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为国泰航空的歧视风波，也让“香港人崇拜英语而看不起普通话”这一话题重新在网络中放大，极有可能成为激化两地矛盾的导火索。
国泰歧视风波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要分析透彻整场国泰歧视风波，有如下几个重点要留意：
·目前，国泰背后最大股东是英资太古集团，虽然有约三成的股份属于中国国际航空；
·香港于2019年发生了修例风波，大部分国泰员工参与罢工等激进行动，影响正常航班运行，声誉也受到打击；
·2020年6月，因应新冠疫情引致运力及收入大减，国泰宣布总值约390亿港元的资本重整计划，该公司将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行195亿港元优先股、约19.5亿港元的认股权证，而特区政府亦会向国泰提供78亿港元的过渡性贷款，并由财政司司长法团名下之“Aviation 2020 Limited”持有有关权益；
·国泰在2020年10月因为管理不善而在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排名中跌出三甲，继而宣布了重组计划，裁员规模达到8500个，占当时集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从如上几点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国泰的大股东是英资的，国泰的员工近年有激进反对特区政府的行事传统，以及国泰有点缺钱。
2022年民航局受理的对国泰航空的投诉情况 数据来源：民航局，记者整理
上述这个简单结论和此次事件又有什么关连呢？试想，一个本身由英资主导却又缺钱的公司，根本是没本钱、也不会换走那些激进反对特区政府的员工，虽然近日报道未有谈及几位涉事空乘的身份，但基本上也就很可能是修例风波中所谓的“黄丝”了，这也是很合乎常理的推论。
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香港，“黄丝”并不能代表大部分香港人，所以仍旧充斥“黄丝”的国泰不能代表香港服务业，更不能代表香港。
虽然如此，此次事件所折射出“崇拜英语而看不起普通话”的现象，却又是真实存在的。犹记得今年2月初，香港恢复通关不久后，一名内地网红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条“挑战在香港一天只说普通话”的视频，最后得出了“在香港讲普通话不仅会被歧视遭白眼，还会受到与当地人不同等待遇”的结论。“在香港讲普通话会被歧视”的话题继而也引发了两地的争论，部分别有用心的网红为了蹭流量，也加入其中不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
有关香港人“崇拜英语而看不起普通话”的情况，没有也不可能有统计数字可以佐证，但通过下文一些现象性的分析，相信有助内地民众在撇除情绪化事件的激化下，对这一情况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
“两文三语”实际上其实是“重英轻中”
香港现行所谓的“两文三语”政策，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1997年成立后推广的语文政策。两文为中文和英文，三语则为粤语、英语和普通话。
在港英殖民管治时期，港英政府表面上主打“两文”，但一直有意无意地“重英抑中”，把中文和英文对立起来看待，中文也完全无法撼动英文作为精英语言的“霸权地位”。
1997年回归后，香港步入“两文三语”时代，亦即以中文和英文进行书写，并以粤语、英语和普通话作为口语。但时至今日，英文地位依然高高在上。
至于普通话教育，在中小学推行是推行了，普及是普及了，惟回归至今将近26年，仍然不是香港学生人生最重要考试──中学文凭试DSE的必考科。依此看，香港特区政府和整个社会能谈得上对普通话有多重视吗？或许可以这样说，今天的香港教育，即使说不上“重英抑中”，也毫无疑问是“重英轻中”了。
这种情况除了体现在教育上，也体现在特区政府的运作上。不说大家或许不知，特区政府官方内部文件至今亦“全用英文”。现如今大部分影响广大香港市民的政府政策文件，都是首先用英文撰写的，在召开有关会议前，按惯例征求各部门意见的电邮也是用英文撰写的，即使回复者全部是中国人，也只能用英文回复，否则很可能被英文水平极高的政务主任视为“异类”。这些情况不是道听途说的，而是有事实根据的，有关情况均是香港特区政府前新闻统筹专员冯炜光近日在专栏文章中所提及的。
香港初中普通话教科书
40岁以上人群普通话能力普遍较弱
另一点要触及的关键，则是到底香港人是不懂抑或是不愿听/讲普通话？如果把1997年回归年设定为一条界线，那么现年40岁以上、一直在香港受教育的香港人，绝大多数在中小学时期都没有受过系统式的普通话教育，不能听/讲普通话或是水平有限，也实在是情理之中。
当然，香港也有一部分相关年龄层的人士能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们或是内地移居来港人士、或是主动学习、或是工作及生活需要，原因不尽相同，但也谈不上是主流人群。
所以在这里必须回应一下，对于一部分内地游客来港时，以普通话问路或询问其他问题时不时遭受一部分大叔、大婶的无视，其原因很可能就在于此。
至于40岁以下的香港人群，是否就一定说得好普通话呢？恐怕也未必尽然。如前所述，普通话教育虽然已在中小学普及化，却仍然不是公开考试的必考科，加上课堂以外，除了个别学校，很多学生仍然是以粤语作为主要沟通载体。因此，能否把普通话听好说好，也是因人而异了。
跟普通话情况差不多的，还有简体字在香港的“尴尬”地位。香港法定语文只订明是中文、英文，但中文没有写明是繁体字或简体字。实际上，香港书写的和教学语文均是繁体字，虽然在公开考试中，撰写简体字也是获得认可的（不少学生认为书写速度会更快）。然而，基于操作性的问题，学校教师并不鼓励学生在日常课堂学习或交作业时“繁简混杂”（且大部分教师也难以正确辨别有关简体字是否正确）。
说白了，到目前为止，简体字还未在香港日常正规中使用，而一旦坊间有机构在不同文件、标语、展示中有意无意间采用了简体字，也经常会触发争议，被质疑是“别有用心”。总的来说，无论是普通话抑或简体字，在香港本地人群中也从没有大流行起来。
香港“时间就是金钱”的“快文化”
每当跟新相识或较少前赴香港的内地朋友谈及香港人对内地人的“歧视”时，如果能带他们先认识香港的“快文化”，准能减少超过一半的误会。
不要说在中国城市之中，即便是放眼全球，香港人注重效率也是出了名的，做事快、说话快、走路快，就连吃饭都要快，在此，我们笼统称之为“快文化”。
提及“快文化”，不少内地朋友可能都会知晓，但“快文化”背后的底层逻辑，又有多少人真正明了？如果不了解此一底层逻辑，自然就不能理解现时所涌现问题的本质了。
香港“快文化”有两条金科玉律，一是“时间就是金钱”，二是“效率就是生命”，说破了，莫不是因为香港的“高成本生活”所导致。香港的房屋和租金价格居高不下，加上其他生活成本如食品、交通、教育和医疗等开支也较高，使得香港市民的生活负担很重。
在香港，许多人不得不支付高额的租金和房贷，甚至需要长时间工作以应对高昂的生活开支。此外，香港的教育和医疗体系同样也需要高额的支出，对于普通市民而言，这些开支都是不小的负担。香港市民普遍面临的经济和生活压力，使得他们“不能不快”。
最能体现“快文化”的场景就是茶餐厅。在香港点菜时，无论你是不是说普通话，只要稍微犹豫一下，服务员就会马上转身为别人下单，无论你是不是内地游客，每当吃完某道菜，服务员很快就会把空碟子收走，这种做法表面上是服务，实际上是希望客人快点吃完及离开，原因不是因为无礼或看不起你，而只是希望多做一个客人是一个，多挣一点钱是一点。
大家可以不喜欢甚至是厌恶香港的“快文化”，但应当理解“快文化”背后的底层逻辑，那么对这几个月很多内地网络曝光的“来港旅游时被歧视”事件，也许会有不一样的解读。
“恋殖”和“反中”情绪的真实存在
至于针对内地游客或普通话的歧视，就要谈谈香港存在的“恋殖”和“反中”情绪。
香港一部分人“恋殖”和“反中”的缘由是多方面的。“恋殖”源于香港历史上英国殖民管治的影响。英国在香港管治期间，带来了现代化的基础建设和法制体系，同时也在文化、语言等方面对香港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1997年中央政府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部分香港人仍然对英国文化和生活方式有所追求，并将其视为一种优越的生活方式，因此产生了“恋殖”的情感。
而“反中”则源于香港一部分人对国家政治制度的不信任，以及对当前政策的不满（基本上是源于不理解）。香港一部分人认为中央在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不如他们的预期（基本上仍是源于不理解），并且错误地以为中央对香港的“高度自治”进行了“限制”和“侵犯”（基本上也是源于不理解），例如2019年的《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暴乱即是最显著的一例。
此外，他们也对内地往昔的一些社会问题诸如贪污腐败感到不满，并担心这些问题会蔓延到香港，却似乎从来不知道内地这些年来的打贪反腐工作已取得重大成果。因此，一些香港人对中央政府和内地的事务持有批评和反对的态度，并具体呈现为一种“反中”情绪。
必须指出的是，香港局势由乱转治已3年，反中乱港头领和组织虽然已陆续被追究责任，但整个社会存在多年的“恋殖”和“反中”情绪，也肯定不可能一下子烟消云散，这毫无疑问是不现实的想法。这些情绪也必然导致社会分歧和对立的现象，歧视内地游客和看不起普通话，自然而然地就是上述这些情绪的一种“输出”。
每年半亿内地游客带来的困扰
最后要谈的则是数目巨大的内地游客。自2003年起推行的“港澳个人游”，为香港带来了庞大的游客人数，但同时也对香港各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承受压力。
可能在这里有读者会反驳，香港人也太麻烦了吧，游客数目也会嫌多？让我们先来看看2018年的数字（主要是2019年后发生了暴乱和疫情，数字无可比性），该年内地访港旅客高达5103.82万人次，5100万是个什么概念？如果对比香港只有700多万的人口，大家就会明白一年5100万旅客是个什么样的巨大承受压力。
游客大量涌入零售商场和景点，导致拥挤和挤压产生，同时也对香港的公共交通和住宿资源等方面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再者，“个人游”游客的消费行为间接催生了其他问题，例如一些人在香港购买大量奢侈品和免税商品后，再转卖回内地谋取暴利，成为“水货客”。
“水货客”的涌现，已经成为了香港严重的社区问题，导致了社区金铺和药店等不合理的增多，此消彼长下，一些服务居民的食肆、小店，自然就无法在昂贵租金下生存，继而导致了租金不合理涨高再转嫁消费者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同时，由于香港和内地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存在差异，内地游客与香港居民的文化冲突和误解也经常对两地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带来负面影响。除了“个人游”，当然还有不顾及旅游体验的“低价团”问题，也是经常造成两地矛盾的催化剂、易燃剂。
总结
总的来说，我们无法否定“香港人崇拜英语而看不起普通话”的存在。此一问题反映了香港社会中存在的语言偏见和文化价值观的失衡。
一方面，基于历史的原因，香港人普遍认为英语是一种国际语言，是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因此对英语的崇拜和追求比较普遍。许多香港人会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学习英语，并且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优先使用英语，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
另一方面，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在香港并不像英语一样获得广泛的重视和使用，影响了普通话在香港的推广和普及，某程度上也反映了香港人对内地文化和价值观的不理解和不认同，以及对自身国家文化和语言的自卑和忽略。
这种语言偏见和文化价值观的失衡，不仅对香港社会的多元文化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也对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自信带来了挑战。因此，从正面去看，这场“香港人崇拜英语而看不起普通话”的风波，正好能让内地特别是广大民众更了解香港的方方面面。
此次国泰风波也提醒了香港特区政府，今后要研究的，不单单是对普通话的推广和教育，而是要在法律上明确普通话乃至简体字的地位，并将普通话融入考评体系，以增强香港人的语言意识、文化自觉与国家认同。不然的话，类似的风波只会没完没了地出现。
近日，因为国泰航空的歧视风波，也让“香港人崇拜英语而看不起普通话”这一话题重新在网络中放大，极有可能成为激化两地矛盾的导火索。
国泰歧视风波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要分析透彻整场国泰歧视风波，有如下几个重点要留意：
·目前，国泰背后最大股东是英资太古集团，虽然有约三成的股份属于中国国际航空；
·香港于2019年发生了修例风波，大部分国泰员工参与罢工等激进行动，影响正常航班运行，声誉也受到打击；
·2020年6月，因应新冠疫情引致运力及收入大减，国泰宣布总值约390亿港元的资本重整计划，该公司将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行195亿港元优先股、约19.5亿港元的认股权证，而特区政府亦会向国泰提供78亿港元的过渡性贷款，并由财政司司长法团名下之“Aviation 2020 Limited”持有有关权益；
·国泰在2020年10月因为管理不善而在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排名中跌出三甲，继而宣布了重组计划，裁员规模达到8500个，占当时集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从如上几点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国泰的大股东是英资的，国泰的员工近年有激进反对特区政府的行事传统，以及国泰有点缺钱。
2022年民航局受理的对国泰航空的投诉情况 数据来源：民航局，记者整理
上述这个简单结论和此次事件又有什么关连呢？试想，一个本身由英资主导却又缺钱的公司，根本是没本钱、也不会换走那些激进反对特区政府的员工，虽然近日报道未有谈及几位涉事空乘的身份，但基本上也就很可能是修例风波中所谓的“黄丝”了，这也是很合乎常理的推论。
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香港，“黄丝”并不能代表大部分香港人，所以仍旧充斥“黄丝”的国泰不能代表香港服务业，更不能代表香港。
虽然如此，此次事件所折射出“崇拜英语而看不起普通话”的现象，却又是真实存在的。犹记得今年2月初，香港恢复通关不久后，一名内地网红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条“挑战在香港一天只说普通话”的视频，最后得出了“在香港讲普通话不仅会被歧视遭白眼，还会受到与当地人不同等待遇”的结论。“在香港讲普通话会被歧视”的话题继而也引发了两地的争论，部分别有用心的网红为了蹭流量，也加入其中不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
有关香港人“崇拜英语而看不起普通话”的情况，没有也不可能有统计数字可以佐证，但通过下文一些现象性的分析，相信有助内地民众在撇除情绪化事件的激化下，对这一情况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
“两文三语”实际上其实是“重英轻中”
香港现行所谓的“两文三语”政策，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1997年成立后推广的语文政策。两文为中文和英文，三语则为粤语、英语和普通话。
在港英殖民管治时期，港英政府表面上主打“两文”，但一直有意无意地“重英抑中”，把中文和英文对立起来看待，中文也完全无法撼动英文作为精英语言的“霸权地位”。
1997年回归后，香港步入“两文三语”时代，亦即以中文和英文进行书写，并以粤语、英语和普通话作为口语。但时至今日，英文地位依然高高在上。
至于普通话教育，在中小学推行是推行了，普及是普及了，惟回归至今将近26年，仍然不是香港学生人生最重要考试──中学文凭试DSE的必考科。依此看，香港特区政府和整个社会能谈得上对普通话有多重视吗？或许可以这样说，今天的香港教育，即使说不上“重英抑中”，也毫无疑问是“重英轻中”了。
这种情况除了体现在教育上，也体现在特区政府的运作上。不说大家或许不知，特区政府官方内部文件至今亦“全用英文”。现如今大部分影响广大香港市民的政府政策文件，都是首先用英文撰写的，在召开有关会议前，按惯例征求各部门意见的电邮也是用英文撰写的，即使回复者全部是中国人，也只能用英文回复，否则很可能被英文水平极高的政务主任视为“异类”。这些情况不是道听途说的，而是有事实根据的，有关情况均是香港特区政府前新闻统筹专员冯炜光近日在专栏文章中所提及的。
香港初中普通话教科书
40岁以上人群普通话能力普遍较弱
另一点要触及的关键，则是到底香港人是不懂抑或是不愿听/讲普通话？如果把1997年回归年设定为一条界线，那么现年40岁以上、一直在香港受教育的香港人，绝大多数在中小学时期都没有受过系统式的普通话教育，不能听/讲普通话或是水平有限，也实在是情理之中。
当然，香港也有一部分相关年龄层的人士能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们或是内地移居来港人士、或是主动学习、或是工作及生活需要，原因不尽相同，但也谈不上是主流人群。
所以在这里必须回应一下，对于一部分内地游客来港时，以普通话问路或询问其他问题时不时遭受一部分大叔、大婶的无视，其原因很可能就在于此。
至于40岁以下的香港人群，是否就一定说得好普通话呢？恐怕也未必尽然。如前所述，普通话教育虽然已在中小学普及化，却仍然不是公开考试的必考科，加上课堂以外，除了个别学校，很多学生仍然是以粤语作为主要沟通载体。因此，能否把普通话听好说好，也是因人而异了。
跟普通话情况差不多的，还有简体字在香港的“尴尬”地位。香港法定语文只订明是中文、英文，但中文没有写明是繁体字或简体字。实际上，香港书写的和教学语文均是繁体字，虽然在公开考试中，撰写简体字也是获得认可的（不少学生认为书写速度会更快）。然而，基于操作性的问题，学校教师并不鼓励学生在日常课堂学习或交作业时“繁简混杂”（且大部分教师也难以正确辨别有关简体字是否正确）。
说白了，到目前为止，简体字还未在香港日常正规中使用，而一旦坊间有机构在不同文件、标语、展示中有意无意间采用了简体字，也经常会触发争议，被质疑是“别有用心”。总的来说，无论是普通话抑或简体字，在香港本地人群中也从没有大流行起来。
香港“时间就是金钱”的“快文化”
每当跟新相识或较少前赴香港的内地朋友谈及香港人对内地人的“歧视”时，如果能带他们先认识香港的“快文化”，准能减少超过一半的误会。
不要说在中国城市之中，即便是放眼全球，香港人注重效率也是出了名的，做事快、说话快、走路快，就连吃饭都要快，在此，我们笼统称之为“快文化”。
提及“快文化”，不少内地朋友可能都会知晓，但“快文化”背后的底层逻辑，又有多少人真正明了？如果不了解此一底层逻辑，自然就不能理解现时所涌现问题的本质了。
香港“快文化”有两条金科玉律，一是“时间就是金钱”，二是“效率就是生命”，说破了，莫不是因为香港的“高成本生活”所导致。香港的房屋和租金价格居高不下，加上其他生活成本如食品、交通、教育和医疗等开支也较高，使得香港市民的生活负担很重。
在香港，许多人不得不支付高额的租金和房贷，甚至需要长时间工作以应对高昂的生活开支。此外，香港的教育和医疗体系同样也需要高额的支出，对于普通市民而言，这些开支都是不小的负担。香港市民普遍面临的经济和生活压力，使得他们“不能不快”。
最能体现“快文化”的场景就是茶餐厅。在香港点菜时，无论你是不是说普通话，只要稍微犹豫一下，服务员就会马上转身为别人下单，无论你是不是内地游客，每当吃完某道菜，服务员很快就会把空碟子收走，这种做法表面上是服务，实际上是希望客人快点吃完及离开，原因不是因为无礼或看不起你，而只是希望多做一个客人是一个，多挣一点钱是一点。
大家可以不喜欢甚至是厌恶香港的“快文化”，但应当理解“快文化”背后的底层逻辑，那么对这几个月很多内地网络曝光的“来港旅游时被歧视”事件，也许会有不一样的解读。
“恋殖”和“反中”情绪的真实存在
至于针对内地游客或普通话的歧视，就要谈谈香港存在的“恋殖”和“反中”情绪。
香港一部分人“恋殖”和“反中”的缘由是多方面的。“恋殖”源于香港历史上英国殖民管治的影响。英国在香港管治期间，带来了现代化的基础建设和法制体系，同时也在文化、语言等方面对香港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1997年中央政府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部分香港人仍然对英国文化和生活方式有所追求，并将其视为一种优越的生活方式，因此产生了“恋殖”的情感。
而“反中”则源于香港一部分人对国家政治制度的不信任，以及对当前政策的不满（基本上是源于不理解）。香港一部分人认为中央在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不如他们的预期（基本上仍是源于不理解），并且错误地以为中央对香港的“高度自治”进行了“限制”和“侵犯”（基本上也是源于不理解），例如2019年的《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暴乱即是最显著的一例。
此外，他们也对内地往昔的一些社会问题诸如贪污腐败感到不满，并担心这些问题会蔓延到香港，却似乎从来不知道内地这些年来的打贪反腐工作已取得重大成果。因此，一些香港人对中央政府和内地的事务持有批评和反对的态度，并具体呈现为一种“反中”情绪。
必须指出的是，香港局势由乱转治已3年，反中乱港头领和组织虽然已陆续被追究责任，但整个社会存在多年的“恋殖”和“反中”情绪，也肯定不可能一下子烟消云散，这毫无疑问是不现实的想法。这些情绪也必然导致社会分歧和对立的现象，歧视内地游客和看不起普通话，自然而然地就是上述这些情绪的一种“输出”。
每年半亿内地游客带来的困扰
最后要谈的则是数目巨大的内地游客。自2003年起推行的“港澳个人游”，为香港带来了庞大的游客人数，但同时也对香港各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承受压力。
可能在这里有读者会反驳，香港人也太麻烦了吧，游客数目也会嫌多？让我们先来看看2018年的数字（主要是2019年后发生了暴乱和疫情，数字无可比性），该年内地访港旅客高达5103.82万人次，5100万是个什么概念？如果对比香港只有700多万的人口，大家就会明白一年5100万旅客是个什么样的巨大承受压力。
游客大量涌入零售商场和景点，导致拥挤和挤压产生，同时也对香港的公共交通和住宿资源等方面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再者，“个人游”游客的消费行为间接催生了其他问题，例如一些人在香港购买大量奢侈品和免税商品后，再转卖回内地谋取暴利，成为“水货客”。
“水货客”的涌现，已经成为了香港严重的社区问题，导致了社区金铺和药店等不合理的增多，此消彼长下，一些服务居民的食肆、小店，自然就无法在昂贵租金下生存，继而导致了租金不合理涨高再转嫁消费者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同时，由于香港和内地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存在差异，内地游客与香港居民的文化冲突和误解也经常对两地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带来负面影响。除了“个人游”，当然还有不顾及旅游体验的“低价团”问题，也是经常造成两地矛盾的催化剂、易燃剂。
总结
总的来说，我们无法否定“香港人崇拜英语而看不起普通话”的存在。此一问题反映了香港社会中存在的语言偏见和文化价值观的失衡。
一方面，基于历史的原因，香港人普遍认为英语是一种国际语言，是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因此对英语的崇拜和追求比较普遍。许多香港人会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学习英语，并且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优先使用英语，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
另一方面，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在香港并不像英语一样获得广泛的重视和使用，影响了普通话在香港的推广和普及，某程度上也反映了香港人对内地文化和价值观的不理解和不认同，以及对自身国家文化和语言的自卑和忽略。
这种语言偏见和文化价值观的失衡，不仅对香港社会的多元文化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也对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自信带来了挑战。因此，从正面去看，这场“香港人崇拜英语而看不起普通话”的风波，正好能让内地特别是广大民众更了解香港的方方面面。
此次国泰风波也提醒了香港特区政府，今后要研究的，不单单是对普通话的推广和教育，而是要在法律上明确普通话乃至简体字的地位，并将普通话融入考评体系，以增强香港人的语言意识、文化自觉与国家认同。不然的话，类似的风波只会没完没了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