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宣布封城好像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很难相信它就发生在两个多月以前。自那以后，整个世界都变了，而且，这种变化越来越被认为深不可测。
可以说，所有人都把新冠疫情看错了。还记得1月20日钟南山第一次在央视上说人传人带来的巨大震动吗？1月23日凌晨，其实是22日深夜，武汉宣布封城决定，那动静更像是扔了颗原子弹一样。
短短几十个小时，整个中国社会被彻底惊醒，也陷入了一定的慌乱。人们将愤怒和惊慌全都倾泻到了湖北省官员和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们身上，是他们宣扬“可防可控”，是他们到了1月18号还在搞武汉万家宴，21号还在搞团拜会，而且还在月初训诫了8名谈论“武汉发现了SARS”的医生，人们坚信，这场危机本来可以避免，就是因为上述表现所反映的官僚主义导致了疫情的暴发。
对于武汉封城，人们的态度也不完全一致。西方出现大量针对封城的人权质问，国内也有一些人怀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小题大做”。接下来的抗疫是在舆论一波又一波的批评浪潮中进行的。对一些人住不进医院和医护人员缺少防护物资的猛烈批评，对湖北红会行动迟缓的无情鞭挞，还有对高官在记者会上念稿子和对基层工作者行为粗野的潮水般的指责，构成了那段时间舆论场令人难忘的一幕。追责，反思，大概是当时互联网上热度最高的两个词。
所有那些批评和思考都有确凿的来龙去脉，也是应当继续坚持的。然而老胡必须指出一个天大的事实和它天大的影响，那就是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场新冠疫情在中国上演的仅仅是一个序幕，它的真正暴发，那种全球大流行病的超级暴发，那种比武汉猛烈不知道几倍的对经济社会体系彻底的冲击，随后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接连喷暴而出。
原来这才是这场终将改变人类历史轨迹的新冠大疫情全面展开时的样子！欧洲一个又一个国家成为了新的湖北，不，是湖北疫情的加强和放大版。意大利、西班牙的死亡人数迅速破万，会继续增长到多大没人知道。法国英国都有可能成为新的意大利和西班牙。而美国政府在吹嘘了一两个月“风险很小”“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后，眼看着转眼沦陷成新的疫情震中，竟然直接预测可能死“10至24万人”。现代的西方世界成为了新冠病毒对人类最为血腥的屠戮场。
在武汉所发生的所有错误都在西方国家重新、并且更加严重地又犯了不止一遍。武汉曾经上演的那些不如意，比如病人住不进医院等等，都在那些欧美国家以极限的方式重现。所发生的这一切像一顿密集的冰雹把中国人之前对这场疫情的认识砸满了坑。换句话说，中国人过去的所有诘问和看法都还在，然而这些强烈的事实在不断重置我们产生这些认识的大场景，我们观察问题的格局被改变了。事情的原有脉络依旧，然而我们认识它们的思想材料和尺度进行了质的添加和重组。所以人们的感受和聚焦的重点都在随之变化。
我们曾经以为，问题根本出在缺少舆论监督，如果我们有那几名医生不被训诫的舆论环境，以及武汉和湖北官员“大维稳”的观念能够不那么强烈，这场悲剧就完全可以避免。然而从欧洲到美国，都是西式“言论自由”的中心地带，那里也没有“维稳”的目标，但悲剧却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把那些国家一一推倒。
那么，是武汉更不容易避免最初的错误和混乱，还是西方国家更不容易避免呢？答案显然是前者。对武汉来说，新冠病毒毕竟是全新的疾病，对它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出问题，首先有一个科学层面的局限。而西方国家对新冠病毒的认识是站在中国肩膀上的，而且武汉封城又是对这种病毒不可控危险的震耳欲聋的宣告。
武汉封城时，美国只有一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英国的确诊病例是零。尽管不排除一些未被发现的感染者已经进入了欧美社会，但他们无疑是少数量的，是完全可以即时筛查出来并且从容应对的。
1月23日以后，中国形成了湖北战场和全国战场两大战线，我们一边探索，一边上演了全国其他省区市对新冠病毒的围歼战。西方国家如果参照了中国从广东到黑龙江任何一省的做法，都能够在很短时间里清理掉国内零星的感染病例，确保疫情不在本国大规模暴发。
然而那些国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不是一两个例子，而是它们的集体陷落带给了中国人一份原有反思之上的更大反思。看过去两个多月，有无数角度和线索在竞争我们的注意力，然而那个最强大的事实铸成了一个引力越来越强的重力场，强迫我们每时每刻都感觉到它的存在，它在重塑我们的思想方式。
疫情仍没有结束，中国与外部世界形成日益强烈的反差。这个反差不是侥幸出现的，它有着强烈的制度性基因。我们前所未有地发现，中国的毛病真的有很多，但这个国家在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又是那么的靠谱。我们对问题的批判实为国家和民族上进的自我鞭策。是的，自我鞭策很重要，但原则是，我们不能把自己抽晕。
武汉宣布封城好像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很难相信它就发生在两个多月以前。自那以后，整个世界都变了，而且，这种变化越来越被认为深不可测。
可以说，所有人都把新冠疫情看错了。还记得1月20日钟南山第一次在央视上说人传人带来的巨大震动吗？1月23日凌晨，其实是22日深夜，武汉宣布封城决定，那动静更像是扔了颗原子弹一样。
短短几十个小时，整个中国社会被彻底惊醒，也陷入了一定的慌乱。人们将愤怒和惊慌全都倾泻到了湖北省官员和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们身上，是他们宣扬“可防可控”，是他们到了1月18号还在搞武汉万家宴，21号还在搞团拜会，而且还在月初训诫了8名谈论“武汉发现了SARS”的医生，人们坚信，这场危机本来可以避免，就是因为上述表现所反映的官僚主义导致了疫情的暴发。
对于武汉封城，人们的态度也不完全一致。西方出现大量针对封城的人权质问，国内也有一些人怀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小题大做”。接下来的抗疫是在舆论一波又一波的批评浪潮中进行的。对一些人住不进医院和医护人员缺少防护物资的猛烈批评，对湖北红会行动迟缓的无情鞭挞，还有对高官在记者会上念稿子和对基层工作者行为粗野的潮水般的指责，构成了那段时间舆论场令人难忘的一幕。追责，反思，大概是当时互联网上热度最高的两个词。
所有那些批评和思考都有确凿的来龙去脉，也是应当继续坚持的。然而老胡必须指出一个天大的事实和它天大的影响，那就是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场新冠疫情在中国上演的仅仅是一个序幕，它的真正暴发，那种全球大流行病的超级暴发，那种比武汉猛烈不知道几倍的对经济社会体系彻底的冲击，随后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接连喷暴而出。
原来这才是这场终将改变人类历史轨迹的新冠大疫情全面展开时的样子！欧洲一个又一个国家成为了新的湖北，不，是湖北疫情的加强和放大版。意大利、西班牙的死亡人数迅速破万，会继续增长到多大没人知道。法国英国都有可能成为新的意大利和西班牙。而美国政府在吹嘘了一两个月“风险很小”“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后，眼看着转眼沦陷成新的疫情震中，竟然直接预测可能死“10至24万人”。现代的西方世界成为了新冠病毒对人类最为血腥的屠戮场。
在武汉所发生的所有错误都在西方国家重新、并且更加严重地又犯了不止一遍。武汉曾经上演的那些不如意，比如病人住不进医院等等，都在那些欧美国家以极限的方式重现。所发生的这一切像一顿密集的冰雹把中国人之前对这场疫情的认识砸满了坑。换句话说，中国人过去的所有诘问和看法都还在，然而这些强烈的事实在不断重置我们产生这些认识的大场景，我们观察问题的格局被改变了。事情的原有脉络依旧，然而我们认识它们的思想材料和尺度进行了质的添加和重组。所以人们的感受和聚焦的重点都在随之变化。
我们曾经以为，问题根本出在缺少舆论监督，如果我们有那几名医生不被训诫的舆论环境，以及武汉和湖北官员“大维稳”的观念能够不那么强烈，这场悲剧就完全可以避免。然而从欧洲到美国，都是西式“言论自由”的中心地带，那里也没有“维稳”的目标，但悲剧却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把那些国家一一推倒。
那么，是武汉更不容易避免最初的错误和混乱，还是西方国家更不容易避免呢？答案显然是前者。对武汉来说，新冠病毒毕竟是全新的疾病，对它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出问题，首先有一个科学层面的局限。而西方国家对新冠病毒的认识是站在中国肩膀上的，而且武汉封城又是对这种病毒不可控危险的震耳欲聋的宣告。
武汉封城时，美国只有一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英国的确诊病例是零。尽管不排除一些未被发现的感染者已经进入了欧美社会，但他们无疑是少数量的，是完全可以即时筛查出来并且从容应对的。
1月23日以后，中国形成了湖北战场和全国战场两大战线，我们一边探索，一边上演了全国其他省区市对新冠病毒的围歼战。西方国家如果参照了中国从广东到黑龙江任何一省的做法，都能够在很短时间里清理掉国内零星的感染病例，确保疫情不在本国大规模暴发。
然而那些国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不是一两个例子，而是它们的集体陷落带给了中国人一份原有反思之上的更大反思。看过去两个多月，有无数角度和线索在竞争我们的注意力，然而那个最强大的事实铸成了一个引力越来越强的重力场，强迫我们每时每刻都感觉到它的存在，它在重塑我们的思想方式。
疫情仍没有结束，中国与外部世界形成日益强烈的反差。这个反差不是侥幸出现的，它有着强烈的制度性基因。我们前所未有地发现，中国的毛病真的有很多，但这个国家在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又是那么的靠谱。我们对问题的批判实为国家和民族上进的自我鞭策。是的，自我鞭策很重要，但原则是，我们不能把自己抽晕。