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5个多月的香港示威运动可以看出，尽管游行人群的要求从撤回条例修订到五大诉求，战场从街头转移到校园，但他们“排斥大陆”的立场始终未改变。他们走上街头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那是因为修订后的引渡目的地包括中国内地，他们要求香港特首下台，那是因为他们认为林郑代表北京立场，他们打砸小米、华为、优品360等店铺，那是因为这些企业是中资背景，他们冲击中联办、“反水客”示威，扔中国国旗，示威者口中的“反送中”一步步演变成“反中”，也正因此，让在香港讲普通话的人格外小心，乃至近期港内地生恐慌撤离。
今天在香港发生的示威运动无论是北京官员表述的“带有恐怖主义色彩”还是外界所称具有分离主义倾向，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反中”情绪。此前的杜嘉班纳（D&G）辱华事件，越南2014年因为与中国南海领土争端发生反中暴动排华，甚至与中国互为战略伙伴的俄罗斯也在今年3月有数个城市发生街头游行，抗议中国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
在世界各地，为什么有如此频繁的排华现象？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误解和偏见，还是利益纠葛导致的“无法兼容”？
排华原因之——中共遭遇西方意识形态抵制
中庸、致和是中国想要传达给外界的整体形象。不过，在这些国家形象背后，是一个涵盖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与世界的接触方式，甚至具体到一小部分海外华人在当地的融入情况再或者是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中的表现。因此谈论反华，广义上来说是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发出排斥意见及情绪的现象，但在不同的情境及时空脉络下，其有不同具体指代。有的反华是反对中国政府、反对中共政权，有的反华是涉及种族主义的族群矛盾，而有的反华则是反感华人的生产、生活习惯，因涉及主体不同，具体的表现形式也不同。
例如此次的香港修例风波，其源起就是被“反中”情绪支配，这里的“反中”在相当程度上是反共，对中共执政模式的不满。这是反华情绪的第一种表现，例如在10月中，香港激进示威者打砸中资企业，其中中银香港在尖沙咀营业处就被贴上“中共纳粹党店铺”的贴纸，反修例运动的初始阶段，他们喊出的 “反送中”口号实际上也是对中共执政下司法体系的不信任。当然也有对内地人抢占香港资源的排斥，例如在此次示威运动期间出现的“反水客”游行示威，这在2015年内地人涌现香港街头购置节日物资时也有出现。再如台湾岛内的反中情绪也是反共的一种表现，对中共一党专政的不满，不过台湾的反共归结到底是制度之争而衍生的意识形态等矛盾冲突。由于社会阵营不同形成的天然意识形态对立，反对中共的威权主义常常作为西方政客以及媒体攻击中国的话题。例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10月底的演讲中称“美国一直珍惜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但当今的中共政权与中国民众并不一样，前者希望并用尽方法挑战美国和全球。” 虽然这只是蓬佩奥反华策略的一种托词，但其很巧妙地捕捉到了反共这一西方社会的共识，因为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指摘多是围绕着人权，法治等，而这些多年来都被归因于中共执政模式的问题。
2019年6月，因反对经济特区延长外商租地年限，越南爆发大规模反华示威游行。（AFP）
排华因素之历史遗留问题与大国崛起的“挑战”
其次，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排华情绪关涉国家历史遗留问题与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例如越南、菲律宾等邻国与中国的领土争端，2014年5月中国海事局宣布将从2014年5月2日至8月15日在西沙中建岛附近进行钻井作业。越南军方派出军舰制止，引发两国船只在海上的对峙。越南民众因此产生了强烈的抵抗情绪，上街游行、示威，及至发展为越南多省对中资企业相对集中区域的暴力打砸抢烧事件。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就如中国国内至今仍然十分强烈的反日情绪与反俄情绪。
此外，另一情境下的反华则是近年来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海外拓展步伐加快而给当地民众造成的心理刺激与心态转变。例如2019年1月17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爆发反华游行，抗议中国影响力对该国的渗透；再如2019年3月，俄罗斯有数十个城市爆发反华示威集会，抗议中国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
排华因素之海外华人走出去的利益冲突与规则冲撞
除了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刺激，在非华人主流社会也会经常发生一些排华现象。例如2016年5月，哥伦比亚商贩在首都波哥大市中心的市场举行针对华人商家的抗议活动，随后事件进一步升级，由抗议转变为暴力打砸，事件原因为当地商户认为中国商人在挤压他们生存空间。在哥伦比亚，当地商户通常午休时间暂停营业，但华商只是简单的吃个盒饭，包括周末也不休息，且华商销售的东西又物美价廉，这些行为给当地商贩带来很深的危机感，从而产生对华商的不满，他们呼吁“购买国货”，指责华商“抢占其生意”、“威胁其生存”，并呼吁每个月的18日和25日（在当地这两天是华商生意最好的两天）都会举行两次游行示威。这并不是个案，在芬兰、英国、西班牙都因相同的原因出现排华反华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情境下的排华并不是反对、反感，更多的是一种恐惧，尽管在那些排华的国家看来，是华商破坏了他们的商业规则，但事实上是对自身实力遭到赶超的恐惧。最显著的一个案例是2018年3月美国向中国发起的贸易战也是紧张中国崛起的心理。
排华因素之不文明现象与刻板偏见
最后，事实求是的讲，各国范围内的排华反华情绪一定程度上也与中国国民的整体素质相关，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但其中也有网络放大负面效应，加深意识形态偏见的效果。必须要承认的是，中国拥有13亿多世界上最多人口，国民素质整体参差不齐，虽然经过几十年的赶超，中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攀升，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并未同步跟进。例如当下中国公民热衷国外旅行，虽然具备物质消费能力，但对外国风土人情，法规条例都不熟悉，而在海外产生一些冒犯的行为。当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中国人确实因炫富等行为招致厌恶，例如不少媒体报道中国留学生开跑车是炫富的标准，他们不专心读书，而是出入派对。2016年加拿大温哥华的一档电视真人秀曾曝光中国留学生的海外炫富生活，一位中国留学生在节目里说，如果我吃牛肉，我只吃神户牛肉。这些留学生炫耀喝酒则喜欢喝1995年的拉图红酒，并且是用吸管喝，这样“不弄脏牙齿”。这样的行为引发当地民众的反感，因为他们怕自己的子女受到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不排除确实有留学生在海外炫富，但这绝不是中国留学生的普遍现象，但是经过网络的呈现，就形成了中国留学生炫富的印象，而网络擅于将吸睛的信息放大，给其贴上一个标签。
一定程度上，如今发达的网络系统促进了世界的沟通与了解，但也加深了偏见。例如2018年9月中国游客瑞典旅舍事件后的一起舆论风波，针对中国游客遭到瑞典警方粗暴执法的争议，瑞典电视台《瑞典新闻》制作了一段涉嫌辱华的视频，在那段视频中，女主持人以戏谑的口吻表述“我们不在建筑物外拉屎，在瑞典我们用刀子和叉子吃饭”“其中一个文化差异是你们中国人是种族主义者，但在瑞典我们支持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事实上，从那段视频中不难看出瑞典电视台对中国人的刻板偏见，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对中国的认知仍然停滞在若干年前，有原因是他们以此对比来标榜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网络将一些负面效果放大。
据统计，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次近1.5亿，这是中国国民富裕了之后对世界的好奇与参与感正在增强，在那么大量级的出游规模中，负面行为也就有更大的比例形成舆论的集群效应。整体素养的提升不是一个一朝一夕的工程，但中国确实在进步。遗憾的是，外界仍习惯于拿旧眼光打量中国。
2019年上映的电影《绿皮书》讲述这样一个故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意裔保镖托尼（Tony Vallelonga）本人对黑人充满着偏见，但因不得已的原因其不得不为一位黑人音乐家工作，在漫长的旅途中，他们在种族隔离严重的美国南部地区，目睹美国种族歧视对黑人的不公，最终在电影的结尾其放下了自己的偏见，拥抱了黑人音乐家。虽然故事题材并不新颖，但放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即使美国进行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漫长反种族歧视斗争，至今种族歧视的社会环境仍然存在，而世界范围内的排华、排日、反俄等现象也都在一个时期内重复上演。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在大国崛起与小民尊严的议题上获得更好的评价，除了打破偏见，更重要的是从自身的改变做起。
持续5个多月的香港示威运动可以看出，尽管游行人群的要求从撤回条例修订到五大诉求，战场从街头转移到校园，但他们“排斥大陆”的立场始终未改变。他们走上街头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那是因为修订后的引渡目的地包括中国内地，他们要求香港特首下台，那是因为他们认为林郑代表北京立场，他们打砸小米、华为、优品360等店铺，那是因为这些企业是中资背景，他们冲击中联办、“反水客”示威，扔中国国旗，示威者口中的“反送中”一步步演变成“反中”，也正因此，让在香港讲普通话的人格外小心，乃至近期港内地生恐慌撤离。
今天在香港发生的示威运动无论是北京官员表述的“带有恐怖主义色彩”还是外界所称具有分离主义倾向，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反中”情绪。此前的杜嘉班纳（D&G）辱华事件，越南2014年因为与中国南海领土争端发生反中暴动排华，甚至与中国互为战略伙伴的俄罗斯也在今年3月有数个城市发生街头游行，抗议中国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
在世界各地，为什么有如此频繁的排华现象？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误解和偏见，还是利益纠葛导致的“无法兼容”？
排华原因之——中共遭遇西方意识形态抵制
中庸、致和是中国想要传达给外界的整体形象。不过，在这些国家形象背后，是一个涵盖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与世界的接触方式，甚至具体到一小部分海外华人在当地的融入情况再或者是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中的表现。因此谈论反华，广义上来说是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发出排斥意见及情绪的现象，但在不同的情境及时空脉络下，其有不同具体指代。有的反华是反对中国政府、反对中共政权，有的反华是涉及种族主义的族群矛盾，而有的反华则是反感华人的生产、生活习惯，因涉及主体不同，具体的表现形式也不同。
例如此次的香港修例风波，其源起就是被“反中”情绪支配，这里的“反中”在相当程度上是反共，对中共执政模式的不满。这是反华情绪的第一种表现，例如在10月中，香港激进示威者打砸中资企业，其中中银香港在尖沙咀营业处就被贴上“中共纳粹党店铺”的贴纸，反修例运动的初始阶段，他们喊出的 “反送中”口号实际上也是对中共执政下司法体系的不信任。当然也有对内地人抢占香港资源的排斥，例如在此次示威运动期间出现的“反水客”游行示威，这在2015年内地人涌现香港街头购置节日物资时也有出现。再如台湾岛内的反中情绪也是反共的一种表现，对中共一党专政的不满，不过台湾的反共归结到底是制度之争而衍生的意识形态等矛盾冲突。由于社会阵营不同形成的天然意识形态对立，反对中共的威权主义常常作为西方政客以及媒体攻击中国的话题。例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10月底的演讲中称“美国一直珍惜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但当今的中共政权与中国民众并不一样，前者希望并用尽方法挑战美国和全球。” 虽然这只是蓬佩奥反华策略的一种托词，但其很巧妙地捕捉到了反共这一西方社会的共识，因为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指摘多是围绕着人权，法治等，而这些多年来都被归因于中共执政模式的问题。
2019年6月，因反对经济特区延长外商租地年限，越南爆发大规模反华示威游行。（AFP）
排华因素之历史遗留问题与大国崛起的“挑战”
其次，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排华情绪关涉国家历史遗留问题与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例如越南、菲律宾等邻国与中国的领土争端，2014年5月中国海事局宣布将从2014年5月2日至8月15日在西沙中建岛附近进行钻井作业。越南军方派出军舰制止，引发两国船只在海上的对峙。越南民众因此产生了强烈的抵抗情绪，上街游行、示威，及至发展为越南多省对中资企业相对集中区域的暴力打砸抢烧事件。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就如中国国内至今仍然十分强烈的反日情绪与反俄情绪。
此外，另一情境下的反华则是近年来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海外拓展步伐加快而给当地民众造成的心理刺激与心态转变。例如2019年1月17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爆发反华游行，抗议中国影响力对该国的渗透；再如2019年3月，俄罗斯有数十个城市爆发反华示威集会，抗议中国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
排华因素之海外华人走出去的利益冲突与规则冲撞
除了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刺激，在非华人主流社会也会经常发生一些排华现象。例如2016年5月，哥伦比亚商贩在首都波哥大市中心的市场举行针对华人商家的抗议活动，随后事件进一步升级，由抗议转变为暴力打砸，事件原因为当地商户认为中国商人在挤压他们生存空间。在哥伦比亚，当地商户通常午休时间暂停营业，但华商只是简单的吃个盒饭，包括周末也不休息，且华商销售的东西又物美价廉，这些行为给当地商贩带来很深的危机感，从而产生对华商的不满，他们呼吁“购买国货”，指责华商“抢占其生意”、“威胁其生存”，并呼吁每个月的18日和25日（在当地这两天是华商生意最好的两天）都会举行两次游行示威。这并不是个案，在芬兰、英国、西班牙都因相同的原因出现排华反华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情境下的排华并不是反对、反感，更多的是一种恐惧，尽管在那些排华的国家看来，是华商破坏了他们的商业规则，但事实上是对自身实力遭到赶超的恐惧。最显著的一个案例是2018年3月美国向中国发起的贸易战也是紧张中国崛起的心理。
排华因素之不文明现象与刻板偏见
最后，事实求是的讲，各国范围内的排华反华情绪一定程度上也与中国国民的整体素质相关，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但其中也有网络放大负面效应，加深意识形态偏见的效果。必须要承认的是，中国拥有13亿多世界上最多人口，国民素质整体参差不齐，虽然经过几十年的赶超，中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攀升，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并未同步跟进。例如当下中国公民热衷国外旅行，虽然具备物质消费能力，但对外国风土人情，法规条例都不熟悉，而在海外产生一些冒犯的行为。当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中国人确实因炫富等行为招致厌恶，例如不少媒体报道中国留学生开跑车是炫富的标准，他们不专心读书，而是出入派对。2016年加拿大温哥华的一档电视真人秀曾曝光中国留学生的海外炫富生活，一位中国留学生在节目里说，如果我吃牛肉，我只吃神户牛肉。这些留学生炫耀喝酒则喜欢喝1995年的拉图红酒，并且是用吸管喝，这样“不弄脏牙齿”。这样的行为引发当地民众的反感，因为他们怕自己的子女受到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不排除确实有留学生在海外炫富，但这绝不是中国留学生的普遍现象，但是经过网络的呈现，就形成了中国留学生炫富的印象，而网络擅于将吸睛的信息放大，给其贴上一个标签。
一定程度上，如今发达的网络系统促进了世界的沟通与了解，但也加深了偏见。例如2018年9月中国游客瑞典旅舍事件后的一起舆论风波，针对中国游客遭到瑞典警方粗暴执法的争议，瑞典电视台《瑞典新闻》制作了一段涉嫌辱华的视频，在那段视频中，女主持人以戏谑的口吻表述“我们不在建筑物外拉屎，在瑞典我们用刀子和叉子吃饭”“其中一个文化差异是你们中国人是种族主义者，但在瑞典我们支持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事实上，从那段视频中不难看出瑞典电视台对中国人的刻板偏见，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对中国的认知仍然停滞在若干年前，有原因是他们以此对比来标榜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网络将一些负面效果放大。
据统计，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次近1.5亿，这是中国国民富裕了之后对世界的好奇与参与感正在增强，在那么大量级的出游规模中，负面行为也就有更大的比例形成舆论的集群效应。整体素养的提升不是一个一朝一夕的工程，但中国确实在进步。遗憾的是，外界仍习惯于拿旧眼光打量中国。
2019年上映的电影《绿皮书》讲述这样一个故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意裔保镖托尼（Tony Vallelonga）本人对黑人充满着偏见，但因不得已的原因其不得不为一位黑人音乐家工作，在漫长的旅途中，他们在种族隔离严重的美国南部地区，目睹美国种族歧视对黑人的不公，最终在电影的结尾其放下了自己的偏见，拥抱了黑人音乐家。虽然故事题材并不新颖，但放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即使美国进行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漫长反种族歧视斗争，至今种族歧视的社会环境仍然存在，而世界范围内的排华、排日、反俄等现象也都在一个时期内重复上演。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在大国崛起与小民尊严的议题上获得更好的评价，除了打破偏见，更重要的是从自身的改变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