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小胡在微博上公开了自己因演讲“性少数反歧视”的内容被迫退学的事情，引发舆论关注。
当时，17岁的他站在台上，对着七八百名师生呼吁同性恋反歧视，随后以“宣扬同性恋言论”的缘由被学校火速开除。这件事发生在2019年的北京。
时隔一年，小胡决定将这段经历公之于众，让自己站在了风暴的中心。有人怀疑身为同性恋的他，却就读幼师专业，将来能否成为一个好的老师。但更多的人送来了理解与祝愿，也有热心人士提出，可以为他提供法律援助。
在一个看似包容的城市里，性少数的处境依旧有着复杂的面向。北京有全亚洲最大的gay吧之一，每当夜幕降临，那里便充斥着挥洒荷尔蒙的青春面孔；但就在几十公里外，17岁的少年在校园里小心翼翼地探索自我，当他终于想表达出来的时候，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压制。
1月的最后一天，我在首经贸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小胡。他不太愿意与我的目光交汇，让我时不时地在心里打鼓：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太敏感？当一个背负了很多重量的人坐在我面前，我总怕我的提问太轻浮，以至于对方不愿意向我打开他内心的匣子。
后来他说，这一年里他从一个懦弱的人变成了一个不再讨好别人的人。他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说这句话时，他一直看着我，目光炯炯有神。
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汇入社会的熔炉里，时间越久，尖锐的部分越容易被熔化。渐渐地，我们把那些激烈的情绪内化，习惯了不再吵闹的生活。但有一天，你看到那些比你年轻的个体，在一个比你逼仄很多的环境里，勇敢地告诉很多人，他是谁，以及他希望自己如何被对待。那时，你才真切地理解了那句话：不要温和地走入那个良夜。
以下是小胡的自述：
01
上初中那会，我很孤僻，不爱说话，说话的声音柔弱。所以没有知心朋友，男生也都疏远我，说我是娘娘腔。听到这些话，我开始变得更自卑，封闭，不想跟人多交流。
学校管得严，不能带手机，两周回一次家，每周也只能周末在公用电话亭给爸妈打个电话，有时他们还接不到。
2017年，我中考考砸了，分数虽然够上我们当地的普通高中，但我后来没去，我感觉就算去了成绩可能也是垫底的。
普高的学风也一般，而且我不想再体验一次高考失败的感觉，所以就选择了职高，心想着起码能学一门技术，将来也不愁没有饭吃。
后来，我在职高学了幼师专业。我爸妈也挺喜欢这个专业的，觉得以后当个老师很稳定。
来到职高之后，我的生活也比之前好一些，可能是没什么男生再来欺负我了吧。
我们这一级三个幼教班，100多个人里才3个男生。在这个环境里，我更能做自己一些，也认同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我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也是女生，平常能跟她们讲讲自己的心里话。
02
2019年12月18日，我们学校办了一个“真人图书馆”活动。
我在网上查过，真人图书馆是从丹麦起源的，它本来是效仿图书馆借书的形式“借出”真人，让一些边缘群体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来消除大众对边缘群体的歧视。
但是真人图书馆到了我们学校就变成了一个“宣扬正能量”的活动，比如说一个小混混如何变成一个学习好的小孩，都是一些很细碎的日常琐事。
不少人懒得准备演讲稿，甚至都去网上抄，直接带着稿子上台念。
但我不想糊弄，我只想借助这个活动为我们群体发声。
当时演讲完，底下有同学为我鼓掌欢呼。但演讲一结束，班主任就叫我去了趟办公室，问我为什么想讲这个内容，以及我是不是同性恋，我出于信任，告诉了她。
过了一天，校领导就把我妈叫到了学校，我感到事情比我想象中的要严重。
校领导和我妈谈话的时候，我一直守在办公室外面。我不清楚他们具体谈了什么，直到我妈从办公室出来后，跟我说：“ta们让你退学。”
随后我就进了办公室。我，我妈，和班主任、校领导继续谈这件事。
Ta们坚持要我签署一份退学同意书，并且说：如果不签，一个月后自动开除。我们当然是不同意的。
期间我妈突然就给ta们下跪磕头，求网开一面，但ta们还是一样的态度。
一位系主任说，ta们班也有一个同性恋，偷偷摸摸的，被发现后也做了劝退处理。
僵持了大概四五个小时，老师们该下班了，我们也就回家了，最后还是没签那个同意书。
我自己对这个结果很不服气，所以第二天和母亲打了12345热线求助。对方的回复是：学校会严肃处理这件事。所以1月2日我又回了趟学校。
当时有七八位领导坐在我对面。我跟ta们说，学校开除我的理由很模糊。ta们只反复强调，我在学校大肆宣扬同性恋言论，将来幼教的工作都不好分配。
其次，ta们说我演讲的内容已经被一些家长反映“恶心”，对学校的声誉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尽管怀疑校方所言是否有依据——据我所知，活动没有家长参加，且这并不是大型对外公开的活动——但我一个人肯定说不过八个人，很快就败下阵来。
回家之后，我不太愿意提起这件事。刚开始我不知道怎么跟我爸说，后来才敢把实情告诉他。我爸把我骂了一顿，说我太冲动，做事不过脑子。
父母心里大概都有一根隐隐的刺吧。我刚上技校不久就跟我妈出柜了，说我不喜欢女生，我妈也没有很过激的反应，“那就是同性恋呗”。但她后来又补了一句，“同性恋是病，得治“。直到今天，她依然没有改变这个观念。而对于我爸，我一直都没有讲明自己的性取向，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都不会讲。
03
相比起我的同性恋身份，父母更犯愁我的上学问题。
被劝退之后，我父母也求过人，找过学校，我自己也去看了三所技校，但对方一听说是转学生，就都没有收我。后来又赶上疫情，我就一直呆在家里。
在家里呆的时间久了，我发现自己开始有抑郁情绪。我不敢跟外界有太多的交流，怕看到有人来骂我。跟好朋友的联系也变淡了，一部分原因也是想跟她们保持一点距离，不让学校为难她们。
那段时间我挺孤立无援的，二、三月份就开始有抑郁症的倾向。
白天我会处于一个很狂躁的状态。爸妈跟我说话我都会嚷回去。我其实不想那样，但是我根本控制不住。
到了晚上我就变得非常低落，于是通宵打游戏。我甚至记不起来玩过什么游戏，从打开电脑到移动鼠标都是下意识的动作，像是一个被操纵的木偶人一样。
那段时间的我就像丢了魂，爸妈叫我吃饭我也不吃，叫我干啥我也不干，没有自己的意识。
三月份的时候，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因为已经18岁了，再找学校希望渺茫。
但我想活着，哪怕无所事事地活着也是活着。
后来，我偷偷跑到医院看病，确诊了重度抑郁。医生建议我服药，我心理上比较抗拒，怕自己对药物形成依赖。如今我在一点点调整状态，情绪也比之前平稳了一些。但对于未来，我依旧很迷茫。
到了今年一月份，我把自己的经历在微博上爆了出来。
当时主要是因为郑爽的代孕风波，有人怀疑张恒是骗婚gay。我看了微博上的评论，心里想：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要往同性恋身上推？好像所有坏事，推到同性恋身上，就变得理所应当了。
这些言论，以及我在学校经历的事情，依然在向我传递着，我们这个群体是多么的不受欢迎。
可我明明没做错什么。我以前是讨好型人格，但过去这一年里我想得越来越清楚，我没必要讨好别人。你也是人，我也是人，谁也没比谁高一头。
我会坚持维权。我希望学校向我道歉，并赔偿我精神损失。但现在最困扰我的问题是出路——我可能短期之内还是没学校可以上，所以想先找份工作。
网上有人说我身为同性恋不该去教书，怕把孩子变成同性恋，这其中逻辑已不需要我来反驳。但是，孩子的确需要接受性教育，也总要有人来向孩子科普，LGBTQ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社会对LGBTQ应该有什么态度。
未来，不管是我去做这样的老师，或是由其他人，我都希望社会能更加正视LGBTQ群体。
一个人不应该因为性倾向或性别身份而受到职业的限制——希望我们能这样告诉孩子们，更希望我们能为孩子们创造一个这样的未来。
2021年1月，小胡在微博上公开了自己因演讲“性少数反歧视”的内容被迫退学的事情，引发舆论关注。
当时，17岁的他站在台上，对着七八百名师生呼吁同性恋反歧视，随后以“宣扬同性恋言论”的缘由被学校火速开除。这件事发生在2019年的北京。
时隔一年，小胡决定将这段经历公之于众，让自己站在了风暴的中心。有人怀疑身为同性恋的他，却就读幼师专业，将来能否成为一个好的老师。但更多的人送来了理解与祝愿，也有热心人士提出，可以为他提供法律援助。
在一个看似包容的城市里，性少数的处境依旧有着复杂的面向。北京有全亚洲最大的gay吧之一，每当夜幕降临，那里便充斥着挥洒荷尔蒙的青春面孔；但就在几十公里外，17岁的少年在校园里小心翼翼地探索自我，当他终于想表达出来的时候，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压制。
1月的最后一天，我在首经贸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小胡。他不太愿意与我的目光交汇，让我时不时地在心里打鼓：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太敏感？当一个背负了很多重量的人坐在我面前，我总怕我的提问太轻浮，以至于对方不愿意向我打开他内心的匣子。
后来他说，这一年里他从一个懦弱的人变成了一个不再讨好别人的人。他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说这句话时，他一直看着我，目光炯炯有神。
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汇入社会的熔炉里，时间越久，尖锐的部分越容易被熔化。渐渐地，我们把那些激烈的情绪内化，习惯了不再吵闹的生活。但有一天，你看到那些比你年轻的个体，在一个比你逼仄很多的环境里，勇敢地告诉很多人，他是谁，以及他希望自己如何被对待。那时，你才真切地理解了那句话：不要温和地走入那个良夜。
以下是小胡的自述：
01
上初中那会，我很孤僻，不爱说话，说话的声音柔弱。所以没有知心朋友，男生也都疏远我，说我是娘娘腔。听到这些话，我开始变得更自卑，封闭，不想跟人多交流。
学校管得严，不能带手机，两周回一次家，每周也只能周末在公用电话亭给爸妈打个电话，有时他们还接不到。
2017年，我中考考砸了，分数虽然够上我们当地的普通高中，但我后来没去，我感觉就算去了成绩可能也是垫底的。
普高的学风也一般，而且我不想再体验一次高考失败的感觉，所以就选择了职高，心想着起码能学一门技术，将来也不愁没有饭吃。
后来，我在职高学了幼师专业。我爸妈也挺喜欢这个专业的，觉得以后当个老师很稳定。
来到职高之后，我的生活也比之前好一些，可能是没什么男生再来欺负我了吧。
我们这一级三个幼教班，100多个人里才3个男生。在这个环境里，我更能做自己一些，也认同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我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也是女生，平常能跟她们讲讲自己的心里话。
02
2019年12月18日，我们学校办了一个“真人图书馆”活动。
我在网上查过，真人图书馆是从丹麦起源的，它本来是效仿图书馆借书的形式“借出”真人，让一些边缘群体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来消除大众对边缘群体的歧视。
但是真人图书馆到了我们学校就变成了一个“宣扬正能量”的活动，比如说一个小混混如何变成一个学习好的小孩，都是一些很细碎的日常琐事。
不少人懒得准备演讲稿，甚至都去网上抄，直接带着稿子上台念。
但我不想糊弄，我只想借助这个活动为我们群体发声。
当时演讲完，底下有同学为我鼓掌欢呼。但演讲一结束，班主任就叫我去了趟办公室，问我为什么想讲这个内容，以及我是不是同性恋，我出于信任，告诉了她。
过了一天，校领导就把我妈叫到了学校，我感到事情比我想象中的要严重。
校领导和我妈谈话的时候，我一直守在办公室外面。我不清楚他们具体谈了什么，直到我妈从办公室出来后，跟我说：“ta们让你退学。”
随后我就进了办公室。我，我妈，和班主任、校领导继续谈这件事。
Ta们坚持要我签署一份退学同意书，并且说：如果不签，一个月后自动开除。我们当然是不同意的。
期间我妈突然就给ta们下跪磕头，求网开一面，但ta们还是一样的态度。
一位系主任说，ta们班也有一个同性恋，偷偷摸摸的，被发现后也做了劝退处理。
僵持了大概四五个小时，老师们该下班了，我们也就回家了，最后还是没签那个同意书。
我自己对这个结果很不服气，所以第二天和母亲打了12345热线求助。对方的回复是：学校会严肃处理这件事。所以1月2日我又回了趟学校。
当时有七八位领导坐在我对面。我跟ta们说，学校开除我的理由很模糊。ta们只反复强调，我在学校大肆宣扬同性恋言论，将来幼教的工作都不好分配。
其次，ta们说我演讲的内容已经被一些家长反映“恶心”，对学校的声誉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尽管怀疑校方所言是否有依据——据我所知，活动没有家长参加，且这并不是大型对外公开的活动——但我一个人肯定说不过八个人，很快就败下阵来。
回家之后，我不太愿意提起这件事。刚开始我不知道怎么跟我爸说，后来才敢把实情告诉他。我爸把我骂了一顿，说我太冲动，做事不过脑子。
父母心里大概都有一根隐隐的刺吧。我刚上技校不久就跟我妈出柜了，说我不喜欢女生，我妈也没有很过激的反应，“那就是同性恋呗”。但她后来又补了一句，“同性恋是病，得治“。直到今天，她依然没有改变这个观念。而对于我爸，我一直都没有讲明自己的性取向，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都不会讲。
03
相比起我的同性恋身份，父母更犯愁我的上学问题。
被劝退之后，我父母也求过人，找过学校，我自己也去看了三所技校，但对方一听说是转学生，就都没有收我。后来又赶上疫情，我就一直呆在家里。
在家里呆的时间久了，我发现自己开始有抑郁情绪。我不敢跟外界有太多的交流，怕看到有人来骂我。跟好朋友的联系也变淡了，一部分原因也是想跟她们保持一点距离，不让学校为难她们。
那段时间我挺孤立无援的，二、三月份就开始有抑郁症的倾向。
白天我会处于一个很狂躁的状态。爸妈跟我说话我都会嚷回去。我其实不想那样，但是我根本控制不住。
到了晚上我就变得非常低落，于是通宵打游戏。我甚至记不起来玩过什么游戏，从打开电脑到移动鼠标都是下意识的动作，像是一个被操纵的木偶人一样。
那段时间的我就像丢了魂，爸妈叫我吃饭我也不吃，叫我干啥我也不干，没有自己的意识。
三月份的时候，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因为已经18岁了，再找学校希望渺茫。
但我想活着，哪怕无所事事地活着也是活着。
后来，我偷偷跑到医院看病，确诊了重度抑郁。医生建议我服药，我心理上比较抗拒，怕自己对药物形成依赖。如今我在一点点调整状态，情绪也比之前平稳了一些。但对于未来，我依旧很迷茫。
到了今年一月份，我把自己的经历在微博上爆了出来。
当时主要是因为郑爽的代孕风波，有人怀疑张恒是骗婚gay。我看了微博上的评论，心里想：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要往同性恋身上推？好像所有坏事，推到同性恋身上，就变得理所应当了。
这些言论，以及我在学校经历的事情，依然在向我传递着，我们这个群体是多么的不受欢迎。
可我明明没做错什么。我以前是讨好型人格，但过去这一年里我想得越来越清楚，我没必要讨好别人。你也是人，我也是人，谁也没比谁高一头。
我会坚持维权。我希望学校向我道歉，并赔偿我精神损失。但现在最困扰我的问题是出路——我可能短期之内还是没学校可以上，所以想先找份工作。
网上有人说我身为同性恋不该去教书，怕把孩子变成同性恋，这其中逻辑已不需要我来反驳。但是，孩子的确需要接受性教育，也总要有人来向孩子科普，LGBTQ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社会对LGBTQ应该有什么态度。
未来，不管是我去做这样的老师，或是由其他人，我都希望社会能更加正视LGBTQ群体。
一个人不应该因为性倾向或性别身份而受到职业的限制——希望我们能这样告诉孩子们，更希望我们能为孩子们创造一个这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