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真是一面照妖镜，有人闪闪发光，有人纤毫毕现。
这两天，一个叫吴悠的人被全网关注。他是武汉一所学校的实习老师，25岁，热血青年。疫情期间，为了抵抗负面情绪，为了患高血压的婆婆能得到及时救治，他走街串巷，为武汉居民义务送药。根据吴悠自己的统计，截至目前他和朋友们已经为600多户求助者送去药品和防护物资。其中，莲花清瘟、口罩、酒精等防护物资免费送，阿比多尔、莫西沙星等药品则低于市场价出售，收到的钱再返给捐助方用来继续购买药品。目的只有一个：推动疫情早日结束。
吴悠在微博上发布的送药日记
疫情阴云下，这些渺小的人却爆发了巨大的勇气，成为通往胜利的逆行人。
但是，他被举报了。对，你没看错，吴悠被接受他恩惠的人举报了，名义是非法售药和牟利。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对这样超出底线的举报行为气愤难平。
为何如此的善良和仗义，却照不亮那些充满恶意的内心？
好在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后，证实了吴悠的无辜。被还以清白的吴悠在微博上隔空喊话举报人：你躲在暗处看好了，我们在光明里逆行。
吴悠在微博上喊话举报人，“我们在光明里逆行”
不由得想起另一个故事。前不久，一位网友在他的微博中讲了这样一件事。他的朋友被“封”在异地，万般无聊下出门溜达，发现一家餐馆还开着门，于是进去央求老板给弄一点好吃的。老板一开始拒绝，因为餐馆其实已经停业，只是获准为附近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提供外卖而没有关门。但架不住万般央求，于是接待了他。但这位仁兄倒好，一边大快朵颐一边偷偷拍照，吃饱出门就把老板举报了。因为他认为老板的行为不利疫情防控，会给大家带来危险。
老板行为另论，故事里举报人的行为，却暴露了“公”之名目下的私德。
这样的故事并非个案，比如去年也出现过类似案例。
一位脑梗患者的病情严重，但当地医院受条件所限不能手术，于是建议请外地的专家“飞刀手术”。患者及家人接受建议并附上1万元专家劳务费。后来，手术成功了，患者家属却录下交钱视频把医院和专家举报了。
还有一位癌症患者在被多家医院拒绝收治后，求助本地医院。医生向其推荐了一种在我国还没有上市的肿瘤靶向药物，并介绍了一个能买到这种药物的另一个患者家属。这名患者在使用这个药物后延缓了生存，但最后还是去世。然后，患者家属把医生和帮助其买药的另一名患者家属都告上法庭。
相比身体上的疾病，这样的行为也是一种“病”。
以上几个案例的“被举报者”行为的确有瑕疵。比如吴悠，没有医师资格证，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不应从事药品特别是处方药零售活动。但无论从动机，还是从结果，无论是古还是今，吴悠的行为不但合情合理，更具有正面的社会效应。
某种程度而言，其行为本身就是对抗疫情的一剂良药。
如果说吴悠们的行为的确有违背法规的地方，那么，这些举报者的行为，其性质更像是一种“诱导违法”或者说“共谋违法”。他们先是自愿接受与现行法规对照稍有瑕疵的施惠，从中得利，然后一转身又借助自己早先抛弃的法规来对自己施以再救济。
这样出尔反尔的举动，可以理解为哪样对自己有利就投靠哪样，完全忽视基本的契约精神。
吴悠们的行为很容易通过法律纠偏，而凡此种种没有底线的举报行为，败坏的却是社会基础伦理，对社会有着极强的潜在“传染性”。
对不法行为的举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但是，我们不能无视这种没有底线的举报行为。
对此，也应该有一个法律的规范，对恶的链条，哪一环都不能放过。
疫情真是一面照妖镜，有人闪闪发光，有人纤毫毕现。
这两天，一个叫吴悠的人被全网关注。他是武汉一所学校的实习老师，25岁，热血青年。疫情期间，为了抵抗负面情绪，为了患高血压的婆婆能得到及时救治，他走街串巷，为武汉居民义务送药。根据吴悠自己的统计，截至目前他和朋友们已经为600多户求助者送去药品和防护物资。其中，莲花清瘟、口罩、酒精等防护物资免费送，阿比多尔、莫西沙星等药品则低于市场价出售，收到的钱再返给捐助方用来继续购买药品。目的只有一个：推动疫情早日结束。
吴悠在微博上发布的送药日记
疫情阴云下，这些渺小的人却爆发了巨大的勇气，成为通往胜利的逆行人。
但是，他被举报了。对，你没看错，吴悠被接受他恩惠的人举报了，名义是非法售药和牟利。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对这样超出底线的举报行为气愤难平。
为何如此的善良和仗义，却照不亮那些充满恶意的内心？
好在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后，证实了吴悠的无辜。被还以清白的吴悠在微博上隔空喊话举报人：你躲在暗处看好了，我们在光明里逆行。
吴悠在微博上喊话举报人，“我们在光明里逆行”
不由得想起另一个故事。前不久，一位网友在他的微博中讲了这样一件事。他的朋友被“封”在异地，万般无聊下出门溜达，发现一家餐馆还开着门，于是进去央求老板给弄一点好吃的。老板一开始拒绝，因为餐馆其实已经停业，只是获准为附近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提供外卖而没有关门。但架不住万般央求，于是接待了他。但这位仁兄倒好，一边大快朵颐一边偷偷拍照，吃饱出门就把老板举报了。因为他认为老板的行为不利疫情防控，会给大家带来危险。
老板行为另论，故事里举报人的行为，却暴露了“公”之名目下的私德。
这样的故事并非个案，比如去年也出现过类似案例。
一位脑梗患者的病情严重，但当地医院受条件所限不能手术，于是建议请外地的专家“飞刀手术”。患者及家人接受建议并附上1万元专家劳务费。后来，手术成功了，患者家属却录下交钱视频把医院和专家举报了。
还有一位癌症患者在被多家医院拒绝收治后，求助本地医院。医生向其推荐了一种在我国还没有上市的肿瘤靶向药物，并介绍了一个能买到这种药物的另一个患者家属。这名患者在使用这个药物后延缓了生存，但最后还是去世。然后，患者家属把医生和帮助其买药的另一名患者家属都告上法庭。
相比身体上的疾病，这样的行为也是一种“病”。
以上几个案例的“被举报者”行为的确有瑕疵。比如吴悠，没有医师资格证，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不应从事药品特别是处方药零售活动。但无论从动机，还是从结果，无论是古还是今，吴悠的行为不但合情合理，更具有正面的社会效应。
某种程度而言，其行为本身就是对抗疫情的一剂良药。
如果说吴悠们的行为的确有违背法规的地方，那么，这些举报者的行为，其性质更像是一种“诱导违法”或者说“共谋违法”。他们先是自愿接受与现行法规对照稍有瑕疵的施惠，从中得利，然后一转身又借助自己早先抛弃的法规来对自己施以再救济。
这样出尔反尔的举动，可以理解为哪样对自己有利就投靠哪样，完全忽视基本的契约精神。
吴悠们的行为很容易通过法律纠偏，而凡此种种没有底线的举报行为，败坏的却是社会基础伦理，对社会有着极强的潜在“传染性”。
对不法行为的举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但是，我们不能无视这种没有底线的举报行为。
对此，也应该有一个法律的规范，对恶的链条，哪一环都不能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