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俄罗斯军队意外发现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在乌克兰实施生物军事计划，并且将蝙蝠作为潜在生物武器制剂研究的材料，新冠病毒（SARS-CoV-2）起源是否来自美国，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溯源是否是美国发动的一场生物战争，在国际舆论里引起越来越多的思考。
中国是2019年下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初发时首当其冲的国家之一，已经遭受而且正在持续遭受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在无法完全排除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一场生物战争的可能性的情况下，确有必要进行军事方面的备战，以抵御别国可能发动的生物战争。
俄罗斯指美研制生物武器
据俄罗斯2022年3月披露，美国在乌克兰的P-781项目考虑将蝙蝠作为潜在生物武器制剂的载体，并研究了能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细菌和病毒病原体，如鼠疫、钩端螺旋体病、布鲁氏菌病和丝虫病毒。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研究美国机构的文件更发现，美国国防部的一家承包商在新冠疫情暴发前不久在中国研究了蝙蝠的冠状病毒——直至2019年（含）。美国政府还分配了370万美元支付其在中国的研究。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五角大楼在生物实验室中所做的事令人发指。他们用钱，用美国的钱，利用乌克兰领土来实验病原体，用来制造生物武器。”“美国在俄罗斯和中国周边建立了生物军事实验室。这一点绝对无法否认。我没有关于他们已经使用这一武器事实的数据。但毫无疑问，这些根本不是和平的实验，而是旨在制造生物武器的实验。此外，（这些实验）以种族为目标，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众所周知，美国是迄今唯一一个仍然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国际社会一再要求美国尽快完成库存化学武器的销毁工作，但是美国库存化学武器的销毁工作已经两次逾期。
美国从事生物研究作战的历史可以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年4月，美国陆军部在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设立细菌战研究基地，为掩人耳目，该基地被命名为“德特里克试验田”。这就是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前身。
1947年9月，美国国务院向当时美国驻日最高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作出指示，为了获取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等人掌握的细菌实验资料，可以“不追究石井及其同伙的战争犯罪责任。”而美国获得这些血腥的数据资料后，加以利用，进行生物武器研究，促使德特里克堡基地战后快速发展壮大，成为今天美国军方的P4生物实验室。
根据美方自己公布的数据，美国在乌克兰有26个生物实验室，美国国防部拥有绝对控制权。美国国防部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新发现，以及美国所具备的从事生物武器研究的条件，提醒中国是否需要从战争的视角重新审视这场从中国武汉蔓延至全国范围、又从境外持续输入的新冠疫情。
当然如果继续往前推，2002年11月在中国广东省顺德市首先曝光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即非典，所引发的流行病疫情，可能也都需要被纳入审视范围之内。
事实上，坊间一直存在此类未经证实的猜测和痕迹。在2021年8月网络传出据称是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2020年6月13日对西点军校在线演讲稿《给军官学员们的建议书》里，蓬佩奥声称，这两种病毒都是美国的生物武器。
不论如何，以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这两次疫情都是始发于中国，对中国社会了造成巨大伤害，包括数以千万计普通民众的感染与伤亡，并且冲击了中国发展形势。
无论这两次疫情是否为别国发动的生物战争，以其发生地点之巧、蔓延速度之快、影响程度之深，都足以称得上是一场“战争”。区别在于仅仅是与病毒微生物作战，还是在与病毒微生物作战的同时，与隐藏在其背后的某个国家作战。
神秘的中国防化兵
对于中国军队而言，需要确保国家与民众生命的安全，在生物武器仍然存在于世的背景下，应当具备防止和打赢一场生物战争的能力。特别是因为拥有制造生物武器很大可能性的国家，正是已将中国视作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美国。
美国国防部的采办、技术与后勤副部长负责与核生化武器有关的事务。野战集团军编有化学战部队。军一般编化学处，部分师编有化学连。俄罗斯设有三防兵（防辐射、防生物和防化学兵），现任司令为基里洛夫。
中国军中也有一个防化兵。据悉，这支部队以核生化防护装备为基本装备，担负核生化防护保障、烟火支援等任务的专业兵种，由观测分队、侦察分队、洗消分队、喷火分队、发烟分队组成。
中国防化兵关键任务是负责核生化防护保障，曾在1964年从事中国原子弹核试验防护工作，也曾在福建漳州PX石化爆炸、江苏南京化工厂爆炸等防止化学制品扩散事件里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未闻在防治生物武器方面有何建树。
例如，2019年末中国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国军方先后派出3批共4,0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医疗队分别由陆军、海军、空军军医大学抽组，“军队单位先后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部多项应急科研攻关项目，并派出军事医学专家组赴武汉开展科研攻关和防控指导”。当时军方所派团队里未闻动用了解放军防化兵。一种解释是当时尚未上升到抵御生物武器层面，故未动用防化兵。
2021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就加强中国生物安全建设”。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表示，生物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乃至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要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切实筑牢国家生物安全屏障。
当时公开的习近平讲话里没有提及中国军事方面的指示。不过鉴于从2002年非典到2019年新冠疫情，屡屡出现的重大突发性生物安全事件，已经对中国提出足够的警示。中国防化兵增加针对生物武器重视程度，增加抵御生物战争的备战体系，已然迫在眉睫。
尽管不论是美国、俄罗斯还是中国，都应当尽量避免卷入一场生物武器军备竞赛，但是即使不进行攻击性军事研究，至少也该有所防备。
随着俄罗斯军队意外发现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在乌克兰实施生物军事计划，并且将蝙蝠作为潜在生物武器制剂研究的材料，新冠病毒（SARS-CoV-2）起源是否来自美国，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溯源是否是美国发动的一场生物战争，在国际舆论里引起越来越多的思考。
中国是2019年下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初发时首当其冲的国家之一，已经遭受而且正在持续遭受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在无法完全排除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一场生物战争的可能性的情况下，确有必要进行军事方面的备战，以抵御别国可能发动的生物战争。
俄罗斯指美研制生物武器
据俄罗斯2022年3月披露，美国在乌克兰的P-781项目考虑将蝙蝠作为潜在生物武器制剂的载体，并研究了能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细菌和病毒病原体，如鼠疫、钩端螺旋体病、布鲁氏菌病和丝虫病毒。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研究美国机构的文件更发现，美国国防部的一家承包商在新冠疫情暴发前不久在中国研究了蝙蝠的冠状病毒——直至2019年（含）。美国政府还分配了370万美元支付其在中国的研究。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五角大楼在生物实验室中所做的事令人发指。他们用钱，用美国的钱，利用乌克兰领土来实验病原体，用来制造生物武器。”“美国在俄罗斯和中国周边建立了生物军事实验室。这一点绝对无法否认。我没有关于他们已经使用这一武器事实的数据。但毫无疑问，这些根本不是和平的实验，而是旨在制造生物武器的实验。此外，（这些实验）以种族为目标，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众所周知，美国是迄今唯一一个仍然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国际社会一再要求美国尽快完成库存化学武器的销毁工作，但是美国库存化学武器的销毁工作已经两次逾期。
美国从事生物研究作战的历史可以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年4月，美国陆军部在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设立细菌战研究基地，为掩人耳目，该基地被命名为“德特里克试验田”。这就是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前身。
1947年9月，美国国务院向当时美国驻日最高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作出指示，为了获取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等人掌握的细菌实验资料，可以“不追究石井及其同伙的战争犯罪责任。”而美国获得这些血腥的数据资料后，加以利用，进行生物武器研究，促使德特里克堡基地战后快速发展壮大，成为今天美国军方的P4生物实验室。
根据美方自己公布的数据，美国在乌克兰有26个生物实验室，美国国防部拥有绝对控制权。美国国防部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新发现，以及美国所具备的从事生物武器研究的条件，提醒中国是否需要从战争的视角重新审视这场从中国武汉蔓延至全国范围、又从境外持续输入的新冠疫情。
当然如果继续往前推，2002年11月在中国广东省顺德市首先曝光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即非典，所引发的流行病疫情，可能也都需要被纳入审视范围之内。
事实上，坊间一直存在此类未经证实的猜测和痕迹。在2021年8月网络传出据称是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2020年6月13日对西点军校在线演讲稿《给军官学员们的建议书》里，蓬佩奥声称，这两种病毒都是美国的生物武器。
不论如何，以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这两次疫情都是始发于中国，对中国社会了造成巨大伤害，包括数以千万计普通民众的感染与伤亡，并且冲击了中国发展形势。
无论这两次疫情是否为别国发动的生物战争，以其发生地点之巧、蔓延速度之快、影响程度之深，都足以称得上是一场“战争”。区别在于仅仅是与病毒微生物作战，还是在与病毒微生物作战的同时，与隐藏在其背后的某个国家作战。
神秘的中国防化兵
对于中国军队而言，需要确保国家与民众生命的安全，在生物武器仍然存在于世的背景下，应当具备防止和打赢一场生物战争的能力。特别是因为拥有制造生物武器很大可能性的国家，正是已将中国视作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美国。
美国国防部的采办、技术与后勤副部长负责与核生化武器有关的事务。野战集团军编有化学战部队。军一般编化学处，部分师编有化学连。俄罗斯设有三防兵（防辐射、防生物和防化学兵），现任司令为基里洛夫。
中国军中也有一个防化兵。据悉，这支部队以核生化防护装备为基本装备，担负核生化防护保障、烟火支援等任务的专业兵种，由观测分队、侦察分队、洗消分队、喷火分队、发烟分队组成。
中国防化兵关键任务是负责核生化防护保障，曾在1964年从事中国原子弹核试验防护工作，也曾在福建漳州PX石化爆炸、江苏南京化工厂爆炸等防止化学制品扩散事件里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未闻在防治生物武器方面有何建树。
例如，2019年末中国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国军方先后派出3批共4,0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医疗队分别由陆军、海军、空军军医大学抽组，“军队单位先后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部多项应急科研攻关项目，并派出军事医学专家组赴武汉开展科研攻关和防控指导”。当时军方所派团队里未闻动用了解放军防化兵。一种解释是当时尚未上升到抵御生物武器层面，故未动用防化兵。
2021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就加强中国生物安全建设”。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表示，生物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乃至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要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切实筑牢国家生物安全屏障。
当时公开的习近平讲话里没有提及中国军事方面的指示。不过鉴于从2002年非典到2019年新冠疫情，屡屡出现的重大突发性生物安全事件，已经对中国提出足够的警示。中国防化兵增加针对生物武器重视程度，增加抵御生物战争的备战体系，已然迫在眉睫。
尽管不论是美国、俄罗斯还是中国，都应当尽量避免卷入一场生物武器军备竞赛，但是即使不进行攻击性军事研究，至少也该有所防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