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小区绿化带将转农田。网络图片/古亭提供
近日，中国政府启动部署2023年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稳粮保供”专项行动，即在各地推行“退林还耕”。曾经在“退耕还林”政策指导下栽种的大批树木，一夜之间被清除，原来的林地又变成了耕地。比如，成都将耗资数百亿元建成的环城绿化带铲平，计划三年内将同一片区域打造成十万亩农田。另外，各地纷纷派出大量“农管”，在地方官员和警察的协助下，走到田间地头，要求农民停止种植经济作物，将耕地改种粮食。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来看，各地的农管经常不顾农民意愿，将农民种植的非粮食类作物强行铲平。例如，4月23日，广西南宁，警察和农管队共铲除六千余亩烟叶。此外，各地还有很多竹子、果树、花卉等农地被铲平，使农民蒙受大量损失。 此次行动，源自年初中央发布的文件。今年2月13日，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强调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有观察人士认为，近几年爆发的疫情和俄乌战争，剧烈冲击全球粮食供应链，在这种背景下，粮食安全再次成为了决策层关注的重要议题。并且近年来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不断恶化，大范围实行“退林还耕”，可能也是为将来潜在的粮荒做准备。 但是，这种运动式的做法真的有用吗？我深表怀疑。我认为，中国的粮食危机恐怕比外界想象的严重，中国出现新的饥荒是完全有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扩大种植面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重点是分配资源的机制，这不是农业问题，是政治问题。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对饥荒的研究，近代社会发生饥荒并不仅仅是因为食品短缺，更重要的原因是食品分配机制的不公，即人们的正当权利没有获得制度性的保障。尽管有很多饥荒确实发生在粮食产量下降之后，但有些饥荒却发生在粮食产量的高峰时期，比如1974年的孟加拉饥荒。1974年孟加拉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长13%，人均粮食产量增长5.3%。但当地农民因为之前发生的洪水灾害，无法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就业机会，从而通过交易获得粮食的机会也大大降低。看来，真正的问题并非粮食供应量是否充足，而在于人们获得食物的渠道是否畅通。当人们免于饥饿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时，粮食再丰收也无济于事。森进一步得出结论：在现代历史上，有独立反对党和媒体自由的民主社会从来没有发生过饥荒，而发生饥荒的地方，没有一次是因为粮食不足。 中国存在饥荒风险的原因之二是，行政干预生产一定没有好结果。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他的名作《国家的视角》中，用德国、苏联、巴西、坦桑尼亚等国的失败案例雄辩地说明，国家自上而下的计划项目，只会带来灾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和1959-61年发生在中国的三年大饥荒，两场饥荒爆发的原因都是共产党当局用行政手段干预正常的农业生产，且在饥荒爆发后继续用强力阻止农民自救（强制征粮，阻止农民逃荒等）。从退林还耕的简单思维可以看到，习近平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还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而毛时代的各种灾难，就是罔顾经济规律和基本人性，行政胡乱干预的结果，这种陈旧思维将大大限制中共面对危机的选项。
王丹
成都一小区绿化带将转农田。网络图片/古亭提供
近日，中国政府启动部署2023年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稳粮保供”专项行动，即在各地推行“退林还耕”。曾经在“退耕还林”政策指导下栽种的大批树木，一夜之间被清除，原来的林地又变成了耕地。比如，成都将耗资数百亿元建成的环城绿化带铲平，计划三年内将同一片区域打造成十万亩农田。另外，各地纷纷派出大量“农管”，在地方官员和警察的协助下，走到田间地头，要求农民停止种植经济作物，将耕地改种粮食。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来看，各地的农管经常不顾农民意愿，将农民种植的非粮食类作物强行铲平。例如，4月23日，广西南宁，警察和农管队共铲除六千余亩烟叶。此外，各地还有很多竹子、果树、花卉等农地被铲平，使农民蒙受大量损失。
此次行动，源自年初中央发布的文件。今年2月13日，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强调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有观察人士认为，近几年爆发的疫情和俄乌战争，剧烈冲击全球粮食供应链，在这种背景下，粮食安全再次成为了决策层关注的重要议题。并且近年来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不断恶化，大范围实行“退林还耕”，可能也是为将来潜在的粮荒做准备。
但是，这种运动式的做法真的有用吗？我深表怀疑。我认为，中国的粮食危机恐怕比外界想象的严重，中国出现新的饥荒是完全有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扩大种植面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重点是分配资源的机制，这不是农业问题，是政治问题。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对饥荒的研究，近代社会发生饥荒并不仅仅是因为食品短缺，更重要的原因是食品分配机制的不公，即人们的正当权利没有获得制度性的保障。尽管有很多饥荒确实发生在粮食产量下降之后，但有些饥荒却发生在粮食产量的高峰时期，比如1974年的孟加拉饥荒。1974年孟加拉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长13%，人均粮食产量增长5.3%。但当地农民因为之前发生的洪水灾害，无法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就业机会，从而通过交易获得粮食的机会也大大降低。看来，真正的问题并非粮食供应量是否充足，而在于人们获得食物的渠道是否畅通。当人们免于饥饿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时，粮食再丰收也无济于事。森进一步得出结论：在现代历史上，有独立反对党和媒体自由的民主社会从来没有发生过饥荒，而发生饥荒的地方，没有一次是因为粮食不足。
中国存在饥荒风险的原因之二是，行政干预生产一定没有好结果。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他的名作《国家的视角》中，用德国、苏联、巴西、坦桑尼亚等国的失败案例雄辩地说明，国家自上而下的计划项目，只会带来灾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和1959-61年发生在中国的三年大饥荒，两场饥荒爆发的原因都是共产党当局用行政手段干预正常的农业生产，且在饥荒爆发后继续用强力阻止农民自救（强制征粮，阻止农民逃荒等）。从退林还耕的简单思维可以看到，习近平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还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而毛时代的各种灾难，就是罔顾经济规律和基本人性，行政胡乱干预的结果，这种陈旧思维将大大限制中共面对危机的选项。
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