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年以来的经济发展表现低于普遍预期，而且有持续下行的趋势。这不仅给中国民众带来焦虑，也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和评论，经济学家和投资人对中国经济的前景都不乐观。
“我们正见证经济史上最大幅度的换挡”
（德国之声中文网）美国总统拜登在8月中旬的一场筹款活动中，将中国的经济问题称作是一枚“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中国官媒新华社就此发表评论文章称，拜登政府似乎把唱衰中国当成拯救美国经济的政策选项。评论还称，尽管面临一些挑战，中国今年的经济复苏依然稳健。
然而，接下来中国官方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7月份各项指标全线下行。国际主流媒体纷纷开始讨论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华尔街日报》8月22日发表题为“中国40年经济繁荣落幕，接下来会怎样？”的长篇分析文章，指出帮助中国摆脱贫困并成就其大国地位的经济模式已难以为继。“这与其说只是一段经济疲软期，不如说可能是一个漫长时代的落幕”。文章还引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经济危机的历史学教授Adam Tooze说：“我们正见证经济史上最大幅度的换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中国未来几年的GDP增长率将低于4%。《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按照这样的速度，中国将难以实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提出的到2035年GDP翻一番的目标。这将使中国更难脱离中等收入新兴市场的行列，并且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雄心恐怕永难成真。
同一天，《纽约时报》刊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的专栏文章“中国的经济危机有多可怕”。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包括房地产市场泡沫以及与之相关的影子银行业问题、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国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管理其经济所需的那种金融重组？官员们是否有足够的决心或清醒的头脑去做需要做的事情？我特别担心最后一点。”
他认为，中国需要用更高的消费需求取代不可持续的房地产投资。但中国官员正在通过推动银行增加放贷来应对潜在的危机，“这基本上是在延续让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老路，这一点也令人不安”。
克鲁格曼认为，如果中国真的出现2008年那样的危机，也不会严重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美国。因为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庞大，但美国在金融或贸易方面受到中国问题的影响却非常小。
即便是被视为一贯看好中国市场的投资人达利欧（Ray Dalio）也表示，为摆脱目前困境，中国需要尽早重组债务。达利欧上周在领英(LinkedIn)上写道:“中国显然需要一场大规模的债务重组，就像朱镕基在上世纪90年代末策划的那样，只是规模要大得多。”达利欧是桥水基金(Bridgewater)创始人，在中国企业投资了数十亿美元。有报道称，桥水基金自去年以来开始减持在中国企业的投资。
“根子在政治”
面对来自西方的各种担忧，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发文批评这是“唱衰”中国经济。他写道：“必须击溃这股甚嚣尘上的唱衰风，给中国社会注入强大信心。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根本和唯一途径就是把中国的经济增长实实在在抬起来，用事实对美西方的唱衰直接打脸，鼓舞国内信心不足的民众。“
胡锡进表示，中国的各级官员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尤其是各地都需要大规模促进对内和对外开放。“我们的社会需要迅速宽松起来，方方面面至少要比2019年更宽松，更自由。”
如果说这是一种隐晦的旁敲侧击，那么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21日发表的一篇评论“问题在经济 根子在政治”则非常直接。作者香港企业家刘梦熊在这篇评论中说，“改革开放头30多年是稳步上升轨，近年来却陷入螺旋式下降轨，透过现象看本质，令经济逆转最根本原因在政治。”“中国是当今世上经济被政治捆绑得最厉害的国家，没有之一！”
刘梦熊认为，阻碍中国经济的主因，一是政治上强化意识形态，滥用国家安全、反间谍概念，对投资者和专业人士造成心理威胁，让他们对中国裹足不前；二是“国进民退”；三是宣扬“定于一尊，一锤定音”，把个人崇拜推向新的高峰；四是推行战狼外交，令中国重回闭关锁国。
作者指出，政治造成的经济逆境，必须在政治上对症下药。他认为越南是一个可借鉴的例子：“政治上从党内民主扩展到社会民主，带动经济健康蓬勃发展”。
中国今年以来的经济发展表现低于普遍预期，而且有持续下行的趋势。这不仅给中国民众带来焦虑，也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和评论，经济学家和投资人对中国经济的前景都不乐观。
“我们正见证经济史上最大幅度的换挡”
（德国之声中文网）美国总统拜登在8月中旬的一场筹款活动中，将中国的经济问题称作是一枚“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中国官媒新华社就此发表评论文章称，拜登政府似乎把唱衰中国当成拯救美国经济的政策选项。评论还称，尽管面临一些挑战，中国今年的经济复苏依然稳健。
然而，接下来中国官方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7月份各项指标全线下行。国际主流媒体纷纷开始讨论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华尔街日报》8月22日发表题为“中国40年经济繁荣落幕，接下来会怎样？”的长篇分析文章，指出帮助中国摆脱贫困并成就其大国地位的经济模式已难以为继。“这与其说只是一段经济疲软期，不如说可能是一个漫长时代的落幕”。文章还引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经济危机的历史学教授Adam Tooze说：“我们正见证经济史上最大幅度的换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中国未来几年的GDP增长率将低于4%。《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按照这样的速度，中国将难以实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提出的到2035年GDP翻一番的目标。这将使中国更难脱离中等收入新兴市场的行列，并且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雄心恐怕永难成真。
同一天，《纽约时报》刊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的专栏文章“中国的经济危机有多可怕”。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包括房地产市场泡沫以及与之相关的影子银行业问题、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国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管理其经济所需的那种金融重组？官员们是否有足够的决心或清醒的头脑去做需要做的事情？我特别担心最后一点。”
他认为，中国需要用更高的消费需求取代不可持续的房地产投资。但中国官员正在通过推动银行增加放贷来应对潜在的危机，“这基本上是在延续让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老路，这一点也令人不安”。
克鲁格曼认为，如果中国真的出现2008年那样的危机，也不会严重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美国。因为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庞大，但美国在金融或贸易方面受到中国问题的影响却非常小。
即便是被视为一贯看好中国市场的投资人达利欧（Ray Dalio）也表示，为摆脱目前困境，中国需要尽早重组债务。达利欧上周在领英(LinkedIn)上写道:“中国显然需要一场大规模的债务重组，就像朱镕基在上世纪90年代末策划的那样，只是规模要大得多。”达利欧是桥水基金(Bridgewater)创始人，在中国企业投资了数十亿美元。有报道称，桥水基金自去年以来开始减持在中国企业的投资。
“根子在政治”
面对来自西方的各种担忧，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发文批评这是“唱衰”中国经济。他写道：“必须击溃这股甚嚣尘上的唱衰风，给中国社会注入强大信心。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根本和唯一途径就是把中国的经济增长实实在在抬起来，用事实对美西方的唱衰直接打脸，鼓舞国内信心不足的民众。“
胡锡进表示，中国的各级官员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尤其是各地都需要大规模促进对内和对外开放。“我们的社会需要迅速宽松起来，方方面面至少要比2019年更宽松，更自由。”
如果说这是一种隐晦的旁敲侧击，那么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21日发表的一篇评论“问题在经济 根子在政治”则非常直接。作者香港企业家刘梦熊在这篇评论中说，“改革开放头30多年是稳步上升轨，近年来却陷入螺旋式下降轨，透过现象看本质，令经济逆转最根本原因在政治。”“中国是当今世上经济被政治捆绑得最厉害的国家，没有之一！”
刘梦熊认为，阻碍中国经济的主因，一是政治上强化意识形态，滥用国家安全、反间谍概念，对投资者和专业人士造成心理威胁，让他们对中国裹足不前；二是“国进民退”；三是宣扬“定于一尊，一锤定音”，把个人崇拜推向新的高峰；四是推行战狼外交，令中国重回闭关锁国。
作者指出，政治造成的经济逆境，必须在政治上对症下药。他认为越南是一个可借鉴的例子：“政治上从党内民主扩展到社会民主，带动经济健康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