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自古讲究“孝顺”，但面对老人长年累月的生病在床，吃喝拉撒都需要照顾时，多少儿女会磨掉耐心，从开始的一脸孝顺，到最后的一脸嫌弃。
电影《久病床前》剧照
2019年7月29日，国家卫健委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新闻发布会公布，中国人均预期寿命77岁，健康预期寿命仅68.7岁！也就是说，我国居民大致有8年多的时间带病生存。①
同时有一个更“让人震惊”的数据，2016年全国老龄办发布《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显示：超过1.8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约4000万！所谓“失能”，指的是丧失生活自理能力。②
日本高龄者临终医疗学会医师宫本显二、宫本礼子夫妇写过一本书《不在病床上说再见》，其中写到，我们看过了 6 大国家（瑞典、澳洲、奥地利、荷兰、西班牙与美国）的高龄者临终期医疗现场。在这些欧美国家，只有 20% 的人在医院过世，基本没有长卧在床的老人，而亚洲却刚好相反。
其原因在于，在欧美人的普遍认知里，“活的时候尽情享受、死的时候干脆爽快”。
欧美人普遍认为，高龄者到了一定年龄后“寿终正寝”，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通过打抗生素，服药、手术、人工补充营养等方式为高龄者延命，也就是干涉他人的自然发展，反而被视为一种侵害人权与伦理的行为，更会被认为是在虐待老人。
《不在病床上说再见》中介绍，比如当欧美的高龄老人出现无法进食时，医生和家人一般都不会要求给与患者插胃管或打点滴，就算发生了感染引起肺炎，也不会给患者乱用打抗生素，一般是仅依靠内服的药物。当然这样也就不会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遭受折磨。
欧美人普遍认知中，给一个快要临终的老人，插胃管、大型手术、呼吸机等一些列的抢救措施，实在很难让人感受到他们身为人类应有的尊严。
简单的说，大多数的欧美国家的患者在进入意识不明的长卧状态前，就自然地寿终正寝了，这样不会制造出长期卧床的高龄患者。
因此，了解完欧美国家的情况后，宫本显二、宫本礼子夫妇都已留下书面文件，清楚表达他们在临终期时，均不愿接受胃造口等各种“受到折磨”的延命医疗，不仅如此，他们也向子女们再三耳提面命，不可因一己的情感之私，让老人承受无效医疗之苦。
著名作家巴金最后的6年时光，都是在医院度过的。这6年里，他以院为家，整天躺在床上，过上了有口难言的日子，默默承受着“语不能言”的悲哀。
因为气管切开和帕金森氏病的折磨，他不能自己进食而是靠通过鼻子插入胃管进食。为了吸痰，插管长期插在鼻子里，嘴合不拢，下巴脱了臼。后来还做了气管切开，用呼吸机呼吸使呼吸道畅通。
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周围的人对他说，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巴金不得不强打精神表示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但巨大的痛苦使巴金多次提到安乐死，被拒绝后他还向家人发过火，说不尊重他。
巴金还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为你们而活”“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她曾做过12年医生，见识太多死亡，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罗点点更希望人们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去面对死亡——尊严死。“所谓尊严死，就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让患者自然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
她期望人们在还清醒时就写下预嘱，万一将来到了生命末期、没有恢复期望时，撤出维持生命的医疗措施，使自己自然地、有尊严地死亡。
开国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也非常支持罗点点的倡议。他回忆，父亲病重到了最后时间，已经基本没有知觉了，气管切开没法说话，全身都是插的管子，就是靠呼吸机输液强心针来维持。“只是在维持生命，他本人很痛苦，我们也很痛苦。”
“我当时就问了一句，能不能不抢救了？但医生问，你说了算吗？你们敢吗？”陈小鲁无言，这成了他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中国的死亡质量为什么这么低呢？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原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主任）刘端祺，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
刘端祺
刘端祺说，整个医院，他最不愿意去的就是ICU病房，尽管那里展示着最先进的设备。在那里，他分不清“那是人，还是实验动物”。
有病人说：“这就像电视连续剧，演完每一集，都告诉我们，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尽管主角很想活，但还是死了。”有时候，刘端祺会直接对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又没多久，这张病床就换上了新床单，人离世了。
刘端祺说：死亡是一面镜子，反射出生命在它面前做的各种徒劳的姿态。
老话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自古讲究“孝顺”，但面对老人长年累月的生病在床，吃喝拉撒都需要照顾时，多少儿女会磨掉耐心，从开始的一脸孝顺，到最后的一脸嫌弃。
电影《久病床前》剧照
2019年7月29日，国家卫健委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新闻发布会公布，中国人均预期寿命77岁，健康预期寿命仅68.7岁！也就是说，我国居民大致有8年多的时间带病生存。①
同时有一个更“让人震惊”的数据，2016年全国老龄办发布《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显示：超过1.8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约4000万！所谓“失能”，指的是丧失生活自理能力。②
日本高龄者临终医疗学会医师宫本显二、宫本礼子夫妇写过一本书《不在病床上说再见》，其中写到，我们看过了 6 大国家（瑞典、澳洲、奥地利、荷兰、西班牙与美国）的高龄者临终期医疗现场。在这些欧美国家，只有 20% 的人在医院过世，基本没有长卧在床的老人，而亚洲却刚好相反。
为什么欧美少有长年卧床的老人?其原因在于，在欧美人的普遍认知里，“活的时候尽情享受、死的时候干脆爽快”。
欧美人普遍认为，高龄者到了一定年龄后“寿终正寝”，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通过打抗生素，服药、手术、人工补充营养等方式为高龄者延命，也就是干涉他人的自然发展，反而被视为一种侵害人权与伦理的行为，更会被认为是在虐待老人。
《不在病床上说再见》中介绍，比如当欧美的高龄老人出现无法进食时，医生和家人一般都不会要求给与患者插胃管或打点滴，就算发生了感染引起肺炎，也不会给患者乱用打抗生素，一般是仅依靠内服的药物。当然这样也就不会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遭受折磨。
欧美人普遍认知中，给一个快要临终的老人，插胃管、大型手术、呼吸机等一些列的抢救措施，实在很难让人感受到他们身为人类应有的尊严。
简单的说，大多数的欧美国家的患者在进入意识不明的长卧状态前，就自然地寿终正寝了，这样不会制造出长期卧床的高龄患者。
因此，了解完欧美国家的情况后，宫本显二、宫本礼子夫妇都已留下书面文件，清楚表达他们在临终期时，均不愿接受胃造口等各种“受到折磨”的延命医疗，不仅如此，他们也向子女们再三耳提面命，不可因一己的情感之私，让老人承受无效医疗之苦。
巴金：这样的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著名作家巴金最后的6年时光，都是在医院度过的。这6年里，他以院为家，整天躺在床上，过上了有口难言的日子，默默承受着“语不能言”的悲哀。
因为气管切开和帕金森氏病的折磨，他不能自己进食而是靠通过鼻子插入胃管进食。为了吸痰，插管长期插在鼻子里，嘴合不拢，下巴脱了臼。后来还做了气管切开，用呼吸机呼吸使呼吸道畅通。
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周围的人对他说，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巴金不得不强打精神表示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但巨大的痛苦使巴金多次提到安乐死，被拒绝后他还向家人发过火，说不尊重他。
巴金还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为你们而活”“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她曾做过12年医生，见识太多死亡，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罗点点更希望人们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去面对死亡——尊严死。“所谓尊严死，就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让患者自然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
她期望人们在还清醒时就写下预嘱，万一将来到了生命末期、没有恢复期望时，撤出维持生命的医疗措施，使自己自然地、有尊严地死亡。
开国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也非常支持罗点点的倡议。他回忆，父亲病重到了最后时间，已经基本没有知觉了，气管切开没法说话，全身都是插的管子，就是靠呼吸机输液强心针来维持。“只是在维持生命，他本人很痛苦，我们也很痛苦。”
“我当时就问了一句，能不能不抢救了？但医生问，你说了算吗？你们敢吗？”陈小鲁无言，这成了他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死亡就像一面镜子！中国的死亡质量为什么这么低呢？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原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主任）刘端祺，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
刘端祺
刘端祺说，整个医院，他最不愿意去的就是ICU病房，尽管那里展示着最先进的设备。在那里，他分不清“那是人，还是实验动物”。
有病人说：“这就像电视连续剧，演完每一集，都告诉我们，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尽管主角很想活，但还是死了。”有时候，刘端祺会直接对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又没多久，这张病床就换上了新床单，人离世了。
刘端祺说：死亡是一面镜子，反射出生命在它面前做的各种徒劳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