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和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与中国人的经商精神和工匠精神密不可分。2006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笔者曾讨论了中国人的经商精神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写出了我的“哈佛书简之四：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通过综合讨论经济学家的关于中国经济近30年的快速增长的“要素贡献说”、以及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市场制度最优说”、香港大学的高登·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说”，以及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国人解除了制度的约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说，笔者当时得出以下结论：
大家好，我是韦森。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什么。
在上一节讲中，我给出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崛起的一些数据和事实。从这些事实和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迅速起飞，在短短的40年时间里，中国几乎走过了西方国家近代以来所走过的200多年的发展历程。到目前为止，在世界上没人会怀疑作为一个具有14亿人口的大国的中国已经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70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历史关头，我们当认清，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有如此迅速的增长？增长的动力和贡献因素是什么？弄清了这些问题，也就理解了未来中国当走的道路。
过去4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和动力是什么？在近几年的研究中，我在不少地方曾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动力，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首先要归因4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即有市场经济，才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的过程，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回顾一下1978年的改革史，就会发现，我们国家是从计划经济一步步走到市场经济体制的。从一开始，经济学界还讨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1993年中共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才最终确定了中国经济的市场经济之路，随之才有了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增长之路，可能见图1和图2。
▲ 图1. 1952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轨迹
▲ 图2. 1978年以来的中国的三次改革开放与三次经济起飞
从图1.和图2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过去40多年中，随着三次大的改革开放，即1978年的土地承包、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及2001年中国的入世（加入WTO），接着便发生了三次高速经济增长。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在年增长率增长轨迹，都清楚表明了这一点。根据上述证据和多年的研究，这些年来，我利用一切场合在讲，在人类历史上所能发现的三种资源配置方式——即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唯一能带来快速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当代，在自然经济中几乎都没有多少经济增长。从1917年十月革命后第一个中央计划经济的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解体、东欧各国的转制，世界当代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计划经济下也实际上没有多少经济增长，且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进的角度来看，更可能是灾难性的。中国、越南等国家中央计划体制的实验和市场化改革的历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迄今为止，无论是西方世界在近代的兴起，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先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都无一例外地证明，惟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较快速的经济增长。就此而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40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首先是吃了“市场化改革红利”的结果。有了市场机制，才有企业发展的激励，才有全社会人人发财致富、通过市场交易增加自己的福利的动力，才有无数的企业家崛起，才有政府官员以发展经济为目标，而采取的促进市场化和自己所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的政策和措施，才有高速经济增长。没有市场化改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就没有中国过去40多年的经济奇迹。这一点首先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
市场化改革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如此巨大和首要，以至于我们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把这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看成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就此而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的60条，主要围绕着深化市场改革、建立健全现代市场经济法治制度的大方向是对的，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和人类社会运行自然法则的。因此，对中国深化市场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我们决不能有任何怀疑、犹豫和动摇。
▲ 1993年11月14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
图为江泽民等人步入会场
第二，在强调市场化改革在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奇迹中的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否定和忽视中国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在“文革”后期，当整个社会意识到计划经济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可行的资源配置体制这一共识逐渐达成之后，中国政府的政策措施也发生了变化，中国政府不断放松对市场经济的管制和压制，到各级政府把发展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从而各级政府自1994年起就不再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成长的一个阻碍和压制力量，而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事实上，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竞争，更重要的不是在招商引资的竞争，而是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的竞争。正是各级和各地政府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的竞争和各种有利于市场发展的措施的推出，才在过去40多年中形成了今天中国所独具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
当然，这种全社会各级政府和几乎所有政府官员都投入到发展经济的极其独特和及其罕见的历史现象，即推动了中国经济过去40多年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种种经济与社会问题，而最主要的社会问题莫过于政府官员腐败大面积地发生、社会收入分配和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急剧拉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等。就此而论，到了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上，中国要转变增长方式，可能不再是如许多经济学家所呼吁的那种从投资为主和外贸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向以依靠国内消费的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主要是转变政府职能，从一个发展主义的政府、从各级各地政府的“发展贸易总公司”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和注重发展民生和提高人民福利的政府。从一国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来讲，投资的下降，在市场化条件下应该是企业自己的事：当投资回报率下降了，企业不赚钱了，新的投资机会和行业越来越少了，房地产的一轮发展饱和了，中国的投资率自然会下降。当海外出口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难的情况下，外贸出口的增速也自然停止增长乃至下降了。如果政府的职能和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转变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自然会转变，中国经济的增速也会降下来一些，但社会将会更安定和更和谐，我们国家才会慢慢建成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后40年的高速增长，与中国引入市场机制后，中国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和快速成长有关。尤其是在1994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后，中国民营经济高速增长。按照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了60%，撑起了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同时，民营经济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概括起来说，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按照全国工商联统计，城镇就业中，民营经济的占比超过了80%，而新增就业贡献率超过了90%。按照《财富》发布的世界500强数据显示，2016年入围的民营企业数量由2015年的6家增至16家。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企业500强中，民营企业的数量在2011～2016年的六年间不断增加，从184家增加至205家，占比由36.8%提高至41%。从2016年8月份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来看，民营企业500强入围门槛为101.75亿元，跨过百亿元大关。从这个方面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也就是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和成长的时期。
▲ 中国民营企业可能从经济改革中获益最多
数据来源：U.S. Global Investors
第四，过去40多年的高速增长，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外资的大量直接进入密不可分；20世纪下半期以来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网络时代的来临而发生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过程，又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中国经济起飞的80年代，在具有巨大优质劳动力人口的大国，在中国各级和各地政府“亲发展”和竭尽全力招商引资的政策的吸引下，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港台、新加坡和其他海外华人资本和企业大量涌入，为过去40年里中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第一级的助推火箭。在外资进入所带来的现代制造业技术、现代企业组织和企业制度的示范效应影响下，一大批民营企业也迅速崛起，共同推动了中国外向型出口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中国2001年加入WTO这一标志性事件，又成了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起飞的二级助推火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10多年中，中国的外贸净出口占GDP的份额平均为3.3%，后来有所下降，近几年2011年之后甚至贡献率为负，但这绝非意味着，加入WTO后的出口高速增长对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并不大或不重要了。相反，中国外向型经济形成和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是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起飞的最大和最主要的贡献因素，其贡献度可能比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贡献还要大。
根据上述判断，这几年我一直认为，在21世纪初，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进行，为中国经济的迅速起飞提供了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际遇。中国迅速加入了全球制造业分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结果不但中国的外贸出口超高速增长，直接通过出口总量的迅速扩大贡献了中国过去20多年经济的起飞，而且通过进口和FDI投资，拉动和带动了中国与外贸出口有关的民营乃至国有企业巨量投资，以及各级和各地政府遍地铺开的开发区、产业园、科技园、保税区建设投资，以及港口、机场、造船、物流、高速公路以及通讯网络、英特网建设等与外贸出口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最终在整体上极大地贡献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尽管这里没有时间做分行业的估算和统计，但是，直观判断可以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全球化和外贸出口快速增加本身以及有与外贸出口有关和直接拉动的产业投资、科技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要比国内仅与民生有关的净投资和政府公共设施（包括建政府大楼和大学校园和科研机构、商业大楼建设所引致的投资）对中国过去20多年GDP快速增长的贡献度还要大。一句话，没有过去外贸出口的20年的快速增加，就没有过去20多年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20多年的快速经济起飞。”
第五，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也与计划经济40年中国经济的低发展水平和不发达密不可分。上一讲我们已经指出。经过28年的计划经济实验，到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3,678亿元人民币，人均GDP也只有347元。从如此低的经济发展起点出发，才有高速的40年的增长。换句话说，到1978年，中国经济的落后，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后发优势。一旦在改革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加上一个自上而下的具有强烈赶超愿望的政府的促动和推动，外资进入、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才有过去40年的经济奇迹。也正是因为中国经济是从一个到1978年才只有人均GDP347元人民币的低位开始，即使有40年超过9.4%的年均GDP增速，目前中国的人均GDP也只有9732美元左右，与西方国家和东亚四小龙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大差距。对此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
▲ 2009-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图，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第六，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和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与中国人的经商精神和工匠精神密不可分。2006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笔者曾讨论了中国人的经商精神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写出了我的“哈佛书简之四：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通过综合讨论经济学家的关于中国经济近30年的快速增长的“要素贡献说”、以及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市场制度最优说”、香港大学的高登·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说”，以及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国人解除了制度的约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说，笔者当时得出以下结论：
▲ 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
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
“如果把这三种解释串联起来看，或者说把三者叠放在一起来考虑，也许我们就能大致把握得住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脉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上三种乍看来互不相干的理论解释，实际上是有着某些内在关联并从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着的。具体说来，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高，一大批中国的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营销员以及生产者才会有超强的经营头脑、精明的商业意识以及令人赞叹的‘craftsmanship’，即工匠精神，才会在竞争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不断增强中国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智商甚高的中国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产者有着如此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精确判断商机的经营头脑，他们才会在中国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缝隙’和‘体制空挡’，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创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国’，从而不但走出家门、省界，而且走出国门，勇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近些年中国渐进的社会体制变迁过程中，这些有着高智商的企业家、经理人、营销员和生产者，既是体制转轨的获利者，也是当下中国工商业惯例和规范的实践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现实市场制度安排的创造者。在与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并与其他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市场交易的社会博弈中，他们不仅不断成长并壮大了自己的企业和生意王国，也实际上同时创生了当下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秩序和博弈规则，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千百万在中国大陆各类企业中实际经营和成长着的企业家、经理人、管理者和生产者，正是张五常先生所判断的那种‘目前中国最合宜的种种市场制度规则’的创造者”（韦森，2008，第229－230页）。
在那篇“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发表十几年后，笔者目前仍然相信，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深深地有中国人的经商精神和工匠精神在其中。即一旦中国人通过改革开放解除了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中国经济的崛起就是一个自然和必然结果。另外，根据林毅夫教授的研究，在二次战后，在全球13个GDP年增速连续25年超过7%国家和地区中，就有4个是华人国家和社会，还有长期以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我的这一判断。这一判断目前显然无法精确地用计量方法进行验证，也很难进行因果的理论解释，但二次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却无疑表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