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2022年8月16日发布新的研究报告：《强制灌药和监禁：中国的精神病监狱》。
说起石悦这个名字，在中国没几个人知道，但“当年明月”，则如雷贯耳。这两个名字其实是同一个人。很多人很难把作为公务员的石悦和作为畅销书作家的“当年明月”联系在一起，因为以“当年明月”的名气和财富，他本可以过得比大多数中国人都好得多的自由自在生活，用不着栖身官场，在体制内唯唯诺诺的生存。尤其在他出事后，许多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对他选择做官很是不解。
在过去一周，中国社交媒体盛传“当年明月”被关进上海宛平南路600号。宛平南路600号也就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所在地。进这个地方的人无疑都有精神问题，需要咨询或治疗。关于“当年明月”的发病，舆论有两种说法，一是他得了严重精神疾病，来此治疗；二是他“猥亵女上司”，被“精神病”，实际是要在此避避风头。后一种说法暗示他有“保护伞”。不过，也有一些人对此说持怀疑态度，有人考据他的“女上司”已经60岁，而石悦大约40多岁；此外，既然是“猥亵女上司”，在中国目前的官场政治下，免职是肯定的。但上海当局至今没把他免职，对这两种传言，也不置可否。
根据《知情者透露当年明月“发疯”细节》一文披露，其精神状态确实出了问题，长期失眠，精神萎靡，昼夜颠倒，出现幻听，幻视，但尚未到大众意义上的精神病地步，在宛平南路600号治疗了一段时间，前段时间已出院了。至于如何演变成“猥亵女上司”的，该文说，由于精神状况出问题，领导安排他带薪休假，但他在这个过程中觉得自己遭受了不公待遇，几次在部门讨说法，跟同事和领导发生言语冲突，甚至有肢体冲突，最终被传成“精神分裂”和“猥亵女领导”。该文披露的情况比较详析，看似真实。
“当年明月”的从政路
“当年明月”现官至上海市政研室副主任，属市管干部，副厅级。虽然在上海魔都，这个层级的官员一抓一大把，然考虑其名气，尤其和上海市长龚正的特殊关系，发生在他身上的传闻，官方是要慎重对待的。龚正可称为“当年明月”的贵人，没有龚，他也许还窝在顺德那个小地方，他让石悦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在石悦还是海关顺德办事处的一名小职员时，因他写的通俗历史作品《明朝那些事儿》曝得大名，龚正读到该书后，了解海关系统还有这样一位奇才，于是把他借调到海关总署下属杂志《金钥匙》做编辑。其时龚虽是海关总署领导之一，但可能也不方便为他办理进京户口——彼时“当年明月”自身的硬件尚够不上北京户籍这个门槛，从而以借调的身份在海关总署呆了七年。
后来他遇到另一位“贵人”——环保部一位酷爱历史的副部长，该部长爱惜“当年明月”的才学，把他从海关总署安排在部直属的宣教中心综合室做副主任，并在当年又要他去环保部定点帮扶县河北省隆化挂职副县长。再往后，出任某中字头文化公司的副总经理。2018年，龚从杭州上调山东做省长，成为地方大员，没忘这位当年的才子，要他来山东，出任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处长。2020年龚调任上海，他又跟着过来，任市外宣办和新闻办副主任，并于2021年转任政研室副主任，直到此番精神病发。这大概是“当年明月”的从政履历。
“当年明月”到底是真疯，还是 “猥亵女上司”，目前真假难辩，但他在精神康复中心度过一段时间，大概是可以确认的。鉴于他不是一般的官员，其疑似精神病的故事折射出中国官场的现状，从中可以见到，这个官僚体制和官场文化是如何将一个有才华的官员吞噬的。
中国官场的依附关系
首先，在官场出人头地，是要有靠山和裙带关系的。中国是个裙带社会。这种裙带性在官场就体现为依附性，这一点从古至今没有本质变化。中共虽号称干部来自五湖四海，但官员的等级制根深蒂固。如果只做一般公务员，也许可以不去投靠某个靠山，攀附某位权贵，让自己保持一定的人格独立；可如果想往上升，出人头地，就非得要寻靠山，或等某位伯乐来发现不可，这是由中国官场的政治文化，更是由自身的政治利益决定的。没有靠山，纯粹因自己政绩，干得出色，得到百姓爱戴，而被上面乃至最高层赏识，这种情况有没有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翻遍中国历史，凤毛麟角。现实官场政治规则，要做高官特别是大官，朝中必定有人。
如前所述，“当年明月”遇到了两个欣赏并愿帮他的“贵人”，特别是龚正，直接把他从地方的小职员，调到署里，虽然仍是个小职员，但层次、眼界和机遇是在基层没法比的。对一个有志往官场发展的人来说，这一步实在是太宝贵了。事实上，他此后基本上顺风顺水，40出头就在上海做到副厅，如果没有背景和关照，很难。坦率地讲，“当年明月”在历史写作上有才情，可不等于在公文写作上也是一把好手，在秘书的职位上做得比其同僚要强，此中关键还是遇到了龚正这个“贵人”。
或效法王阳明而从政
其次， “当年明月”为什么要在体制钻营？他原本是可以不走这条路的，毕竟他20多岁就实现了绝大多数平民子女可望而不可及的财务自由。据报道，自2007年起，他连续7届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累计版税收入超4100万，至去年底，还有近6000万款项未结算。故而，他完全不必为一份稳定的收入而去考公，即便在基层做一个小公务员，也不必挤破头往上升，安于现状日子也会过得比多数国人要好。因为往上升的结果无非是权大一点，收入高一点，有更多的捞钱机会。但他竟走了做官这条路。所以，这就涉及文人从政的问题。在中国，文人为什么喜欢从政？
按前述文章的说法，“当年明月”进体制，缘于他家庭环境的影响，其父是公务员，父母希望他有一份稳定收入；另外也是他认为，在顺德海关工作是个闲职，任务不重，不影响业余时间的创作。然而，这可能是表面原因，在“当年明月”的内心深处，不排除他也想效法其笔下人物王阳明，怀有匡扶社稷，拯救黎民的想法。王阳明是明代大儒，其心学对后世影响深远，又富有政治和军事才能，几次挽大明于危机，可谓文人从政典范。“当年明月”在书里对王的评价非常高。王主张身体力行，积极进取，反对坐而论道，很难讲这不会影响到他的人生和政治哲学。中国文人受儒家影响，入世情节很重，总以为可以干番事，成就大业，甚至可为“帝王师”。作为对历史颇有研究的“当年明月”，从他对王阳明的描述和评价看，也难摆脱自古以来中国文化这股兼济天下的习气，很多文人就是在此种心理支配下从政的。
党国体制是部绞肉机
文人从政，有济世的情怀和抱负，当然可贵，然而，历朝历代的现实往往是碰一鼻子灰，什么也改变不了，原因就在于，高看自己的能力，以为可以玩转官场。可官场现实，比理想要残酷和黑暗得多，特别是当下中国官场，可谓集历朝历代的劣迹和中共党文化弊端之大成，一般人很难适应。故而提出了一个体制对官员的压迫问题，人们看到，在中国，很多官员都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在中国为官，时间久了，基本会丧失正常人的情感和道德。因为这是一个以剥夺人性，以人的尊严受损为代价，对上级摇尾乞怜、唯唯诺诺，对下级和百姓唯我独尊、趾高气扬的体制，官员不敢说真话，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也不鼓励官员说真话，表达自己的见解。在这种官场体制和文化里，官员很难避免不会被异化，我变成非我，一个官员，若想稍稍保持一份良知，一点尊严，马上就会面临官场乃至家庭的压力。所以多数官员不得不做妥协，直至完全丧失对真和善的感知，不想心灵完全被扭曲的，就会带来人格的分裂和精神的痛苦，此乃官场多抑郁症患者的原因。
据说，“当年明月”似乎是个很难融入“建制”里的人，他还想保留某种文人的底线和独立的人格与见识，可这样一来，势必会使他和体制冲突。据前述知情者透露，作为龚正实际上的秘书，他为其写过调研报告，但因报告的思路和龚有不同，两人为此闹过多次不愉快，渐渐龚就不太喜欢他，在政研室副主任的岗位上彻底成了一个闲职，加之他再也写不出像《明朝那些事儿》那样的文采飞扬的历史作品，以及家庭也出现了某种变故，于是精神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伤害，以致连基本的一日三餐正常进食都成了问题。
“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的结尾写道：“成功只有一个——按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一生”，这话常常被人用来形容作者自己。确实，这位一代才俊用他自己的方式，被其服务的体制吞噬，他悲剧性地演绎了，党国官僚体制是一部绞肉机，要想不被它绞杀，要么和它同流合污，要么从一开始就不被它诱惑而逃离它。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2022年8月16日发布新的研究报告：《强制灌药和监禁：中国的精神病监狱》。
说起石悦这个名字，在中国没几个人知道，但“当年明月”，则如雷贯耳。这两个名字其实是同一个人。很多人很难把作为公务员的石悦和作为畅销书作家的“当年明月”联系在一起，因为以“当年明月”的名气和财富，他本可以过得比大多数中国人都好得多的自由自在生活，用不着栖身官场，在体制内唯唯诺诺的生存。尤其在他出事后，许多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对他选择做官很是不解。
在过去一周，中国社交媒体盛传“当年明月”被关进上海宛平南路600号。宛平南路600号也就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所在地。进这个地方的人无疑都有精神问题，需要咨询或治疗。关于“当年明月”的发病，舆论有两种说法，一是他得了严重精神疾病，来此治疗；二是他“猥亵女上司”，被“精神病”，实际是要在此避避风头。后一种说法暗示他有“保护伞”。不过，也有一些人对此说持怀疑态度，有人考据他的“女上司”已经60岁，而石悦大约40多岁；此外，既然是“猥亵女上司”，在中国目前的官场政治下，免职是肯定的。但上海当局至今没把他免职，对这两种传言，也不置可否。
根据《知情者透露当年明月“发疯”细节》一文披露，其精神状态确实出了问题，长期失眠，精神萎靡，昼夜颠倒，出现幻听，幻视，但尚未到大众意义上的精神病地步，在宛平南路600号治疗了一段时间，前段时间已出院了。至于如何演变成“猥亵女上司”的，该文说，由于精神状况出问题，领导安排他带薪休假，但他在这个过程中觉得自己遭受了不公待遇，几次在部门讨说法，跟同事和领导发生言语冲突，甚至有肢体冲突，最终被传成“精神分裂”和“猥亵女领导”。该文披露的情况比较详析，看似真实。
“当年明月”的从政路
“当年明月”现官至上海市政研室副主任，属市管干部，副厅级。虽然在上海魔都，这个层级的官员一抓一大把，然考虑其名气，尤其和上海市长龚正的特殊关系，发生在他身上的传闻，官方是要慎重对待的。龚正可称为“当年明月”的贵人，没有龚，他也许还窝在顺德那个小地方，他让石悦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在石悦还是海关顺德办事处的一名小职员时，因他写的通俗历史作品《明朝那些事儿》曝得大名，龚正读到该书后，了解海关系统还有这样一位奇才，于是把他借调到海关总署下属杂志《金钥匙》做编辑。其时龚虽是海关总署领导之一，但可能也不方便为他办理进京户口——彼时“当年明月”自身的硬件尚够不上北京户籍这个门槛，从而以借调的身份在海关总署呆了七年。
后来他遇到另一位“贵人”——环保部一位酷爱历史的副部长，该部长爱惜“当年明月”的才学，把他从海关总署安排在部直属的宣教中心综合室做副主任，并在当年又要他去环保部定点帮扶县河北省隆化挂职副县长。再往后，出任某中字头文化公司的副总经理。2018年，龚从杭州上调山东做省长，成为地方大员，没忘这位当年的才子，要他来山东，出任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处长。2020年龚调任上海，他又跟着过来，任市外宣办和新闻办副主任，并于2021年转任政研室副主任，直到此番精神病发。这大概是“当年明月”的从政履历。
“当年明月”到底是真疯，还是 “猥亵女上司”，目前真假难辩，但他在精神康复中心度过一段时间，大概是可以确认的。鉴于他不是一般的官员，其疑似精神病的故事折射出中国官场的现状，从中可以见到，这个官僚体制和官场文化是如何将一个有才华的官员吞噬的。
中国官场的依附关系
首先，在官场出人头地，是要有靠山和裙带关系的。中国是个裙带社会。这种裙带性在官场就体现为依附性，这一点从古至今没有本质变化。中共虽号称干部来自五湖四海，但官员的等级制根深蒂固。如果只做一般公务员，也许可以不去投靠某个靠山，攀附某位权贵，让自己保持一定的人格独立；可如果想往上升，出人头地，就非得要寻靠山，或等某位伯乐来发现不可，这是由中国官场的政治文化，更是由自身的政治利益决定的。没有靠山，纯粹因自己政绩，干得出色，得到百姓爱戴，而被上面乃至最高层赏识，这种情况有没有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翻遍中国历史，凤毛麟角。现实官场政治规则，要做高官特别是大官，朝中必定有人。
如前所述，“当年明月”遇到了两个欣赏并愿帮他的“贵人”，特别是龚正，直接把他从地方的小职员，调到署里，虽然仍是个小职员，但层次、眼界和机遇是在基层没法比的。对一个有志往官场发展的人来说，这一步实在是太宝贵了。事实上，他此后基本上顺风顺水，40出头就在上海做到副厅，如果没有背景和关照，很难。坦率地讲，“当年明月”在历史写作上有才情，可不等于在公文写作上也是一把好手，在秘书的职位上做得比其同僚要强，此中关键还是遇到了龚正这个“贵人”。
或效法王阳明而从政
其次， “当年明月”为什么要在体制钻营？他原本是可以不走这条路的，毕竟他20多岁就实现了绝大多数平民子女可望而不可及的财务自由。据报道，自2007年起，他连续7届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累计版税收入超4100万，至去年底，还有近6000万款项未结算。故而，他完全不必为一份稳定的收入而去考公，即便在基层做一个小公务员，也不必挤破头往上升，安于现状日子也会过得比多数国人要好。因为往上升的结果无非是权大一点，收入高一点，有更多的捞钱机会。但他竟走了做官这条路。所以，这就涉及文人从政的问题。在中国，文人为什么喜欢从政？
按前述文章的说法，“当年明月”进体制，缘于他家庭环境的影响，其父是公务员，父母希望他有一份稳定收入；另外也是他认为，在顺德海关工作是个闲职，任务不重，不影响业余时间的创作。然而，这可能是表面原因，在“当年明月”的内心深处，不排除他也想效法其笔下人物王阳明，怀有匡扶社稷，拯救黎民的想法。王阳明是明代大儒，其心学对后世影响深远，又富有政治和军事才能，几次挽大明于危机，可谓文人从政典范。“当年明月”在书里对王的评价非常高。王主张身体力行，积极进取，反对坐而论道，很难讲这不会影响到他的人生和政治哲学。中国文人受儒家影响，入世情节很重，总以为可以干番事，成就大业，甚至可为“帝王师”。作为对历史颇有研究的“当年明月”，从他对王阳明的描述和评价看，也难摆脱自古以来中国文化这股兼济天下的习气，很多文人就是在此种心理支配下从政的。
党国体制是部绞肉机
文人从政，有济世的情怀和抱负，当然可贵，然而，历朝历代的现实往往是碰一鼻子灰，什么也改变不了，原因就在于，高看自己的能力，以为可以玩转官场。可官场现实，比理想要残酷和黑暗得多，特别是当下中国官场，可谓集历朝历代的劣迹和中共党文化弊端之大成，一般人很难适应。故而提出了一个体制对官员的压迫问题，人们看到，在中国，很多官员都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在中国为官，时间久了，基本会丧失正常人的情感和道德。因为这是一个以剥夺人性，以人的尊严受损为代价，对上级摇尾乞怜、唯唯诺诺，对下级和百姓唯我独尊、趾高气扬的体制，官员不敢说真话，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也不鼓励官员说真话，表达自己的见解。在这种官场体制和文化里，官员很难避免不会被异化，我变成非我，一个官员，若想稍稍保持一份良知，一点尊严，马上就会面临官场乃至家庭的压力。所以多数官员不得不做妥协，直至完全丧失对真和善的感知，不想心灵完全被扭曲的，就会带来人格的分裂和精神的痛苦，此乃官场多抑郁症患者的原因。
据说，“当年明月”似乎是个很难融入“建制”里的人，他还想保留某种文人的底线和独立的人格与见识，可这样一来，势必会使他和体制冲突。据前述知情者透露，作为龚正实际上的秘书，他为其写过调研报告，但因报告的思路和龚有不同，两人为此闹过多次不愉快，渐渐龚就不太喜欢他，在政研室副主任的岗位上彻底成了一个闲职，加之他再也写不出像《明朝那些事儿》那样的文采飞扬的历史作品，以及家庭也出现了某种变故，于是精神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伤害，以致连基本的一日三餐正常进食都成了问题。
“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的结尾写道：“成功只有一个——按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一生”，这话常常被人用来形容作者自己。确实，这位一代才俊用他自己的方式，被其服务的体制吞噬，他悲剧性地演绎了，党国官僚体制是一部绞肉机，要想不被它绞杀，要么和它同流合污，要么从一开始就不被它诱惑而逃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