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遇到有人问“如果放开，你考虑过那些老人吗？”，其实我也可以用“流感每年死8万人，你关心过那些因流感死亡的老人吗？”这种话直接反问。但是，我想既然很多人有困惑、有恐惧，还是应该花点功夫把问题都讲清楚。
正文
经常有人在网上问：你家有老人吗？放开就可能会死100万人呢，你考虑过吗？
答：关于放开后会有相当的死亡数，而且主要是高龄老人付出代价，我不仅思考过，可以说这一年来都在思考，我希望我的看法能帮到大家。
当涉及到死亡问题时，没法让人轻松。没有人希望死亡发生，没有谁真的自私地希望以老人死亡的代价换来自己的自由——谁家没有老人呢？
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时，不希望是有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将这个提法当作道德大棒攻击有不同想法的人。我们绝大部分人可能立场有差异，但并不出于自私的原因。
在任何公共探讨中，我都提倡大家关注事实、行为和逻辑，而不要过多探讨动机，不进行无意义的道德指责。
01
迟早要开放，不要拿死亡数当道德大棒
对于新冠病毒，一个基本的认识是它不会消失了，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一直防下去，总有放开的一天。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无论何时放开，在放开后都会带来一定死亡——可作为参考的是，很多人不以为然的流感，但其实流感在中国至今每年都会造成大概8.8万人的超额死亡（这是估算，这个数字可能会偏大，而且不同年份有差异）。
所以，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在将来某一天，我们必然要面对新冠带来的人员损失问题。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我们也要面对广泛感染，大部分人可能都没啥问题，但不排除有少部分人会出现“新冠后遗症”（新冠后遗症不是终生伴随的意思，绝大部分仍然是会缓慢恢复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放开后会有什么样人员和社会损失，本身是可以探讨的，而且也是要重视的，但它们延伸出来的问题是何时放开才合适，以及放开后如何应对等等。何时放开，既取决于科学上对未来疫情的判断，也取决对眼下的防疫形势，防疫得失的评估。
在做这些评估前，首先要抑制的就是“生命无价”的道德冲动。因为如果生命真的无价，就不用做什么评估了，直接回到永不开放的死循环中去。
“生命无价”只是人的情感上，但是现实中生命不可能无价。如果生命真的无价，去医院看病就不应该收费，因为有些病收费太高导致了看不起病，死了人。如果生命真的无价，也应该把所有车道建成双向八车道，因为马路宽了车祸概率就降低了。
导致生命有价的原因不是人的无情、自私，而是现实资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延续本质上需要资源作为支撑，资源不是无限的而且有价格，生命也不得不“有价”。
所以，对各种支撑生命的要素进行必要的权衡或者说计算，不仅不可耻，而且非常必要。
02
不是不想防，而是太难防
再回到新冠的防疫问题，一个大前提是：防疫要耗费资源，如果耗费的资源不过于多，而收益又很明显，确实是比较容易做出选择的，那就是选择严格防疫（前提是能防住），推迟开放，等待更好时机。
在2020年和2021年，中国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情况是全国个别城市会有一些疫情，但大部分地方没有疫情或很少的病例，大部分企业也能正常生产。通过这种严格的动态清零策略，中国保护了生命，也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
当时采取这一策略的不只中国大陆，还包括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等。换句话说，东亚这一圈都采取了差不多的策略。说明当时大家对防疫成本投入和收益的考量是比较一致的，而且民众总体上是非常支持的。
而之所以是东亚选择这种策略，欧美没有这样做，不是成本收益计算有不同结果，而是文化观念不同——东亚民众更愿意让度一些个人权益以换取集体利益（有分析认为这是农耕文明塑造的），而欧美民众没有这种文化基础，导致防疫策略无法执行。
当然，如果从个体角度来说，即使是2020年、2021年，那些被严格封控过的居民，也是付出了一定代价的，可以说是少数人付出代价换取了全国大部分人的相对安全和自由。
总体来说，即使2021年有少数人对动态清零策略表示过怀疑和动摇，但不能不说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它保护过很多人的生命，其间中国的经济水平进一步提升。
2021年12月9日，奥密克戎毒株首次在中国内地检出。虽然从观测上已经知道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力强得多，但具体有多强，动态清零是否能防住，当时并没有底。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即使是再强的传播力，只要能真正做到物理隔离，也还是能做到阻断传播的。
但是，现实很快告诉大家，要防住的难度提升了不知多少倍。天津、吉林的疫情相继爆发，尤其是吉林省的疫情非常严重，一度到春播开始仍未结束。
从天津疫情开始，可以说中国的防疫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状态：只要病毒在社会面传播五六天没发现，就有可能导致全城开花——5月份的北京就是如此，病毒只在社会面隐匿传播了五六天，最终靠接近封城+多次全民核酸搞了2个月才控制下来。
从今年内的疫情新增趋势图可以看出，2月21日之后每日新增确诊数就一直居高不下，每天新增最低都得2000人左右。而到3月底和4月的上海，这之后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很清楚了。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城市被迫封锁，有一线大城市，有省会城市，也有十八线小县城。差别无非是因资源和管理水平不同，清零和解封的速度有所不同。而由于出远门就有被封控在外地的可能，绝大部分人自觉取消了出差和旅行计划。
从上半年天津、吉林到上海、北京，以及其它各个城市防疫的经历来看，大致说明了两点：
1、古老的物理隔离手段仍然是管用的，因为物理定律不会失效，只要不惜代价，确实是可以做到某个时间点的清零的。
2、虽然能做到清零，但是代价过于大，上海因为封城，直接损失就在八千多亿。更麻烦的是，清零的成果很难保持，或者说保持不了太久。
有很多人把下半年的疫情再也无法彻底控制归罪于上海方面，特别是批评上海当初施行的所谓“精准防控”精而不准，也没有更早封城。这种批评不能说完全没道理，但肯定是马后炮。我们尤其不能忽略，当时上海承担了全国最重的“外防输入”的任务，这意味着上海将会有更多薄弱点去接受考验。
同样不能忽略的是，5月份的北京，以及上海在5月底总体控制住以后（其中仍有一定病例外溢），到了下半年的诸多城市（已经多到数不过来），都爆发了严重疫情，将所有的原因都归为“上海后患无穷”并不合理。
也有人将下半年疫情走高归因为第九版防疫手册将入境隔离时间缩短，导致了输入病例的遗漏。这个说法或许有一定依据，但问题在于，缩短入境隔离时间本身就是在防疫和经济发展、内外交流中寻找平衡点。而且其被遗漏的比例被夸大了。
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北京一直严控进京，进京就弹窗，也一直做三天一检的常态化核酸，有散发病例也及时追踪，但到了11月还是爆发了。北京还是防疫资源最雄厚、居民文化素养最高最愿意配合的城市之一，这样仍然难以防范，你说问题到底出在哪？
实际情况是，下半年的疫情是多种原因导致的，首先是病毒继续在变异，传播力更强了，而且新的一波全球疫情又传到了西太平洋地区，外防输入压力更大，再叠加上了暑假大量人员流动，导致疫情多点开花。
03
层层加码是能力迫近极限的表现
如果凡事都从结果去倒推，总是能找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但防疫并不是沙盘推演，地方政府不是AI大脑，民众不是机器人，它一定会面对现实执行中的各种偏差和错误，不是说你设计了一个抗疫模式就能在电脑上跑完流程。
决定疫情趋势和走向的，终究还是那些简单而基本的规律在发挥作用：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传播力太强（有人认为有史以来仅次于麻疹病毒），面对它几乎没有中间态可选，选择清零就必然伴随静默、全民多轮核酸，这些措施反过去又影响经济和民生，当经济和民生受限时，会导致防疫资源消耗后无法迅速补充（地方财政开始吃紧），而财政吃紧又会进一步影响防控的效果。
另一方面，长期、反复的封控让民生受损，会让部分民众有抵触心理，开始消极配合。而在舆论压力下，官方必然要探索严控和适度松绑的尺度，这种松动加上执行上的打折以及看似偶然的因素，往往就会在各地酝成疫情。
这一年来，民众最痛恨层层加码。但为什么会有层层加码呢？因为所有加上去的那“码”，都是往“物理拒绝”这个方向靠拢，再笨的人都知道，物理学规律不会失效——只要你人不进我的地盘，就不会带来病毒。防疫的人力资源、智力资源、物质又有限，唯一的办法就是启动粗暴的“向物理定律靠拢”模式。
层层加码，本身就是防疫能力迫近极点时，将防疫责任和成本转嫁给民众的一种方式。
只要防疫资源有限、防疫能力有所不及，又不取消追责，那么层层加码就一定会到来。“20条”是对的，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们事后分析的各种技术，比如“本来应该怎样”，其实都是细枝末节，它可能会延缓或加速这个进度条，但改变不了整体趋势。清零目标不变，防控资源又在不停损耗，人员日渐疲惫，这种互动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财政并不雄厚的地方开始连核酸和隔离费用都窘迫（欠账也有尽头），防疫也越来越流于形式，漏洞越来越多。
大城市虽然有财力人力，但每一次的清零成本都极高，折腾一次元气大伤，折腾两次不敢想象。这时候，就可能很难持续下去。
我们之所以能够并且愿意撑到今天，本质上还是因为过去两年选择了动态清零，围绕这个策略构建了整个防疫体系，那么不管病毒怎么变异，我们都不会很快“认输”，总想再试一试。就像一个学霸，前两张卷子都考得很好，发了第三张卷子，你叫他直接放弃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想到，这次的难度直接超过学习大纲，你硬撑也没用。
这不是我一家之言，有上海疫情在前，更有其它东亚国家的主动调整做参考，那些人口比我们少、人均资源也更好的国家都认为要及时转向了，难道他们不爱惜本国居民的生命吗？他们就愿意主动牺牲老人吗？病毒太难防，形势迫不得已啊！
愿不愿意防和是否防得住是两个问题，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它们的关系。前者不会影响后者，因为后者是病毒的特征决定的，是科学问题。但后者却决定了前者，即如果防不住，你想防、把家底败家了也是在做无用功。
当然，假设能用不高的代价防住，那么继续防下去也是有理由的，我们可以赌一种情况的发生：明年新冠毒性变得明显更强（传播力不变）或者明显更弱了，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因为更晚放开而避免了可观的人员损失。但是，这终究是假设，是赌一种概率，而且这种概率并不高。
04
花巨资做常态化核酸，值得吗？
防疫不只有一个评估角度。比如，我们可以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去计算一下，目前的防疫方式的投入产出如何。
我个人曾经粗略算过，如果是以“总体控制疫情不大面积暴发”为目标，我们做常态化核酸、做异地隔离等等所要的防疫花费可能要花1万亿左右每年，即使比这个数字略少，这么多的钱，如拿这些钱去求急症重症，去买急需的药物，投到医学、公共卫生或者教育的其它方面，会不会拯救比100万还多的人？（如1万亿分给100万人，每人可得100万，平均100万救一个人，绝大部分时候足够了）要知道，2021年中国医保总支出才2.4万亿，是这2.4万亿让无数中国人续命了。
我想起一件小事，我有个亲戚，多年前被确诊肺癌，当时情况很危急，后来有医生提示，可以私下去购买“XX替尼”的抗癌药，于是我们就从各种渠道打听，后来确实买了这种药，一千多一瓶，每个月吃两三瓶，就靠着这个药，我的亲戚活了下来，而且从一代药吃到二代药，每年就花几万元钱，他延续了近十年的寿命。
故事没有结束，当时我老家有个村民，知道了我能够买到这个所谓的“抗癌药”，也来询问我，因为他的亲人也得了肺癌。当时我的建议是，这个靶向药也不是对所有肺癌都管用，先要确定分型，然后再试试看，我愿意代买。但是，当他知道这个药一千多一瓶以后，就没有再联系我了。
这种情况其实比比皆是。2021年中国总死亡人数是1014万人。你可以想想，其中睡在床上安详去世的不会很多，除了车祸或其它灾害、偶发事件而死亡的，绝大部分人都或多或少带着疾病去世。在其接近生命终点那些时间里，如果再花几万、十几万做个手术，再吃点进口药物其实是可以延长寿命的。
还有一些更基层的人，甚至连去大城市的医院做检查的能力都没有，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就去世了。
《我不是药神》里有一句台词，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中国的老百姓并不富裕，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有6亿人，很多人家真的存款不多，能做一次手术就不错了，有的一次手术都承担不起。真的不是开玩笑。
所以，当我们花钱如流水一样时——尤其是花公共财政，就一定要考虑这样花钱是不是划算的。比如，我们把几千亿做核酸、搞隔离的钱拿来救济其中一部分人，能不能延长他们的寿命吗？我想是肯定的，只是没有计算过具体数字。
05
长期本身的代价巨大
目前的防疫除了花钱像烧钱，本身的代价也非常巨大。这一年来，各地因防疫造成的人道灾难一起接一起，大家都快麻木了。而因为封控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天量，如果以前三季度的实际GDP和预期GDP做对比，其损失数以万亿计。
长期封控对人的精神上的伤害几乎难于统计，甚至不见报道。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有大量的如抑郁症类疾病患者，他们是不适合隔离的，如果强行把他们带到陌生的环境关一段时间，他们可能会精神崩溃。
封控本身也造成了很多人无法就医，无法及时获得药物。试问一下目前的情况，大量医护抽调去做核酸，去一线做防疫工作，这难道不是“医疗挤兑”吗？
有人说，防疫就是个“电车难题”，怎么防都要有人付出代价，无非就看谁躺在铁轨上。这个比方我是认同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电车难题”其实是有答案的，那就不要主动扳动拉杆，不要做“加害”行为。因为主动的加害行为不仅违法，也是不道德、不符合伦理的，被动的受害虽然也令人惋惜，但还不至于冲击社会道德和伦理基础。
对这些经济和社会问题，我只是做初步阐述。我们国家有大量优秀的病毒学家、防疫专家、经济学家、法学家，还有大量有实践经验的社会学者，如果让他们畅所欲言，是可以把防疫的各种问题讲清楚的，而且是能够拿出数据来的。
06
放开不是放任不管，仍然要积极抗疫
我个人非常理解很多人对于新冠抱有很大的恐惧心理，谁还喜欢得病呢？我们对于将来可能会有几十万、上百万的超额死亡数，也绝不能认为无关紧要，不去重视。
但是，人不可能成仙，成年人总要去思考这个问题。面对生死时，我们会考虑这一生是否有追求，有价值，有尊严，我们从来不可能只考虑寿命长短。不要以单一问题堵死了其它问题讨论的可能。
如果非要讨论老年人的死亡问题，也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普通人说，如果没有专业的解读，不太容易看懂各种数据和指标背后的含义，也理解不了数据的局限性。
比如新冠死亡数，很多时候它无法区分是“新冠致死”还是“带着新冠病毒死”；超额死亡人数比较能体现新冠的杀伤力，但是它需要根据人口结构和往年数据进行校正，还要考虑其它因素造成的干扰。以美国为例，“超额死亡人数”实际上是通货膨胀、俄乌战争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当然，新冠疫情的影响最大。
即使到一个确定的死亡案例，其对于社会和个体的意义也不同。我们做个假设，一个养老院里20个80岁以上严重带病老人的死亡对社会冲击大，还是贵州bus上一个8岁小孩遇难对社会的冲击大（没有遇难者名单，年龄只是假设）？恐怕还是后者。
人人生而平等是对的，但现实中人类总是面临抉择，而不是“既要还要又要”。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为了医治小孩的疾病不惜倾家荡产，但为了医治80岁老人而倾家荡产的有多少？谁能说这是自私和冷血呢？
明白了数据背后的含义，我们才能谈数据。那么，如果我们以台湾地区的未经修正的超额死亡人数来对比，平移换算到大陆，年超额死亡80或100万是有可能的。但这个数据只是理论推测，实际情况还跟人口老龄化程度、疫苗接种情况、人均医疗资源相关。
另外，如何采取措施有序开放，减少医疗挤兑，把关键资源用于治疗重症也非常重要。
当然，无论是100万还是几十万，不管是不是老人，都是生命，都要抱着积极的态度，尽一切努力去挽救他们。
关于这一点，其实我在今年9月就提过建议，推进疫苗接种率是最基础的，另外可以先利用基层力量识别高风险人群，对他们建档，要包干到人，疫情来临时要确保他们能联系上医护，有人指导护理。还可以考虑利用各种闲置房产或现有资源建设气泡型养老院，反向保护特殊人群。另外，要加强科普，减少盲目就医，挤兑资源。
即使放开，也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根据感染、医疗负担情况有控制地放开。先要取消“封控”“异地隔离”这种老百姓最恐惧的措施，要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物流畅通，但公共场所戴口罩、手卫生这种对生活影响不大、性价比高的防疫措施仍要保持。总之就是抓大放小，因时因地而调整。
我们要重视生命，但不要动辄拿“死100万”这样数字去吓唬人。中国太大，即使新冠的病死率降到跟流感差不多了，这么小的概率乘以14亿都是不小的数字。但是，每个人终究只生活在一个小范围内，他要考虑的首先是他自己的风险，一个小区域的风险。如果他连自身的生存都面临风险了，说那些大的数字又有什么意义呢？
最后，我诚心诚意说一句：中国的老百姓总体上是最善良最听话最拥护政府的，前两年防疫成功，除了政府组织有力离不开老百姓的配合，离不开老百姓伟大的奉献精神、利它精神。这么善良的老百姓如果不是实在太难、实在太苦、实在撑下去了，怎么会如此激烈地反对防疫？
老百姓不是一开始就反对防疫的啊，过去是支持的啊。老百姓没变，变的是病毒，是防疫形势。请给他们一些选择的权利，不要用“死100万”“你家有老人吗”这样的道德口号来绑架他们了。
谢谢理解。
我经常遇到有人问“如果放开，你考虑过那些老人吗？”，其实我也可以用“流感每年死8万人，你关心过那些因流感死亡的老人吗？”这种话直接反问。但是，我想既然很多人有困惑、有恐惧，还是应该花点功夫把问题都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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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在网上问：你家有老人吗？放开就可能会死100万人呢，你考虑过吗？
答：关于放开后会有相当的死亡数，而且主要是高龄老人付出代价，我不仅思考过，可以说这一年来都在思考，我希望我的看法能帮到大家。
当涉及到死亡问题时，没法让人轻松。没有人希望死亡发生，没有谁真的自私地希望以老人死亡的代价换来自己的自由——谁家没有老人呢？
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时，不希望是有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将这个提法当作道德大棒攻击有不同想法的人。我们绝大部分人可能立场有差异，但并不出于自私的原因。
在任何公共探讨中，我都提倡大家关注事实、行为和逻辑，而不要过多探讨动机，不进行无意义的道德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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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早要开放，不要拿死亡数当道德大棒
对于新冠病毒，一个基本的认识是它不会消失了，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一直防下去，总有放开的一天。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无论何时放开，在放开后都会带来一定死亡——可作为参考的是，很多人不以为然的流感，但其实流感在中国至今每年都会造成大概8.8万人的超额死亡（这是估算，这个数字可能会偏大，而且不同年份有差异）。
所以，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在将来某一天，我们必然要面对新冠带来的人员损失问题。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我们也要面对广泛感染，大部分人可能都没啥问题，但不排除有少部分人会出现“新冠后遗症”（新冠后遗症不是终生伴随的意思，绝大部分仍然是会缓慢恢复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放开后会有什么样人员和社会损失，本身是可以探讨的，而且也是要重视的，但它们延伸出来的问题是何时放开才合适，以及放开后如何应对等等。何时放开，既取决于科学上对未来疫情的判断，也取决对眼下的防疫形势，防疫得失的评估。
在做这些评估前，首先要抑制的就是“生命无价”的道德冲动。因为如果生命真的无价，就不用做什么评估了，直接回到永不开放的死循环中去。
“生命无价”只是人的情感上，但是现实中生命不可能无价。如果生命真的无价，去医院看病就不应该收费，因为有些病收费太高导致了看不起病，死了人。如果生命真的无价，也应该把所有车道建成双向八车道，因为马路宽了车祸概率就降低了。
导致生命有价的原因不是人的无情、自私，而是现实资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延续本质上需要资源作为支撑，资源不是无限的而且有价格，生命也不得不“有价”。
所以，对各种支撑生命的要素进行必要的权衡或者说计算，不仅不可耻，而且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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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想防，而是太难防
再回到新冠的防疫问题，一个大前提是：防疫要耗费资源，如果耗费的资源不过于多，而收益又很明显，确实是比较容易做出选择的，那就是选择严格防疫（前提是能防住），推迟开放，等待更好时机。
在2020年和2021年，中国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情况是全国个别城市会有一些疫情，但大部分地方没有疫情或很少的病例，大部分企业也能正常生产。通过这种严格的动态清零策略，中国保护了生命，也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
当时采取这一策略的不只中国大陆，还包括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等。换句话说，东亚这一圈都采取了差不多的策略。说明当时大家对防疫成本投入和收益的考量是比较一致的，而且民众总体上是非常支持的。
而之所以是东亚选择这种策略，欧美没有这样做，不是成本收益计算有不同结果，而是文化观念不同——东亚民众更愿意让度一些个人权益以换取集体利益（有分析认为这是农耕文明塑造的），而欧美民众没有这种文化基础，导致防疫策略无法执行。
当然，如果从个体角度来说，即使是2020年、2021年，那些被严格封控过的居民，也是付出了一定代价的，可以说是少数人付出代价换取了全国大部分人的相对安全和自由。
总体来说，即使2021年有少数人对动态清零策略表示过怀疑和动摇，但不能不说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它保护过很多人的生命，其间中国的经济水平进一步提升。
2021年12月9日，奥密克戎毒株首次在中国内地检出。虽然从观测上已经知道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力强得多，但具体有多强，动态清零是否能防住，当时并没有底。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即使是再强的传播力，只要能真正做到物理隔离，也还是能做到阻断传播的。
但是，现实很快告诉大家，要防住的难度提升了不知多少倍。天津、吉林的疫情相继爆发，尤其是吉林省的疫情非常严重，一度到春播开始仍未结束。
从天津疫情开始，可以说中国的防疫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状态：只要病毒在社会面传播五六天没发现，就有可能导致全城开花——5月份的北京就是如此，病毒只在社会面隐匿传播了五六天，最终靠接近封城+多次全民核酸搞了2个月才控制下来。
从今年内的疫情新增趋势图可以看出，2月21日之后每日新增确诊数就一直居高不下，每天新增最低都得2000人左右。而到3月底和4月的上海，这之后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很清楚了。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城市被迫封锁，有一线大城市，有省会城市，也有十八线小县城。差别无非是因资源和管理水平不同，清零和解封的速度有所不同。而由于出远门就有被封控在外地的可能，绝大部分人自觉取消了出差和旅行计划。
从上半年天津、吉林到上海、北京，以及其它各个城市防疫的经历来看，大致说明了两点：
1、古老的物理隔离手段仍然是管用的，因为物理定律不会失效，只要不惜代价，确实是可以做到某个时间点的清零的。
2、虽然能做到清零，但是代价过于大，上海因为封城，直接损失就在八千多亿。更麻烦的是，清零的成果很难保持，或者说保持不了太久。
有很多人把下半年的疫情再也无法彻底控制归罪于上海方面，特别是批评上海当初施行的所谓“精准防控”精而不准，也没有更早封城。这种批评不能说完全没道理，但肯定是马后炮。我们尤其不能忽略，当时上海承担了全国最重的“外防输入”的任务，这意味着上海将会有更多薄弱点去接受考验。
同样不能忽略的是，5月份的北京，以及上海在5月底总体控制住以后（其中仍有一定病例外溢），到了下半年的诸多城市（已经多到数不过来），都爆发了严重疫情，将所有的原因都归为“上海后患无穷”并不合理。
也有人将下半年疫情走高归因为第九版防疫手册将入境隔离时间缩短，导致了输入病例的遗漏。这个说法或许有一定依据，但问题在于，缩短入境隔离时间本身就是在防疫和经济发展、内外交流中寻找平衡点。而且其被遗漏的比例被夸大了。
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北京一直严控进京，进京就弹窗，也一直做三天一检的常态化核酸，有散发病例也及时追踪，但到了11月还是爆发了。北京还是防疫资源最雄厚、居民文化素养最高最愿意配合的城市之一，这样仍然难以防范，你说问题到底出在哪？
实际情况是，下半年的疫情是多种原因导致的，首先是病毒继续在变异，传播力更强了，而且新的一波全球疫情又传到了西太平洋地区，外防输入压力更大，再叠加上了暑假大量人员流动，导致疫情多点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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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加码是能力迫近极限的表现
如果凡事都从结果去倒推，总是能找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的。但防疫并不是沙盘推演，地方政府不是AI大脑，民众不是机器人，它一定会面对现实执行中的各种偏差和错误，不是说你设计了一个抗疫模式就能在电脑上跑完流程。
决定疫情趋势和走向的，终究还是那些简单而基本的规律在发挥作用：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传播力太强（有人认为有史以来仅次于麻疹病毒），面对它几乎没有中间态可选，选择清零就必然伴随静默、全民多轮核酸，这些措施反过去又影响经济和民生，当经济和民生受限时，会导致防疫资源消耗后无法迅速补充（地方财政开始吃紧），而财政吃紧又会进一步影响防控的效果。
另一方面，长期、反复的封控让民生受损，会让部分民众有抵触心理，开始消极配合。而在舆论压力下，官方必然要探索严控和适度松绑的尺度，这种松动加上执行上的打折以及看似偶然的因素，往往就会在各地酝成疫情。
这一年来，民众最痛恨层层加码。但为什么会有层层加码呢？因为所有加上去的那“码”，都是往“物理拒绝”这个方向靠拢，再笨的人都知道，物理学规律不会失效——只要你人不进我的地盘，就不会带来病毒。防疫的人力资源、智力资源、物质又有限，唯一的办法就是启动粗暴的“向物理定律靠拢”模式。
层层加码，本身就是防疫能力迫近极点时，将防疫责任和成本转嫁给民众的一种方式。
只要防疫资源有限、防疫能力有所不及，又不取消追责，那么层层加码就一定会到来。“20条”是对的，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们事后分析的各种技术，比如“本来应该怎样”，其实都是细枝末节，它可能会延缓或加速这个进度条，但改变不了整体趋势。清零目标不变，防控资源又在不停损耗，人员日渐疲惫，这种互动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财政并不雄厚的地方开始连核酸和隔离费用都窘迫（欠账也有尽头），防疫也越来越流于形式，漏洞越来越多。
大城市虽然有财力人力，但每一次的清零成本都极高，折腾一次元气大伤，折腾两次不敢想象。这时候，就可能很难持续下去。
我们之所以能够并且愿意撑到今天，本质上还是因为过去两年选择了动态清零，围绕这个策略构建了整个防疫体系，那么不管病毒怎么变异，我们都不会很快“认输”，总想再试一试。就像一个学霸，前两张卷子都考得很好，发了第三张卷子，你叫他直接放弃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想到，这次的难度直接超过学习大纲，你硬撑也没用。
这不是我一家之言，有上海疫情在前，更有其它东亚国家的主动调整做参考，那些人口比我们少、人均资源也更好的国家都认为要及时转向了，难道他们不爱惜本国居民的生命吗？他们就愿意主动牺牲老人吗？病毒太难防，形势迫不得已啊！
愿不愿意防和是否防得住是两个问题，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它们的关系。前者不会影响后者，因为后者是病毒的特征决定的，是科学问题。但后者却决定了前者，即如果防不住，你想防、把家底败家了也是在做无用功。
当然，假设能用不高的代价防住，那么继续防下去也是有理由的，我们可以赌一种情况的发生：明年新冠毒性变得明显更强（传播力不变）或者明显更弱了，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因为更晚放开而避免了可观的人员损失。但是，这终究是假设，是赌一种概率，而且这种概率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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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巨资做常态化核酸，值得吗？
防疫不只有一个评估角度。比如，我们可以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去计算一下，目前的防疫方式的投入产出如何。
我个人曾经粗略算过，如果是以“总体控制疫情不大面积暴发”为目标，我们做常态化核酸、做异地隔离等等所要的防疫花费可能要花1万亿左右每年，即使比这个数字略少，这么多的钱，如拿这些钱去求急症重症，去买急需的药物，投到医学、公共卫生或者教育的其它方面，会不会拯救比100万还多的人？（如1万亿分给100万人，每人可得100万，平均100万救一个人，绝大部分时候足够了）要知道，2021年中国医保总支出才2.4万亿，是这2.4万亿让无数中国人续命了。
我想起一件小事，我有个亲戚，多年前被确诊肺癌，当时情况很危急，后来有医生提示，可以私下去购买“XX替尼”的抗癌药，于是我们就从各种渠道打听，后来确实买了这种药，一千多一瓶，每个月吃两三瓶，就靠着这个药，我的亲戚活了下来，而且从一代药吃到二代药，每年就花几万元钱，他延续了近十年的寿命。
故事没有结束，当时我老家有个村民，知道了我能够买到这个所谓的“抗癌药”，也来询问我，因为他的亲人也得了肺癌。当时我的建议是，这个靶向药也不是对所有肺癌都管用，先要确定分型，然后再试试看，我愿意代买。但是，当他知道这个药一千多一瓶以后，就没有再联系我了。
这种情况其实比比皆是。2021年中国总死亡人数是1014万人。你可以想想，其中睡在床上安详去世的不会很多，除了车祸或其它灾害、偶发事件而死亡的，绝大部分人都或多或少带着疾病去世。在其接近生命终点那些时间里，如果再花几万、十几万做个手术，再吃点进口药物其实是可以延长寿命的。
还有一些更基层的人，甚至连去大城市的医院做检查的能力都没有，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就去世了。
《我不是药神》里有一句台词，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中国的老百姓并不富裕，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有6亿人，很多人家真的存款不多，能做一次手术就不错了，有的一次手术都承担不起。真的不是开玩笑。
所以，当我们花钱如流水一样时——尤其是花公共财政，就一定要考虑这样花钱是不是划算的。比如，我们把几千亿做核酸、搞隔离的钱拿来救济其中一部分人，能不能延长他们的寿命吗？我想是肯定的，只是没有计算过具体数字。
05
长期本身的代价巨大
目前的防疫除了花钱像烧钱，本身的代价也非常巨大。这一年来，各地因防疫造成的人道灾难一起接一起，大家都快麻木了。而因为封控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天量，如果以前三季度的实际GDP和预期GDP做对比，其损失数以万亿计。
长期封控对人的精神上的伤害几乎难于统计，甚至不见报道。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有大量的如抑郁症类疾病患者，他们是不适合隔离的，如果强行把他们带到陌生的环境关一段时间，他们可能会精神崩溃。
封控本身也造成了很多人无法就医，无法及时获得药物。试问一下目前的情况，大量医护抽调去做核酸，去一线做防疫工作，这难道不是“医疗挤兑”吗？
有人说，防疫就是个“电车难题”，怎么防都要有人付出代价，无非就看谁躺在铁轨上。这个比方我是认同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电车难题”其实是有答案的，那就不要主动扳动拉杆，不要做“加害”行为。因为主动的加害行为不仅违法，也是不道德、不符合伦理的，被动的受害虽然也令人惋惜，但还不至于冲击社会道德和伦理基础。
对这些经济和社会问题，我只是做初步阐述。我们国家有大量优秀的病毒学家、防疫专家、经济学家、法学家，还有大量有实践经验的社会学者，如果让他们畅所欲言，是可以把防疫的各种问题讲清楚的，而且是能够拿出数据来的。
06
放开不是放任不管，仍然要积极抗疫
我个人非常理解很多人对于新冠抱有很大的恐惧心理，谁还喜欢得病呢？我们对于将来可能会有几十万、上百万的超额死亡数，也绝不能认为无关紧要，不去重视。
但是，人不可能成仙，成年人总要去思考这个问题。面对生死时，我们会考虑这一生是否有追求，有价值，有尊严，我们从来不可能只考虑寿命长短。不要以单一问题堵死了其它问题讨论的可能。
如果非要讨论老年人的死亡问题，也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普通人说，如果没有专业的解读，不太容易看懂各种数据和指标背后的含义，也理解不了数据的局限性。
比如新冠死亡数，很多时候它无法区分是“新冠致死”还是“带着新冠病毒死”；超额死亡人数比较能体现新冠的杀伤力，但是它需要根据人口结构和往年数据进行校正，还要考虑其它因素造成的干扰。以美国为例，“超额死亡人数”实际上是通货膨胀、俄乌战争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当然，新冠疫情的影响最大。
即使到一个确定的死亡案例，其对于社会和个体的意义也不同。我们做个假设，一个养老院里20个80岁以上严重带病老人的死亡对社会冲击大，还是贵州bus上一个8岁小孩遇难对社会的冲击大（没有遇难者名单，年龄只是假设）？恐怕还是后者。
人人生而平等是对的，但现实中人类总是面临抉择，而不是“既要还要又要”。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为了医治小孩的疾病不惜倾家荡产，但为了医治80岁老人而倾家荡产的有多少？谁能说这是自私和冷血呢？
明白了数据背后的含义，我们才能谈数据。那么，如果我们以台湾地区的未经修正的超额死亡人数来对比，平移换算到大陆，年超额死亡80或100万是有可能的。但这个数据只是理论推测，实际情况还跟人口老龄化程度、疫苗接种情况、人均医疗资源相关。
另外，如何采取措施有序开放，减少医疗挤兑，把关键资源用于治疗重症也非常重要。
当然，无论是100万还是几十万，不管是不是老人，都是生命，都要抱着积极的态度，尽一切努力去挽救他们。
关于这一点，其实我在今年9月就提过建议，推进疫苗接种率是最基础的，另外可以先利用基层力量识别高风险人群，对他们建档，要包干到人，疫情来临时要确保他们能联系上医护，有人指导护理。还可以考虑利用各种闲置房产或现有资源建设气泡型养老院，反向保护特殊人群。另外，要加强科普，减少盲目就医，挤兑资源。
即使放开，也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根据感染、医疗负担情况有控制地放开。先要取消“封控”“异地隔离”这种老百姓最恐惧的措施，要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物流畅通，但公共场所戴口罩、手卫生这种对生活影响不大、性价比高的防疫措施仍要保持。总之就是抓大放小，因时因地而调整。
我们要重视生命，但不要动辄拿“死100万”这样数字去吓唬人。中国太大，即使新冠的病死率降到跟流感差不多了，这么小的概率乘以14亿都是不小的数字。但是，每个人终究只生活在一个小范围内，他要考虑的首先是他自己的风险，一个小区域的风险。如果他连自身的生存都面临风险了，说那些大的数字又有什么意义呢？
最后，我诚心诚意说一句：中国的老百姓总体上是最善良最听话最拥护政府的，前两年防疫成功，除了政府组织有力离不开老百姓的配合，离不开老百姓伟大的奉献精神、利它精神。这么善良的老百姓如果不是实在太难、实在太苦、实在撑下去了，怎么会如此激烈地反对防疫？
老百姓不是一开始就反对防疫的啊，过去是支持的啊。老百姓没变，变的是病毒，是防疫形势。请给他们一些选择的权利，不要用“死100万”“你家有老人吗”这样的道德口号来绑架他们了。
谢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