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人遇难，43人受伤。
发生在珠海体育中心的驾车无差别冲撞人群事件，死伤数字之惨重，震惊全国。不论凶手出于什么动机，这都是绝对不可饶恕的，并不意外，在相关新闻底下，“严惩不贷”都是最强烈的呼声。
在澎湃新闻的报道下面，固然有清醒的声音主张应该先彻查背后的原因，但点赞仅次于这一条的，居然是质疑这背后是否有境外势力参与。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第一反应就这么想？我想是因为，多年来在宏大叙事的影响下，太多人相信“中国人”应该是一个紧密无间、内部和谐的大集体，因而从理论上说，破坏力量只能来自外部。根据这种设想，他们无法接受会有人无差别地大规模攻击国人。
这一年里，这种无差别攻击已经发生多起，但舆论的态度却有很大不同：在吉林、苏州和深圳，针对外国人的同类事件，都不乏有人为之叫好，将凶手称作“英雄”，甚至反过来揶揄受害者是不是自导自演；连瑞士苏黎世中国留学生刀伤无辜儿童都有人辩护；直到这一次，似乎凶手唯一可辩护的余地就是他受人指使——还有比他更可恶的“境外势力”在背后。
也就是说，对一些人来说，关键之处在于死者是谁——如果暴力的对象是“我们”的外国假想敌，那么实施者仍是“我们”的一分子，甚至应被受封为“英雄”；但如果暴力的对象转成了“我们”，那解释起来就困难多了，只能绕个弯，把这继续看作是“他们”暗中对“我们”实施的侵害。
这样自圆其说倒是保护了自己的信条不被颠覆，问题是：那些凶手的真实动机真是那样吗？
尽管有些信息尚待厘清，但大体可以断言，制造这些无差别暴力攻击的，都是旨在报复社会的失败者。无论他们选择的攻击对象是平民、孩子还是外国人，其内在动因和报复手段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同样的懦弱残忍，并不因为他们攻击对象的身份有何不同而应受豁免。
也就是说，这种无差别的暴力袭击之所以必须受一致谴责并予以严惩、打击，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它具有反社会、反人类倾向，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其受害者，误以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是一种天真的侥幸心理。
我知道，很多人的心态还转不过来，无法接受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村上春树曾写过，1995年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让长久以来和平繁荣的日本社会深感震惊，因为那是一次“日本人事实上以无差别地杀害日本人为目的”的事件：
它揭示了日本乃是“世界上极少有的安全和平的国家”这一共同观念的崩溃。“我们的社会也许的确有些缺陷，”人们曾经以为，“不过我们至少是生活在安全的社会里。可以自由地行走在任何城镇的任何街道上，不必担心遭遇犯罪。这是一种成就。”但事到如今，这只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而已。许多人从这一事件中感受到“天真无邪的时代”已告终结。
我们当下也迎来了这样的时刻：我们不能再假装这些无差别暴力攻击是不同的孤立个案，不能仅仅严惩凶手之后就假装它没发生过，不能假装我们这个共同体内部没有任何矛盾，仿佛危险只能来自外部，更不能侥幸以为我们不可能成为受害者。
正视问题当然很痛苦，但诚如詹姆斯·鲍德温所言，“我们无法解决我们不愿意面对的问题。”如果不能深入反思这些事件背后的问题，消除这类悲剧发生的土壤，那么，我们都是罪人。
35人遇难，43人受伤。
发生在珠海体育中心的驾车无差别冲撞人群事件，死伤数字之惨重，震惊全国。不论凶手出于什么动机，这都是绝对不可饶恕的，并不意外，在相关新闻底下，“严惩不贷”都是最强烈的呼声。
在澎湃新闻的报道下面，固然有清醒的声音主张应该先彻查背后的原因，但点赞仅次于这一条的，居然是质疑这背后是否有境外势力参与。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第一反应就这么想？我想是因为，多年来在宏大叙事的影响下，太多人相信“中国人”应该是一个紧密无间、内部和谐的大集体，因而从理论上说，破坏力量只能来自外部。根据这种设想，他们无法接受会有人无差别地大规模攻击国人。
这一年里，这种无差别攻击已经发生多起，但舆论的态度却有很大不同：在吉林、苏州和深圳，针对外国人的同类事件，都不乏有人为之叫好，将凶手称作“英雄”，甚至反过来揶揄受害者是不是自导自演；连瑞士苏黎世中国留学生刀伤无辜儿童都有人辩护；直到这一次，似乎凶手唯一可辩护的余地就是他受人指使——还有比他更可恶的“境外势力”在背后。
也就是说，对一些人来说，关键之处在于死者是谁——如果暴力的对象是“我们”的外国假想敌，那么实施者仍是“我们”的一分子，甚至应被受封为“英雄”；但如果暴力的对象转成了“我们”，那解释起来就困难多了，只能绕个弯，把这继续看作是“他们”暗中对“我们”实施的侵害。
这样自圆其说倒是保护了自己的信条不被颠覆，问题是：那些凶手的真实动机真是那样吗？
尽管有些信息尚待厘清，但大体可以断言，制造这些无差别暴力攻击的，都是旨在报复社会的失败者。无论他们选择的攻击对象是平民、孩子还是外国人，其内在动因和报复手段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同样的懦弱残忍，并不因为他们攻击对象的身份有何不同而应受豁免。
也就是说，这种无差别的暴力袭击之所以必须受一致谴责并予以严惩、打击，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它具有反社会、反人类倾向，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其受害者，误以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是一种天真的侥幸心理。
我知道，很多人的心态还转不过来，无法接受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村上春树曾写过，1995年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让长久以来和平繁荣的日本社会深感震惊，因为那是一次“日本人事实上以无差别地杀害日本人为目的”的事件：
它揭示了日本乃是“世界上极少有的安全和平的国家”这一共同观念的崩溃。“我们的社会也许的确有些缺陷，”人们曾经以为，“不过我们至少是生活在安全的社会里。可以自由地行走在任何城镇的任何街道上，不必担心遭遇犯罪。这是一种成就。”但事到如今，这只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而已。许多人从这一事件中感受到“天真无邪的时代”已告终结。
我们当下也迎来了这样的时刻：我们不能再假装这些无差别暴力攻击是不同的孤立个案，不能仅仅严惩凶手之后就假装它没发生过，不能假装我们这个共同体内部没有任何矛盾，仿佛危险只能来自外部，更不能侥幸以为我们不可能成为受害者。
正视问题当然很痛苦，但诚如詹姆斯·鲍德温所言，“我们无法解决我们不愿意面对的问题。”如果不能深入反思这些事件背后的问题，消除这类悲剧发生的土壤，那么，我们都是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