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良权在中国第一次得到核酸检测阳性结果后。 Xue Liangquan
在登上从洛杉矶飞往广州的航班之前，加州律师薛良权就知道这次的行程会很麻烦。
薛良权现年37岁，今年1月，他打算探望住在山东省东部的父母，自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以来，他们就没有见过面。他花7600美元购买了机票，按照入境要求向中国当局提交了阴性检测结果。抵达后，他必须进行三周的隔离。
即便如此，他也没料到自己将要承受如此多的磨难。经历了卡夫卡式的霉运以及与中国毫不妥协的防疫规定的摩擦，薛良权接下来的三个月将在隔离中度过，在医院和酒店之间来回反复。
从一轮隔离中放出来后，他发现自己立即被安排进入另一轮隔离。在回程航班之前，他在中国的自由时间有两天左右。他根本无法去见父母。
新闻简报：欢迎订阅新闻简报，包括每周四由华文记者荣筱箐撰写的“海外华人札记”专栏，获取全球重大资讯，了解美国华人社区热点话题。
“对我来说这个像一场噩梦一样，”薛良权在加州接受采访时说。他本月早些时候回到加州，并在社交媒体平台微信上写了一篇关于他的经历的文章。
“如果说我不把它记录一下，那就真像一场梦一样了。1月1号我在洛杉矶的床上做了个噩梦，我4月1号醒来还是在洛杉矶床上。好像这段时间没有了一样。”
薛良权最初在广州的隔离酒店。房间令他感到惊喜——它甚至还有一个大按摩浴缸。 Xue Liangquan
两年多来，中国一直坚持世界上最严格的防疫隔离措施，坚定不移地追求清零。武汉这个大流行病开始的城市曾被封锁了两个月。上海目前正在抗击该市最严重的一波新冠疫情，已经停摆了两周。进出中国的国际旅行几乎不存在。
这些限制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多争论。就连薛良权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的发文也引起了两极化的反应：有的读者表示惊恐，有的人说这是喜剧电影的极佳素材，还有人抨击薛良权根本不该回国，谴责这是一个自私的决定，有可能带来病毒。
出生在中国并于七年前移居美国的薛良权毅然保持中立。
“我没有埋怨任何人的意思。任何人、政府、机构，”他说。“怨的是我个人太倒霉了。”
薛良权在隔离期间给他的父母拍了食物照片，向他们表明他吃得很好。 Xue Liangquan
他命运多舛的旅程始于1月2日，当时他携阴性核酸检测结果从洛杉矶起飞。在广州，他再次接受了检测，然后被送往隔离酒店。他的房间让他感到惊喜——房间里甚至还有一个大按摩浴缸。他想，也许接下来的几周就像是一个小型假期。
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在他准备躺下休息时，他接到了一个电话，通知他在机场的检测呈阳性。救护车将把他送往医院。
薛良权费劲地穿上了留在房门口的全身防护服。呼吸使他的眼镜和面罩蒙上了一层雾气。“只看到防护面罩上的水珠不断流下来，”他在文章中写道。
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里，他在医院度过，与另外两名病人住在同一个病房。他每天都与父母视频聊天，让他们放心，他的症状是轻微的。他给他的食物拍照，让他们看他吃得很好。（薛良权说，实际上，他只拍最好的饭菜，这样他们就不会担心。）他为自己开的律师事务所远程工作。
农历新年是中国最重要的假期，他本来希望与家人共度，而在1月31日除夕这一天，他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在平板电脑上看春晚——一场在电视上播放的盛会。
薛良权被官员告知检测又一次呈阳性后，住进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Xue Liangquan
病友之间没有什么交流，薛良权说，大家都没什么心情社交。
“一开始就比较崩溃、抑郁，”他说。“你只能是煎熬。你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把你的每一天的生活安排好，该洗澡洗澡，该刷牙刷牙。”
2月1日，他出院了——并被转移到另一个医院，这个医院为康复患者进行两周的“医学观察”。
但即使在那之后，他的磨难也只经历了一半。
离开第二家医院后，薛良权飞到上海，他在那里有亲戚。（他放弃了去山东，因为当时那里的隔离规定比上海更严格。）他在那里按照当地的规定做了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的。一个月来，他第一次获得自由。
自由持续了两天。2月19日，广州疾控的工作人员通知他，与他从上一家医院同乘巴士的一名男子的检测结果呈阳性。这让薛良权成为了密切接触者，这意味着他现在不得不在酒店隔离14天。
薛良权的经历让他筋疲力尽，他放弃了见到父母的希望，并预订了4月1日返回美国的航班。 Xue Liangquan
然后，在3月6日——也就是他将被解除隔离的那一天——他又接到了一个电话。工作人员告诉他，他的检测结果再次呈阳性。薛良权要求提供证据。但他说，对方拒绝了。
“最让我难熬的就是不确定性，”他说。“当我认为我这个阶段已经结束，正要自由了的时候，新的噩梦又来了。”
于是，一个薛良权已经非常熟悉的程序再次开始了。在医疗机构隔离两周。然后在酒店隔离两周。
终于，在3月31日，薛良权自由了。但是，他的经历让他筋疲力尽，他放弃了见到父母的希望，并预订了4月1日返回美国的航班。他唯一见到的亲戚是他在上海的弟弟。
薛良权原本会崩溃：他说，生活在海外，他一直怀念家的感觉，甚至成了一种执念。但数周的隔离给了他一个新的视角。
“我们想回家想团圆，让已经分开的生命生活有个交集，大家寻找一下过去。其实已经努力了，如果没有达到，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他说。“我还是要为我自己负责，我不可能为了这个交集，我要牺牲另外一个三个月。”
薛良权说，在中国放松限制之前，他不会返回中国。 Xue Liangquan
薛良权对中国的管控表示理解。他说，这个国家的人口如此之多，老龄化速度如此之快，与病毒共存可能是灾难性的。
但是，他自己在限制放松之前不会尝试再回来。
“否则的话，我觉得会有心理阴影的，”他说。“确实比较怕。”
薛良权在中国第一次得到核酸检测阳性结果后。 Xue Liangquan
在登上从洛杉矶飞往广州的航班之前，加州律师薛良权就知道这次的行程会很麻烦。
薛良权现年37岁，今年1月，他打算探望住在山东省东部的父母，自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以来，他们就没有见过面。他花7600美元购买了机票，按照入境要求向中国当局提交了阴性检测结果。抵达后，他必须进行三周的隔离。
即便如此，他也没料到自己将要承受如此多的磨难。经历了卡夫卡式的霉运以及与中国毫不妥协的防疫规定的摩擦，薛良权接下来的三个月将在隔离中度过，在医院和酒店之间来回反复。
从一轮隔离中放出来后，他发现自己立即被安排进入另一轮隔离。在回程航班之前，他在中国的自由时间有两天左右。他根本无法去见父母。
新闻简报：欢迎订阅新闻简报，包括每周四由华文记者荣筱箐撰写的“海外华人札记”专栏，获取全球重大资讯，了解美国华人社区热点话题。
“对我来说这个像一场噩梦一样，”薛良权在加州接受采访时说。他本月早些时候回到加州，并在社交媒体平台微信上写了一篇关于他的经历的文章。
“如果说我不把它记录一下，那就真像一场梦一样了。1月1号我在洛杉矶的床上做了个噩梦，我4月1号醒来还是在洛杉矶床上。好像这段时间没有了一样。”
薛良权最初在广州的隔离酒店。房间令他感到惊喜——它甚至还有一个大按摩浴缸。 Xue Liangquan
两年多来，中国一直坚持世界上最严格的防疫隔离措施，坚定不移地追求清零。武汉这个大流行病开始的城市曾被封锁了两个月。上海目前正在抗击该市最严重的一波新冠疫情，已经停摆了两周。进出中国的国际旅行几乎不存在。
这些限制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多争论。就连薛良权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的发文也引起了两极化的反应：有的读者表示惊恐，有的人说这是喜剧电影的极佳素材，还有人抨击薛良权根本不该回国，谴责这是一个自私的决定，有可能带来病毒。
出生在中国并于七年前移居美国的薛良权毅然保持中立。
“我没有埋怨任何人的意思。任何人、政府、机构，”他说。“怨的是我个人太倒霉了。”
薛良权在隔离期间给他的父母拍了食物照片，向他们表明他吃得很好。 Xue Liangquan
他命运多舛的旅程始于1月2日，当时他携阴性核酸检测结果从洛杉矶起飞。在广州，他再次接受了检测，然后被送往隔离酒店。他的房间让他感到惊喜——房间里甚至还有一个大按摩浴缸。他想，也许接下来的几周就像是一个小型假期。
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在他准备躺下休息时，他接到了一个电话，通知他在机场的检测呈阳性。救护车将把他送往医院。
薛良权费劲地穿上了留在房门口的全身防护服。呼吸使他的眼镜和面罩蒙上了一层雾气。“只看到防护面罩上的水珠不断流下来，”他在文章中写道。
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里，他在医院度过，与另外两名病人住在同一个病房。他每天都与父母视频聊天，让他们放心，他的症状是轻微的。他给他的食物拍照，让他们看他吃得很好。（薛良权说，实际上，他只拍最好的饭菜，这样他们就不会担心。）他为自己开的律师事务所远程工作。
农历新年是中国最重要的假期，他本来希望与家人共度，而在1月31日除夕这一天，他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在平板电脑上看春晚——一场在电视上播放的盛会。
薛良权被官员告知检测又一次呈阳性后，住进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Xue Liangquan
病友之间没有什么交流，薛良权说，大家都没什么心情社交。
“一开始就比较崩溃、抑郁，”他说。“你只能是煎熬。你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把你的每一天的生活安排好，该洗澡洗澡，该刷牙刷牙。”
2月1日，他出院了——并被转移到另一个医院，这个医院为康复患者进行两周的“医学观察”。
但即使在那之后，他的磨难也只经历了一半。
离开第二家医院后，薛良权飞到上海，他在那里有亲戚。（他放弃了去山东，因为当时那里的隔离规定比上海更严格。）他在那里按照当地的规定做了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的。一个月来，他第一次获得自由。
自由持续了两天。2月19日，广州疾控的工作人员通知他，与他从上一家医院同乘巴士的一名男子的检测结果呈阳性。这让薛良权成为了密切接触者，这意味着他现在不得不在酒店隔离14天。
薛良权的经历让他筋疲力尽，他放弃了见到父母的希望，并预订了4月1日返回美国的航班。 Xue Liangquan
然后，在3月6日——也就是他将被解除隔离的那一天——他又接到了一个电话。工作人员告诉他，他的检测结果再次呈阳性。薛良权要求提供证据。但他说，对方拒绝了。
“最让我难熬的就是不确定性，”他说。“当我认为我这个阶段已经结束，正要自由了的时候，新的噩梦又来了。”
于是，一个薛良权已经非常熟悉的程序再次开始了。在医疗机构隔离两周。然后在酒店隔离两周。
终于，在3月31日，薛良权自由了。但是，他的经历让他筋疲力尽，他放弃了见到父母的希望，并预订了4月1日返回美国的航班。他唯一见到的亲戚是他在上海的弟弟。
薛良权原本会崩溃：他说，生活在海外，他一直怀念家的感觉，甚至成了一种执念。但数周的隔离给了他一个新的视角。
“我们想回家想团圆，让已经分开的生命生活有个交集，大家寻找一下过去。其实已经努力了，如果没有达到，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他说。“我还是要为我自己负责，我不可能为了这个交集，我要牺牲另外一个三个月。”
薛良权说，在中国放松限制之前，他不会返回中国。 Xue Liangquan
薛良权对中国的管控表示理解。他说，这个国家的人口如此之多，老龄化速度如此之快，与病毒共存可能是灾难性的。
但是，他自己在限制放松之前不会尝试再回来。
“否则的话，我觉得会有心理阴影的，”他说。“确实比较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