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我在深圳,有两个重要收获:第一是实地调研了传说中的“三和大神”(尽管只是浮光掠影),第二是与几位互联网大厂离职(或正在打算离职)的朋友深入交谈。后者其实是我过去几个月一直在做的调研的一部分:在当前的宏观和职场环境下,从互联网大厂离职的人,究竟去做什么了?促使他们离职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想什么?
通过日常微信聊天,我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信息;与朋友线下见面时也会经常聊到这些话题。上次去深圳,我获得了相当宝贵的信息,算是能够支撑一次有意义的调研了。当然,这个调研仍然是小范围的,涉及人数仅有几十人(真正离职了的仅有十几人)。由于样本数量有限,不可能使用统计学方法,只能以案例分析为主。不过,我很幸运拥有一个优势:这些朋友都比较信任我,乐意讲述自己心底的故事和想法(前提是保证其个人隐私安全)。所以我听到了很多鲜活的故事、真实的想法,这些有可能是外界尚未认识到、或者忽视了的。
我决定将迄今了解到的情况,整理撰写出来。我非常欢迎有类似经历或想法的人,以各种方式与我分享他们的故事——这是一次长期的、持续的调研,只要互联网大厂离职潮还在持续,就有必要继续下去;也非常希望能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见证对这个主题的更多更有价值的研究的诞生。
从大厂离职的原因
打工人离职的原因无非两种:被迫的,以及主动的。直接被裁掉,当然是被迫;被转岗降薪、予以羞辱性待遇,直至不堪重负主动走人,其实也是被迫。2023年以来,互联网大厂降本增效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心理准备。不止一个大厂员工告诉我,他或她“将在一个季度内被裁掉”,因为各个部门和团队的裁员名额几乎是公开的,很多人知道自己躲不脱,温顺地等待着最后的结局(以及N+1)。
然而,仍然有许多人选择主动离职。越是年轻的人似乎越倾向于主动离职——至少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是如此。90后和95后员工更加重视尊严和工作氛围,也更愿意在没有下家的情况下“裸辞”。下面是我亲耳听到的一些“裸辞”原因:
公司对请病假的员工要扣除当天全部工资,而且直系领导毫无同情心。
直系领导频繁对员工进行PUA,例如“好好想想你们对不对得起公司付的工资”。
所在团队要求毫无意义的加班,哪怕无事可做也要在办公室坐到深夜11点。
对分管本部门的大老板(公司高管)失去信心,认为公司烂透了,只是尸居余气而已。
对公司食堂、健身场所或办公场所整体条件不满,认为损害了自身健康。
上述一些理由,对于80后或更老的员工而言形同天方夜谭;老板就更无法理解了。80后员工极少因为任何原因裸辞,不仅仅是因为观念不同,也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自己的年龄难以找到新工作,“裸辞不起”。考虑到现在大厂基层员工中的95后(乃至00后)比例越来越高,职场PUA作为一种控制员工的手段正在迅速失效。站在打工人整体的角度,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不过老板和HR的看法肯定恰恰相反。
内卷的无意义持续
从2021年开始,部分大厂的部分部门先后提出了“降低加班频率”乃至“反内卷”的口号。但是据我了解,这些口号仅仅是故作姿态而已。在我调研的对象当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大厂内卷在过去两年有所松动,也没有人期待未来会有实质性松动。很多人因为对内卷彻底失望而选择了离开互联网行业。
具体而言,互联网行业的内卷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为了博取财富和地位的内卷,可以称为“上升型内卷”;第二种是为了保住饭碗的内卷,可以称为“自保型内卷”。在中国互联网的黄金时代,大批打工人自愿加入第一种内卷,憧憬着升职、加薪和股票增值,其中的佼佼者甚至可以一跃进入财务自由行列。按照我的一位熟识多年的老朋友的话:“大家天天加班到凌晨,你要相信劳动人民总能创造奇迹。”(此对话发生于2018年底。)人类最强有力的驱动力永远来自内心,不是来自贪婪,就是来自恐惧;在互联网和资本市场整体不振的情况下,贪婪已经不足以驱动打工人前进,现在恐惧成为了主要驱动力。
我的绝大部分在大厂工作的朋友,都提到了“恐惧型”或“表演型”加班:因为恐惧丢掉饭碗,被迫向上级表演努力工作。由此导致了一个悖论——活儿其实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待遇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加班反而更剧烈了。有些比较人性化的团队领导,在上级领导的压力之下,也不得不要求员工延长在岗时间,甚至开发出了“轮流加班”的演技:每天都至少有一个人在岗呆到半夜,以应对上级不定期的检查。
上级领导乃至大老板又是怎么看的?是真心认为加班提升了生产率,还是将其当做一种“服从性测试”工具,又或是仅仅拿来当做裁员的借口?这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哪怕对他们进行调研,他们也不会说真话。在此我想指出另一个视角:中国互联网大厂的成长速度过快,来不及形成良好的、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准确地说,整个中国的民营企业界在管理制度上都还比较落后。在遇到结构性问题的时候,它们无法以科学的方式解决问题,只有求助于简单粗暴的服从性机制。就像那些教学水平一般的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只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考勤、抓内务,虽然效果极差,但那是它们唯一的选择。
大厂离职员工的去向
在传统上,互联网大厂、金融机构以及外企,都是高学历年轻人扎堆的高收入行业;现在三者都在经历裁员降薪。过去几波互联网招聘下行周期当中,离职员工的选择其实不少,这一波则大不一样了!当一个人刚刚离开大厂,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他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轻松一下”,例如去旅游或回家躺平一阵子;超过一个月之后,就必须严肃考虑今后的生计问题了。即使是那些在大厂工作期间颇有积蓄、暂时不愁生计的人,也不能承担长期脱离职场导致与行业脱节的风险。就我的观察,他们最主流的选择有如下几种:
留在互联网行业的人仍然是最多的,如果回不了大厂,就去中小厂或创业公司。很多人会“蛰伏”小厂,伺机回到大厂。
离职后考公考编的比例不低,这一点令我有些吃惊;不过上岸之后立即感到后悔的也不在少数。
“回老家”当然也可以择,但它不是真正的选择;“回老家”之后,要么考公考编,要么寻找本地企业下家。
“数字游民”也是一种颇为流行、而且越来越流行的选择。对于这个选项,让我们留待下一节详细探讨。
先说第一条。大部分大厂离职员工,除非彻底厌倦了互联网行业,否则首选还是留在这个行业。那些致力于“反内卷”“反PUA”的年轻员工,也更倾向于在互联网行业找一家没那么卷的公司;因为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其他行业的内卷和PUA可能更严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互联网行业非常大,总归有稍微好一点的公司和团队,前提是必须耐心寻找。有些从大厂离职超过半年以上的人,不一定是找不到下家,而是难以找到符合要求的下家。
在外界看来,AI创业公司应该能提供不少新岗位——但那只是假象。国内大部分AI创业公司还很缺钱,它们拿到的投资很多是以算力方式提供的,而且它们的主营业务盈利遥遥无期,从上到下都不太敢花钱。坦白说,当前中国的AI创业热潮,远远比不上多年前的移动互联网创业热潮,吸纳投资和就业的能力均不可同日而语。在我了解的范围内,大厂员工离职去做出海的认,都比去做AI的人更多。如果你是基础研发人才,则另当别论;现在整个国内科技圈子最容易找工作的可能就是AI基础研发人才(但这些人的比例相当低)。
再说第二条。大厂离职考公考编的人数其实不少,按照一位深圳的朋友的说法,“南山书房里每天坐着的可能有一半是大厂离职复习考公的”(肯定略有夸张)。一线城市的公务员待遇很好,但是很难考,而且要求本地户口;因此大部分考公考编的人都会先回到老家,这样还可以利用在当地的社会关系。考虑到他们本来的聪明才智,若愿意再努力内卷一次,考上的概率其实不小(视具体岗位而定);考上之后立即感到后悔的比例也不小。
有朋友向我介绍了一个生动案例(不是他本人):考公一次上岸,位于某省会城市,但是收入降低到了在大厂的四分之一,关键是工作仍然很累。在小红书、B站和知乎上,人们总是畅想上岸之后就能“躺平拿工资”,乃至明目张胆的摆烂;可是大部分公务员岗位不能这样,少数能这样的岗位则非常难进。至于考公群众畅想的所谓“社会地位”“仕途”,对于绝大部分普通公务员而言更是痴人说梦。这种巨大的落差,很可能阻止了更多大厂员工投入考公。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超过35岁才离职的人已经无法选择考公,而30岁以下的人又总想再看一看更多机会;真正严肃选择考公的人,其年龄段非常狭窄。
不止一个目前还就职于大厂的朋友对我说,一旦自己离职了,就选择回老家“躺平”,完全依托过去的积蓄和家庭关系为生,在本地找清闲的工作或小生意做。可是在现实中,我尚未看到任何真正离职了的人做出这样的选择。这可能是因为物质条件不允许,也可能是因为观念;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可惜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数字游民”的理想与现实
我确实接触到了不少从大厂离职做“数字游民”的人。数字游民最早的聚集地是大理(其实现在也是),其次是长三角周边的安吉,以及珠三角周边的惠州。广义的数字游民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有所谓“正规单位工作”,但是上级允许其远程完成工作的人;第二种是自雇者或自由职业者。绝大部分数字游民是第二种,尤其是在大家摘下口罩之后,允许长期远程办公的“正规单位”越来越少,想维持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往往只能自雇。
大理之所以成为数字游民的中心,不仅因为它风景秀丽、基础设施不错,还因为它形成了数字游民的社区和文化氛围。很多大厂离职员工会选择去大理进行“身心灵修炼”,试图修复高强度工作带来的创伤,找回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由于大理的生活成本较低,即使没有收入来源的人也可以居住相当长的时间,但那就不属于“数字游民”了。真正当上了数字游民的人,有些会长期居住在大理,有些则将此视为一个中转站;很难判断二者的比例孰高孰低。
数字游民的赚钱手段看似很多,可是其中最主流的无非三种:
做博主(自媒体),有些也可以从这条路走向创业。
接外包订单,尤其适合程序员等技术工种。
做投资或金融交易。
大厂离职员工最经常试水的平台是小红书——“离职博主”甚至成为了小红书的一个热门赛道。当然,离职员工可以做各种赛道的博主,视自己的资源禀赋而定。除了小红书,很多人会同时选择抖音;选择微信生态(公众号+视频号+微信群)的也有一些。上述选择很容易理解:小红书的社区调性和用户画像非常符合前大厂员工的人设,近年来也具备了一定的变现能力;抖音拥有最大最全面的流量基础,而且商单变现门槛极低;微信视频号则是现在唯一还在爆发式增长的内容平台,而且在私域运营方面具备天然优势。
然而,绝大多数博主会遇到“僧多粥少”的问题:做博主的人越来越多,来自广告主的预算盘子却没有增加(甚至有减少);至于知识付费的盘子就更小了,其适用面十分狭窄。我认识的做博主比较成功的人,不论作为主业还是副业,基本都在2022年以前就开始了,其中许多在2020年以前就开始了。2024年才姗姗来迟做博主的人,要花费十倍、百倍于当初的努力,才能积累最基本的粉丝盘;至于变现则遥遥无期。因此,对于新近离职、缺乏自媒体积累的大厂员工而言,做博主很难成为一个合理选项。
接外包订单相对容易很多,因为不需要你自带流量,只需具备技术实力和经验即可。这些人同样面临着需求下降的困境,因为外包需求是跟着宏观环境走的;因为我不懂技术,对这个问题没有具体的发言权。至于投资或金融交易,最近两年通过炒美股或炒虚拟资产赚钱的人不少。如果你的本钱足够,并且具备投资境外资产的稳定渠道,确实可以以此为经济基础(能持续多久很难说)。请注意,在任何情况下,炒A股都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幸运的是,互联网大厂主要在美股和港股上市,其员工普遍具备宽阔的国际视野,极少有人把宝押在A股上。
可以看到:把上面三种手段加起来,能够容纳的数字游民数量仍然很少。移动互联网流量井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前的微博、十年前的斗鱼/虎牙、六年前的抖音、四年前的小红书/B站和两年前的微信视频号,对新人博主都非常友好,很容易拿到大批流量并建立用户心智——那都是过去的好时光了!外包订单的丰满程度最终取决于软件开发等“泛信息科技需求”的强度,就算这个需求没有根本性下滑,其上升的空间也不大。至于投资,在本质上是“看天吃饭”,没有任何严肃的中产阶级家庭会将其视为主要收入来源——除非已经有很多本钱了。
互联网大厂的“去精英化”
如果你看过十几年、二十年前,互联网行业高速成长初期的创始团队和业务骨干团队的照片(这种照片非常好找),就会发现:他们毫无“精英范”可言,从神态、穿着到工作环境,浸透着一股“土鳖”的气息。哪怕是在初代互联网大厂普遍已经上市、薪酬待遇不低的情况下,互联网仍然无法与金融、管理咨询等“精英行业”比较所谓“逼格”。确实有人因此错过了几十亿,我就认识不止一位放弃加入早期互联网公司机会的朋友,他们无奈地解释说,当时选择放弃不是因为薪酬原因,而是因为“这个行业看起来太low逼”。
然而,最近十几年互联网行业的持续发展,使得行业的“精英化”色彩越来越浓厚,按照俗话说就是“有逼格”了。不止一家游戏大厂的朋友对我抱怨说,上层招人越来越“投行化”,看到求职者的简历,“恍然分不清他是在应聘高盛银行家岗位还是游戏策划岗位”。一家规模更大的互联网巨头的朋友则表示,自家确实招聘了很多来自高盛、大摩、麦肯锡、BCG的精英(来自其他单位的就更多了),他们一边适应这个行业,一边也在改变这个行业的文化。网上流传的许多互联网大厂“黑话”“不讲人话”,大部分实际来自这些“精英化的互联网员工”而非“原生互联网员工”。
互联网行业的“精英化”不仅体现在战略、投资、财务等中后台岗位,也体现在部分前台岗位,尤其是商分(商业分析)。例如,美团这种“商分驱动型”公司从券商招聘了大批商分,去年年底我还有熟识的朋友差点去了(最后并未成行)。至于腾讯、阿里、字节跳动等大厂也不遑多让,在其所有业务团队都能发现具备投行、投资或咨询背景的商分。哪怕是校招进来的人,也不乏出身商学院、在校期间踩着进投行或者MBB的节奏、精英光环满满的毕业生。他们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则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似乎到了潮流逆转的时候。按照一位自认为随时会被裁掉的大厂商分(具备投行、咨询背景)的说法,“我司没那么多钱了,养不起我这么贵的商分了”。上文描述的那位差点去了美团的朋友,最终没去的原因是薪酬远远低于预期——至于早年从券商跳槽过去的、薪酬较高的人有没有降薪,不得而知。附带说一句,这位朋友最后选择了跳槽去一家规模较小的券商,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
在这种形势下,互联网行业的“精英背景”人才比例不一定会下降,因为精英也没有太好的机会了,加入互联网大厂仍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选择。但是,互联网大厂工作环境的“精英化”必将被踩刹车。上面那位朋友说的很好,“没那么多钱了”,而“精英化”要以大笔闲钱做基础。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我们或许也将看到“大厂黑话”的退潮,乃至“土鳖气息”的回潮。不过无论如何,互联网行业不可能回到多年以前的那个“low逼状态”了,因为它已经实在太大、太重要了。
一些简短的对比
上文提到过:互联网大厂、金融机构(主要指券商/投行和基金)、高端外企,是高学历的中产阶级白领最密集的三类单位,也是最有可能实现“打工致富”梦想的地方。但是它们彼此存在显著区别——金融机构和高端外企是两个相对封闭的圈子,雇佣的白领体量有限,而且自身业务进化速度比较缓慢;互联网大厂则呈现出极强的开放性、剧烈的变动性,白领员工规模也要高出一个数量级。虽然当代中国还谈不上什么Old Money和New Money的区别,但是或许可以得出一个不太严谨的结论:金融机构和高端外企更像Old Money,互联网大厂更像New Money。
因此,同样是在行业增长减缓、裁员降薪的大背景下,互联网大厂员工(无论是否已经离职)表现出的积极主动性、求新求变的意志,明显更强一些。这种“求新求变”,不等于“内卷”——很多大厂离职员工都是反内卷的先锋;它更像是一种“我到底想活出什么人生”的探索姿态。所谓内卷,本质上是放弃了自我设定人生道路的权力,在他人设定的赛道上永无休止地奔跑;互联网大厂员工曾经是内卷最厉害的一拨人,现在其中一部分也成为了最先最彻底放弃内卷的人。
虽然大厂员工经常自嘲“有厂味儿”,“陷入了大厂的虚荣陷阱”,但是他们的心态还是远比金融业或外企从业者更加开放务实。换句话说,他们沉浸于“职业逼格”的程度远远较浅,对于未来的态度远远更加灵活。从其中绝大多数人身上看不到自怨自艾的气息,更没有无能狂怒(哪怕刚刚失业或很有可能失业);即便是那些自称要“躺平”的人,身上往往也充满生机活力。这可能只是我的调研范围偏差,但这种生机活力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管在职还是离职,互联网从业者总体上与“死气沉沉”四个字不搭边,总能产生新的想法、尝试新的活法。
这就是我喜欢研究互联网行业的原因,也是我至今仍然建议年轻人加入互联网行业的原因(我自己也是年轻人,不论从心态还是生理年龄讲,都是如此)。
上个星期我在深圳,有两个重要收获:第一是实地调研了传说中的“三和大神”(尽管只是浮光掠影),第二是与几位互联网大厂离职(或正在打算离职)的朋友深入交谈。后者其实是我过去几个月一直在做的调研的一部分:在当前的宏观和职场环境下,从互联网大厂离职的人,究竟去做什么了?促使他们离职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想什么?
通过日常微信聊天,我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信息;与朋友线下见面时也会经常聊到这些话题。上次去深圳,我获得了相当宝贵的信息,算是能够支撑一次有意义的调研了。当然,这个调研仍然是小范围的,涉及人数仅有几十人(真正离职了的仅有十几人)。由于样本数量有限,不可能使用统计学方法,只能以案例分析为主。不过,我很幸运拥有一个优势:这些朋友都比较信任我,乐意讲述自己心底的故事和想法(前提是保证其个人隐私安全)。所以我听到了很多鲜活的故事、真实的想法,这些有可能是外界尚未认识到、或者忽视了的。
我决定将迄今了解到的情况,整理撰写出来。我非常欢迎有类似经历或想法的人,以各种方式与我分享他们的故事——这是一次长期的、持续的调研,只要互联网大厂离职潮还在持续,就有必要继续下去;也非常希望能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见证对这个主题的更多更有价值的研究的诞生。
从大厂离职的原因
打工人离职的原因无非两种:被迫的,以及主动的。直接被裁掉,当然是被迫;被转岗降薪、予以羞辱性待遇,直至不堪重负主动走人,其实也是被迫。2023年以来,互联网大厂降本增效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心理准备。不止一个大厂员工告诉我,他或她“将在一个季度内被裁掉”,因为各个部门和团队的裁员名额几乎是公开的,很多人知道自己躲不脱,温顺地等待着最后的结局(以及N+1)。
然而,仍然有许多人选择主动离职。越是年轻的人似乎越倾向于主动离职——至少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是如此。90后和95后员工更加重视尊严和工作氛围,也更愿意在没有下家的情况下“裸辞”。下面是我亲耳听到的一些“裸辞”原因:
公司对请病假的员工要扣除当天全部工资,而且直系领导毫无同情心。
直系领导频繁对员工进行PUA,例如“好好想想你们对不对得起公司付的工资”。
所在团队要求毫无意义的加班,哪怕无事可做也要在办公室坐到深夜11点。
对分管本部门的大老板(公司高管)失去信心,认为公司烂透了,只是尸居余气而已。
对公司食堂、健身场所或办公场所整体条件不满,认为损害了自身健康。
上述一些理由,对于80后或更老的员工而言形同天方夜谭;老板就更无法理解了。80后员工极少因为任何原因裸辞,不仅仅是因为观念不同,也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自己的年龄难以找到新工作,“裸辞不起”。考虑到现在大厂基层员工中的95后(乃至00后)比例越来越高,职场PUA作为一种控制员工的手段正在迅速失效。站在打工人整体的角度,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不过老板和HR的看法肯定恰恰相反。
内卷的无意义持续
从2021年开始,部分大厂的部分部门先后提出了“降低加班频率”乃至“反内卷”的口号。但是据我了解,这些口号仅仅是故作姿态而已。在我调研的对象当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大厂内卷在过去两年有所松动,也没有人期待未来会有实质性松动。很多人因为对内卷彻底失望而选择了离开互联网行业。
具体而言,互联网行业的内卷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为了博取财富和地位的内卷,可以称为“上升型内卷”;第二种是为了保住饭碗的内卷,可以称为“自保型内卷”。在中国互联网的黄金时代,大批打工人自愿加入第一种内卷,憧憬着升职、加薪和股票增值,其中的佼佼者甚至可以一跃进入财务自由行列。按照我的一位熟识多年的老朋友的话:“大家天天加班到凌晨,你要相信劳动人民总能创造奇迹。”(此对话发生于2018年底。)人类最强有力的驱动力永远来自内心,不是来自贪婪,就是来自恐惧;在互联网和资本市场整体不振的情况下,贪婪已经不足以驱动打工人前进,现在恐惧成为了主要驱动力。
我的绝大部分在大厂工作的朋友,都提到了“恐惧型”或“表演型”加班:因为恐惧丢掉饭碗,被迫向上级表演努力工作。由此导致了一个悖论——活儿其实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待遇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加班反而更剧烈了。有些比较人性化的团队领导,在上级领导的压力之下,也不得不要求员工延长在岗时间,甚至开发出了“轮流加班”的演技:每天都至少有一个人在岗呆到半夜,以应对上级不定期的检查。
上级领导乃至大老板又是怎么看的?是真心认为加班提升了生产率,还是将其当做一种“服从性测试”工具,又或是仅仅拿来当做裁员的借口?这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哪怕对他们进行调研,他们也不会说真话。在此我想指出另一个视角:中国互联网大厂的成长速度过快,来不及形成良好的、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准确地说,整个中国的民营企业界在管理制度上都还比较落后。在遇到结构性问题的时候,它们无法以科学的方式解决问题,只有求助于简单粗暴的服从性机制。就像那些教学水平一般的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只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考勤、抓内务,虽然效果极差,但那是它们唯一的选择。
大厂离职员工的去向
在传统上,互联网大厂、金融机构以及外企,都是高学历年轻人扎堆的高收入行业;现在三者都在经历裁员降薪。过去几波互联网招聘下行周期当中,离职员工的选择其实不少,这一波则大不一样了!当一个人刚刚离开大厂,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他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轻松一下”,例如去旅游或回家躺平一阵子;超过一个月之后,就必须严肃考虑今后的生计问题了。即使是那些在大厂工作期间颇有积蓄、暂时不愁生计的人,也不能承担长期脱离职场导致与行业脱节的风险。就我的观察,他们最主流的选择有如下几种:
留在互联网行业的人仍然是最多的,如果回不了大厂,就去中小厂或创业公司。很多人会“蛰伏”小厂,伺机回到大厂。
离职后考公考编的比例不低,这一点令我有些吃惊;不过上岸之后立即感到后悔的也不在少数。
“回老家”当然也可以择,但它不是真正的选择;“回老家”之后,要么考公考编,要么寻找本地企业下家。
“数字游民”也是一种颇为流行、而且越来越流行的选择。对于这个选项,让我们留待下一节详细探讨。
先说第一条。大部分大厂离职员工,除非彻底厌倦了互联网行业,否则首选还是留在这个行业。那些致力于“反内卷”“反PUA”的年轻员工,也更倾向于在互联网行业找一家没那么卷的公司;因为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其他行业的内卷和PUA可能更严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互联网行业非常大,总归有稍微好一点的公司和团队,前提是必须耐心寻找。有些从大厂离职超过半年以上的人,不一定是找不到下家,而是难以找到符合要求的下家。
在外界看来,AI创业公司应该能提供不少新岗位——但那只是假象。国内大部分AI创业公司还很缺钱,它们拿到的投资很多是以算力方式提供的,而且它们的主营业务盈利遥遥无期,从上到下都不太敢花钱。坦白说,当前中国的AI创业热潮,远远比不上多年前的移动互联网创业热潮,吸纳投资和就业的能力均不可同日而语。在我了解的范围内,大厂员工离职去做出海的认,都比去做AI的人更多。如果你是基础研发人才,则另当别论;现在整个国内科技圈子最容易找工作的可能就是AI基础研发人才(但这些人的比例相当低)。
再说第二条。大厂离职考公考编的人数其实不少,按照一位深圳的朋友的说法,“南山书房里每天坐着的可能有一半是大厂离职复习考公的”(肯定略有夸张)。一线城市的公务员待遇很好,但是很难考,而且要求本地户口;因此大部分考公考编的人都会先回到老家,这样还可以利用在当地的社会关系。考虑到他们本来的聪明才智,若愿意再努力内卷一次,考上的概率其实不小(视具体岗位而定);考上之后立即感到后悔的比例也不小。
有朋友向我介绍了一个生动案例(不是他本人):考公一次上岸,位于某省会城市,但是收入降低到了在大厂的四分之一,关键是工作仍然很累。在小红书、B站和知乎上,人们总是畅想上岸之后就能“躺平拿工资”,乃至明目张胆的摆烂;可是大部分公务员岗位不能这样,少数能这样的岗位则非常难进。至于考公群众畅想的所谓“社会地位”“仕途”,对于绝大部分普通公务员而言更是痴人说梦。这种巨大的落差,很可能阻止了更多大厂员工投入考公。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超过35岁才离职的人已经无法选择考公,而30岁以下的人又总想再看一看更多机会;真正严肃选择考公的人,其年龄段非常狭窄。
不止一个目前还就职于大厂的朋友对我说,一旦自己离职了,就选择回老家“躺平”,完全依托过去的积蓄和家庭关系为生,在本地找清闲的工作或小生意做。可是在现实中,我尚未看到任何真正离职了的人做出这样的选择。这可能是因为物质条件不允许,也可能是因为观念;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可惜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数字游民”的理想与现实
我确实接触到了不少从大厂离职做“数字游民”的人。数字游民最早的聚集地是大理(其实现在也是),其次是长三角周边的安吉,以及珠三角周边的惠州。广义的数字游民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有所谓“正规单位工作”,但是上级允许其远程完成工作的人;第二种是自雇者或自由职业者。绝大部分数字游民是第二种,尤其是在大家摘下口罩之后,允许长期远程办公的“正规单位”越来越少,想维持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往往只能自雇。
大理之所以成为数字游民的中心,不仅因为它风景秀丽、基础设施不错,还因为它形成了数字游民的社区和文化氛围。很多大厂离职员工会选择去大理进行“身心灵修炼”,试图修复高强度工作带来的创伤,找回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由于大理的生活成本较低,即使没有收入来源的人也可以居住相当长的时间,但那就不属于“数字游民”了。真正当上了数字游民的人,有些会长期居住在大理,有些则将此视为一个中转站;很难判断二者的比例孰高孰低。
数字游民的赚钱手段看似很多,可是其中最主流的无非三种:
做博主(自媒体),有些也可以从这条路走向创业。
接外包订单,尤其适合程序员等技术工种。
做投资或金融交易。
大厂离职员工最经常试水的平台是小红书——“离职博主”甚至成为了小红书的一个热门赛道。当然,离职员工可以做各种赛道的博主,视自己的资源禀赋而定。除了小红书,很多人会同时选择抖音;选择微信生态(公众号+视频号+微信群)的也有一些。上述选择很容易理解:小红书的社区调性和用户画像非常符合前大厂员工的人设,近年来也具备了一定的变现能力;抖音拥有最大最全面的流量基础,而且商单变现门槛极低;微信视频号则是现在唯一还在爆发式增长的内容平台,而且在私域运营方面具备天然优势。
然而,绝大多数博主会遇到“僧多粥少”的问题:做博主的人越来越多,来自广告主的预算盘子却没有增加(甚至有减少);至于知识付费的盘子就更小了,其适用面十分狭窄。我认识的做博主比较成功的人,不论作为主业还是副业,基本都在2022年以前就开始了,其中许多在2020年以前就开始了。2024年才姗姗来迟做博主的人,要花费十倍、百倍于当初的努力,才能积累最基本的粉丝盘;至于变现则遥遥无期。因此,对于新近离职、缺乏自媒体积累的大厂员工而言,做博主很难成为一个合理选项。
接外包订单相对容易很多,因为不需要你自带流量,只需具备技术实力和经验即可。这些人同样面临着需求下降的困境,因为外包需求是跟着宏观环境走的;因为我不懂技术,对这个问题没有具体的发言权。至于投资或金融交易,最近两年通过炒美股或炒虚拟资产赚钱的人不少。如果你的本钱足够,并且具备投资境外资产的稳定渠道,确实可以以此为经济基础(能持续多久很难说)。请注意,在任何情况下,炒A股都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幸运的是,互联网大厂主要在美股和港股上市,其员工普遍具备宽阔的国际视野,极少有人把宝押在A股上。
可以看到:把上面三种手段加起来,能够容纳的数字游民数量仍然很少。移动互联网流量井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前的微博、十年前的斗鱼/虎牙、六年前的抖音、四年前的小红书/B站和两年前的微信视频号,对新人博主都非常友好,很容易拿到大批流量并建立用户心智——那都是过去的好时光了!外包订单的丰满程度最终取决于软件开发等“泛信息科技需求”的强度,就算这个需求没有根本性下滑,其上升的空间也不大。至于投资,在本质上是“看天吃饭”,没有任何严肃的中产阶级家庭会将其视为主要收入来源——除非已经有很多本钱了。
互联网大厂的“去精英化”
如果你看过十几年、二十年前,互联网行业高速成长初期的创始团队和业务骨干团队的照片(这种照片非常好找),就会发现:他们毫无“精英范”可言,从神态、穿着到工作环境,浸透着一股“土鳖”的气息。哪怕是在初代互联网大厂普遍已经上市、薪酬待遇不低的情况下,互联网仍然无法与金融、管理咨询等“精英行业”比较所谓“逼格”。确实有人因此错过了几十亿,我就认识不止一位放弃加入早期互联网公司机会的朋友,他们无奈地解释说,当时选择放弃不是因为薪酬原因,而是因为“这个行业看起来太low逼”。
然而,最近十几年互联网行业的持续发展,使得行业的“精英化”色彩越来越浓厚,按照俗话说就是“有逼格”了。不止一家游戏大厂的朋友对我抱怨说,上层招人越来越“投行化”,看到求职者的简历,“恍然分不清他是在应聘高盛银行家岗位还是游戏策划岗位”。一家规模更大的互联网巨头的朋友则表示,自家确实招聘了很多来自高盛、大摩、麦肯锡、BCG的精英(来自其他单位的就更多了),他们一边适应这个行业,一边也在改变这个行业的文化。网上流传的许多互联网大厂“黑话”“不讲人话”,大部分实际来自这些“精英化的互联网员工”而非“原生互联网员工”。
互联网行业的“精英化”不仅体现在战略、投资、财务等中后台岗位,也体现在部分前台岗位,尤其是商分(商业分析)。例如,美团这种“商分驱动型”公司从券商招聘了大批商分,去年年底我还有熟识的朋友差点去了(最后并未成行)。至于腾讯、阿里、字节跳动等大厂也不遑多让,在其所有业务团队都能发现具备投行、投资或咨询背景的商分。哪怕是校招进来的人,也不乏出身商学院、在校期间踩着进投行或者MBB的节奏、精英光环满满的毕业生。他们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则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似乎到了潮流逆转的时候。按照一位自认为随时会被裁掉的大厂商分(具备投行、咨询背景)的说法,“我司没那么多钱了,养不起我这么贵的商分了”。上文描述的那位差点去了美团的朋友,最终没去的原因是薪酬远远低于预期——至于早年从券商跳槽过去的、薪酬较高的人有没有降薪,不得而知。附带说一句,这位朋友最后选择了跳槽去一家规模较小的券商,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
在这种形势下,互联网行业的“精英背景”人才比例不一定会下降,因为精英也没有太好的机会了,加入互联网大厂仍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选择。但是,互联网大厂工作环境的“精英化”必将被踩刹车。上面那位朋友说的很好,“没那么多钱了”,而“精英化”要以大笔闲钱做基础。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我们或许也将看到“大厂黑话”的退潮,乃至“土鳖气息”的回潮。不过无论如何,互联网行业不可能回到多年以前的那个“low逼状态”了,因为它已经实在太大、太重要了。
一些简短的对比
上文提到过:互联网大厂、金融机构(主要指券商/投行和基金)、高端外企,是高学历的中产阶级白领最密集的三类单位,也是最有可能实现“打工致富”梦想的地方。但是它们彼此存在显著区别——金融机构和高端外企是两个相对封闭的圈子,雇佣的白领体量有限,而且自身业务进化速度比较缓慢;互联网大厂则呈现出极强的开放性、剧烈的变动性,白领员工规模也要高出一个数量级。虽然当代中国还谈不上什么Old Money和New Money的区别,但是或许可以得出一个不太严谨的结论:金融机构和高端外企更像Old Money,互联网大厂更像New Money。
因此,同样是在行业增长减缓、裁员降薪的大背景下,互联网大厂员工(无论是否已经离职)表现出的积极主动性、求新求变的意志,明显更强一些。这种“求新求变”,不等于“内卷”——很多大厂离职员工都是反内卷的先锋;它更像是一种“我到底想活出什么人生”的探索姿态。所谓内卷,本质上是放弃了自我设定人生道路的权力,在他人设定的赛道上永无休止地奔跑;互联网大厂员工曾经是内卷最厉害的一拨人,现在其中一部分也成为了最先最彻底放弃内卷的人。
虽然大厂员工经常自嘲“有厂味儿”,“陷入了大厂的虚荣陷阱”,但是他们的心态还是远比金融业或外企从业者更加开放务实。换句话说,他们沉浸于“职业逼格”的程度远远较浅,对于未来的态度远远更加灵活。从其中绝大多数人身上看不到自怨自艾的气息,更没有无能狂怒(哪怕刚刚失业或很有可能失业);即便是那些自称要“躺平”的人,身上往往也充满生机活力。这可能只是我的调研范围偏差,但这种生机活力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管在职还是离职,互联网从业者总体上与“死气沉沉”四个字不搭边,总能产生新的想法、尝试新的活法。
这就是我喜欢研究互联网行业的原因,也是我至今仍然建议年轻人加入互联网行业的原因(我自己也是年轻人,不论从心态还是生理年龄讲,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