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丁毅超 来源：新潮沉思录（ID：xinchaochensi）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的关税大棒终于落下。由于征税的力度和范围远超资本的预期，美股应声下跌。 随之而来的是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的支持率达到了新低。根据路透社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为43%，低于上任时的47%。 特朗普的关税战争也激起了全世界的惊涛骇浪。欧盟可能是除了中国以外最主要的战场，除了狡猾的英国人通过有效公关只被加收10%关税外，欧盟整体被加收20%关税。 在马克龙多次暗示敌在太平洋的情况下，特朗普的冷面无情与打脸无异。 社交媒体对特朗普关税战争的解构更为热闹。 从“对万国宣战诏书”到“特朗普赢学”再到“草台班子论”，特朗普的关税战争普遍被解释为反智主义或者单纯的情绪价值，这在经济学相关人士和美股爱好者中特别明显。 对前者而言，这是捍卫经济学作为科学的必要反应；对后者而言，真金白银的损失足以让他们宣泄对罪魁祸首的愤怒。特朗普必须变为一个“异质性的疯子”。 通过“非人化”或者“非理性化”满足两边日益极化的政治情绪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不是本文的重点。 笔者试图指出，还是存在着某种概率，特朗普的关税战争有可能并非纯粹发疯，或某种突发奇想或者奇思妙想，而是特朗普当年就已开始思考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甚至可以在特朗普2000年作为改革党候选人所提出的纲领中就能看到其思考的逻辑。 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随着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深度改造和二次执政，他终于有机会推进自己在25年奠定的基础想法，而关税战争仅仅只是开始。 不管是发疯还是宏大计划，毫无疑问，关税战争都将对已经摇摇欲坠的新自由主义全全球化体系造成致命冲击。 特朗普主义，或者说MAGA运动正式吹响了对整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战争号角让本就摇摇欲坠的。这场漫长而痛苦的战争将成为这一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否能够维系下去的关键。 “公正的自由贸易”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经济进入紧急状态。 特朗普认为，“美国每年持续存在巨大商品贸易逆差，导致我国制造业基础空心化，抑制了我们扩大先进国内制造业产能的能力，破坏了关键的供应链，并导致我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依赖外国对手。 美国每年持续存在巨大商品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双边贸易关系缺乏互惠。 不同的关税税率和非关税壁垒就是这种情况的证据，它们使美国制造商更难在国外市场上销售其产品。 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政策也证明了这一点，它们抑制了国内工资和消费，从而抑制了对美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同时人为地提高了其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用更为通俗的话说，特朗普认为全世界国家在与美国的贸易中占了便宜，导致美国本土制造业丧失了竞争能力。 特朗普的说法让相当多的人嗤之以鼻，毕竟有什么贸易壁垒会比美联储利用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地位进行周期性收割来得更不公正呢？ 一言以蔽之，美国在收割世界多年后突然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与鳄鱼的眼泪无异。 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一下，现在你是一个俄亥俄州的制造业工人，由于外国工人低廉的工资和外国政府招商引资的许诺，这些美国资本毫不犹豫地关闭了美国工厂，那么你会觉得自己的失业公平么？ 笔者在这里并非要挑起阿美利加版本“老工业基地产业流失”的隐喻，更为关键的是，特朗普的喧嚣解释揭示出一个古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即什么是公正的自由贸易。 在抽象的层面上，公平的自由贸易不是什么难题。它建立在对物物交换这一基本的需求上。 用一个苹果换一个梨是经典的简化模型。用埃德蒙·伯克的话说，商品交换是“由双方的相互便利，实际上也由他们的相互需要所决定。” 现在让我们给问题引入更多的变量。如果说一个苹果换一个梨是合理的，那么现在由于苹果的大量减产，用五个梨换一个苹果也是合理的。 但如果现在已经陷入到末世，你必须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换苹果才能缓解孩子的饥饿，这时候基于需求的交换是否还那么合理呢？ 作为道德哲学教授，亚当·斯密将他的解决方法写在了《道德情操论》中。同情心本质上是一种想象力的投射，即对他人情感状态的理解和共情。用中国人的话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斯密的解释需要进一步澄清，即为何我们需要对他人情感状态的理解和共情，从而产生道德上的利他行为。 今日深处政治极化的人可能对此体悟更深，特朗普遭受枪击后社交媒体上不同群体天差地别的态度就是最好的写照。 那么憎恨特朗普的人非但不会因特朗普遭受枪击而产生同情，反而会产生出为何没打准的痛惜之情。 传统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伯克更为清晰地揭示出上述问题的答案，即共同体。我需要将他人视为某种程度上的“我们”，视为非异质化的一部分，才能激发这种共情。 没有这种共同体意识，斯密的同情心或者说同理心根本无法有效运作。正是在这一点上，伯克所建立的传统保守主义与斯密的《国富论》在自由贸易的理解上存在本质性不同。 一切的自由贸易必须从属于共同体所建立的伦理规范之下。用斯坦利斯的话说，“对伯克来说，公正是自由贸易的基础，社会效用是自由贸易的结果，这与边沁的功利主义相反。” 在这一意义上，特朗普大谈特谈的公平贸易才具有真正的可理解性。公正的自由贸易必须以某种共同体共识为前提，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而言，美国国内的共识才是其采纳的标准。 一方面，这意味其他主权共同体是以不一样的共识标准看待美国，特朗普的行为当然是一种恶劣的双重标准；毕竟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之类的问题上，美国即便不是独领风骚，也和欧盟共分天下。 另一方面，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而言，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美国收割全球的真正受益者，华尔街的金融资本与别有用心的外国政府同样面目可憎。 作为全球美国的制度性受害者，他们自然认可自己配谈什么是公正的自由贸易。 反专家主义和反官僚主义 现在，让我们跳过难以解决的政治经济学古老问题，将问题更为聚焦在本次关税的具体内容上。 主流经济学家表现出了罕见的一致。他们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战争即便不是毁灭性的，也是灾难性的。 《外交政策》的专栏作家迈克尔·赫什直接认为特朗普根本不懂经济学，“这也表明他对过去250年的经济理论基本上不熟悉，这些理论无可否认地表明，贸易并不是特朗普认为的零和游戏，而是对所有人都有利。” 在稍后更为严肃的分析中，赫什代表进步自由主义指出，高关税是一种可能的贸易策略，但必须与拜登的经济法案定向配套才能产生效果。 特朗普的全面高关税不仅破坏了企业的预期，更没有注意到今日美国的现实情况。一言以蔽之，特朗普就是单纯在开倒车，新时代的大萧条正在向美国招手。 赫什的态度可以视为绝大部分经济学相关人士的基本态度，即特朗普正在采用一种从根本上违反现代经济学的关税政策，这种刚愎自用是特朗普反智主义的最新表现之一。 特朗普对各国关税的征收计算方式是社交媒体最具传播性的故事。Politico直接以“企鹅、海豹和殖民地：特朗普解放计划中的 5 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关税”为标题，讽刺特朗普关税计划的合理性。 这意味特朗普政府显然没有详细考察由于欧洲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海外领土关税问题。 过病毒式的传播，特朗普政府“草台班子”的形象在日益深入人心的同时，也加强了特朗普关税政策与反智主义的意象联系。 客观而言，特朗普政府在关税税率的制定上确实缺乏精细度，但问题远不是“草台班子”那么简单。对专家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反对是其中两个难以绕过的视角。 第一，特朗普强烈的反专家主义倾向导致他不相信经济学是一种科学。经济学是否是一种科学是一个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的问题。 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不同经济学家在对同一个经济问题的分析中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使得经济学更难达到类似于1标准大气压下水的沸点为100摄氏度这样的客观程度。当然，这个问题也可以进一步扩展为，社会科学究竟是不是科学的问题。 与专家变成了“砖家”一样，特朗普很早就丧失了对社会科学的信赖。苏联解体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与里根的乐观态度不一致，当时大部分主流学者并不十分相信苏联会如此迅速陷入解体，反而他们都在竭力论证苏联依旧有和美国对抗的深厚底气。 用特朗普在25年前的话说，“在冷战期间，报纸和政策杂志上充斥着地缘政治上的深刻思考，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永远不可能希望战胜苏联。当然，他们对本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国际发展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更为糟糕的是，这些主流专家才冷战胜利之后又沉湎在另一套叙事中，“直到1991年，还有大量关于历史终结的时髦理论。 当时的想法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胜利，我们将进入一个和平与保证繁荣的无忧无虑的时代。这些人显然没有听说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小型化武器、恐怖主义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朗普辛辣地讽刺道，“你知道人们是怎么说经济学家的：他们明天就会知道为什么他们昨天预测的事情今天没有发生。许多美国外交政策专家也不例外。他们主要是为他们的同行专家写文章，就像一般的记者和专家一样，没有人会费心去检查别人的记录。” 换句话说，一个在25年前就认为一群无法预判苏联解体，也无法看透中国崛起的专家与酒囊饭袋没有区别的特朗普，在今日看到中国迅速崛起的情况下，是会加深自己对专家的不信任还是信任这些两次错判美国冷战后局势的“大聪明们”。 第二，特朗普主义对官僚系统的系统性摩擦导致他们只能以草台班子的方式推行各项政策。 笔者之前的文章已经指出，美国官僚系统内部确实具备明确的意识形态偏好。这种偏好导致霍布斯意义上的国家机器并未如期所预期的那样中立化和客观化。 MAGA的深层政府阴谋论是对官僚系统内部偏好的拙劣想象，他们只能直觉意识到官僚系统似乎有一些问题，但无法理解问题的实质。 于是，他们将自己的直觉转化为某种通俗易懂的阴谋论进行传播，即有一小撮人在操控影子政府。 这种浅显的阴谋论不单是MAGA所特有的，左右翼内部都有自己的阴谋论圈子。 正是阴谋论足够浅显，才能制造出简单易懂的想象，满足自己的政治情绪需求。如果只看到了MAGA的阴谋论，重读历史可能是一个更有帮助的选择。 官僚系统内部的高度独立意味特朗普政府只能吸纳更多的局外人进行对抗，局外人在具体的政治事务技巧上显然不如浸淫已久的高级事务官。 民主党媒体和支持者也更容易抓住政策中的不合理漏洞，试图削弱一般民众对特朗普的信心。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内部消息的经常漏风就是最有利的证据。只要稍微动动脑筋，所有人都能明白这些消息更有可能从哪里泄露出来。 阿美利加的事务官僚可能达不到汉弗莱爵士的高度，但这绝不意味他们没有各种背地里对抗政治任命者的各种技巧。 他们可以使用无以计数的官僚主义迷宫，拖延和影响各项政策的执行。这也是为何特朗普会选择直接废除机构作为回应策略。 把握反专家主义和反官僚主义才是特朗普关税政策可理解化的重要抓手。 脱离了这两点，特朗普的政策要么退化为某种神奇的大棋党解释，或者沦落为单纯满足MAGA的情绪需要。特朗普也只能成为永恒的“不可理解者”，对他进行无尽的景观主义想象。 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开战 本文的一二部分主要回答了一个问题，即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为什么是可理解的。这是破除进步派对特朗普景观主义想象的必要步骤。 但大家更关心的是，特朗普为什么会发动这场关税战争。笔者的回答是，特朗普正在向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全面开战。 让我们回到第一部分的问题，伯克和斯密在自由贸易上的本质性不同也被特朗普所继承。 古典功利主义恰恰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核心思想之一，或者更准确地说，效用最大化。以效用最大化为借口，大量的美国企业将制造业迁移到人力成本较低的地方，实现利润的扩张。 在传统保守主义看来，这种扩张本身违反了伦理规范。它不成比例地将负担抛给特定美国国内群体，损害了自由贸易所依赖的共同体共识。 共识坍台的成本可能没有那么直接，也没有那么肉眼可见，但代价不会消失，它终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刻引爆美国。 用特朗普自己在25年前的话说，“我们的长远利益要求我们与世界贸易伙伴达成更好的协议。 这将引起强烈抗议，因为我们已经陷入了错误的习惯，把廉价的血汗工厂生产的产品误认为是稳固和可持续的经济稳定。” 问题的实质在于，特朗普意识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就是不断撕裂美国共同体共识的罪魁祸首。 这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解释为何许多国家通过降低关税或者取消壁垒的方式讨好特朗普收效甚微的可能原因，也是特朗普对他损害全球产业链的指责充耳不闻的可能原因。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一整套相互适配的整全系统。这也是为何左右两翼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同时，又难以拿出替代方案的原因。 特朗普的意义在于，他试图在整全的意义上对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什么需要向全世界征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堵住资本转口贸易的狡猾做法。 中国对美国的芬太尼和汽车出口确实下降了，但这些下降由墨西哥转口贸易进行填补。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中，对单一国家征税本身是个无效行为。唯有普遍的加税，才能抑制资本到处逃窜的冲动和可能性。 这种高关税是对新自由主义增长逻辑的实质性反抗，用特朗普当年自己的话说，“美国的外交政策需要为美国贸易打开大门，而不是反过来。 在这里，原则和国家利益发出了同样的声音。有一些事情比利润更重要，其中之一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无限增长的虚幻许诺建立在无限放纵人类内心欲望的基础上，其结果是欲望的主客体颠倒，将人变成了欲望的奴隶。 无论愿意或不愿意，高关税产生的效果都会让美国民众从增长神话的迷信中痛苦的清醒过来。 当然，关税仅仅是特朗普25年前整体计划的一小部分。 其中最出人意料的是，特朗普将以取消遗产税为交换，向富豪阶层征收更高的资本所得税。特朗普将其视为美国重新实现财政平衡的关键步骤。 他甚至承认自己曾经的加税计划“将在短期内耗费我个人7亿美元，但这是值得的。”班农一直是这一计划的忠实拥护者。 特朗普是否能够突破重重政治阻力做到这一点还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但这绝非无稽之谈。 Axios在三月底的独家报道中就指出，“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告诉Axios，特朗普政府正在讨论一个令人惊讶的选择，以帮助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允许最富有的美国人的税率上升，以换取削减小费税。” 当然，还是很有可能，特朗普就是在不顾一切的讨好他的支持者，或者虽然有宏大的计划，但美国社会和民众在架不住这么折腾之后让他支持率跌到底，或者在中期选举惨败。 不过，在这些还没彻底落定前，万一特朗普不是发疯，哪怕只有不高的概率，我们也绝不能小瞧特朗普对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决心，以及可能产生的破坏程度。 而且对我们来说，新自由主义版本的全球化也是必须要死掉的东西，但对抗它的过程不可能不充满痛苦。 现在特朗普消耗自己的政治威望，从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内部去进行颠覆，长远来看对我们来说也会省很多事情。 眼下对我国而言，这意味特朗普将不惜以焦土战争的方式毁灭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网络，全球供应链脱钩的概率和速度将会大大增加，这也将推动我国进一步加强共同体和区域内循环建设。 对欧盟而言，这绝对是最为灾难性的前景。这不仅是关税上，还意味美国将不再愿意成为欧洲地缘政治纠纷的抑制器。没有武力作为保障的欧盟将很快在这些重新泛起的地缘政治纠纷中喘不过气。 对广大其他国家而言，它们只能被动做好承受特朗普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攻击所产生的余波。 特朗普的高关税仅仅只是开始，无论其成功与否，这都意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即将走到尽头。 特朗普和主流经济学至少有一个大概率会被拍死在历史的沙滩上。 在旧秩序的尽头，如何生存下去将是对每一个国家的残酷考验。
作者 | 丁毅超
来源：新潮沉思录（ID：xinchaochensi）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的关税大棒终于落下。由于征税的力度和范围远超资本的预期，美股应声下跌。
随之而来的是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的支持率达到了新低。根据路透社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为43%，低于上任时的47%。
特朗普的关税战争也激起了全世界的惊涛骇浪。欧盟可能是除了中国以外最主要的战场，除了狡猾的英国人通过有效公关只被加收10%关税外，欧盟整体被加收20%关税。
在马克龙多次暗示敌在太平洋的情况下，特朗普的冷面无情与打脸无异。
社交媒体对特朗普关税战争的解构更为热闹。
从“对万国宣战诏书”到“特朗普赢学”再到“草台班子论”，特朗普的关税战争普遍被解释为反智主义或者单纯的情绪价值，这在经济学相关人士和美股爱好者中特别明显。
对前者而言，这是捍卫经济学作为科学的必要反应；对后者而言，真金白银的损失足以让他们宣泄对罪魁祸首的愤怒。特朗普必须变为一个“异质性的疯子”。
通过“非人化”或者“非理性化”满足两边日益极化的政治情绪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不是本文的重点。
笔者试图指出，还是存在着某种概率，特朗普的关税战争有可能并非纯粹发疯，或某种突发奇想或者奇思妙想，而是特朗普当年就已开始思考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甚至可以在特朗普2000年作为改革党候选人所提出的纲领中就能看到其思考的逻辑。
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随着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深度改造和二次执政，他终于有机会推进自己在25年奠定的基础想法，而关税战争仅仅只是开始。
不管是发疯还是宏大计划，毫无疑问，关税战争都将对已经摇摇欲坠的新自由主义全全球化体系造成致命冲击。
特朗普主义，或者说MAGA运动正式吹响了对整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战争号角让本就摇摇欲坠的。这场漫长而痛苦的战争将成为这一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否能够维系下去的关键。
“公正的自由贸易”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经济进入紧急状态。
特朗普认为，“美国每年持续存在巨大商品贸易逆差，导致我国制造业基础空心化，抑制了我们扩大先进国内制造业产能的能力，破坏了关键的供应链，并导致我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依赖外国对手。
美国每年持续存在巨大商品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双边贸易关系缺乏互惠。
不同的关税税率和非关税壁垒就是这种情况的证据，它们使美国制造商更难在国外市场上销售其产品。
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政策也证明了这一点，它们抑制了国内工资和消费，从而抑制了对美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同时人为地提高了其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用更为通俗的话说，特朗普认为全世界国家在与美国的贸易中占了便宜，导致美国本土制造业丧失了竞争能力。
特朗普的说法让相当多的人嗤之以鼻，毕竟有什么贸易壁垒会比美联储利用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地位进行周期性收割来得更不公正呢？
一言以蔽之，美国在收割世界多年后突然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与鳄鱼的眼泪无异。
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一下，现在你是一个俄亥俄州的制造业工人，由于外国工人低廉的工资和外国政府招商引资的许诺，这些美国资本毫不犹豫地关闭了美国工厂，那么你会觉得自己的失业公平么？
笔者在这里并非要挑起阿美利加版本“老工业基地产业流失”的隐喻，更为关键的是，特朗普的喧嚣解释揭示出一个古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即什么是公正的自由贸易。
在抽象的层面上，公平的自由贸易不是什么难题。它建立在对物物交换这一基本的需求上。
用一个苹果换一个梨是经典的简化模型。用埃德蒙·伯克的话说，商品交换是“由双方的相互便利，实际上也由他们的相互需要所决定。”
现在让我们给问题引入更多的变量。如果说一个苹果换一个梨是合理的，那么现在由于苹果的大量减产，用五个梨换一个苹果也是合理的。
但如果现在已经陷入到末世，你必须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换苹果才能缓解孩子的饥饿，这时候基于需求的交换是否还那么合理呢？
作为道德哲学教授，亚当·斯密将他的解决方法写在了《道德情操论》中。同情心本质上是一种想象力的投射，即对他人情感状态的理解和共情。用中国人的话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斯密的解释需要进一步澄清，即为何我们需要对他人情感状态的理解和共情，从而产生道德上的利他行为。
今日深处政治极化的人可能对此体悟更深，特朗普遭受枪击后社交媒体上不同群体天差地别的态度就是最好的写照。
那么憎恨特朗普的人非但不会因特朗普遭受枪击而产生同情，反而会产生出为何没打准的痛惜之情。
传统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伯克更为清晰地揭示出上述问题的答案，即共同体。我需要将他人视为某种程度上的“我们”，视为非异质化的一部分，才能激发这种共情。
没有这种共同体意识，斯密的同情心或者说同理心根本无法有效运作。正是在这一点上，伯克所建立的传统保守主义与斯密的《国富论》在自由贸易的理解上存在本质性不同。
一切的自由贸易必须从属于共同体所建立的伦理规范之下。用斯坦利斯的话说，“对伯克来说，公正是自由贸易的基础，社会效用是自由贸易的结果，这与边沁的功利主义相反。”
在这一意义上，特朗普大谈特谈的公平贸易才具有真正的可理解性。公正的自由贸易必须以某种共同体共识为前提，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而言，美国国内的共识才是其采纳的标准。
一方面，这意味其他主权共同体是以不一样的共识标准看待美国，特朗普的行为当然是一种恶劣的双重标准；毕竟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之类的问题上，美国即便不是独领风骚，也和欧盟共分天下。
另一方面，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而言，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美国收割全球的真正受益者，华尔街的金融资本与别有用心的外国政府同样面目可憎。
作为全球美国的制度性受害者，他们自然认可自己配谈什么是公正的自由贸易。
反专家主义和反官僚主义
现在，让我们跳过难以解决的政治经济学古老问题，将问题更为聚焦在本次关税的具体内容上。
主流经济学家表现出了罕见的一致。他们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战争即便不是毁灭性的，也是灾难性的。
《外交政策》的专栏作家迈克尔·赫什直接认为特朗普根本不懂经济学，“这也表明他对过去250年的经济理论基本上不熟悉，这些理论无可否认地表明，贸易并不是特朗普认为的零和游戏，而是对所有人都有利。”
在稍后更为严肃的分析中，赫什代表进步自由主义指出，高关税是一种可能的贸易策略，但必须与拜登的经济法案定向配套才能产生效果。
特朗普的全面高关税不仅破坏了企业的预期，更没有注意到今日美国的现实情况。一言以蔽之，特朗普就是单纯在开倒车，新时代的大萧条正在向美国招手。
赫什的态度可以视为绝大部分经济学相关人士的基本态度，即特朗普正在采用一种从根本上违反现代经济学的关税政策，这种刚愎自用是特朗普反智主义的最新表现之一。
特朗普对各国关税的征收计算方式是社交媒体最具传播性的故事。Politico直接以“企鹅、海豹和殖民地：特朗普解放计划中的 5 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关税”为标题，讽刺特朗普关税计划的合理性。
这意味特朗普政府显然没有详细考察由于欧洲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海外领土关税问题。
过病毒式的传播，特朗普政府“草台班子”的形象在日益深入人心的同时，也加强了特朗普关税政策与反智主义的意象联系。
客观而言，特朗普政府在关税税率的制定上确实缺乏精细度，但问题远不是“草台班子”那么简单。对专家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反对是其中两个难以绕过的视角。
第一，特朗普强烈的反专家主义倾向导致他不相信经济学是一种科学。经济学是否是一种科学是一个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的问题。
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不同经济学家在对同一个经济问题的分析中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使得经济学更难达到类似于1标准大气压下水的沸点为100摄氏度这样的客观程度。当然，这个问题也可以进一步扩展为，社会科学究竟是不是科学的问题。
与专家变成了“砖家”一样，特朗普很早就丧失了对社会科学的信赖。苏联解体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与里根的乐观态度不一致，当时大部分主流学者并不十分相信苏联会如此迅速陷入解体，反而他们都在竭力论证苏联依旧有和美国对抗的深厚底气。
用特朗普在25年前的话说，“在冷战期间，报纸和政策杂志上充斥着地缘政治上的深刻思考，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永远不可能希望战胜苏联。当然，他们对本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国际发展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更为糟糕的是，这些主流专家才冷战胜利之后又沉湎在另一套叙事中，“直到1991年，还有大量关于历史终结的时髦理论。
当时的想法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胜利，我们将进入一个和平与保证繁荣的无忧无虑的时代。这些人显然没有听说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小型化武器、恐怖主义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朗普辛辣地讽刺道，“你知道人们是怎么说经济学家的：他们明天就会知道为什么他们昨天预测的事情今天没有发生。许多美国外交政策专家也不例外。他们主要是为他们的同行专家写文章，就像一般的记者和专家一样，没有人会费心去检查别人的记录。”
换句话说，一个在25年前就认为一群无法预判苏联解体，也无法看透中国崛起的专家与酒囊饭袋没有区别的特朗普，在今日看到中国迅速崛起的情况下，是会加深自己对专家的不信任还是信任这些两次错判美国冷战后局势的“大聪明们”。
第二，特朗普主义对官僚系统的系统性摩擦导致他们只能以草台班子的方式推行各项政策。
笔者之前的文章已经指出，美国官僚系统内部确实具备明确的意识形态偏好。这种偏好导致霍布斯意义上的国家机器并未如期所预期的那样中立化和客观化。
MAGA的深层政府阴谋论是对官僚系统内部偏好的拙劣想象，他们只能直觉意识到官僚系统似乎有一些问题，但无法理解问题的实质。
于是，他们将自己的直觉转化为某种通俗易懂的阴谋论进行传播，即有一小撮人在操控影子政府。
这种浅显的阴谋论不单是MAGA所特有的，左右翼内部都有自己的阴谋论圈子。
正是阴谋论足够浅显，才能制造出简单易懂的想象，满足自己的政治情绪需求。如果只看到了MAGA的阴谋论，重读历史可能是一个更有帮助的选择。
官僚系统内部的高度独立意味特朗普政府只能吸纳更多的局外人进行对抗，局外人在具体的政治事务技巧上显然不如浸淫已久的高级事务官。
民主党媒体和支持者也更容易抓住政策中的不合理漏洞，试图削弱一般民众对特朗普的信心。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内部消息的经常漏风就是最有利的证据。只要稍微动动脑筋，所有人都能明白这些消息更有可能从哪里泄露出来。
阿美利加的事务官僚可能达不到汉弗莱爵士的高度，但这绝不意味他们没有各种背地里对抗政治任命者的各种技巧。
他们可以使用无以计数的官僚主义迷宫，拖延和影响各项政策的执行。这也是为何特朗普会选择直接废除机构作为回应策略。
把握反专家主义和反官僚主义才是特朗普关税政策可理解化的重要抓手。
脱离了这两点，特朗普的政策要么退化为某种神奇的大棋党解释，或者沦落为单纯满足MAGA的情绪需要。特朗普也只能成为永恒的“不可理解者”，对他进行无尽的景观主义想象。
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开战
本文的一二部分主要回答了一个问题，即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为什么是可理解的。这是破除进步派对特朗普景观主义想象的必要步骤。
但大家更关心的是，特朗普为什么会发动这场关税战争。笔者的回答是，特朗普正在向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全面开战。
让我们回到第一部分的问题，伯克和斯密在自由贸易上的本质性不同也被特朗普所继承。
古典功利主义恰恰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核心思想之一，或者更准确地说，效用最大化。以效用最大化为借口，大量的美国企业将制造业迁移到人力成本较低的地方，实现利润的扩张。
在传统保守主义看来，这种扩张本身违反了伦理规范。它不成比例地将负担抛给特定美国国内群体，损害了自由贸易所依赖的共同体共识。
共识坍台的成本可能没有那么直接，也没有那么肉眼可见，但代价不会消失，它终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刻引爆美国。
用特朗普自己在25年前的话说，“我们的长远利益要求我们与世界贸易伙伴达成更好的协议。
这将引起强烈抗议，因为我们已经陷入了错误的习惯，把廉价的血汗工厂生产的产品误认为是稳固和可持续的经济稳定。”
问题的实质在于，特朗普意识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就是不断撕裂美国共同体共识的罪魁祸首。
这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解释为何许多国家通过降低关税或者取消壁垒的方式讨好特朗普收效甚微的可能原因，也是特朗普对他损害全球产业链的指责充耳不闻的可能原因。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一整套相互适配的整全系统。这也是为何左右两翼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同时，又难以拿出替代方案的原因。
特朗普的意义在于，他试图在整全的意义上对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什么需要向全世界征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堵住资本转口贸易的狡猾做法。
中国对美国的芬太尼和汽车出口确实下降了，但这些下降由墨西哥转口贸易进行填补。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中，对单一国家征税本身是个无效行为。唯有普遍的加税，才能抑制资本到处逃窜的冲动和可能性。
这种高关税是对新自由主义增长逻辑的实质性反抗，用特朗普当年自己的话说，“美国的外交政策需要为美国贸易打开大门，而不是反过来。
在这里，原则和国家利益发出了同样的声音。有一些事情比利润更重要，其中之一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无限增长的虚幻许诺建立在无限放纵人类内心欲望的基础上，其结果是欲望的主客体颠倒，将人变成了欲望的奴隶。
无论愿意或不愿意，高关税产生的效果都会让美国民众从增长神话的迷信中痛苦的清醒过来。
当然，关税仅仅是特朗普25年前整体计划的一小部分。
其中最出人意料的是，特朗普将以取消遗产税为交换，向富豪阶层征收更高的资本所得税。特朗普将其视为美国重新实现财政平衡的关键步骤。
他甚至承认自己曾经的加税计划“将在短期内耗费我个人7亿美元，但这是值得的。”班农一直是这一计划的忠实拥护者。
特朗普是否能够突破重重政治阻力做到这一点还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但这绝非无稽之谈。
Axios在三月底的独家报道中就指出，“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告诉Axios，特朗普政府正在讨论一个令人惊讶的选择，以帮助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允许最富有的美国人的税率上升，以换取削减小费税。”
当然，还是很有可能，特朗普就是在不顾一切的讨好他的支持者，或者虽然有宏大的计划，但美国社会和民众在架不住这么折腾之后让他支持率跌到底，或者在中期选举惨败。
不过，在这些还没彻底落定前，万一特朗普不是发疯，哪怕只有不高的概率，我们也绝不能小瞧特朗普对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决心，以及可能产生的破坏程度。
而且对我们来说，新自由主义版本的全球化也是必须要死掉的东西，但对抗它的过程不可能不充满痛苦。
现在特朗普消耗自己的政治威望，从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内部去进行颠覆，长远来看对我们来说也会省很多事情。
眼下对我国而言，这意味特朗普将不惜以焦土战争的方式毁灭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网络，全球供应链脱钩的概率和速度将会大大增加，这也将推动我国进一步加强共同体和区域内循环建设。
对欧盟而言，这绝对是最为灾难性的前景。这不仅是关税上，还意味美国将不再愿意成为欧洲地缘政治纠纷的抑制器。没有武力作为保障的欧盟将很快在这些重新泛起的地缘政治纠纷中喘不过气。
对广大其他国家而言，它们只能被动做好承受特朗普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攻击所产生的余波。
特朗普的高关税仅仅只是开始，无论其成功与否，这都意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即将走到尽头。
特朗普和主流经济学至少有一个大概率会被拍死在历史的沙滩上。
在旧秩序的尽头，如何生存下去将是对每一个国家的残酷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