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乐驹（音）绝望地看着电视直播画面显示，反政府抗议者和平占领了他所在城市香港的机场航站楼。他想，这不会有好结果的。 然后他看到儿子，38岁的保险经纪人肯尼就在黑衣示威者当中。几周以来，他一直在和儿子争执，希望他能退出越来越有对抗性的抗议活动。 现年65岁的王乐驹是个表情冷峻的秃顶男子，他告诉儿子，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以及党挑选的本地官员是无用的愚蠢行为。他本人在近半个世纪前，在父亲死于共产党的政治迫害后逃离了大陆，游了几个小时到了香港。 “只有政治能解决政治问题，”王乐驹说，他在当地市场摆一个手机配件摊。“我们普通人靠自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在中国庆祝共产党统治70年之际，其南部边境的香港这个半自治领土被夹在了两个世界之间。王乐驹的很多同代人曾在毛泽东时代的混乱中逃离大陆，在香港找到了稳定和摆脱贫困的道路。对政治动荡的记忆，以及近几十年来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惊人崛起提醒人们，学会与日益强大和坚韧的共产党相处是生存的关键所在。 但另一些人看来——比如他的儿子肯尼——中共近年来对香港事务的侵犯，威胁到了大陆所没有的宝贵政治自由。他们也排斥香港由官僚和富商组成的政治精英，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对北京更加感恩戴德。 在很多人看来，抗议活动是他们为了下一代捍卫香港，并以前辈人所一直不愿意的方式挑战这个党的最后的机会。抗议活动的暴力程度已经升级，并日益以北京为目标：10月1日国庆这一天，抗议者发起游行，纪念他们所称的共产党“侵略中国”这一“民族悲剧”70周年。 这场骚乱已成为对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政治敏锐度的真切考验。挑战的关键在于，党如何重新定义对这片领土的主权，以争取到那些担心或排斥其威权倾向的人。 为解决这一问题，习近平可以从他的父亲身上汲取教训——一位几十年前在中国南方面临过类似挑战的共产党革命者。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可能会发现，他父亲所做的经济发展承诺，在当前的危机中可能影响有限。 上个月，王乐驹给儿子发了一条手机视频，是一群抗议者和亲政府的支持者的混战，他劝儿子待在家里。 肯尼回复道：“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为什么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来香港。” 今时不同往日，父亲解释道；他当年很穷。“但你身在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说。“你有自己的家，有个孩子。认真想想。”他的信息很明确：他们现在有更多可失去的东西。 对他的儿子来说，这不足以成为后退的理由。 “你这样做是为了你（电视剧）的母亲和将来，”肯尼说。“我也一样。我在考虑我的儿子和将来。” “自由泳者” 1973年，王乐驹迫切地想逃离中国。 他的父亲是米商，五年前在一个劳改营去世，他是在被共产党打成资本家后送进那里的。被称为“红卫兵”的学生武装分子洗劫了他们在南方城市广州的家，没收了他们的贵重物品，包括他母亲藏在米缸里的一只玉镯。 王乐驹那年19岁，他在六个孩子中排行老五，需要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来养家糊口。他准备逃往香港。表哥教他下河游泳，每次他伸手到岸边，就用竹竿打他。有一天，他们准备好了。 在15天的时间里，为了不被边境巡逻队发现，王乐驹和表哥在夜幕掩护下，在山间跋涉。他靠五个月饼和一袋葡萄糖活了下来。 8月18日凌晨2点左右，两人脱掉衬衫——这是他们仅有的财产——跳进黑暗的水中。即使隔着这么远的距离，王乐驹也能看到香港建筑的灯光在漆黑的夜空下闪亮。香港——还有自由——似乎近在咫尺。 他用最快的速度游泳。许多逃亡者都是在同一个过境点被边防人员开枪打死的，他们的尸体被冲到香港海岸上。他强迫自己集中精力游向目标。大约五小时后，王乐驹爬上了泥泞的堤岸。他成功了。 学者估计，在毛泽东时代，多达100万人从中国逃到香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有的越过陆地边界，有的造船，还有很多所谓的“自由泳者”，勇敢地迎着海浪游向那里。 中国南方的村庄空空荡荡，农田被遗弃。中共认为这种人员外流是个问题，并将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从政治流放中拉回来。他得到一项新任务：保卫中国的“南大门”。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采取的措施，首先是在广东增加宣传。党号召居民唱爱国歌曲，学习毛泽东思想。它传播的信息将香港描绘成邪恶资本家的家园。不过，人们还是逃到那里去。 习仲勋在整个广东省视察，发现在一个边境村庄，居民收入只有香港居民的五十分之一。在其他地方，差距甚至更大。根据党内的官方说法，就在那个时候，他意识到经济发展——而不是意识形态教育——才是关键。 据曾在2000年采访习仲勋的陈炳安的说法，习仲勋在反思那段时期时说：“这是我们从事实中得来的教训。”陈炳安著有一本关于大陆逃亡者的书。 这一战略基本上是成功的。到了1989年，随着北京天安门民主抗议活动遭到镇压，又一波大陆人逃往香港，当时广东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6倍，从大陆逃到香港的非法移民人数已经极为稀少。 大陆的崛起 在香港，王乐驹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他在一家牛仔服装厂做临时工，还做过建筑工人。他定期寄钱给家人。“用这个把爸的遗骨接回来，”领到第一笔薪水后，他在给妈妈寄钱时附上了这样一张字条。 他与一个香港女人相识并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他攒够钱买了两套公寓。多年来，王乐驹一直是留在大陆的兄弟姐妹们羡慕的对象。他拥有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钱，可以买到质量更好的商品。 但是，大约十年前，他注意到形势变了。他的兄弟姐妹变更富有了。他们买了更大的房子。他们得到很好的政府养老金。他们对去香港玩不再那么感兴趣了。最近，他在中秋节前问他们想不想要香港的月饼，他们说不用。 “现在他们的生活比我好多了，”王乐驹懊悔地说。“早知道中国发展得这么好，我就不会离开了。” 在香港，王乐驹所在的大陆逃港者社区仍然联系密切。很多从小在广东长大的人早就相互认识；还有些人是后来在香港通过朋友或工作关系认识的。现在他们已经六七十岁了，大多数人已经退休，他们定期聚在一起吃点心、打乒乓球、举行麻将比赛。 但在这个联系一贯密切的社区，香港最近的动荡暴露了其中的一道全新的断层。虽然大多数逃到香港的人最初都是为了寻求经济自由，但也有很多人，比如退休卡车司机吴海荣（Wu Hay-wing，音）说，他们已经开始全心珍惜他们一到香港就发现的政治自由。与手机配件商王乐驹不同，他的群体当中，有些人经常参加抗议活动。 “共产党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它是个专制政权，”68岁的吴海荣说。 吴海荣说，他担心香港很快就会变成又一个大陆城市。 “如果是那样，我当初逃到这里来干什么？”吴海荣说。“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尽管如此，人们对祖国还是有着一定程度的怀念。许多人，甚至是那些现在已经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人，仍然与大陆的亲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定期越境到大陆旅行。一些人利用与大陆的联系揽聚大量财富。 相比之下，香港年轻一代的抗议者中，有许多人拒绝与大陆联系在一起，并坚持他们心目中独特而独立的香港身份。还有一些人接受中国的统治，但希望向共产党施压，让它放松对香港的控制。 王乐驹的儿子肯尼20岁出头时，就开始担心北京的影响力。2003年，这座城市试图实施国家安全法，引发了抗议活动。后来，由于中国的安全丑闻，大批大陆游客涌入香港，将货架上的婴儿奶粉与疫苗横扫一空，令他愈发焦虑。 与父亲不同，他对大陆的感情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改变。 “你不能单凭钱来判断一个地方，”肯尼最近在香港金融区的一家咖啡馆接受采访时说。“还需要自由。” 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父子俩试图避免谈论抗议活动。王乐驹经常抱怨香港的问题是缺乏爱国主义教育；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学会为中国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在这一点上，肯尼与父亲惊人地一致。在另一次采访中，他提到了对应patriotic的中文词——“爱国”。 “我可以支持爱国，”他说，“但我不能爱党。”
王乐驹（音）绝望地看着电视直播画面显示，反政府抗议者和平占领了他所在城市香港的机场航站楼。他想，这不会有好结果的。
然后他看到儿子，38岁的保险经纪人肯尼就在黑衣示威者当中。几周以来，他一直在和儿子争执，希望他能退出越来越有对抗性的抗议活动。
现年65岁的王乐驹是个表情冷峻的秃顶男子，他告诉儿子，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以及党挑选的本地官员是无用的愚蠢行为。他本人在近半个世纪前，在父亲死于共产党的政治迫害后逃离了大陆，游了几个小时到了香港。
“只有政治能解决政治问题，”王乐驹说，他在当地市场摆一个手机配件摊。“我们普通人靠自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在中国庆祝共产党统治70年之际，其南部边境的香港这个半自治领土被夹在了两个世界之间。王乐驹的很多同代人曾在毛泽东时代的混乱中逃离大陆，在香港找到了稳定和摆脱贫困的道路。对政治动荡的记忆，以及近几十年来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惊人崛起提醒人们，学会与日益强大和坚韧的共产党相处是生存的关键所在。
但另一些人看来——比如他的儿子肯尼——中共近年来对香港事务的侵犯，威胁到了大陆所没有的宝贵政治自由。他们也排斥香港由官僚和富商组成的政治精英，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对北京更加感恩戴德。
在很多人看来，抗议活动是他们为了下一代捍卫香港，并以前辈人所一直不愿意的方式挑战这个党的最后的机会。抗议活动的暴力程度已经升级，并日益以北京为目标：10月1日国庆这一天，抗议者发起游行，纪念他们所称的共产党“侵略中国”这一“民族悲剧”70周年。
这场骚乱已成为对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政治敏锐度的真切考验。挑战的关键在于，党如何重新定义对这片领土的主权，以争取到那些担心或排斥其威权倾向的人。
为解决这一问题，习近平可以从他的父亲身上汲取教训——一位几十年前在中国南方面临过类似挑战的共产党革命者。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可能会发现，他父亲所做的经济发展承诺，在当前的危机中可能影响有限。
上个月，王乐驹给儿子发了一条手机视频，是一群抗议者和亲政府的支持者的混战，他劝儿子待在家里。
肯尼回复道：“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为什么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来香港。”
今时不同往日，父亲解释道；他当年很穷。“但你身在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说。“你有自己的家，有个孩子。认真想想。”他的信息很明确：他们现在有更多可失去的东西。
对他的儿子来说，这不足以成为后退的理由。
“你这样做是为了你（电视剧）的母亲和将来，”肯尼说。“我也一样。我在考虑我的儿子和将来。”
“自由泳者”
1973年，王乐驹迫切地想逃离中国。
他的父亲是米商，五年前在一个劳改营去世，他是在被共产党打成资本家后送进那里的。被称为“红卫兵”的学生武装分子洗劫了他们在南方城市广州的家，没收了他们的贵重物品，包括他母亲藏在米缸里的一只玉镯。
王乐驹那年19岁，他在六个孩子中排行老五，需要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来养家糊口。他准备逃往香港。表哥教他下河游泳，每次他伸手到岸边，就用竹竿打他。有一天，他们准备好了。
在15天的时间里，为了不被边境巡逻队发现，王乐驹和表哥在夜幕掩护下，在山间跋涉。他靠五个月饼和一袋葡萄糖活了下来。
8月18日凌晨2点左右，两人脱掉衬衫——这是他们仅有的财产——跳进黑暗的水中。即使隔着这么远的距离，王乐驹也能看到香港建筑的灯光在漆黑的夜空下闪亮。香港——还有自由——似乎近在咫尺。
他用最快的速度游泳。许多逃亡者都是在同一个过境点被边防人员开枪打死的，他们的尸体被冲到香港海岸上。他强迫自己集中精力游向目标。大约五小时后，王乐驹爬上了泥泞的堤岸。他成功了。
学者估计，在毛泽东时代，多达100万人从中国逃到香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有的越过陆地边界，有的造船，还有很多所谓的“自由泳者”，勇敢地迎着海浪游向那里。
中国南方的村庄空空荡荡，农田被遗弃。中共认为这种人员外流是个问题，并将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从政治流放中拉回来。他得到一项新任务：保卫中国的“南大门”。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采取的措施，首先是在广东增加宣传。党号召居民唱爱国歌曲，学习毛泽东思想。它传播的信息将香港描绘成邪恶资本家的家园。不过，人们还是逃到那里去。
习仲勋在整个广东省视察，发现在一个边境村庄，居民收入只有香港居民的五十分之一。在其他地方，差距甚至更大。根据党内的官方说法，就在那个时候，他意识到经济发展——而不是意识形态教育——才是关键。
据曾在2000年采访习仲勋的陈炳安的说法，习仲勋在反思那段时期时说：“这是我们从事实中得来的教训。”陈炳安著有一本关于大陆逃亡者的书。
这一战略基本上是成功的。到了1989年，随着北京天安门民主抗议活动遭到镇压，又一波大陆人逃往香港，当时广东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6倍，从大陆逃到香港的非法移民人数已经极为稀少。
大陆的崛起
在香港，王乐驹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他在一家牛仔服装厂做临时工，还做过建筑工人。他定期寄钱给家人。“用这个把爸的遗骨接回来，”领到第一笔薪水后，他在给妈妈寄钱时附上了这样一张字条。
他与一个香港女人相识并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他攒够钱买了两套公寓。多年来，王乐驹一直是留在大陆的兄弟姐妹们羡慕的对象。他拥有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钱，可以买到质量更好的商品。
但是，大约十年前，他注意到形势变了。他的兄弟姐妹变更富有了。他们买了更大的房子。他们得到很好的政府养老金。他们对去香港玩不再那么感兴趣了。最近，他在中秋节前问他们想不想要香港的月饼，他们说不用。
“现在他们的生活比我好多了，”王乐驹懊悔地说。“早知道中国发展得这么好，我就不会离开了。”
在香港，王乐驹所在的大陆逃港者社区仍然联系密切。很多从小在广东长大的人早就相互认识；还有些人是后来在香港通过朋友或工作关系认识的。现在他们已经六七十岁了，大多数人已经退休，他们定期聚在一起吃点心、打乒乓球、举行麻将比赛。
但在这个联系一贯密切的社区，香港最近的动荡暴露了其中的一道全新的断层。虽然大多数逃到香港的人最初都是为了寻求经济自由，但也有很多人，比如退休卡车司机吴海荣（Wu Hay-wing，音）说，他们已经开始全心珍惜他们一到香港就发现的政治自由。与手机配件商王乐驹不同，他的群体当中，有些人经常参加抗议活动。
“共产党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它是个专制政权，”68岁的吴海荣说。
吴海荣说，他担心香港很快就会变成又一个大陆城市。
“如果是那样，我当初逃到这里来干什么？”吴海荣说。“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尽管如此，人们对祖国还是有着一定程度的怀念。许多人，甚至是那些现在已经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人，仍然与大陆的亲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定期越境到大陆旅行。一些人利用与大陆的联系揽聚大量财富。
相比之下，香港年轻一代的抗议者中，有许多人拒绝与大陆联系在一起，并坚持他们心目中独特而独立的香港身份。还有一些人接受中国的统治，但希望向共产党施压，让它放松对香港的控制。
王乐驹的儿子肯尼20岁出头时，就开始担心北京的影响力。2003年，这座城市试图实施国家安全法，引发了抗议活动。后来，由于中国的安全丑闻，大批大陆游客涌入香港，将货架上的婴儿奶粉与疫苗横扫一空，令他愈发焦虑。
与父亲不同，他对大陆的感情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改变。
“你不能单凭钱来判断一个地方，”肯尼最近在香港金融区的一家咖啡馆接受采访时说。“还需要自由。”
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父子俩试图避免谈论抗议活动。王乐驹经常抱怨香港的问题是缺乏爱国主义教育；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学会为中国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在这一点上，肯尼与父亲惊人地一致。在另一次采访中，他提到了对应patriotic的中文词——“爱国”。
“我可以支持爱国，”他说，“但我不能爱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