个副局长，可以说好多累活都是交给他来做，但高严并不过多抱怨，都是认认真真的去做好每一件事。
在高严任期内，由他亲自指挥负责了吉林热电厂的扩建工程，高严直接吃住都在工地照看着，不仅整个施工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意外，甚至还比预定交工日期要早上了好多天。
得益于热电厂扩建工程的出色表现，高严随即被委派去负责指挥通辽地区的总发电厂建设。
在当时，通辽这样的高寒地区去安装发电厂的先例是没有过的，而高严敢为人先，带着队伍便是在通辽扎了下去，再次比预定工期提前完成任务，当时的多家媒体对高严大肆夸赞，并将通辽发电厂称为“高寒地区的明灯”。
有了以上政绩，高严的升迁之路直接是一路绿灯。1986年，便从原先的最末位的副局长，一下转成了正局长，随后在1992年又担任起了吉林的省长。
50岁的省长，做官做到这个位置上，可以说是已经坐着火箭升迁了，再往上升的话就是副国级了，可以说是不少人一辈子都升不到的位置。
而高严也在这迅速的升职之中，逐渐迷失了本心。
1995年，高严被调任至云南担任省委书记。
在刚到任云南后，高严就给当地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发放了“高原补贴”，也将他们的工资提高了几百块，一时间不少公务员都对这个新上任的省委书记有着不少好感。
可在高严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第二年，就收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笔贿赂。
一个来自香港的的公司总经理韩某，找上了高严，声称：早有听闻云南的红塔集团的卷烟驰名全国，十分想和红塔集团合作，希望高严能够帮个忙搭线联系一下褚老总，韩某亲自请客。
而实际上，高严和褚时健都没有去参加什么“宴会”，高严只是给褚时健递了一个口信，“希望能对韩某的生意多多照顾”。
于是韩某得以和红塔集团的一个下属公司合作，签订了一万两千八百箱的卷烟成交书，而韩某更是从中获利了九百多万港币。在此事后，韩某也是“讲义气”，直接给高严了两万美元，当做他的介绍费。
而高严在起初拿到这笔钱时，心里是非常忐忑的，他清楚韩某这样的行为构成了什么意义：行贿。
“反正他是香港人，都说要回归，但这不还没回归吗，境外的钱，应该没事，应该没事。”
怀着这样的侥幸心理，高严收下了这笔钱，在收下后的那段时日里，高严每天都胆颤心惊，生怕事情暴露，被人发现。
可直到褚时健出事，被免去红塔集团董事长之位后，高严还没有被人发现，这让他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我是省长，没人敢查到我头上。”
在这之后，高严又再次和韩某联系了起来，没了褚时健，但有接替他的人嘛，于是高严又和接任褚时健的人取得了联络，再次做起了卷烟生意，高严从中获利近两百万港元。
此时高严发现，原来自己的权力可以这么大，即使是自己收受贿赂，也不会被人发现，也没人去怀疑他。
“权”与“色”是分不开的，在权力的极度膨胀下，他的欲望也开始了膨胀。
在高严上任云南省省委书记后，他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高严在饭局上结识了云南电视台的美女主持人，杨姗。
对于这个东北汉子来说，这是他首次长时间和一个南方的姑娘接触，南方女性独有的水灵的温柔让他迷醉，杨姗作为一个女主持所独有的自信和大气也让高严挪不开眼睛。
可杨姗也不是“泛泛之辈”，她一眼就看出了高严对于她的青睐，杨姗作为这么些年的主持，她当然清楚一个省委书记的力量有多大，如果能够上“高严”，这对于她来说无疑是一大助力。
于是在饭局上的杨姗也对高严暗送秋波，两人眉来眼去之下，自然而然的就腻歪到了一块。
1998年，高严担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在调任北京的日子里，高严和杨姗两地分离，这让高严每日都魂不守舍的，在工作也没法正常进行下去，于是高严决定把杨姗给接过来，哪怕离近点也好啊。
但考虑到这里毕竟是北京，“不太安全”，于是高严将杨姗安排到了上海的一栋别墅内。
这栋别墅价值六百多万，光装修就花了三百万，甚至高严还拿出了公司的钱，来负责管理费用，真是将国家的财产当做“自家”的了。
而杨姗在上海的食宿费用更是高达每天一万元，就这样高严还是不满意，又花了三百多万在上海买了一套豪华住房，来当做他的“行宫”。
就这样，高严每次都是以“前往上海治病”为理由，跑到他的“行宫”里，和杨姗缠绵在一块。
甚至到后来，身为总经理的高严直接就不返回北京了，就和杨姗一块躺在床上，用手里的电话来遥控北京国家电力公司的工作。
而高严的行径更不止于此，众所周知，国家为了防止高级干部中出现以权谋私的情况，特地要求国家干部子女不得从商。
而高严却置若罔闻，不仅将自己的儿子高新远安排进了电力系统内部担任经理，甚至还利用自己的职权，来帮自己儿子去为他人承揽工程。
仅1998年到2002年四年间，高新远就从中获利了多达一千多万，涉及了多达六个企业。
除此之外，高严还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安排了进去，对着些亲戚们都十分“照顾”。在高严的帮助之下，各个都是“钱程似锦”，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
暴露
2002年7月，有关部门终于注意到了高严的反常举动，随即便对高严进行了秘密调查，但在向高严的秘书了解问题时，被高严敏锐的察觉到，国家有可能要对他下手了。
随即高严立马联系了自己的情妇杨姗，迅速进行资产转移，在后来光是被查出拦截到的资产就有五百多万元，还有大量的黄金等贵重物品。
9月，高严独自一人，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成功出逃，而高严的出逃对当时的国家电力公司造成了重大的打击，当时刚刚上市不久的两家子公司股票都遭到了惨重下跌。
可高严出逃之后，到底前往了哪里，这没人知道。在一开始的机票上显示的是前往了美国，但随后高严便换了身份和护照，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但国家始终没有放弃对他的追捕，2014年，随着“猎狐行动”的展开，终于得知了高严此时就躲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政府也表明态度愿意配合国家进行抓捕，并对躲在澳大利亚贪官的资产予以冻结。
但时至今日，高严始终没能落入法网，作为1942年出生的高严，出逃的时候是60岁，此时的他已经是年逾80岁，是不是还活着都难以断定。
但即使是活着，恐怕这个年龄的高严也已经是疾病缠身，难以再自由活动了，不知道这个地步的他有没有后悔，想过要返回祖国。
2004年，高严的儿子高新远以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高严的父母也在这一年与世长辞。
但由于孙子坐牢，儿子外逃，之前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们在高严出事后都唯恐避之不及，高严的父母在临终之时竟落得无人送终的地步，实乃可悲。
“为了自由，干杯。”
这是《人民的名义》中丁义珍在出逃至美国的飞机上时，得意洋洋所说出的话，可电视也是现实的反映。
在当时，中国光出逃在外被抓捕回国的经济罪犯就多达三千余人，还未被抓捕的贪官人数更是不计其数，就是为了躲避法律的惩罚。
2014年，中国开展了一场名为“猎狐行动”的抓捕海外贪官的行动，而行动的首要目标就是一个名叫高严的人。
作为建国后级别最高的外逃贪官，从他出逃开始到锁定目标，筹备了整整十二年。
那么身居高位的高严，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走向贪污的深渊？
转变迅速的性格
1942年，高严出生于吉林榆树村的靠山屯内，因为地多，高严的父亲还是一名老师，所以高家在屯子里的家境还算不错，吃穿上面没有什么拮据的，自然主要把精力放到孩子的读书学习身上。
可能是因为父亲是老师的缘故，高严从小学习成绩就很好，屯子里的老师们都说高严以后能当大官，而苦不苦只有高严和他的邻居们知道。
屯子里的老人们后来回忆起来说道：“经常都能听见高严他爹晚上还在打孩子的声音，还说不好好读书就要把他牙掰下来，不过好在高严还是把书给念好了。”
说起高严的父亲，大家的印象里是一个老派读书人的形象，个子不高，比较认死理，但说起话来倒是不慌不忙的，在遇见乡亲们的时候，高严的父亲也会十分热情的前去打招呼。
受到父亲的影响，高严也是一个看起来蛮内向的孩子，很多时候在路上遇见的乡亲们，也只是赶快喊声“大娘好”，就立马扭头跑开。
不过村子里的人都蛮喜欢这个孩子的，文绉绉的，学习成绩还好，都说高严父亲命好，有这么个省心的孩子。
但随着高严的父亲前往了别了村庄教书，高严也一同离开了靠山屯。
凭借着自己优异的成绩，高严考上了长春电力学校，在热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学习。在当时，由于东北是国家的工业重地，自然是有着不少的工业工厂，像高严这样的专精人才，在当时算得上是稀缺人才。
1962年，经过三年的学习，高严从学校毕业了，得益于那个时候包分配，高严在毕业后直接就被分配进了吉林热电厂进行工作，而这个热电厂可不一般。
吉林热电厂作为建国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产物，是当时的重点工程，无论是工业设施还是配套系统，都是相当的完备，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东北最好的热电厂。
高严能在一毕业就分配到了这里，由此可以看得出高严成绩的优秀。
根据高严的官方简历记载，在这里的高严很快就得到了升迁，仅在入职后的第三年就担任了热电厂的团委书记。
1969年担任起了热电厂化学分厂的党支部书记，1974年初就担任起了热电厂革委会副主任。
这样看来，高严几乎每隔三年就是一个大跳，一路连任至了革委会副主任，可这样真的只是因为自己的能力突出吗？
根据当时高严刚入职热电厂时，和他一同工作的刘姓女职工回忆道：“高严我俩当时倒班，我对他印象可深了，天天笑嘻嘻的，能说会道，可会来事了。”
而问及厂内的其他和高严有接触的工友时，和刘姓女职工的说法也大差不大，都是在说高严是个能说会道的人，经常喜欢和领导们混在一块。
这样看来，高严在从他离开靠山屯参加工作之后，他的性格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先前一个害羞内向的小伙，变成了一个外向且热衷于社交的青年，翻天覆地的变化简直判若两人。
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契机促使了他性格的转变，但至少知道他接下来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进深渊的。
迈向腐败的深渊
1975年，高严被调任到吉林省的电力工业局担任副局长，此时的高严还是一个肯办实事的好官。
在高严刚上任时，是六把手，排到最末位的一个副局长，可以说好多累活都是交给他来做，但高严并不过多抱怨，都是认认真真的去做好每一件事。
在高严任期内，由他亲自指挥负责了吉林热电厂的扩建工程，高严直接吃住都在工地照看着，不仅整个施工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意外，甚至还比预定交工日期要早上了好多天。
得益于热电厂扩建工程的出色表现，高严随即被委派去负责指挥通辽地区的总发电厂建设。
在当时，通辽这样的高寒地区去安装发电厂的先例是没有过的，而高严敢为人先，带着队伍便是在通辽扎了下去，再次比预定工期提前完成任务，当时的多家媒体对高严大肆夸赞，并将通辽发电厂称为“高寒地区的明灯”。
有了以上政绩，高严的升迁之路直接是一路绿灯。1986年，便从原先的最末位的副局长，一下转成了正局长，随后在1992年又担任起了吉林的省长。
50岁的省长，做官做到这个位置上，可以说是已经坐着火箭升迁了，再往上升的话就是副国级了，可以说是不少人一辈子都升不到的位置。
而高严也在这迅速的升职之中，逐渐迷失了本心。
1995年，高严被调任至云南担任省委书记。
在刚到任云南后，高严就给当地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发放了“高原补贴”，也将他们的工资提高了几百块，一时间不少公务员都对这个新上任的省委书记有着不少好感。
可在高严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第二年，就收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笔贿赂。
一个来自香港的的公司总经理韩某，找上了高严，声称：早有听闻云南的红塔集团的卷烟驰名全国，十分想和红塔集团合作，希望高严能够帮个忙搭线联系一下褚老总，韩某亲自请客。
而实际上，高严和褚时健都没有去参加什么“宴会”，高严只是给褚时健递了一个口信，“希望能对韩某的生意多多照顾”。
于是韩某得以和红塔集团的一个下属公司合作，签订了一万两千八百箱的卷烟成交书，而韩某更是从中获利了九百多万港币。在此事后，韩某也是“讲义气”，直接给高严了两万美元，当做他的介绍费。
而高严在起初拿到这笔钱时，心里是非常忐忑的，他清楚韩某这样的行为构成了什么意义：行贿。
“反正他是香港人，都说要回归，但这不还没回归吗，境外的钱，应该没事，应该没事。”
怀着这样的侥幸心理，高严收下了这笔钱，在收下后的那段时日里，高严每天都胆颤心惊，生怕事情暴露，被人发现。
可直到褚时健出事，被免去红塔集团董事长之位后，高严还没有被人发现，这让他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我是省长，没人敢查到我头上。”
在这之后，高严又再次和韩某联系了起来，没了褚时健，但有接替他的人嘛，于是高严又和接任褚时健的人取得了联络，再次做起了卷烟生意，高严从中获利近两百万港元。
此时高严发现，原来自己的权力可以这么大，即使是自己收受贿赂，也不会被人发现，也没人去怀疑他。
“权”与“色”是分不开的，在权力的极度膨胀下，他的欲望也开始了膨胀。
在高严上任云南省省委书记后，他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高严在饭局上结识了云南电视台的美女主持人，杨姗。
对于这个东北汉子来说，这是他首次长时间和一个南方的姑娘接触，南方女性独有的水灵的温柔让他迷醉，杨姗作为一个女主持所独有的自信和大气也让高严挪不开眼睛。
可杨姗也不是“泛泛之辈”，她一眼就看出了高严对于她的青睐，杨姗作为这么些年的主持，她当然清楚一个省委书记的力量有多大，如果能够上“高严”，这对于她来说无疑是一大助力。
于是在饭局上的杨姗也对高严暗送秋波，两人眉来眼去之下，自然而然的就腻歪到了一块。
1998年，高严担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在调任北京的日子里，高严和杨姗两地分离，这让高严每日都魂不守舍的，在工作也没法正常进行下去，于是高严决定把杨姗给接过来，哪怕离近点也好啊。
但考虑到这里毕竟是北京，“不太安全”，于是高严将杨姗安排到了上海的一栋别墅内。
这栋别墅价值六百多万，光装修就花了三百万，甚至高严还拿出了公司的钱，来负责管理费用，真是将国家的财产当做“自家”的了。
而杨姗在上海的食宿费用更是高达每天一万元，就这样高严还是不满意，又花了三百多万在上海买了一套豪华住房，来当做他的“行宫”。
就这样，高严每次都是以“前往上海治病”为理由，跑到他的“行宫”里，和杨姗缠绵在一块。
甚至到后来，身为总经理的高严直接就不返回北京了，就和杨姗一块躺在床上，用手里的电话来遥控北京国家电力公司的工作。
而高严的行径更不止于此，众所周知，国家为了防止高级干部中出现以权谋私的情况，特地要求国家干部子女不得从商。
而高严却置若罔闻，不仅将自己的儿子高新远安排进了电力系统内部担任经理，甚至还利用自己的职权，来帮自己儿子去为他人承揽工程。
仅1998年到2002年四年间，高新远就从中获利了多达一千多万，涉及了多达六个企业。
除此之外，高严还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安排了进去，对着些亲戚们都十分“照顾”。在高严的帮助之下，各个都是“钱程似锦”，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
暴露
2002年7月，有关部门终于注意到了高严的反常举动，随即便对高严进行了秘密调查，但在向高严的秘书了解问题时，被高严敏锐的察觉到，国家有可能要对他下手了。
随即高严立马联系了自己的情妇杨姗，迅速进行资产转移，在后来光是被查出拦截到的资产就有五百多万元，还有大量的黄金等贵重物品。
9月，高严独自一人，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成功出逃，而高严的出逃对当时的国家电力公司造成了重大的打击，当时刚刚上市不久的两家子公司股票都遭到了惨重下跌。
可高严出逃之后，到底前往了哪里，这没人知道。在一开始的机票上显示的是前往了美国，但随后高严便换了身份和护照，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但国家始终没有放弃对他的追捕，2014年，随着“猎狐行动”的展开，终于得知了高严此时就躲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政府也表明态度愿意配合国家进行抓捕，并对躲在澳大利亚贪官的资产予以冻结。
但时至今日，高严始终没能落入法网，作为1942年出生的高严，出逃的时候是60岁，此时的他已经是年逾80岁，是不是还活着都难以断定。
但即使是活着，恐怕这个年龄的高严也已经是疾病缠身，难以再自由活动了，不知道这个地步的他有没有后悔，想过要返回祖国。
2004年，高严的儿子高新远以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高严的父母也在这一年与世长辞。
但由于孙子坐牢，儿子外逃，之前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们在高严出事后都唯恐避之不及，高严的父母在临终之时竟落得无人送终的地步，实乃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