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
广东省拟推行“妈妈岗”政策，
希望给更多妈妈提供灵活自由的岗位。
实现“带娃赚钱”两不误。
此举在网上引发争议：
就业和育儿，
为何依然是女性难以平衡的难题？
▲
日剧《我，到点下班》，女主角东山结衣从职场女性的角度表示：有了孩子以后女性容易受到母职惩罚
在史上最难就业季，
全职妈妈们重返职场也更艰难。
一条采访了几位重返职场的全职妈妈，
她们有人从年薪40万到月薪2800；
有人硕士学历，
中断工作8年后转行成保险经纪人；
也有人第一天上班，
就因为“适应不佳”被劝退。
数据来源：《一条全职妈妈调查问卷》
北大社会学学者於嘉，
正在研究女性生育后长期就业轨迹变化，
她与合作者发现，
女性成为全职妈妈，
能在一年后全职回归职场的比例只有15%，
“全职妈妈回归职场，
会面临结构性的劣势。”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讲述了女性成为全职妈妈后的生活
当一切有了参照，就注定会显得有些不一样。
37岁的卢莲莲刚刚得到了一份月薪2800元的工作，在一家医疗公司做行政。时间拨回到3年前，那时候她在医美行业做客户经理，年薪40万。
也是那一年，她和丈夫举家从义乌搬到南昌，她中断工作，做了3年全职妈妈。好像一把无形刀硬生生砍断了她和原来世界的所有联系。她只能从头开始。
夏梦瑶生活在上海，已经做全职妈妈8年。生活里只有两个孩子和一个丈夫，还有很多兼职。现在，38岁的她重新有了一份工作，但她似乎还无法自洽，调侃自己“就是个卖保险的”。时间灵活自由，但收入不稳定，这已经是来之不易的工作。
可是说起从前，她还是掩饰不住骄傲。硕士毕业后，夏梦瑶做了几年记者，后来她决定转行，自学考下会计从业资格证，自学外贸。进入银行外汇部门工作。
用了5年时间，努着劲儿去啃书，学习。她从一窍不通的“小白”成了银行人人皆知的“外汇小专家”。不管别人问任何专业性问题，她都能答上来。
只不过那些都成了往事。这几年里，她在学着和这些令她骄傲的往事“告别”，尽量不去谈论，同学会也不去了。“别人都在递名片，可我的名片上写什么呢？”
日剧《营业部长吉良奈津子》，女主生娃后重返职场
当然，类似的故事，也有一些“相对幸运”的版本。
31岁的安妮，此前在深圳某互联网大厂做产品经理，事业风生水起，还成了部门小领导。怀孕后，她处理了交接，安排了其他人暂时接替自己。“那是互联网行业最后辉煌的一两年。如果我当时没有离开，或许现在的薪资会更不错。”
等她休完产假回去，公司安排她进了别的小组，一个更年轻的女人成了她的领导。她有些不舒服，但是也没有过多怨言和争辩。“毕竟，现在不用管理很多事，也能早点回家了。”
后来，安妮还是选择辞职了，她在家里全职带孩子两年。后来再投简历，也非常顺利得到了面试和工作机会。虽然没有降薪，但她对比相同工作年限的人，中断的职业生涯还是影响了她的薪资。不过，她还是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
於嘉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这两年，她正在研究女性在生育之后的长期就业轨迹。她发现，女性生育后重返职场，大部分处在体制外，而且大多集中在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岗位。
数据来源：《 2020年中国妈妈群体行为洞察报告》
图为：女性生育后重返职场的比例。於嘉团队研究显示，1990-2020年，在所调查的25-39岁，不同学历的女性中，女性生育后重返职场的比例在下降
“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是更容易回归职场的。但这两年，因为关于早教、陪伴这样的育儿观念盛行，很多妈妈会倾向于‘密集母职’，全职育儿的妈妈反而有增多。”
数据显示，在25岁到39岁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中，1990年只有0.7%的女性生育后未回归职场，到了2015年，上升到了14.3%。
“2020年的普查数据还未公布，但能看到趋势，全职妈妈的比例在2015-2020年之间是持续增加的，各教育程度的妈妈不就业的比例都有增加。而女性受教育程度对重返职场的‘保护机制’也在下降。”
图片与本文无关
当她们穿上合衬的衣服，扯起笑容坐在HR面前，简历上断档的那几年，是重返职场的她们无法避开的话题。
“你这么久没工作了，我担心你不太适应。”这几乎是夏梦瑶每一场面试都要应对的问题。有时候她会撒谎孩子有人照看，自己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但是对面的人似乎并不相信。
2015年，夏梦瑶已经成为银行外汇这个新领域的佼佼者，加上领导的关切和器重，她觉得眼前一片坦途。女儿降生后，因为两边父母不方便照料，她和丈夫也忙于工作，出了产假，她就请了保姆照顾孩子。
但有一天，保姆推着婴儿车上了地铁站里的扶梯。车被卡住了，婴儿从车里翻了下来。虽然孩子没大碍，但这事在夏梦瑶心里砸出了一个窟窿，她无论如何都不再放心孩子交给外人。
夏梦瑶生活照
这个节骨眼上，丈夫也正在准备英语考试，他要被外派到瑞典工作，并希望夏梦瑶跟着一起去。重大的人生抉择摆在眼前。要辞职全职带孩子，还是继续自己的事业？
在几个月时间里，这个艰难的问题每天啃噬着夏梦瑶的心。她问母亲，问朋友，也问自己，但每一种答案都不一样。她希望丈夫能帮她做做决定，但他没给出什么意见。
夏梦瑶觉得很害怕，她很希望丈夫能说一句“没关系，这是我们一个家庭的决定”。但他的态度是“这是你自己的决定，以后无论怎样，不要怪孩子和家庭拖累了你”。
学者沙尼·奥加德在著作《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中提到，在面对此类决定时，丈夫倾向于将妻子界定为可以自由选择的个体，不受任何压力影响——尤其是任何来自丈夫的压力。
一切都由夏梦瑶自己来决定。她忽然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却让她更加无力。但是，她找不出任何破绽指责丈夫，只能不断宽慰自己。
夏梦瑶在瑞典
后来她想，之前自己做记者，都可以通过自学进入银行，未来依然掌握在她手中。“我的人生还很长，事业随时可以开始。但是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错过了，就没有了。”
她将那些不甘不舍的一股脑儿吞进肚子里。辞职，跟着丈夫出了国。
在瑞典的近3年里，夏梦瑶依然保持着学习状态，自己运营个人公众号，记录着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后来还自学瑞典语，用一年时间达到小学毕业水平。虽然没有方向，但她要随时做好重回职场的准备。
感觉煎熬的时候，她就看《红楼梦》。“即使外界认为宝玉是纨绔的，黛玉是刻薄的，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夏梦瑶很欣赏他们，他们在大众价值观之外，格格不入，但不受影响。
回国后不久，夏梦瑶发现自己再次怀孕了。返回职场的时间被无限拉长。
夏梦瑶和两个孩子合照
全职妈妈的生活也并不难想象。
有一次老公出差，夏梦瑶尿路感染开始发烧，她想安排孩子去朋友家，但朋友也有事无法照看。她只能拖着身体去医院，两个孩子也不能单独在家。她左手拉着大的，右手抱着小的，几乎晕过去。
因为全职在家里，孩子身上不好的地方，也会被归因给她。比如孩子脾气不好，习惯不好，丈夫就会觉得，因为夏梦瑶天天在家，是她没有做好榜样。
数据来源：《2021年中国妈妈生存报告》
上海的生活成本不低，每次刷信用卡买东西，夏梦瑶都要一再三思。因为还账单的丈夫要“过账单”。每一笔钱用在了哪里都要问她。每到这个“环节”，她都有些困窘无措，虽然没有乱花钱，但似乎在被质问和指责。
学者沙尼·奥加德指出，女性通过培养自我控制感和自我责任感，对消费行为进行自我监督，进一步加强了丈夫的资本领域与她们照护领域之间的分化，也巩固了她们最传统意义上的妻子身份。
虽然每天的日常让她感到“密不透风”，但夏梦瑶从没放弃寻找突破口，她总是去刷“全职妈妈创业成功”的分享，看其他全职妈妈的成功故事。
既然别人可以事业和家庭齐头并进，自己为什么不行？她要强，也不服输，用尽方式尝试向外冲撞：做代购，写文章，也学她们拍视频，做自媒体。但那都是要花时间和精力的。
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把日本全职主妇在家的全年无休的劳动折算成年收入，可达304.1万日元（约17.9万人民币）
而她复盘自己的一天：睁开眼睛就要开始“工作”，家务总是填塞在家里的各个角落。她经常需要一手抱着孩子，另一手炒菜。即使孩子睡了，还要洗衣服收拾玩具。夏梦瑶尝试给孩子最好的陪伴和教育，不愿意懈怠。
但每天晚上躺下来，她便会陷入自我怀疑：为什么别人可以兼顾家庭，还能做好自己的事业，而我却焦头烂额？
北大学者於嘉认为，这种“密集母职”，也是女性对自己的“自我说服”，她们无法挣脱现状，只能寻找意义。强调早教，陪伴，对孩子的培训。将孩子变成了自己的“事业”。
社会学家梅丽莎·米尔基也提到，高强度母职也是一种“地位保障”，“母亲为确保孩子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维持或提高原有经济地位，而做出的警觉性劳动。但这是以母亲的职业生涯、身心健康和内疚心理为巨大代价的。”
图片与文中人物无关
很多生育后的女性在重新找工作时，依然要考虑到陪伴、照顾孩子的时间。因此，在本就有限的岗位选择种，她们往往需要主动增设门槛。比如，没法长期加班或者出差，通勤时间也不能过长。
对于每一个重返职场的全职妈妈来说，找工作是因人而异的，这和之前的工作领域、学历、离开职场的时间等因素关联，是个非常复杂的变量。
夏梦瑶就没法再回到银行了。首先，时代变化太快。她离开时，银行还没有二维码，没有智能化的操作手段。虽然她也在努力，但每一天都日新月异，她早已无法和外界校准对齐。“8年，我错过了时代的变化，这是没办法的。”
夏梦瑶（左三）正在参与新公司会议
后来她去应聘国际幼儿园的公众号运营，到了最后一轮，她和一个更能年轻的女儿竞争。专业考核、英语测试全都过了。但是最后，还是没能过年龄这一关。
她非常理解对方的决定：那女孩儿才毕业不久，幼儿园可能更需要有活力的人。而自己生了两个孩子，对方也会觉得她有太多家庭负担。
后来的面试，她也要考虑很多因素，自己设置门槛。比如不能选择加班的工作。因为在夏梦瑶的生活规划里，孩子的教育、生活依然要自己来操持。上海的生活成本很高，如果再请个阿姨，生活只会更辛苦，孩子接送也要时间成本......
一通现实的“计算”下来，夏梦瑶没了太多选择。眼前好像只剩一条路：自由职业。后来，她兜兜转转成了保险经纪人。
日剧《卖房子的女人》剧照
“我发现这个行业里有很多全职妈妈或者找不到工作的人，来这里找另一种可能性。我还能怎么办呢？我需要别人的认可，需要经济独立，需要正反馈，和别人的联结。孩子长大了，他们的世界越来越大，我不能让我的世界越来越小。”
她说话的语速总是很快，一口气表达了所有“需要”。
但8年里，她几乎没了任何人脉资源，前5个月，她没有开单。目前的收入，平均到每个月，就是2000块左右。
后来我问她，现在还相信8年前那个决定吗？相信人在任何时候出发都可以吗？
她犹豫了一下，抑止住了一声很轻的笑声，似乎是无奈，又似乎是觉得那个想法有些幼稚。
“不相信了，以前我相信奇迹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任何时候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但后来发现，那需要很多机遇，要非常幸运。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那只能变成一个遗憾。”
工作中的卢莲莲
卢莲莲起初也没想到找工作会如此艰难。离开了奋斗十几年的义乌回到南昌，她积攒的人脉几乎全部消失。加上做全职妈妈3年，她要从头开始。
刚开始找工作，卢莲莲依然想挑战一下自己。她想重新回到老本行医美行业。毕竟有经验，也曾做到管理层。所以一些经理岗位、店长等等都想尝试。
但等真正开始找工作，却发现老家的工作环境根本不一样。缺口没有那么大，而且需要经常出差。
有时候面试完，她总要多问一句，“是否要经常出差？要加班吗？”几句话暴露了她的想法，对方也就没了回音。慢慢地，她放弃了回到原行业的想法。
接连的不如意，已经搓磨了她大半的勇气与志向。
挣扎到最后，她选择去一家初创的医疗公司做行政。工资很低，只有2800元。但毕竟这家公司朝九晚五，能按时下班，一个月休息4天。每天上班开电动车也就十几分钟，除了薪资问题。她都很满意。
李茗和女儿
即使在国外找工作，也会面临相似的问题。
4年前，李茗辞掉了国内稳定的工作，跟随着丈夫工作变动搬到了英国伦敦生活，那时她的女儿才刚2岁。随后的几年里，她成了全职妈妈。
去年，她和丈夫离婚成了单亲妈妈，重新回到职场，成了势在必行的事。
最初，李茗多少有些期待：希望能重新回到自己感兴趣的“景观设计”领域，希望能进大公司。但投出近百封简历，回复寥寥。
李茗拍下的伦敦街景
有时候面试很顺利，但她还是没法接受可能加班的现状。女儿在上托班。早晚都要接送，也要适当陪伴。这是每天要刚性付出的时间。
她也放弃过一份在其他城市、或者薪资不错的工作，因为通勤时间长或者工作时间太长。孩子，似乎成了她找工作时一个隐形的“圆心”，她要以这个“圆心”为半径画圆。
於嘉也在研究中发现，女性如果因生育离开了职场，在1年后，回归职场的比例是25%，其中全职回归的只有15%，全职3年之后，大概一半会回归职场，但其中有一半也是处于兼职状态。她们大部分是因为就业困难，相比全职就业，兼职或者自由职业则门槛较低。
“兼顾事业与家庭”的女性叙事依然存在。“女性在公领域的进步很快，比如她们在事业上的追求，职场上的平等，但是在私领域，依然存在很强的性别分工。而且受过教育的女性是有些‘恐弱’的，女性觉得如果你不能平衡好，那是没有能力的。”
卢莲莲和丈夫、两个儿子在一起
对于长期离开职场的女性来说，“走出去”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们还要反复面对那个陌生的自己：敏感、怯懦、不自信。
卢莲莲清晰记得自己去新公司报到的那天。公司不大，但因为一切都很陌生，她忽然觉得自己缩成了极微小的一粒。她提起那一刻，沉默了十几秒，声音开始发抖，“当时觉得自己特别渺小，很孤单。”
老板让她做自我介绍，她紧张得像个小学生。好像太久没有面对这么多人说过话，她说得结结巴巴，大脑空白。还没说几句，她便再也说不下去，“我怕自己哭出来。”
生活中的卢莲莲
一切都要重新熟悉起来。她很久没有使用电脑了，很多文件需要录入电脑系统，她手速慢，总是被催促，有时候刚刚输入好，又有可能忘记保存。被批评几句，卢莲莲就会止不住自责和担忧：是我太笨了，万一被开除了怎么办……
周围和她共事的同事都20出头，她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蜷缩”。“好像不自信了。”她性格要强，形容自己曾经也算是个“呼风唤雨的女人”，总觉得没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难题。
但现在，她只想保住这份工作。为了尽力融入同事圈子，她逼着自己和她们一起吃饭，听她们聊自己听不太懂的话题，即使下班早，她也等等同事同行回家。
以前，她还是会很注意外在形象。衣服、首饰、妆容，她都要花时间和精力。但现在她也没有心思去精心装扮自己了。
但工作也的确降低了卢莲莲的焦虑感。每天都能去工作，每月能有份属于自己的收入，被收缩起来的个人世界也在一点点打开。
秦晨在做全职妈妈期间，一直在钻研感兴趣的心理学知识
已经做全职妈妈7年的秦晨也有相似的感受。
7年里，她开着同一辆电动车，重复着相同的路线，穿梭在天津的街道上，接送孩子，带孩子出去玩。
她第一天出门找工作时，能明显感受到身体的紧绷。地铁闸机打开的那一瞬都让她觉得新鲜。挤进早高峰的地铁，秦晨被人群包裹在中间。她形容自己像一个探索世界的小孩。一切附近的东西突然都变得陌生。
在递出了几十份简历、找了几个月后，她终于被一家幼儿教培机构录用了。但是上班第一天，她就被劝退了。
那天秦晨有些上火，嗓子是哑的，有些说不出话，她坚持着上完了课。下午是校长培训。因为早已养成了午睡习惯，她坐在下面打迷糊。
第二天，HR跟她说，这份工作节奏有些快，担心她要照顾孩子，顾不过来，或许应该找一个平缓的工作先过渡一段时间。
秦晨无力反驳什么，有些灰溜溜地离开了。
秦晨很喜欢烹饪
於嘉也在其研究中发现，全职妈妈重返职场后，所面临的歧视大多是隐性的，它们可能包装成“糖衣炮弹”，以善意的形式出现。“举例来说，一般会默认有孩子女性要兼顾家庭，精力有限，因此不方便出差，参与某些项目等等。”
后来秦晨又找到一份写项目文案的工作，没多久她再次因为“适应性不佳”被辞退。
后来的几份工作，为了建立“自己可以适应”的形象，即便不用加班，她也要工作到7点。
但等到8点回到家里，她又要面临两个孩子的追问：“你等不能早点回来？能不能把这份工作换了？”
听到这种追问她都难免心软，只能继续换工作或者调整工作节奏，但对她来说，有一件事始终没有动摇：要工作，要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
卢莲莲和丈夫
重返职场后的落差感，也是无法直接与他人倾诉的，那隐秘的情绪只能用自我安慰的方式稀释溶解，这是个缓慢而重复的“劳动”。
比如关于那份月薪2800元的工作，卢莲莲是这么看的：她转了行业，算是新人，需要学习。而且已经空档了这么久，要重新熟悉职场。年纪也是问题……
她总会强调：“有一些工资，总比没有强……那我还能怎么办呢……总要往前走……”
不过当她重新回忆那段找工作的经历，她还是忍不住哭了很久。积压的委屈从未消失。
疲惫生活里，也有些安慰：她在南昌买了新房。虽然有房贷压力，但终于不用再租房住。每天下班，只要想着自己温暖的家可以回，她就能重新振作。
李茗现在的新家
不过单亲妈妈李茗还是感受到了更多活力，她彻底离开了曾经建构的家庭，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打造自己的生活。在找工作的一年多里，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充实感。
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前几天面试过的公司打来电话，通知她被录用了。对面的人语气温柔：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再去面试了。
李茗形容了一个很具体的幸福时刻：她和女儿搬进了新家，她整理着行李，女儿在一旁熟睡，花瓶里刚插好了花，音箱里飘出她最爱的音乐。眼前的一切，都像是生活的额外馈赠与恩赐。这是生活的新序章。
参考文献：
《生育与女性职业流动》，张银
今年4月，
广东省拟推行“妈妈岗”政策，
希望给更多妈妈提供灵活自由的岗位。
实现“带娃赚钱”两不误。
此举在网上引发争议：
就业和育儿，
为何依然是女性难以平衡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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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剧《我，到点下班》，女主角东山结衣从职场女性的角度表示：有了孩子以后女性容易受到母职惩罚
在史上最难就业季，
全职妈妈们重返职场也更艰难。
一条采访了几位重返职场的全职妈妈，
她们有人从年薪40万到月薪2800；
有人硕士学历，
中断工作8年后转行成保险经纪人；
也有人第一天上班，
就因为“适应不佳”被劝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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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一条全职妈妈调查问卷》
北大社会学学者於嘉，
正在研究女性生育后长期就业轨迹变化，
她与合作者发现，
女性成为全职妈妈，
能在一年后全职回归职场的比例只有15%，
“全职妈妈回归职场，
会面临结构性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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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讲述了女性成为全职妈妈后的生活
当一切有了参照，就注定会显得有些不一样。
37岁的卢莲莲刚刚得到了一份月薪2800元的工作，在一家医疗公司做行政。时间拨回到3年前，那时候她在医美行业做客户经理，年薪40万。
也是那一年，她和丈夫举家从义乌搬到南昌，她中断工作，做了3年全职妈妈。好像一把无形刀硬生生砍断了她和原来世界的所有联系。她只能从头开始。
夏梦瑶生活在上海，已经做全职妈妈8年。生活里只有两个孩子和一个丈夫，还有很多兼职。现在，38岁的她重新有了一份工作，但她似乎还无法自洽，调侃自己“就是个卖保险的”。时间灵活自由，但收入不稳定，这已经是来之不易的工作。
可是说起从前，她还是掩饰不住骄傲。硕士毕业后，夏梦瑶做了几年记者，后来她决定转行，自学考下会计从业资格证，自学外贸。进入银行外汇部门工作。
用了5年时间，努着劲儿去啃书，学习。她从一窍不通的“小白”成了银行人人皆知的“外汇小专家”。不管别人问任何专业性问题，她都能答上来。
只不过那些都成了往事。这几年里，她在学着和这些令她骄傲的往事“告别”，尽量不去谈论，同学会也不去了。“别人都在递名片，可我的名片上写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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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剧《营业部长吉良奈津子》，女主生娃后重返职场
当然，类似的故事，也有一些“相对幸运”的版本。
31岁的安妮，此前在深圳某互联网大厂做产品经理，事业风生水起，还成了部门小领导。怀孕后，她处理了交接，安排了其他人暂时接替自己。“那是互联网行业最后辉煌的一两年。如果我当时没有离开，或许现在的薪资会更不错。”
等她休完产假回去，公司安排她进了别的小组，一个更年轻的女人成了她的领导。她有些不舒服，但是也没有过多怨言和争辩。“毕竟，现在不用管理很多事，也能早点回家了。”
后来，安妮还是选择辞职了，她在家里全职带孩子两年。后来再投简历，也非常顺利得到了面试和工作机会。虽然没有降薪，但她对比相同工作年限的人，中断的职业生涯还是影响了她的薪资。不过，她还是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
於嘉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这两年，她正在研究女性在生育之后的长期就业轨迹。她发现，女性生育后重返职场，大部分处在体制外，而且大多集中在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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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2020年中国妈妈群体行为洞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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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女性生育后重返职场的比例。於嘉团队研究显示，1990-2020年，在所调查的25-39岁，不同学历的女性中，女性生育后重返职场的比例在下降
“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是更容易回归职场的。但这两年，因为关于早教、陪伴这样的育儿观念盛行，很多妈妈会倾向于‘密集母职’，全职育儿的妈妈反而有增多。”
数据显示，在25岁到39岁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中，1990年只有0.7%的女性生育后未回归职场，到了2015年，上升到了14.3%。
“2020年的普查数据还未公布，但能看到趋势，全职妈妈的比例在2015-2020年之间是持续增加的，各教育程度的妈妈不就业的比例都有增加。而女性受教育程度对重返职场的‘保护机制’也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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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与本文无关
当她们穿上合衬的衣服，扯起笑容坐在HR面前，简历上断档的那几年，是重返职场的她们无法避开的话题。
“你这么久没工作了，我担心你不太适应。”这几乎是夏梦瑶每一场面试都要应对的问题。有时候她会撒谎孩子有人照看，自己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但是对面的人似乎并不相信。
2015年，夏梦瑶已经成为银行外汇这个新领域的佼佼者，加上领导的关切和器重，她觉得眼前一片坦途。女儿降生后，因为两边父母不方便照料，她和丈夫也忙于工作，出了产假，她就请了保姆照顾孩子。
但有一天，保姆推着婴儿车上了地铁站里的扶梯。车被卡住了，婴儿从车里翻了下来。虽然孩子没大碍，但这事在夏梦瑶心里砸出了一个窟窿，她无论如何都不再放心孩子交给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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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梦瑶生活照
这个节骨眼上，丈夫也正在准备英语考试，他要被外派到瑞典工作，并希望夏梦瑶跟着一起去。重大的人生抉择摆在眼前。要辞职全职带孩子，还是继续自己的事业？
在几个月时间里，这个艰难的问题每天啃噬着夏梦瑶的心。她问母亲，问朋友，也问自己，但每一种答案都不一样。她希望丈夫能帮她做做决定，但他没给出什么意见。
夏梦瑶觉得很害怕，她很希望丈夫能说一句“没关系，这是我们一个家庭的决定”。但他的态度是“这是你自己的决定，以后无论怎样，不要怪孩子和家庭拖累了你”。
学者沙尼·奥加德在著作《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中提到，在面对此类决定时，丈夫倾向于将妻子界定为可以自由选择的个体，不受任何压力影响——尤其是任何来自丈夫的压力。
一切都由夏梦瑶自己来决定。她忽然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却让她更加无力。但是，她找不出任何破绽指责丈夫，只能不断宽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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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梦瑶在瑞典
后来她想，之前自己做记者，都可以通过自学进入银行，未来依然掌握在她手中。“我的人生还很长，事业随时可以开始。但是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错过了，就没有了。”
她将那些不甘不舍的一股脑儿吞进肚子里。辞职，跟着丈夫出了国。
在瑞典的近3年里，夏梦瑶依然保持着学习状态，自己运营个人公众号，记录着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后来还自学瑞典语，用一年时间达到小学毕业水平。虽然没有方向，但她要随时做好重回职场的准备。
感觉煎熬的时候，她就看《红楼梦》。“即使外界认为宝玉是纨绔的，黛玉是刻薄的，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夏梦瑶很欣赏他们，他们在大众价值观之外，格格不入，但不受影响。
回国后不久，夏梦瑶发现自己再次怀孕了。返回职场的时间被无限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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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梦瑶和两个孩子合照
全职妈妈的生活也并不难想象。
有一次老公出差，夏梦瑶尿路感染开始发烧，她想安排孩子去朋友家，但朋友也有事无法照看。她只能拖着身体去医院，两个孩子也不能单独在家。她左手拉着大的，右手抱着小的，几乎晕过去。
因为全职在家里，孩子身上不好的地方，也会被归因给她。比如孩子脾气不好，习惯不好，丈夫就会觉得，因为夏梦瑶天天在家，是她没有做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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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21年中国妈妈生存报告》
上海的生活成本不低，每次刷信用卡买东西，夏梦瑶都要一再三思。因为还账单的丈夫要“过账单”。每一笔钱用在了哪里都要问她。每到这个“环节”，她都有些困窘无措，虽然没有乱花钱，但似乎在被质问和指责。
学者沙尼·奥加德指出，女性通过培养自我控制感和自我责任感，对消费行为进行自我监督，进一步加强了丈夫的资本领域与她们照护领域之间的分化，也巩固了她们最传统意义上的妻子身份。
虽然每天的日常让她感到“密不透风”，但夏梦瑶从没放弃寻找突破口，她总是去刷“全职妈妈创业成功”的分享，看其他全职妈妈的成功故事。
既然别人可以事业和家庭齐头并进，自己为什么不行？她要强，也不服输，用尽方式尝试向外冲撞：做代购，写文章，也学她们拍视频，做自媒体。但那都是要花时间和精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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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把日本全职主妇在家的全年无休的劳动折算成年收入，可达304.1万日元（约17.9万人民币）
而她复盘自己的一天：睁开眼睛就要开始“工作”，家务总是填塞在家里的各个角落。她经常需要一手抱着孩子，另一手炒菜。即使孩子睡了，还要洗衣服收拾玩具。夏梦瑶尝试给孩子最好的陪伴和教育，不愿意懈怠。
但每天晚上躺下来，她便会陷入自我怀疑：为什么别人可以兼顾家庭，还能做好自己的事业，而我却焦头烂额？
北大学者於嘉认为，这种“密集母职”，也是女性对自己的“自我说服”，她们无法挣脱现状，只能寻找意义。强调早教，陪伴，对孩子的培训。将孩子变成了自己的“事业”。
社会学家梅丽莎·米尔基也提到，高强度母职也是一种“地位保障”，“母亲为确保孩子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维持或提高原有经济地位，而做出的警觉性劳动。但这是以母亲的职业生涯、身心健康和内疚心理为巨大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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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与文中人物无关
很多生育后的女性在重新找工作时，依然要考虑到陪伴、照顾孩子的时间。因此，在本就有限的岗位选择种，她们往往需要主动增设门槛。比如，没法长期加班或者出差，通勤时间也不能过长。
对于每一个重返职场的全职妈妈来说，找工作是因人而异的，这和之前的工作领域、学历、离开职场的时间等因素关联，是个非常复杂的变量。
夏梦瑶就没法再回到银行了。首先，时代变化太快。她离开时，银行还没有二维码，没有智能化的操作手段。虽然她也在努力，但每一天都日新月异，她早已无法和外界校准对齐。“8年，我错过了时代的变化，这是没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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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梦瑶（左三）正在参与新公司会议
后来她去应聘国际幼儿园的公众号运营，到了最后一轮，她和一个更能年轻的女儿竞争。专业考核、英语测试全都过了。但是最后，还是没能过年龄这一关。
她非常理解对方的决定：那女孩儿才毕业不久，幼儿园可能更需要有活力的人。而自己生了两个孩子，对方也会觉得她有太多家庭负担。
后来的面试，她也要考虑很多因素，自己设置门槛。比如不能选择加班的工作。因为在夏梦瑶的生活规划里，孩子的教育、生活依然要自己来操持。上海的生活成本很高，如果再请个阿姨，生活只会更辛苦，孩子接送也要时间成本......
一通现实的“计算”下来，夏梦瑶没了太多选择。眼前好像只剩一条路：自由职业。后来，她兜兜转转成了保险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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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剧《卖房子的女人》剧照
“我发现这个行业里有很多全职妈妈或者找不到工作的人，来这里找另一种可能性。我还能怎么办呢？我需要别人的认可，需要经济独立，需要正反馈，和别人的联结。孩子长大了，他们的世界越来越大，我不能让我的世界越来越小。”
她说话的语速总是很快，一口气表达了所有“需要”。
但8年里，她几乎没了任何人脉资源，前5个月，她没有开单。目前的收入，平均到每个月，就是2000块左右。
后来我问她，现在还相信8年前那个决定吗？相信人在任何时候出发都可以吗？
她犹豫了一下，抑止住了一声很轻的笑声，似乎是无奈，又似乎是觉得那个想法有些幼稚。
“不相信了，以前我相信奇迹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任何时候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但后来发现，那需要很多机遇，要非常幸运。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那只能变成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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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卢莲莲
卢莲莲起初也没想到找工作会如此艰难。离开了奋斗十几年的义乌回到南昌，她积攒的人脉几乎全部消失。加上做全职妈妈3年，她要从头开始。
刚开始找工作，卢莲莲依然想挑战一下自己。她想重新回到老本行医美行业。毕竟有经验，也曾做到管理层。所以一些经理岗位、店长等等都想尝试。
但等真正开始找工作，却发现老家的工作环境根本不一样。缺口没有那么大，而且需要经常出差。
有时候面试完，她总要多问一句，“是否要经常出差？要加班吗？”几句话暴露了她的想法，对方也就没了回音。慢慢地，她放弃了回到原行业的想法。
接连的不如意，已经搓磨了她大半的勇气与志向。
挣扎到最后，她选择去一家初创的医疗公司做行政。工资很低，只有2800元。但毕竟这家公司朝九晚五，能按时下班，一个月休息4天。每天上班开电动车也就十几分钟，除了薪资问题。她都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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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茗和女儿
即使在国外找工作，也会面临相似的问题。
4年前，李茗辞掉了国内稳定的工作，跟随着丈夫工作变动搬到了英国伦敦生活，那时她的女儿才刚2岁。随后的几年里，她成了全职妈妈。
去年，她和丈夫离婚成了单亲妈妈，重新回到职场，成了势在必行的事。
最初，李茗多少有些期待：希望能重新回到自己感兴趣的“景观设计”领域，希望能进大公司。但投出近百封简历，回复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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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茗拍下的伦敦街景
有时候面试很顺利，但她还是没法接受可能加班的现状。女儿在上托班。早晚都要接送，也要适当陪伴。这是每天要刚性付出的时间。
她也放弃过一份在其他城市、或者薪资不错的工作，因为通勤时间长或者工作时间太长。孩子，似乎成了她找工作时一个隐形的“圆心”，她要以这个“圆心”为半径画圆。
於嘉也在研究中发现，女性如果因生育离开了职场，在1年后，回归职场的比例是25%，其中全职回归的只有15%，全职3年之后，大概一半会回归职场，但其中有一半也是处于兼职状态。她们大部分是因为就业困难，相比全职就业，兼职或者自由职业则门槛较低。
“兼顾事业与家庭”的女性叙事依然存在。“女性在公领域的进步很快，比如她们在事业上的追求，职场上的平等，但是在私领域，依然存在很强的性别分工。而且受过教育的女性是有些‘恐弱’的，女性觉得如果你不能平衡好，那是没有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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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莲莲和丈夫、两个儿子在一起
对于长期离开职场的女性来说，“走出去”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们还要反复面对那个陌生的自己：敏感、怯懦、不自信。
卢莲莲清晰记得自己去新公司报到的那天。公司不大，但因为一切都很陌生，她忽然觉得自己缩成了极微小的一粒。她提起那一刻，沉默了十几秒，声音开始发抖，“当时觉得自己特别渺小，很孤单。”
老板让她做自我介绍，她紧张得像个小学生。好像太久没有面对这么多人说过话，她说得结结巴巴，大脑空白。还没说几句，她便再也说不下去，“我怕自己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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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卢莲莲
一切都要重新熟悉起来。她很久没有使用电脑了，很多文件需要录入电脑系统，她手速慢，总是被催促，有时候刚刚输入好，又有可能忘记保存。被批评几句，卢莲莲就会止不住自责和担忧：是我太笨了，万一被开除了怎么办……
周围和她共事的同事都20出头，她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蜷缩”。“好像不自信了。”她性格要强，形容自己曾经也算是个“呼风唤雨的女人”，总觉得没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难题。
但现在，她只想保住这份工作。为了尽力融入同事圈子，她逼着自己和她们一起吃饭，听她们聊自己听不太懂的话题，即使下班早，她也等等同事同行回家。
以前，她还是会很注意外在形象。衣服、首饰、妆容，她都要花时间和精力。但现在她也没有心思去精心装扮自己了。
但工作也的确降低了卢莲莲的焦虑感。每天都能去工作，每月能有份属于自己的收入，被收缩起来的个人世界也在一点点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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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晨在做全职妈妈期间，一直在钻研感兴趣的心理学知识
已经做全职妈妈7年的秦晨也有相似的感受。
7年里，她开着同一辆电动车，重复着相同的路线，穿梭在天津的街道上，接送孩子，带孩子出去玩。
她第一天出门找工作时，能明显感受到身体的紧绷。地铁闸机打开的那一瞬都让她觉得新鲜。挤进早高峰的地铁，秦晨被人群包裹在中间。她形容自己像一个探索世界的小孩。一切附近的东西突然都变得陌生。
在递出了几十份简历、找了几个月后，她终于被一家幼儿教培机构录用了。但是上班第一天，她就被劝退了。
那天秦晨有些上火，嗓子是哑的，有些说不出话，她坚持着上完了课。下午是校长培训。因为早已养成了午睡习惯，她坐在下面打迷糊。
第二天，HR跟她说，这份工作节奏有些快，担心她要照顾孩子，顾不过来，或许应该找一个平缓的工作先过渡一段时间。
秦晨无力反驳什么，有些灰溜溜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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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晨很喜欢烹饪
於嘉也在其研究中发现，全职妈妈重返职场后，所面临的歧视大多是隐性的，它们可能包装成“糖衣炮弹”，以善意的形式出现。“举例来说，一般会默认有孩子女性要兼顾家庭，精力有限，因此不方便出差，参与某些项目等等。”
后来秦晨又找到一份写项目文案的工作，没多久她再次因为“适应性不佳”被辞退。
后来的几份工作，为了建立“自己可以适应”的形象，即便不用加班，她也要工作到7点。
但等到8点回到家里，她又要面临两个孩子的追问：“你等不能早点回来？能不能把这份工作换了？”
听到这种追问她都难免心软，只能继续换工作或者调整工作节奏，但对她来说，有一件事始终没有动摇：要工作，要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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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莲莲和丈夫
重返职场后的落差感，也是无法直接与他人倾诉的，那隐秘的情绪只能用自我安慰的方式稀释溶解，这是个缓慢而重复的“劳动”。
比如关于那份月薪2800元的工作，卢莲莲是这么看的：她转了行业，算是新人，需要学习。而且已经空档了这么久，要重新熟悉职场。年纪也是问题……
她总会强调：“有一些工资，总比没有强……那我还能怎么办呢……总要往前走……”
不过当她重新回忆那段找工作的经历，她还是忍不住哭了很久。积压的委屈从未消失。
疲惫生活里，也有些安慰：她在南昌买了新房。虽然有房贷压力，但终于不用再租房住。每天下班，只要想着自己温暖的家可以回，她就能重新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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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茗现在的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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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茗和女儿
不过单亲妈妈李茗还是感受到了更多活力，她彻底离开了曾经建构的家庭，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打造自己的生活。在找工作的一年多里，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充实感。
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前几天面试过的公司打来电话，通知她被录用了。对面的人语气温柔：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再去面试了。
李茗形容了一个很具体的幸福时刻：她和女儿搬进了新家，她整理着行李，女儿在一旁熟睡，花瓶里刚插好了花，音箱里飘出她最爱的音乐。眼前的一切，都像是生活的额外馈赠与恩赐。这是生活的新序章。
参考文献：
《生育与女性职业流动》，张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